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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曙山:论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在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中,语言认知处于人类认知的核心地位,是人类认知的基础。抽象的概念语言产生思维,语言和思维建构人类知识体系,知识积淀为文化。人类认知以语言为基础,以思维和文化为特征。人类的存在,不过就是语言的存在。首先,以认知科学的方法重新定义语言,接着,分别论述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从而导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我言,故我在。”最后讨论了汉语言文字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的自信来加强文化自信等一些重大问题和观点,并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语言;思维;文化;认知

   作者简介: 蔡曙山,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言、思维、文化层级的高阶认知研究”(项目编号:15ZDB017)中期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语非字面大脑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ZDB154)中期成果。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有一句举世皆知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因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人一旦停止思考,作为人的存在也就终止了。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对语言的本质和人类认知和存在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入、甚至完全不同的认识。人类认知是以语言为基础,以思维和文化为特征的。人类用语言来做事,包括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以致用语言来建构整个人类社会。1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和思维形成知识,并积淀为文化。除了语言我们一无所知,除了语言我们一无所能——人类的存在,不过就是语言的存在。我言,故我在(I speak, therefore I am)。

   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是认知科学的六大来源学科。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中,形成心智哲学、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认知人类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神经科学,它们被称为认知科学的六大核心学科。但这些学科都不是认知科学的对象。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心智和认知。笔者提出,人类心智的进化从低级到高级可以分为五个层级:神经层级的心智;心理层级的心智;语言层级的心智;思维层级的心智以及文化层级的心智。相应地,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方式也可以划分为五个层级,这就是:神经层级的认知;心理层级的认知;语言层级的认知;思维层级的认知以及文化层级的认知。简称为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语言认知处于人类认知的核心,是高阶认知的基础。人类认知是以语言为基础,以思维和文化为特征的。2

   本文根据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论述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论证人类存在的本质是语言的存在。

  

   一、 什么是语言

   由于学科或认知角度的不同,对语言有各种定义。我们采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定义语言。因为人类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人类是一种符号动物。3 因此,符号学定义是最基本的一种定义。

   (一)语言与符号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系统皆由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两个部分构成。初始符号(initial symbol)也称为该语言的字母表(alphabet),它是该语言的基本符号,即是该语言的出发点。形成规则保证由初始符号构成有意义的符号串,它们被称为语词(words)或表达式(expressions)。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区分语言和语言学。

   根据乔姆斯的说法,语言(language)是一种能力,4 语言是我们头脑里的认知加工方式、语言加工过程、认知加工装置和认知加工能力。语言学(linguistics)则是语言学家对我们头脑中语言加工方式和加工过程的模写。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对人类头脑中语言加工过程和方式进行了研究,区分了句法加工(syntactic processing)、语义加工(semantic processing)和语用加工(pragmatic processing)三种不同的加工方式和过程。语形加工只对语言符号自身进行操作,语义加工要对语言符号及其指称的对象进行操作,语用加工则要对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者即说者(speaker)和听者(hearer)以及语言使用的时间(time)、地点(place)和语境(context)进行操作。对这三个不同的加工过程和方式的研究分别产生了语形学(syntax)5、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它们是当代语言学的三大分支,也称为当代语言学的三分框架。6 简言之,语形学研究语言符号的空间排列关系;语义学研究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语言意义的影响。语形加工、语义加工和语用加工是在我们头脑里发生的语言认知过程,属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是一个科学概念;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却是语言学家对语形加工、语义加工和语用加工过程的模写,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是一个学科概念。

   (二)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

   迄今为止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按其产生的方式可以被分为两大类: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自然语言是在人类的自然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如汉语、英语、德语、俄语等等。人工语言是人类为了某种目的而发明或设计出来的语言,如世界语、一阶语言、高阶语言等等。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主要区别是:第一,产生的方式不同,已于前述;第二,形成规则不同。人工语言的形成规则是前行的,即按规则形成有意义的符号串。行为主义语言学认为,自然语言并无先行的规则来产生有意义的符号串,而要靠后天的学习或词典检验来判定。但乔姆斯基的心理主义语言学认为,语句的生成和转换也要根据一种先天的语言机制来进行,这就是生成转换规则,或称为生成转换语法,这是一种先天的语言装置,也叫普遍语法(UG)。形式语言与形式系统的建立,是计算机诞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随着计算机诞生而出现的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同时也对人类智能提出了挑战。人工智能最终是否能够胜过人类智能?最重要的是对这两种智能方式的认识,其中最根本的是对这两种不同智能的语言基础和思维方式的认识。7

