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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涂航:文化帝国主义的回潮?

  

摘要:在当下中国,随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民国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也重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教会大学究究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先驱,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本文试图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的两个案例(上海纽约大学与燕京学堂)与民国两所顶尖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实践(圣约翰大学与燕京大学)进行制度、文化以及学术层面的比较,以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民国教会大学; 文化帝国主义; 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实践;

   一、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

  

   1952年,新中国政府下令关闭所有的私立大学。此时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之际,改造和裁撤私立大学的政策指向了十三所曾经由美国传教士主持的基督新教教会大学。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国人反帝情绪的高涨,显赫一时的燕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当其冲,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燕大和圣约翰因其西式教育——包括英文授课和聘用大量传教士——而备受谴责。不仅如此,这两所大学在民国政治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它们难逃“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

  

   在民国教育史上,圣约翰大学以其系统引进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例如完善的校友会组织、体育竞赛、校报、年鉴以及广泛的课外活动)而声名远扬。此外,圣约翰更是因为严厉镇压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著称。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国师生要求校方降半旗以纪念惨遭英国警察枪杀的学生示威者,但遭到校长卜舫济牧师(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的阻挠。其结果是超过500名学生和25名中国教师中的17名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不久,离校师生自行成立了光华大学,以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来对抗圣约翰的美式教育。不仅如此,在教会大学立案风波中,圣约翰不断抗拒国民政府教育法令的姿态更加巩固了其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形象。圣约翰早在1906年便成为第一所在美国注册的中国大学,然而直到1947年,学校才完成向中国政府立案的程序。

  

   相形之下,燕京大学早在1927年便主动配合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法令,积极申请立案以获得合法办学资格。与卜舫济不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采取了妥协的手段。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司徒雷登在一次群情激愤的全校大会上承诺校方对爱国抵抗运动的支持。然而这并未使校长本人乃至燕大免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指控。在20世纪40年代末,司徒雷登因其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而遭致抨击。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将燕大前校长描绘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另一篇檄文《“友谊”还是侵略》中将燕大以及其他九所教会大学列为美国以宗教和教育为幌子在华推行精神侵略的铁证。这一系列极富感染力的说辞使得以燕大和圣约翰为首的教会大学在毛泽东时代被广泛当作美帝国主义的象征而遭到唾弃。只有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风潮蔚为大观之后,对民国教会大学的正面遗产的讨论才重新浮出地表。

  

   二、重估教会大学

  

   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举办了一次国际会议,以探讨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作为南京大学(其校史可以追溯至美国传教士创办的金陵大学)的毕业生,章先生对基督教大学的优质教育表示赞赏,并呼吁学者摆脱批判帝国主义的学术框架,而将教会大学当作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举开风气之先,使得学术界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温和姿态来重思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学术范式的转移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下获得了新的意义。中国政府推行“985工程”“211工程”的战略布局旨在提高中国优秀大学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并成为面向21世纪的“世界一流大学”。此后,中国大学开始国际化转型,将自身定位为促进文化交流和世界主义的教育机构。新千年伊始,教育全球化加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不断涌现的“中外合作办学”。与此同时,中国的教育机构以宣传和教育的目的开始重新“发掘”自身与教会大学的诸种历史联系。于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出现了:在漫长的中国革命中屡遭批判和贬损的基督教大学纷纷改头换面,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和榜样。

  

   上海纽约大学于2012年建校之际,其中方合作伙伴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建校)便将其校史追溯至19世纪末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此前,华师大的校史将其建校追溯至光华大学的创办。2014年创办的燕京学堂更是公开宣传自身与燕京大学的历史渊源。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从局促狭窄的城区校区中搬迁出来,“接管”了宽敞且风景宜人的燕大校园,并将自身视为燕大的合法继承人。显而易见,这两所大学在大力宣扬各自校史源远流长之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教会大学在毛泽东时代经历的政治批判。

  

   三、上海纽约大学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在推行具有顶级研究水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孜孜不倦地发掘中国大学的潜在影响,以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软实力”。在2014年春季,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呼吁中国的顶尖高校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鉴于中国在迈向世界一流的进程中的各种衡量标准依然不免依托于英美研究机构制定的各项(具有偏向性的)学术指标,“中国特色”的具体内涵仍然有待进一步构建。

  

