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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乡绅自治与世界华商区域差异

   张梅:您是怎么开始对华侨华人问题感兴趣的?

   龙登高:我过去是做中国市场史、经济史研究的,后来到了李嘉诚创办的汕头大学任教。我是1993年博士毕业的,那时中国高校比较艰苦。而李嘉诚创办的汕头大学有非常好的待遇,对我挺有吸引力,我就去了汕头大学。

   潮汕是中国有名的侨乡。后来,我到东南亚、北美华人社会中,感觉也有很吸引我的地方。中国传统商人、传统企业的发展到近代中断了,我在中国内地看到的是中断之后的脉络。如果没有革命造成的中断,按原有的中国传统,商人、企业、市场的发展会怎样?我到海外唐人街、华人社会中,发现他们保持着很多传统要素和现象。加上汕头侨乡是改革开放前沿,所以我对这方面研究感兴趣,投入进去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另外,1949年后,很多欧美学者没法到大陆做研究,只能到台湾、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或做人类学调查,于是从研究传统社会转变到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社会。

   张梅:近年来,中国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越来越热。清华大学的华商研究有何特色?

   龙登高:这里有很多可从学术角度挖掘的内容,现实需求也很强烈。

   当前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很多。我们侧重在华商研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看到,海外华商回国投资捐赠贡献很大;二是在美国波士顿、纽约的华人社会,或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中,可以看到与明清乡绅自治很相似的东西。

   中国传统社会其实是基层自治和自我管理。在海外,中国本土乡绅的角色就更不同,中国政府不会管他们,外国政府——无论美国还是东南亚,不会管他们,但华侨华人又有需求,就形成华侨华人社区或社会。其中需要纽带、核心、管理者,事实上是华商。因为社区管理要出钱出力。通常是这些华商有了事业,有了经济基础,才能去对热爱的华人社区做贡献。海外华社的核心事实上是华商,华侨学校的中坚力量也是华商。当然,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出于热心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张梅:华侨华人的乡绅自治,可否请您详细解释?

   龙登高:我觉得过去研究有一个误区,认为中国专制社会是皇帝把一切管下来。在我看来,其实基层是自治的,使皇帝能实现低成本的大一统管理。

   侨民到海外去,人生地不熟、无亲无故就能奋斗出来,还能形成自我管理的社会,这与历史渊源有关。华侨华人在家乡就没与政府打什么交道,都是民间在做。

   例如,林绍良的家乡,福建福清海口镇,宋代建立的跨海大桥——龙江桥,不是政府建立的,是和尚及当地乡绅去化缘筹资修建的。这座桥是免费的,每隔一段时间要大规模维护。他们成立了理事会,或说基金会,自动有序地进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各种基层事务,自己就处理得很不错。

   华侨华人到海外也是这样,不需政府管理,尤其是初期。例如,菲律宾的唐人街,有自己的消防队。旧金山的唐人街,以前是封闭的,由于歧视和冲突,他们自我保护,从公共管理角度,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也是传统在海外的延续。

   张梅:从华商研究的角度,您能否比较一下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的异同?

   龙登高:国际移民和华侨华人的比较很值得挖掘。

   全球化是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有劳动力或企业家的跨国流动。

   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国际移民的根本动力。让我收获最大的研究,是底层移民。美国和欧洲最突出的是偷渡客,在中国是农民,到了美国或欧洲几年,人力资本提升了,从农民变成工人或市民,再变成企业家。如果没有跨国流动,这不可能实现。例如福建偷渡客,其农民兄弟在国内仍是农民,极个别的做生意,而他们偷渡到美国后,普遍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从市民到企业家的转变。

   从经济学角度说,中国的农民太多,边际效益很低,到美国边际效益就提高了,因为有了提升人力资本的舞台。

   偷渡客实际是通过跨国流动实现人力资本提升。美国一个教授曾对偷渡客说:“你们不要上当到美国来,唐人街都人满为患了!”他没意识到,怎么可能前赴后继几十年上当?很多偷渡客在美国,通过在餐馆打工,赚大钱还掉债务,十年磨一剑后,把老婆孩子接到美国,去其他地方开餐馆。所以福建餐馆开遍了美国,人也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到企业家的转变。

   欧洲当然也有很多偷渡客,但从事贸易。以温州人为代表,把中国廉价商品以更高价格卖到市场,克服一个个中间障碍。其他人做不到,只有他们能做到,最艰难的障碍克服后,能获得最高的边际利润,成为“暴发户”。当然,留学生也是一种国际移民。

   张梅: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总量,您有没有做过确切统计?