   (三)脑与语言的双重进化

   美国人类学家迪肯(T. W. Deacon)在《符号物种:语言与脑的双重进化》一书中,以“符号物种”(Symbolic Species)来称呼人类,他将人类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结合起来,研究人类认知的进化。迪肯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和精辟的结论:语言反映了人类新的思维模式,这就是符号思维;在两百多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符号思维触发了语言与脑双重进化的进程;代代相传的思想最终引起身体的种种变化,从而形成人类独一无二的身体和大脑;第一次符号交际是作为一种我们的人类祖先不得不使用的唯一的方法进化出来的;理解符号交际使我们对意识的某些方面重新做出解释,包括理性意向、意义、信念和自我意识等等,而这些意识形式作为现实世界的紧要性质,是由符号所创造的;这也说明建造机器的方法不仅仅是使用符号,而且还要理解符号;符号能力造就了这样一个新的物种,这就使得在生命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获得进入他人思想和感情的通道。8语言的进化和分支如图1所示。9

   蔡曙山:论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地位和作用

   图1 语言进化和分支图

   乔姆斯基语言学的革命最终导致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革命。这是因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导致对人类心智的革命性的理解。1968年,乔姆斯基在《语言与心智》一书中,已经将语言与心智的研究联系起来。10在此后的70—90年代,该书被多次再版。在其他著作中,乔姆斯基也每每强调语言和心智、认知的关系。他说:“语言是心灵之镜。”11他又说:“心理的真实性就是一种可靠理论的真实性。”12按照乔姆斯基的理论,我们所具有的语法是在我们头脑中固有的。这样才能够解释,我们为何能够生成和理解无限多的语句;也才能够解释,语言为何能够与我们心中的其他如记忆、视觉和道德判断相互作用;也能够解释头脑受伤的人为何常常也会失去他们的全部或部分语言;还能够解释当我们在实验条件下做一个语言工作测试时,PET扫描为何能够显示在我们的大脑的特定区域会有增加的血流量等。

   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导向认知。首先,乔姆斯基从句法结构的分析深入到对心理和心智的分析,其“先天语言能力”的天才假说更引发对语言和心智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其次,从人类认知五层级看,语言认知和神经认知、心理认知、思维认知、文化认知相互协同,相互影响,使人类具有与非人类动物不同的非凡的认知能力,即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高阶认知能力,使人成为人。

   ——语言的奥秘被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乔姆斯基来吧,于是这个领域便被照亮了!

  

   二、 语言与思维

   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语言的神经基础以及语言的心理基础问题,而只在高阶认知层级上讨论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思维与文化的关系,从而说明人类的存在是语言的存在。下面先来看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高阶认知即人类认知由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语言认知是高阶认知的基础。我们先来看语言认知与思维认知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影响语言。

   (一)“我的语言的限度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度。”

   20世纪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三大主流,这就是从世纪初兴起到30年代走向鼎盛的分析哲学,40年代作为过渡阶段的日常语言哲学,5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繁荣的语言哲学,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心智哲学,它们是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英美哲学的主流。20世纪西方哲学的这两次重要转向,体现在一位哲学家的两本著作上,这位哲学家就是维特根斯坦,这两本书就是《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分析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中说:“我的语言的限度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度。”13 维特根斯坦还说,未来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澄清那些在哲学上有疑问的命题,阐明这些命题的逻辑形式,按照逻辑语法的规则来说明这些命题从公认的形而上学命题的形式上看为何错误,以及在什么地方有错误。未来哲学将不再是一种理论,也不再提出学说或获取知识,它将只是一种逻辑分析活动。因此,应该设想,哲学就是一种语言批判。14