   中国大学通过多管齐下的策略来应对这一模棱两可的挑战。一方面,许多大学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开始设立以招收外国学生为主的中英双语“中国学”课程。在顺应改革大潮而诞生的一批新式项目中,上海纽约大学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吸引了中外媒体和学界的特别关注。在美国学者曹雅学看来,上海纽约大学的“全球中国研究”专业具有一定的国家战略意图,主要目的是吸引国际学生,将“‘中国文化’塑造成能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抗衡的全新价值体系,”最终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便是在这种方针政策下应运而生。令人惊异的是,虽然曹雅学认为上海纽约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与燕京学堂极为相似,中国公众对于两个项目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的普遍预测是上海纽约大学很可能会遭至更大的反对。归根结底,这所新大学无疑是对美式教育的全盘移植。尽管上纽大在法律意义上是与华东师大合作办学的成果,但是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另一方面来说,上纽大追溯其校史至圣约翰大学的叙事很容易勾起中国大众关于教育主权旁落外国势力的惨痛历史回忆,因为圣约翰大学的国旗事件已经成为中国官方叙事批判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相比之下,燕京大学似乎并未背负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民国时期,燕大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友善态度可以体现在其积极响应政府的立案号召以及对学生反帝运动的宽容上。几经波折之后,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在2008年从美国华盛顿迁葬至他的出生地杭州,安放于半山安贤园中。尽管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使得这位燕大前校长曾在中国臭名昭著,近年来越来越多媒体和学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教育家司徒雷登。在复杂的历史记忆面前,燕京学堂引发的批判与质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相对于深陷舆论风波的北大,2012年上纽大的成立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教育全球化的里程碑事件。华师大党委书记张济顺把上纽大的教育实验植入宽广的教育史谱系中:如果圣约翰大学在1952年的终结意味着美式教育的覆灭,那么上纽大的创办则意味着“美国梦”式的全球化教育理念的重启。上纽大首任校长、华师大前校长俞立中则盛赞上纽大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上海市领导——尤其是浦东的政府官员——将纽大落户浦东看作引进新式教育理念的机遇。显而易见,政府不仅看重美式博雅教育,更将重点放在发展从企业管理到文化产业等一系列职业教育上。公众对上纽大的热情则体现在踊跃报名上。《人民日报》也发文报道这所“洋大学”给上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毫无疑问,政府的积极支持使得上纽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法律豁免权(extraterritoriality)——上纽大并不需要严格遵守用于限制中国大学的教育法规。

  

   对于上纽大的批判几乎全部来自海外,特别是担心学术自由可能遭到限制的学者群体。最初的异议大多来自于纽约大学本部的教员,而他们的意见与杜克大学和耶鲁大学教职工对于昆山杜克大学和耶鲁-新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的抗议如出一辙。学术界的疑虑在公共领域也获得了一定反响:2014年美国众议院就美国大学在中国的活动是否有损学术自由一案召开了听证会。上海纽约大学的美方副校长莱曼在会上承诺上纽大将严格遵循中部各州学院及学会(Middle States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制定的有关课程、教学和管理的各项法规。

  

   迄今为止,上海纽约大学的中西合作模式发挥着示范探索的作用。《南都周刊》的报道指出,这所“校中校”随处可见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微信在外国学生中很流行,而中国学生也可以看脸书、上推特,互联网在这里畅通,没有防火墙,不过也仅限于这栋楼”。当然,这种法律豁免权能够保持多久则是一个未知数。近来,中组部出台了一项关于加强管理外资大学的试行条例。这项新法规要求中国境内的所有外国大学的决策部门设立党组织。对此,副校长莱曼仍然认为新的规定并不会危及上纽大的学术自由:“从一开始,我们就确信上海纽约大学将在学术上自由运作。这个承诺在过去四年一直非常有效……学术自由是我们身份认同的基础。我们目前并未收到、也并不希望收到任何可能改变这一现状的指令”。与此同时,昆山杜克大学的执行副校长西蒙对这项规定的回应显得更加谨慎:“昆山杜克大学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因此预测该条例的最终影响可能为时过早。”

  

   上纽大副校长的信心反映了上海市政府给予学校的非同寻常的支持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怀旧热潮将这个城市民国时代的殖民地往昔重新想象为通向世界主义都市的历史之梦。这可以解释为何这座城市愿意赋予上纽大“治外法权”而忽略这种特权和帝国主义侵略相互交织的复杂历史。 尽管圣约翰大学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缩影,这所学校在上海人眼中从未失去“东方哈佛”的名校光泽。圣约翰所培育的一代代杰出校友——他们的身影活跃于外交、文坛、学界、法律界、医学界和建筑界——也很可能会给上纽大提供积极的支持。圣约翰的成功意味着美式博雅教育的引入能够使上海获得与其国际都市地位相匹配的世界级人才。