   龙登高:人格化的资本,是把资本确定在某个群体中。这在过去可以实现。但现在资本已经非人格化了,群体的资本很难分清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资本构成随时变化。你可以看到某个家族有多少股权,也可以估算,但家族这方面色彩越来越淡。

   企业家并不意味着本身有钱,他可以整合外国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组合起来创造财富。这种资本跨越国界。创业者体现得更明显,大学生从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可获得创业资金。

   这使得估算华侨华人资本总量很难。做个大致估算也不是没意义。但我没做这方面工作。我跟印尼华商交流过,他们提到,之前有人说“印尼华人支配印尼经济”,其实是噱头,没那么高。印尼有很强的国有经济力量,国有经济占比40%,在市场当中,华人只占一半或三分之一。有些研究者收集的信息比较片面。

   张梅:海外华商经济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龙登高:华侨华人经济区域差异很大。最早的华商经济是东南亚,其次是美国,最近二三十年才有欧洲、非洲华侨华人经济的成长。

   东南亚华商在二战前后有很大变化,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也有很大变化。

   二战前是殖民地经济,主要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中介从事贸易,与之相匹配的,是中小型华商散布在各城镇、乡村,这是其一。

   其二,二战前从事工业、制造业的华商规模较小,不占主体地位,但二战后,东南亚国家开始了工业化——主要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后,华商抓住了机会。现在大的企业集团几乎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能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壮大起来的华商企业集团。这是全球化工业的历史贡献。

   东南亚华商1996、1997年是发展高峰。1997年金融危机是断崖式跌落。但几年后重整旗鼓。经历了这种磨砺,东南亚社会的种族矛盾、贫富矛盾都有了结构性变化。华商也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新一轮发展。东南亚上市公司此前较少,此后大大增加,聚焦的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金融业。东南亚资本很稀缺,工业化需要融资,融资就需要金融业。

   其三是多元化经济,看上去什么都做。这有其合理性,也与东南亚的融资成本有关。美国大学生可以创业,有风险投资基金,可以帮助上市,靠社会化资本,可以做得很快。但东南亚没有。做一个项目的资金,靠自己积累要很久。林绍良原本不是做房地产的,上海世贸大厦建设时,是一位好朋友何老先生,相信他的眼光,出25%的资金,再加上其他人的,很快实现了融资。林绍良对房地产或酒店的经营,是通过合作实现,这样才有合理性。

   另外,当时到处有空白。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去占领和开拓这些领域,如果别人做了,我就要延后了。他们都有很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他们推进后,壮大了企业集团。当时各领域都是空白,投进去利润自然高,印尼、菲律宾的工业化也随之快速发展。

   张梅:能否请您简单对比各地华商的不同?

   龙登高:我做过东南亚的研究,也做过美国的研究。前几年对欧洲感兴趣,也做过调研。

   东南亚华商的很大特点,是有大的华人企业集团。华商企业在当地市场中举足轻重。这个特点在其他地方没有。

   美国华商处在边缘和前沿。餐馆很明显,是边缘经济的;而前沿是高科技的,是跨国企业家或留学生在美国做起来,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投资基金上市,低成本获得融资,在科技领域成为前沿。边缘经济中,华商可利用族群经济特点;前沿经济中,华商可利用跨国优势、新技术优势。这两端都不成熟,也都可能变成主流。

   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直达的城际巴士是华人开创的。我在欧洲做过几次演讲,首先都问:“在欧洲各大城市之间,例如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之间,形成新的、由华商创建得交通模式,有没有可能?”他们听了,都说根本不可能,可是在美国,华商就做到了。以前我从波士顿到纽约,每个城市都要停,路上花费七八个小时,100多美金,现在只要二三十美金就可往返,便宜快捷服务又好,这是华人创建的。

   也就是说,边缘也可变成主流。过去很多学者说唐人街人满为患、没有前途,事实是不知这种变动性、活力所在。这在北美较突出,因为市场经济活力很充分。美国可容纳各种不同经济要素。

   欧洲、非洲是贸易带动的,是温州人打开了欧洲市场。比如皮革业、礼品、玩具。在西班牙,皮革业在全球是有竞争力的产业,华人去了后,改变了产业结构——他们一开始去是摆地摊,然后开商店,后搞批发,再后来形成产业链,在当地制造。发展非常快。

   我们去罗马参观,发现每个华商都有大仓库,几个集装箱地在欧洲各地销售。欧洲很多华商也是偷渡过去的。中国制造价廉物美,欧洲价格比较高——用学术化语言讲,他们就是突破制度障碍。全球市场本应是平的。从历史发展趋势说,制度障碍会越来越少。而华商突破这种障碍,实现了发展。障碍一时无法克服,于是在本地制造,当地人无法竞争,欧洲人措手不及。竞争不过,就烧毁华侨华人的仓库。所以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烧鞋事件”,这让人很痛心,但也是慢慢磨合的过程。

   这些华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回来投资不适应,几乎没有成功的。在欧洲的华商,也设法转型。例如,成立了“欧洲华商商学院”,是华商企业家班。多伦多、温哥华的华商,起码是大学毕业或大专毕业的。但欧洲华商可能只有中学毕业,没有接受MBA教育的基础。因此,他们开了这个学院,用众筹方式把国内学者请到欧洲讲课。