   维特根斯坦后期的代表作《哲学研究》,展开了对他自己前期思想和分析哲学的全面批判,它标志着分析哲学的终结和语言哲学的建立。为何说分析哲学至此终结?因为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和以后的大多数哲学家看来,分析哲学的根本原则已经破产了——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分析,分析哲学的这一根本原则和方法最终窒息了分析哲学。亨迪卡说“当分析哲学死在它自己手上时,维特根斯坦就是那只手。”15

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差异,可以从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差异来把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种差别:第一,在语言基础上,语言哲学彻底抛弃理想语言的企图,而回归于自然语言。第二,在使用的方法上,维特根斯坦指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不是数学逻辑能够解决的;哲学的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也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的;用真假来表示命题的意义是“一幅很差劲的画图”。16 哈克说,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的转向,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是从真值方法向意义方法的转向。第三,在学科和研究的框架上,语言哲学不仅从语形和语义上,更多的是从语用因素上全面展开对自然语言的分析,并形成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三大分支领域和分析框架。

   由此可见,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切变革和变化,都发生在它的语言基础上。这种变革,即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影响到哲学的基本范畴和概念,还影响到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二)语言决定论

   再来看语言学的发展。我们以20世纪重要的语言理论“沃尔夫假说”为例。沃尔夫假说分为强式和弱式。强式即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认为语言结构决定人的思维方式,并影响非语言的认知行为,不同语言的民族,其思维方式也不同。弱式即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认为被决定的认知过程因语言不同而不同,但语言并不完全地决定思维,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

   沃尔夫假说有以下几条重要的推论:

   1.语言结构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知结构(或者更为强式的表达是,人们以与他自己的语言结构相合的结构来认知现实);

   2.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切分现实,但不存在切分世界的自然方式;

   3.这种语言上的差异性是隐蔽或无意识的;

   4.语言结构对人类认知的限制亦是无意识的。因此,不同语言的观察者对同一现象的认知图像是不同的。

   通过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沃尔夫的语言假说我们看出,语言决定思维,这是20世纪以来研究语言和思维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的结论。从人类认知五个层级理论,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和思维形成人类全部知识,而知识积淀为文化。所以,语言是人类存在的根基,是人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我言,故我在。语言认知决定思维认知,而思维认知影响语言认知。在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沃尔夫假说得到了更好的说明,关于语言决定论的争论尘埃落定。

   (三)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

   从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看,语言决定论是否也成立呢?下面我们加以分析。

   1.中国人的语言

   中国人的语言是汉语。

   前面说过,一个语言由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两部分构成。汉语的初始符号和形成规则是什么呢?过去曾经认为,汉语的初始符号是汉字,汉字按照词法构成语词,语词按照句法构成语句。20世纪50年代以前受行为主义语言学影响,现代汉语语法基本上都是这样来阐述的。后来,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又把汉语的初始符号看作是偏旁和部首。追溯起来,最早使用汉字部首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把汉字分为540个部首。后人把许慎的部首进行简化。明代《正字通》简化为214个部首,《康熙字典》沿用214部。《现代汉语词典》有201部,《新华字典》有189部(旧版)。目前一般以201部为标准,新版《新华字典》也改为201部。20世纪80年代,由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和汉字编码与信息加工的需要,王永明发明了五笔字形输入法,他把构成汉字的基本“组件”称为“字根”,其中包括“键名”、“成字字根”和基本笔画。王永明将这些“组件”分开为“笔画”“键名”和“码元”三类。其中“笔画”21个,“键名”47个,“码元”133个。加起来也是201个。我们看出:与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一种“拼形文字”,即以“部首”或“字根”等汉字的基本构件为初始符号,并按照一定的拼形规则,在一个非线性的方块结构内拼写出全部汉字,这进一步证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一种拼形文字。