  

如果说华师大和上纽大成功地避免了有关文化帝国主义和治外法权的指控,北大燕京学堂则未能幸免于难。正如上纽大一样,北大官方的说辞将燕京学堂的创办阐释为世界主义精英教育的重要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学堂计划为中国国内和海外学生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目的在于培养“理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新一代世界公民”。

  

   与上纽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燕京学堂的落成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激烈辩论,从社交媒体到权威期刊和大众读物。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旧燕京大学在历史记忆中扮演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形象,而且涉及到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的自我定位。质疑者认为,该项目直接把奖学金和住宿等资源向外国留学生倾斜,可能会创造出学生中的“特权阶层”,进而危及北大的办学宗旨。

  

   此外,学堂计划将北大静园六院作为住宿和办公用地遭至了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对。静园六院长期以来是北大诸多文科院系的办公场所,而抗议者似乎并未提及静园原为燕京大学女生宿舍。相对于学生关于选址的抱怨,北大教师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地探讨了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历史承系。在一篇题为《谁的燕京学堂》的文章中,北大英文系系主任高峰枫教授认为北大与燕京大学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办学机构:“燕京大学被撤销后,虽然其文科、理科部分教师和学生被调入新成立的北大,但这绝不代表两校合并。北大虽迁入燕园校舍,但在教育理念、办学方针等精神层面并没有自觉地吸纳燕大的传统,也更谈不上传承其精神。”

  

   高峰枫进一步将燕大浓郁的宗教气氛与北大承自“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世俗主义对立起来,并得出结论说:“北大之于燕京,只是居其地,而未尝摄其魂。”接着,他引用一位北大校史专家的话说:“北大有义务维护燕京大学的建筑,却没有义务延续燕京大学的精神。”最后,高教授质疑燕京学堂所提出的“中国学”学科究竟如何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汉学”(Sinology)有所不同。另一位资深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也撰文批评所谓的“中国学”是个含混的大杂烩:“洋与土,古与今,国际化和中国特色,人文学术和出谋划策,教学和科研,全都搁在一块儿,头绪纷繁,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搞不好。薄皮大馅,一煮就破。”其他批评者则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学“全英文授课”这一学术帝国主义行径,并将燕京学堂在北大校园中的特殊地位比作“国中之国”和“租界英文学堂”。

  

   不仅如此,不少海内外的学者将“中国学”近年在中国高校遍地开花归咎于其背后的政治动力。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对于钱教授这样的批评者,中国高校设立的各色中国研究和遍及全球的孔子学院一样,体现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而非学术考量。换句话说,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资产。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中国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吸引外国留学生。尽管如此,中国高校则试图强调各自的历史遗产来使得自身形象更加具有世界主义风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大学的历史提供了诸多灵感。然而导致教会大学关闭的冷战政治和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全球战略使得任何对教会大学的客观评价显得格外艰难。因此,无论是教会大学遗产的诋毁者还是支持者都未能深入挖掘教会大学自身的办学历史。这段复杂而又丰富的教育史话值得当今的中国大学认真发掘和考量,以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四、作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民国教会大学

  

   民国教会大学在传播西方价值(世界主义的或是帝国主义的)的同时,也孜孜不倦地探求着高等教育的本土化路径。其大学校园内别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便是校方重视中国文化的明证:当许多新的中国建筑纷纷模仿功利主义的西方建筑风格之时,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师们则试图在他们的建筑中融入中国美学元素。

  

   这种本土化的驱力不仅体现在外在建筑风格上,也深刻影响了行政管理和课程设置。20世纪20年代末,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下,大多数基督教大学任命了中国校长以取代外国传教士校长,取消了强制性的教堂礼拜和宗教必修课,并且开设了教授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教育”的政治课程。为了应对20年代席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多教会大学还积极创办了国学和中国研究项目来淡化其外来者身份。

  