   北美华商是知识型、技术型的,欧洲华商是草莽英雄企业家。后者面临转型,要进行知识提升。当他说“我是一个大老粗,而你是一个大学生”时,意味着想要补充知识。欧洲的华商就是这样。

   东南亚的华商,本土化最突出。印尼、马来西亚的华商,会说自己是印尼人、马来西亚人,与二战前乃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可能还是中国人的情怀。而美国华人、欧洲华人,可能更多还是中国的认同。

   张梅:老一辈华商创立的企业很强大,往下传好像越来越弱。有人说华商企业富不过三代。您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龙登高:这种现象是有的。家族企业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所以传承和代际变化导致的改变也是普遍现象。

   还从东南亚谈起。确有下一代争财产的现象,但我更多看到的是,第二代、第三代是拼命三郎。这是有遗传的。例如,李嘉诚的儿子,或林绍良的儿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会经商。三林集团的林逢生先生,他的生活就是率领企业集团拓展全球竞争力。盘谷银行的陈有汉先生刚过世,他的下一代陈智深,三个秘书才能应付他的工作,因为他一天到晚工作。

第二代有西方教育背景,尽管时代不同,但都强调创业不易。我感觉,这种传承是普遍的。父母的教育是基础性的。例如,很多教授的孩子都走学术这条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很多企业家的孩子都走创业这条路。1998年金融危机,林绍良已退了,林逢生能坚强地顶住,率领三林集团走过危机,现在又壮大了,更健康,更具竞争力。海外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当然,也有纨绔子弟、喜爱艺术的人等,人毕竟多样化,但多数二代、三代在成长壮大。

   美国的家族企业没有东南亚这么突出。科技型企业运用社会化的资本,家族企业的特点没那么强。

   不过,东南亚非常大的家族企业,也有国际化和社会化。例如,三林集团在香港设立,后去菲律宾发展。家族企业的监管交给社会、媒体,利用社会化力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这种情况都很少。

   张梅:唐人街(China town)是海外华侨华人的聚居区。现在唐人街地价高、消费高,人群高度集中。您怎么看待唐人街功能的变化?

   龙登高:唐人街首先是国际移民或说华侨华人的聚居区,所谓族群经济聚集地;第二是新移民的跳板,这些移民在唐人街过了几年,还掉债务后,就迁到外州,自己创业开餐馆;第三,唐人街之所以地价贵,是因新移民不断增加。

   唐人街的作用,在我看来,没有根本变化。它现在承载中华文化,成为旅游区。餐馆一直存在,金融业、服务业又发展起来。波士顿、纽约的唐人街没变的是脏乱差。的确是人太多。移民不断增加,唐人街也在不断扩大。纽约城际大巴兴起就是由于唐人街的中心功能,唐人街的报纸、食品、材料,都从纽约发散出去,带动了外部华人经济增长。

   张梅:您能否谈一下华商研究的趋势?

   龙登高:我个人感觉,华商经济钻研下去,的确能获得原创性成果。他们说,犹太人是天之骄子,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财团。在我看来,说犹太人聪明,不能算错,但之所以能更聪明,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

   作为个体,起码要有好的身体,过去是短缺经济,很多人营养不够,但犹太人有财富,所以营养充足。一开始,他们分散在各国,进行跨越国界、边际利润最高的交易。因为有跨国网络,提供信息、资金,由此掌握更多财富,然后培育人力资本。所以犹太人越来越聪明。

   海外华侨华人,包括温州人,分布在纽约、伦敦、巴黎、罗马等城市,也一样利用跨国网络,包括跨国金融网络。

   正式制度是各国在交流中慢慢制定的规则,但涵盖很有限。族群的跨国交易和交流,使得这个群体可以不依靠正式制度,从而做到别人不能做的事。跨国贸易能做到其他人不能做到的。所以做侨商研究有原创性成果。

   尤其是,现在可以实地调研,收获很大。例如,经营管理——华商做出来了,我们去总结。经济学、管理学都以西方为蓝本,而从华人、中国视角去提炼,这大有空间。这是华侨华人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过去是中国学习西方,现在仍要学习,但交流层面不同。比如,对企业慈善公益的研究,华商对中国的捐赠,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开始,侨汇早就有了。还有学界和企业界、民间和社会的合作。慈善家在推动学者合作。不同群体和层面的合作,都会带来新收获。

   华侨华人研究进步很快,新的人才在迅速成长。现在基金项目多了。还有华侨华人的捐赠,对学术项目的支持。最近的学术会议上,不仅有华侨华人研究,还有华商研究、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甚至有家族企业、国有企业研究。

   华侨华人研究,优势之一是跨学科。我研究经济学,但跟管理学、历史学都有交流合作,从中扩展视野,取长补短,完成自己不能完成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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