   笔者认为,汉语的词法还可以更简明。我们可以把汉语系统的初始符号看作是横、竖、撇、捺(点)、折五种基本笔画。这五种基本笔画组成偏旁和部首,由偏旁部首生成汉字,由汉字生成语词,包括一字词(汉字本身)、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包括丰富多彩的汉语成语)、多字词。6000个基本汉字组成的二字词有约1800万至3600万个、三字词约36亿至2159亿个、四字词约54万亿个,故中国人只需认识6000个基本汉字便可保证阅读和学习之需,而英语或其他拼音文字即使记住10万至100万个单词,也未必能够达到6000个汉字的表达能力!由此看出,汉语系统具有最少的基本符号,即汉字五种基本笔画,却有最强的生成能力!17

   自然语言的抽象性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测量:(1)基本符号的数量;(2)基本语词的数量。以这两个标准来测量,汉语是世界上最抽象、最简明和最有效的语言。汉语是中国人认知的基础,它决定中国人的思维和文化。我们应该宝爱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独一无二的、无比珍贵的遗产。

   2.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

   根据沃尔夫,操什么语言就按什么方式思维。又根据维特根斯坦,我的思维的限度就是我的语言的限度。所以,操汉语的中国人按照汉语的方式来思维,汉语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限度。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格律诗词

   语言的性质决定了,汉语可以书写格律诗词,也只有汉语可以书写格律诗词。

   汉字音形义统一,一字一音,每个音有四声(古代是五声,包括古入声),这样就形成汉语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它可以实现语词在音形义上的对仗,体现汉语独有的格律诗词的对仗、平仄的音乐之美。

   拼音文字一字包括多个音节,根本无法形成格律诗词这样的思维和文学形式,甚至翻译也不可能。例如,杜甫七律《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英文译文如下:18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and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译者许渊冲教授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擅长将中国诗词用英法文进行互译,他善于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优美的英法文诗体诗。应该说,以上英文是译得非常之好的,前一句译得尤佳。尽管如此,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根据中文的意思,“萧萧”是副词,修饰动词“下”。因此,shower是借作副词,修饰动词shed。但“萧萧”二字还有“萧瑟”之意,写秋天景象。由于前人有“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名句(曹操《观沧海》),看到“萧萧”二字,即想起秋天的肃煞气象。这种意味在译文中没有表现出来。后一句译文问题更多。原文“滚滚”对“萧萧”,副词对副词。但译文将“滚滚”用作动词,hour after hour是原意所没有的,是译者为了与前一句译文对应而配上去的。我意译为The endless river comes with its waves roll after roll似乎更好一些。在这两句诗中,“萧萧”和“滚滚”是诗眼,又是对仗,但由于英语是一种与汉语完全不同的拼音文字,它的每一个语词都由一个以上的音节构成,其中大多数都是多音节词,所以,它是不可能与每个字都是单音节的汉语对应的。用英语来翻译这两个具有对仗关系的语句,从原则上来说就是根本不可能的。金岳霖先生曾以舜庙的一副对联来说明翻译是不可能的。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卿云烂兮乣缦缦兮’,这类句子何等庄严堂皇,念起来总不免悠然神往,可是,要翻译似乎就没有办法。”19 外国人想要欣赏这些格律诗词,只有学好中文,从原文来欣赏它。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英语中的诗歌,由于音节、意味和其他美学因素的考虑,就只能是这么写。翻译成汉语,同样很难传达出其中的意蕴。金岳霖先生曾感叹诗歌翻译之难,他说:“有一位英国文学家说‘And the Lord said’这几个字神妙到不可言状,可是,就我个人说,我就得不到这种神妙的味。”20

   对联

   对联是格律诗的一部分,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就分别是两副对联。有关对联的奇闻逸事很多。例如,著名大哲学家和大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就擅长“对对子”,他一生写了很多有名的对联,尤其擅长以人名入对。金岳霖先生悼林徽因的挽联可谓千古名联。这副著名的挽联如下:

   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从句法上说,这副挽联使用了首句平起仄收的句式,它的平仄格律完全正确,语义十分真切,语用效果更属上乘。

   我们再看它的语义。“万古”对“一生”,这是工对。“一生”是偏正结构的名词,由数量词加名句构成,“万古”同样是由数量词加名词构成的偏正结构的名词,对得十分工整。“人间”对“诗意”,名词对名词,也是工对。“四月天”对“千寻瀑”,词组对词组,也是工对。“千寻瀑”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词组,由数量词作定语;“四月天”是与“千寻瀑”结构完全一致的偏正结构名词性词组。指称和意义十分明确,句法和语义上都非常完美。