   诚然,教会大学的创办是与西方传教士撒播福音的目的息息相关的。这些机构向海外董事会汇报,获得了大量外国资金,并开设了博雅教育课程以介绍西方的价值观和知识。然而,这些大学也孕育了许多闻名遐迩的中国研究项目。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包括北平的燕京大学、济南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尽管该校以全盘西化的教学著称)。这些高校将严格的西式教育与中国文史哲课程相结合,并聘请了许多著名汉学学者前来授课。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指控这些学校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荼毒学生,并最终关闭了所有教会大学。然而这些举措一笔抹杀了教会大学为探索一套融合中西的教育模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尽管基督教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基督教教育,把它们仅仅当做西方宗教信仰的传声筒未免太过简单。早在1928-1929学年,成立不到十年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便开设了50门课程,而其中一半是中国史。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史课程的数量增加到了35门。与此同时,燕大的其他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科学(地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也开设了许多中国研究课程。燕大积极发展汉学研究的举措不仅仅是为了回应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的批评,也反映了中国学界当时整体转向“国学”的时尚风潮。国学热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国民党将国学看做促进中国文化和政治统一的手段。国学的兴起固然有本土政治的因素,同时也受到欧美学术模式的影响。尽管早期的国学运动透露着一种排外的文化本土主义情绪,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引导下,国学热也逐渐获得了世界主义的情怀。“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于192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门”,目的是在西学挑战下重新评估中国文化传统。

  

   对于胡适和他的北大同道而言,北大国学的宗旨在于“通过探究欧美现代性来思考重塑中国传统的路径与可能性。换言之,国学不啻于以西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使得中国传统不再是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对于深受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影响的胡适而言,以“科学之方法”学习中国文化传统是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关键手段。两年后,东南大学开设了类似的国学研究中心。1925年,清华大学也设立了融合中西学术实践的国学研究院。北平和南京的高校率先开创了国学研究的新范式,这些举措有助于以世界主义的眼光重思中国传统,进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资源。

  

   燕京大学之所以于1928年开设汉学研究中心,显然是受到中国顶尖公立大学不断推广国学研究的影响。然而,燕京大学此举并非完全是迫于国内的压力,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为其提供了学术的国际视野。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总部设在哈佛大学校园内的独立基金会,根据1928年的章程,它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发展、支持、维护和/或开展多项教育项目,来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出版。”一份当时的哈佛校报指出,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旨在弘扬学术的全球视野:“该研究所的目的是促进美国和中国学院加强关于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希望能够鼓励中国人以西学范式来研究中国文明,并且将中国文化介译到西方。以此为宗旨,燕京大学为燕大以及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了各式研究生课程,并且强调对中国文化之关注,以回应近年来兴起的中国民族意识”。

  

   在“五四运动”兴起不到十年,当爱国学生呼吁以西方“科学”和“民主”来谋求民族富强和对抗外国列强之际,哈佛燕京学社希望以推动关于中国文明的创新研究之道来使中国和西方受益。这一全球性的努力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支撑,而燕京大学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主要基地。

  

   燕京大学能被选中作为这项跨国事业的中国合作伙伴,首先要归功于其富有远见的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的努力。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是最早意识到将中国研究纳入西学课程的外国教育家之一。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资金的大量注入(其资金完全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燕京大学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能够从那些经费不那么宽裕的公立大学聘用一批顶尖学者。不久,燕大就拥有了一批声名显赫的教师,其中包括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陈垣(1880-1971)和 钱穆(1895-1990)以及哲学家张东荪(1886-1973)等。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与燕京人文学院院长洪业(William Hung)的积极领导相得益彰,使“燕京大学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研究重镇”。由洪业主导多年的位于燕大校园内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成为汉学研究和出版的中心,为课堂教学和图书馆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当时执教北大的胡适如此评价洪业执掌下的哈佛燕京学社:“因燕大成为一个中国本色的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以后,燕大的本国学术表现尤其卓越,这在基督教大学中很特别的。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在洪业的指导下,燕京大学寻求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北大、中央大学和清华既有的学术体制。洪业没有单独创立一所国学院,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研究融入已有的科系。在他看来,“成立一个独立于其他科系之外的‘中国研究’的荒谬程度无异于将欧洲科学、文学和历史等学科合并为‘欧洲研究系’”。作为一位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洪业坚持认为中国研究应该由具有“现代学术素养”的学者进行,他们精通外语并且熟悉中国以外的学术世界。他的目标在于“训练新一代的学贯中西的中国史学家,进而以现代之方法寻求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道”。

  

   洪业的多数弟子系燕大的毕业生,并且在哈佛大学或学习,或任教。这些学者成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处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个系列则成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这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系统地编纂了中国古典词汇索引,并辅以关键词、事件、时间地点等信息。这项工程比计算机化的数据库早了好几十年,旨在让没有接受传统教育的现代学者能够轻易获取古代经典。