   最后我们来看它的语用。最难得的是这幅挽联的“意境”,首先,它非常准确而深刻地传达了金岳霖先生对林徽因的赞美!“一生诗意千寻瀑”和“万古人间四月天”都使用了隐喻,“一生诗意”和“万古人间”多抽象啊,分别用“千寻瀑”和“四月天”来做隐喻,立刻具体生动,栩栩如生了!但语用几乎是无规则可循的,全凭说话人的意向和思维创造。

   对联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记事和喜庆用的对联,包括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所用的春联。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春联的春节,正如无法想象没有唐诗宋词和对联的中国文化。对联是由中国的语言文字来承载的,只有使用汉语和汉字,才能用平仄和对仗的方式来思维,也才能形成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对联和格律诗词。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和思维形成不同文化的特征。

   综上可以看出,汉语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汉语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中国文化的特征,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在这里没有出现例外。笔者建立的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在这里也再次获得了证明:语言是思维的基础,也是高阶认知即人类全部认知的基础;我言,故我在。

  

   三、 语言、思维与文化

   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用语言和思维来建构的,所以,语言和思维形成知识,而语言和知识积淀为文化。从此,人类的进化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的不是动物的基因层次的进化,而是人类自己独特的知识与文化的进化。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基因(meme)。

   (一)什么是文化

   最简明的定义,根据笔者的理解,文化就是“人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因此,文化是与自然紧密相联而又互相对立的一类事物。21

   作为人类认知最高层级的文化认知,其自身又有三种基本的形式:科学认知、哲学认知和宗教认知。

   1.科学认知

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自身包括精神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科学方法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可证实的,其方法包括科学实验和逻辑证明;二是可证伪的。科学方法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它作为认知方法的局限性。首先,实证方法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认知判断都是可以实证的。例如,暗物质和暗能量可以从观察现象运用逻辑和数学方法推测出它的存在,但在物理学上仍然无法用实验加以验证。其次,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假设。一个科学假说p应该可以解释众多的科学现象q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q2,…, qn,而一旦出现它不能解释的现象或反例┐qi(1≤i≤n),根据逻辑的逆否律(Modus Tolence, MT)便得到┐p,即p被证伪。因此,科学理论一定是可证伪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理论。由此可知,科学的认知能力和应用范围是有限的。

   2.哲学认知

   哲学是不需要实证,也不可能实证的一种认知方法。哲学凭借人类理性和逻辑思维,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把握对世界的认知,形成某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认知与哲学认知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它能为科学认知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交给哲学去把握。哲学认知将科学认知中那些无法实证而又有意义的命题变成哲学问题,并从理性和逻辑思维上加以把握,使之成为可对科学研究提供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20世纪40年代语言哲学建立以来,人们对哲学认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是一场反对借语言来迷惑我们的理智的战斗。”又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到日常的使用上来。”22 因此,哲学的任务在于语言分析。语言哲学比以往的哲学更深入地认识语言、思维与世界的关系。

   3.宗教认知

   宗教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方式,而且是与科学和哲学不同的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科学是一种以经验和实验为基础的认知方式,哲学是一种以理性思维为特征的认知方式,宗教则是一种以直觉和信仰为特征的认知方式。自我意识、抽象思维和宗教信仰常常被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三个主要标志。一些宗教认知的有效方法至今无法从科学上得到解释。例如,直觉和顿悟、意念和超自然力、意识和世界、灵魂和转世等等。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成为现当代文明的主流,很多人(主要是自然科学家,还有利用科学的其他人)试图将人类认知的所有方式都纳入科学的轨道,似乎科学的才是正确的,其实这是一种荒谬的认识。从哲学上看,科学的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如牛顿经典力学。在历史上被证伪的科学理论不计其数。宗教从身体和灵魂、精神与存在、今生和来世等对立范畴的相互关系之中来把握生命的意义。

   综上可以看出,科学是客观的和涉身的认知活动,哲学是主客观并重的和涉身的认知活动,宗教则是纯主观的、涉身的和体验的认知活动。

   (二)语言决定思维和文化

   语言决定论的核心思想是: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个体,思维也不同。所以,要讲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决定思维和文化,二是文化和思维影响语言。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两者同时存在,无法分离,我们一并阐述。

   我们以中国人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为例进行分析。

   汉语和汉字决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汉语和汉字以及中国人的特殊思维方式又决定中国文化的特征。由此我们得出:汉语言文字决定中国文化。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1.国学

   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23 这个定义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深究国学的本名原意。“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单纯的国学,则独指经、史、子、集部的语言文字经典训诂学问。

   国学到底是什么?除了《经》《史》《子》《集》,作为国学基础的,是她的语言和语言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版本目录学,统称小学。章太炎先生说:“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24 ——太炎先生将小学看作国故之原。

   莫友芝 (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精通文字训诂之学,被曾国藩尊为“西南巨儒”。莫友芝何以能得如此尊称?——究其学问功夫,乃是小学。莫友芝著述甚多,《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及附录、《知见传本书目》、《恃静斋藏纪要》为目录版本学者所重视;《韵学源流》《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卷,为声韵学、训诂研究做出了贡献。《韵学源流》一书为汉语音韵学经典,一直为古今学者所引用。如当代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中多处引用此书,并在附录中将其列为“汉语音韵学参考书”。25

   为何小学是国学的基础?为何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对国学是如此之重要?皆因语言之故也。我们从人类认知五层级的理论就可以看清这种关系。国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统称,属于文化的范畴。从人类认知五层级看,语言决定思维,而语言和思维共同决定文化。小学属于语言认知的范畴,国学属于思维和文化认知的范畴,小学是国学的基础,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了。所以,一个人不是随便就可以谈国学的,除非他了解和研究过古汉语、古文字和汉语的音韵学,也就是国学之基础小学。

   2.《红楼梦》

   《红楼梦》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不仅因为汉语和汉字是独一无二的,离开汉语言文字不可能有《红楼梦》。《红楼梦》是独一无二的,还因为曹雪芹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离开曹雪芹的特殊语言风格,也不会有《红楼梦》。因为心智和语言都是涉身的(embodied)。语言与指纹和基因一样,具有个人的特征。曹雪芹经历过盛极而衰的家庭悲剧,又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古典文学修养,才有可能写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那样的篇章。由于曹雪芹在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他也才能写出“《红楼梦》十二支曲”“葬花词”那种震撼人心的词章,以及书中与各种人物身份相符的美妙诗词。仅从语言的风格上说,高鹗的后四十回流于记事,已经完全失去前八十回曹雪芹语言的神韵。

   语言比我们直接的生理感觉和直观的心理感受都要深刻得多!可以想见历朝历代曾经有过多少与曹雪芹身世相同的纨绔子弟,他们也有丰富和深刻的人生感受,但他们并不能将自身的人生感悟书写出来,所以在历史上他们就只能像尘土一样地灰飞烟灭,在文化上也不会留下任何一点痕迹。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灿若星辰似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无一不是用语言(主要是汉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没有语言——这里指的是汉语言文字——就不可能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不可能有辛弃疾的“千古江山”;不可能有李清照的“常忆溪亭日暮”;不可能有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不可能有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当然也不可能有曹雪芹的《红楼梦》!

   综上,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和思维决定文化,因此,语言决定文化。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我们常常用“语言文化”这个术语来加以表达,由此反映语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文化自信来源于语言自信。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汉语言文字的自信。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汉语言文字的自信来加强中国文化的自信。

   (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meme)是近年来被热情讨论的一个文化范畴。这个词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现今meme一词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收录到《牛津英语词典》中。根据《牛津英语词典》,meme被定义为: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