  

   胡适并不是唯一一个盛赞燕大学术成就的人。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国14所一流私立大学进行了专项考试,两名来自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了最高分。加州大学同年开展的一项国际评估,将燕大评为亚洲两所最佳大学之一,这使得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得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在洪业的领导下,燕大的整体学术成就为最前沿的中国研究提供了范例。1937年,洪业本人因其在汉学引得中的贡献,被法国铭文与美文学术 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授予声名卓著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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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研究项目的卓越性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教育部于1936-1938年对13所国立大学、9所省立大学和20所私立大学进行人文科学研究项目的全面评估,燕京大学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居于第三、第四)。燕大能够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成功地超过41所中国院校,主要得益于洪业能够充分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具有吸引力的薪水和奖学金,吸引杰出的文史哲学者和学生。

  

   燕京大学人文学科的吸引力体现在稳步上升的入学人数上。1927-1928年,超过1/4的学生选择接受职业训练,而十年后这一比例下降到1/10。燕大校方给予其教员同等待遇,不论专业或是资历,这对于那些想逃离国立大学派系政治的严肃学者而言显得别具吸引力。当胡适于1946年任北大校长后,他警告说:“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

  

   正如胡适所言,燕大并非唯一一所获得卓越声誉的中国教会大学。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扶持,其他教会大学也开始发展严肃的中国研究。其他5所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也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定期年度拨款,以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些资金用于招聘教师,发展图书馆和博物馆藏品,进行考古探险和其他集体或个人研究工作,并在中国研究领域出版教科书和专业期刊。甚至一些最初没有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基督教学院,如华中大学,后来也得到了对其专项汉学项目的拨款。

  

   燕京大学拥有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中国研究项目,其他教会大学则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发展了各具特色的汉学研究。教会大学凭借其自治权力,发展出令人惊异的多元文化格局。正如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所言:“这些外国租界没有受到中国其他地方所承受的同质化压力。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庇护下,租界得以发展出异质性的意识形态、机构、生活方式和技术。”

  

   许多外资大学正是借助着租界的高度自治来实现其多样化的学术计划。以农学院闻名遐迩的金陵大学,利用哈佛燕京学社资金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图书馆,收藏了一系列珍贵的地方志。除了增加中国研究的本科课程外,金陵大学还编纂了中国地理研究目录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齐鲁大学则将其研究精力集中在研究齐鲁文化史上,特别是通过发掘碑刻来考察儒家经本。 哈佛燕京学社存的工资单上显示,著名作家老舍曾驻校教授中国文学四年。福建协和大学专注于福建省的民俗、民间艺术和音乐,并提供了关于地域史和当地文学的丰富课程。不仅如此,该校学者还组织了一次探访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出生地的学术考察。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在福建被赞誉为“支持学术本土化的有力举措”。广州岭南大学为南洋华侨学生量身定制了中国研究课程,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主要用于为有志“寻根”的海外华侨提供行之有效的语言教学和文化史课程。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设立了一个考古博物馆,用以展示原始部落和汉文化的遗迹。经过几年的运行之后,馆长格莱汉姆注意到“本地人对博物馆的态度有了令人惊异的转变。”校内外各方从最初的怀疑和反对逐渐转向欣赏与支持。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中国收藏家开始向考古博物馆捐赠珍贵的文物。

  

   这些卓有成效的学术项目表明,哈佛燕京学社无疑是推动包括燕大在内的一些美国教会大学中国化的重要力量。但是哈佛燕京学社并非促进学术本土化的唯一动力。没有收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教会大学也为发展中国研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该校一直被中国各界认为是将“美式教育”奉为圭臬的教会大学。正如前文所提及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的“国旗事件”造成了圣约翰部分中国教员和学生的出走。这次抗议由中文教授孟宪承领导。虽然在官方历史叙事中,孟宪承被塑造为创立光华大学以弘扬民族主义精神的爱国者,但是事实远比爱国主义叙事要复杂得多。

  

   1922年,圣约翰召集了一个由著名教育改革者黄炎培(1878-1965)主持的委员会,就如何加强该校的中国研究课程提出议案,以应对“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为响应这些建议,圣约翰聘请了孟宪承(1894-1967)——一位毕业于圣约翰、在英美进修教育研究,并以其创新的教学理念享誉学界的教育家。孟宪承的聘请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薪水的要求甚至远远高于校方给资深外籍教员的待遇。事实上,圣约翰1923年财政预算的增加主要是因为需要支付给孟宪承和他的中国同事一笔不菲的薪水。