   汉语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历经多少的灾难,也曾经历过多个朝代的异族入主中华,但我们这个国家始终统一而不分裂,我们认为这是汉语和汉字所起的作用。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使得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无论你操什么样的方言,无论你在言语交际上有什么障碍,只要坐下来书写汉字,彼此间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试想在一个使用拼音文字的地区,由于语音和文字的不同,很容易就分裂为不同的国家。例如,欧洲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官方语言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23种语言。这个与中国面积差不多大小的洲,现在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形成,与语言的相互独立有因果联系。

   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在于其语言和文化。首先,中国文化具有超级稳定性。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以家庭和家族为细胞的中国文化,相对于以迁徙为必要条件的西方工商文化,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说是超级稳定性。这是因为,农耕文化是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形成了农耕文化的超级稳定性。其次,汉语的超级稳定性加强了中华文化的超级稳定性。汉语是一个超级稳定的系统,表现在它的初始符号笔画、部首及其组成汉字的规则这套词法系统以及由汉字构成语句的句法系统几千年未变。我们凭借传统汉字系统仍然可以阅读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典籍。汉字和汉语系统维系和保证了中国的传统家庭的稳定性。中国传统的续家谱、过春节、贴春联,都是靠这套语言系统来维系和运行的。根据言语行为理论,人类通过说话来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26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由于汉语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稳定内核,汉语的超级稳定性保证和加强了中华文化的超级稳定性,而语言和文化的超级稳定性就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中国自秦以来大一统和超级稳定的根源。——所有这些关系,在人类认知五个层级的理论框架下都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解释。

  

   四、 结论和讨论

   (一)我言,故我在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言,故我在(I speak, therefore I am)。

   这个命题有多重含义。首先,人类发明了抽象概念构成的符号语言,使人类最终进化为人。27 人类运用抽象语言进行思维,并形成知识。语言和知识积淀为文化。从此,人类的进化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地不是基因层次的进化,而是脑与语言的双重进化,是语言、知识和文化层级的进化,人类的历史因此日新月异。人类用语言来做一切事情(doing every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所以,人类的存在是语言的存在。第二,语言区分了高阶认知和低阶认知,即区分了人类认识与动物认知。在人类认知中,语言认识是基础,语言决定思维,语言和思维又共同决定文化。所以,语言决定人类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动物意义的存在,而是人类意义的存在。第三,人类的存在,包括作为认知主体的存在,作为思维主体的存在和作为文化主体的存在,不过是语言的存在。“我思,故我在”这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在认知科学发展的今天,应该被“我言,故我在”这个更深刻的命题所取代。第四,作为语言存在的人类,受更低层级的认知即动物认知包括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的决定。“心智是涉身的”,28 认知科学的第一个重要命题在这里得到解释。这也表明,人类并没有完全脱离动物认知,人类的存在仍然是一种动物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存在和动物的存在是完全平等的,人类应该尊重其他动物和所有生物存在的权利。

   (二)语言决定思维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直是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关注的问题。在人类五层级的理论框架下,本文重新解释和证明了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和一些重要理论: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何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两次转向都发生在语言认知上?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我的语言的限度就是我的世界的限度”,这些思想理论都在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中得到了解释和说明。第二,20世纪重要的语言理论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在人类认知五个层级的理论中得到了确定无疑的证明。 第三,认知科学的第二个重要命题“思维是无意识的”29 在这里得到解释:思维是无意识的,因为第一语言的加工是无意识的。第四,“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应该受到质疑、批判和扬弃。因为“我”的存在不仅是思维的存在,更为根本的是语言的存在。

   (三)人类语言和思维形成特定的文化,文化反作用于并影响语言和思维

   文化是人类最高级和最复杂的认知形式,它与其他层级的认知形式的关系也最复杂。本文从人类语言和思维形成特定的文化和文化反作用于并影响语言和思维两个方面来阐述,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在文化认知层级上,我们分析科学认知、哲学认知和宗教认知这三种基本的文化认知方式,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科学是客观的和涉身的认知活动,哲学是主客观并重的和涉身的认知活动,宗教则是纯主观的、涉身的和体验的认知活动。第二,在语言、思维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上,我们用认知科学的方法考察了汉字和汉语系统。我们还分别考察了汉语言文字对中国人思维的决定作用,以及汉语言文字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决定作用。我们特别提出“语言文化”和“文化基因”的概念,以凸显语言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以及汉语言文字对中国文化的决定作用。文化自信来源于语言自信。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来源于汉语言文字的自信,而汉语言文字的自信确切地加强了中国文化的自信。第三,我们讨论以汉字为内核的中华文化基因,并讨论这个文化基因对中国大一统的重要性,并由此明了:我们应该万分珍惜汉语和汉字,她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

   注释

   1 Searle,John R.,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Free Press,1997,pp.59-78.

   2 蔡曙山:《论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学术界》2015年第12期,第5—20页;蔡曙山:《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和高阶认知》,《科学中国人》2016年2月号,第33—37页。

   3 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从认知科学五个层级理论看人机大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第145—154页。

   4 Deacon,T.W.,The Symbolic Species: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Human Brain.New York:W.W.Norton,1997,p.349.

   5 蔡曙山、邹崇理:《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6 Chomsky,N.,Language and Mind,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pp.173-185.

   7 Chomsky,N.,Reflections on Language.New York:Pantheon,1975,p.4.

   8 Chomsky,N.,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Oxford:Blackwell,1980,p.191.

   9(1)Deacon,T.W.,The Symbolic Species: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Human Brain.New York:W.W.Norton,1997,pp.11-13.

   10(2)Chomsky,N.,Language and Mind.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p.4,pp.8-10.

   11(3)国内学界将syntax一词译为“句法学”,不妥。Syntax有两层含义:作为语言加工过程,包括词法和句法两个层次,前者是指将语言的初始符号(initial symbols)加工为语词(words)的过程,后者指将语词加工为语句(sentences)的过程。因此,作为语言学的分支,syntax包括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Syntax译为“句法”缩减了它的含义,将“词法”完全排斥在外,是毫无道理的。由于syntax研究语言符号的空间排列关系,即形式结构关系,包括词法关系和句法关系,作为语言加工过程,译为“语形加工”,作为语言学的分支,译为“语形学”,为妥。

   12(4)蔡曙山:《符号学三分法及其对语言哲学和语言逻辑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0—58页。

   13(5)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5页。

   14(6)Hacker,P.M.S.,Ludwig Wittgenstein,in Martinich,A.P.and D.Sosa (eds.),A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1,p.76.

   15(7)亨迪卡:谁将扼杀分析哲学,张力锋译,转引自陈波主编:《分析哲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16(8)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third editio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1,§124.中译本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5页。

   17(9)6,000个汉字也是单字词,这些汉字组成的二字词、三字词和四字词则按组合排列计算。6,000个汉字组成的二字词,考虑两个汉字的不同排列有的是不同的语词,如“风扇”和“扇风”、“电脑”和“脑电”等等,但有的不是,如“地球”是语词,“球地”却不是。因此,二字词的数量在6,000取2的组合数和排列数之间,即在C(6000,2)=17,997,000和A(6000,2)=35,994,000之间。三个汉字排列成不同语词的例子也有,如“不怕辣”“怕不辣”“辣不怕”“怕辣不”“辣怕不”都是汉语语词。因此,三字词的数量在6000取3的组合数和排列数之间,即在C(6000,3)=35,982,002,000和A(6000,3)=215,892,012,000之间。四字词我们只考虑6000取4的组合数,即C(6000,4)=53,946,016,498,500。仅从词法上看,汉语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生成能力最强的语言。

   18(10)许渊冲:《唐宋诗一百五十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19(11)金岳霖:《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4页。

   20(12)金岳霖:《知识论》,第812—813页。

   21(13)蔡曙山:《自然与文化——认知科学三个层级的自然文化观》,《学术界》2016年第3期,第5—24页。

   22(14)Wittgenstein,L.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third edition,PI,109;PI,111,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1,p.40c,41c.

   23(15)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

   24(16)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页。

   25(17)王力:《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33页。

   26(18)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Clarendon Pres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2.

   27(19)直立行走、火的使用、语言的发明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三个关键事件,并使猿最终进化为人。

   28(20)Lakoff,G.and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Basic Books,1999,p.3.

   29(21)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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