  

   在圣约翰大学1923-1924年的年度报告中,卜舫济校长直言不讳地指出约大在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课程仍然有待提高,同时也提及校方正在努力改进相关教学。圣约翰中学校长的年度报告也认为孟宪承雇佣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中国老师来“回应外界对于圣约翰学生并未获得充足的中文语言训练的指控”。在孟宪承的努力下,1923年的新课程大纲规定,所有圣约翰大学学生必须完成大量中国语言及文学课程才可以获得学位。此外,校方还提供了特殊课程,来帮助那些中文训练有所欠缺的学生顺利毕业。

  

   历史的诡谲之处可见一斑。孟宪承(建国之后担任了华东师大首任校长)在“五卅运动”中的抗议活动在官方历史叙事中被看做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控诉,然而孟得以执教圣约翰恰恰是因为校方希望发展严肃的中国研究项目。在“国旗事件”发生之后,卜舫济校长对孟宪承和他的中国同事的“背叛”感到无比震惊。但校方并未放弃发展中国研究的计划。与此相反,卜舫济在1924-1925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出学校仍需招徕“更多能够教授中国文学和哲学的基督徒教员”。.1926年卜校长在年度报告中认为约大终于得以聘到“最好的老师来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

  

   虽然官方叙事将卜舫济描绘为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他事实上在1930年大力推举一位中国人来取代他担任圣约翰校长,并且在圣公会拒绝此事之后以威胁辞职表达抗议。卜舫济在此后十数年依然担任校长一职,可是他对本土化的决心并未消弭。他在1933年的报告里自豪地指出约大能提供的中文教育的时长已经超过其他所有中国高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校的英文训练有所懈怠。在卜舫济看来,正如“拉丁文在中世纪欧洲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教育功能,”英文在20世纪的国际化中国研究中必然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圣约翰毕业生无懈可击的英文水平使得外界对约大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即约大教育重英文而轻中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多年以后,卜舫济校长之子卜其吉(James Pott)(曾任圣约翰的代理校长)一度对约大因轻视中文教学而被关闭的说法感到愤慨:“在我看来,圣约翰学生轻视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在中学和预备学校阶段,学生下午的时间多用来研习中国文学和历史。在本科阶段,中国文学和英语文学的的课时和学分所占比重完全相同。诚然,学生对西学和英文显得更为热切,但这并不是校方刻意引导的后果。这种态度更可能源自20世纪初此起彼伏的‘打倒孔家店’运动……儒家经典对学生而言显得缺乏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约大位于一座商业气息浓厚的国际都市。而学生群体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有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地的南洋学生。对于许多母语非英文的学生而言,英文是最便于相互沟通的语言。”因此,卜其吉坚持认为圣约翰崇尚英文的风气更多是源于其世界主义的学生团体的自发选择,而非校方出于反华目的而刻意为之。

  

   五、结语

  

   如果说1952年教会大学的关闭并非由于没有培养“中国特色”,我们该如何解释它们的消亡?近年来,学者对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关闭教会大学的看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与苏式专业技术训练迥异的博雅教育注定无法适应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的需求。也有学者认为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是其遭致怨恨的首要原因。我们看来,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教会大学的关闭并非出于教学或是宗教方面的考量,而仅仅是对国际冷战局势的政治回应。

  

   朝鲜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由美国人创办的、一直依赖美国资金的教会大学的命运可想而知。最终,曾经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教育”的教会大学难逃被拆分、合并的命运,而它们的继任者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都无法和教会大学媲美。新政权试图全盘移植苏联教育模式,使得俄语取代英语成为学生交流和研究的主要语言。最终,1952年的“院系调整”使得教会大学彻底退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版图。

  

   在当下中国,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宣传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关于教会大学的记忆也重新破土而出,成为高校鼓吹其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的谈资。即使如此,文化帝国主义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批评者将中国高校的各种“中国研究”项目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布局。令人玩味的是,这种指控和越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对东亚研究的激烈批判颇为相似。在许多人看来,美国政府对区域研究的资助与其战争行径密不可分。然而,美国东亚研究的发展史让人看到,具有政治动机的政府资助并非一定导致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政治化。同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的足迹也绝非只是文化帝国主义行径,其历史遗产仍有待后人发掘。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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