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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隋及唐前期江淮社会风俗的特点与转变

   摘    要:隋统一南方后, 江淮地区的传统风俗开始发生改变, 勇猛善战渐渐被温文守礼所取代, 风俗随着时世的更替而变化, 政治和宗教也对与风俗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而对淫祠的信仰则根深蒂固。

   关键词:江淮; 社会风俗,宗教和政治; 淫祠;

  

   江淮地区在东晋以前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社会变化并不瞩目, 风俗好尚也基本保持了下来。南北朝之前有关江淮社会风俗的记载主要保存在官书地理志中。社会的发展速度和风俗在南北朝之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来看一下传统意义上的江淮风俗的特点:

   1.敬鬼神, 好淫祠;2.勇猛善战;3.与水的关系极其密切;4.巧而少信。关于第一项敬鬼神, 好淫祠, 后面有专节论述, 这里就不再赘言。来看一下江淮地区传统上的勇猛善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争战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西汉时, 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在江淮地区招致宾客, 势力非常雄厚。当时公认“吴兵锐甚, 难与争锋”。 (1) 汉代人明确指出, “吴、粤之君皆好勇, 故其民至今好用剑, 轻死易发。” (2) “至今”是到东汉时期。三国吴时, 江淮地区的精兵天下闻名, “江南精兵, 北土所难, 欲以十卒, 当东一人”。 (3) 在时人的眼中, 竟然可以以一当十。西晋统一以后, 当地屡屡发生叛乱, “窃发为乱者相继”, 朝廷认为是由于“吴阻长江, 旧俗轻悍”, 所以“吴人轻锐, 难安易动”。 (4) 直到南朝梁时, 依然是“江淮兵劲, 其风难挡。” (5) 到隋统一之前, 江淮, 主要是淮南地区, 还是“人性并躁劲, 风气果决, 包藏祸害, 视死如归, 战而贵诈”。京口附近, “其人本并习战, 号为天下精兵”。到隋统一后, 还保留着五月五日的斗力之戏, “各料强弱相敌, 事类讲武”。 (6)

   总的说来, 江淮地区 (淮南和吴中) 的人, 在隋统一以前基本上都是轻视生命, 能够熟练使用兵器, 处事果断, 并且习惯用战争来表达意见的。长期的轻死好战, 造就了当地无与争锋的精锐的战斗力。江淮兵士特别善战, 因而当地在北方朝廷的眼中是一个事故多发区, 而且易于反复, 不是一个容易统治的地区。

   其次, 江淮地区的风俗有一点非常突出, 那就是和水的关系极其密切。当地由于天然的条件即河道纵横, 湖泊众多, 而且长江和淮水横穿过整个地区, 东面又临海, 这一切造成了当地人的生计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水的。传统的“食鱼与稻”, 渔业一直是当地重要的谋生手段。《庄子·逍遥游》中就有记载“越人断发文身”。断发可以避免长发在水中缠绕, 而文身 (镂身)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越人习水必镂身, 以避蛟龙之患。” (1)

   另一方面, 出于对水的依赖, 当地种种的如洪水泛滥, 蛇蟒成灾的现象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敬畏, 因此出现了对于与水、水族有关的如风伯、雨师、龙王、水怪等等的迷信。同时, 与潮信、渡船有关的活动在当地也非常盛行。如端午竞渡, 无论是不是为纪念屈原而起的, 关键是当时的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而竞渡作为一种水上的竞技活动, 在江淮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 (2)

   除此以外, 江淮土著被视为“巧而少信”。《汉书·地理志》中提到, 吴地人的短处就在此。当然如果把这一点和上述的吴人轻死易发, 容易反复的特点联系起来, 是有一致性的。这一点始终保持了下来。宋人在《鸡肋编》中提到当时的浙江风俗:“越州在鉴湖之中, 绕以秦望等山, 而鱼薪难得。故谚云:‘有山无木, 有水无鱼, 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又井深者不过丈尺, 浅者可以手汲。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 然旱不旬日则井已涸矣。……谚又云:‘地无三尺土, 人无十日恩。’此语通二浙皆云。”“浙西谚云:‘苏杭两浙, 春寒秋热, 对面厮啜, 背后厮说。’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热, 不论春夏与秋冬。’言其无常也。此言亦通东西为然。……荆扬多水, 其人亦明惠文巧, 而患在轻浅。肝鬲可见于眉睫间。” (3) 很明显的, 和汉代的概括相当相近, 都是指当地人巧慧而反复无常。

  

   一江淮社会风俗的转变

  

   隋统一以后, 传统的风俗开始发生了改变。最明显的是传统的勇猛善战开始被相对温和的习俗取代。《隋书·地理志》最早指出, 淮南“自平陈之后, 其俗颇变, 尚淳质, 好俭约, 丧纪婚姻, 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 稍愈于古焉”。而在它南面的吴中, “君子尚礼, 庸庶敦庞, 故风俗澄清, 而道教隆洽, 亦其风气所尚也”。比淮南更加温雅。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首先, 传统的好勇善战是江淮地区的原有风俗, 而淳朴俭约温文好礼则明显是受到儒学影响以后才会发生的改变。在江淮当地, 因为永嘉南迁而进入其中的大量人口, 其中就包括了原来北方受到儒学教化最深的那些地区的人, 几百年下来, 人口构成的变化多少都会影响江淮。之所以风俗的变化发生在南北分裂的几百年后, 这方面的原因很重要。

   其次, 吴地高门在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让北来的士族一席之地, 并进而模仿其语音、习惯。北来的士族传统上并不像江淮那样, 有崇尚武力的习惯, 反而轻视武力和武人, 重视经术、文学。既然这些新加入南方的士族好恶都和原有的当地士族不同, 而且他们又处处处于被尊重的境地, 则他们很自然地会用自身的好尚风尚影响当地, 渐渐改变了原来那种尚武力, 轻生死的作风。但是可以看出, 民间仍然有相当的崇尚武力的风气, 但是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士族和官员那里, 则很少看得到类似的现象了。这种改变在隋唐时仍在继续深入, 变化是由上而下的。

   第三, 在分裂时期以淮水为界, 则淮南和江南的地理环境也是不同的。淮南处于南北交界处, 分裂时期的战争往往都集中在这里。而吴中则有淮南在北面作为天然的屏障, 几百年间几乎兵戈不动。而且在当地最为骁勇善战的山越人在三国以后被强行同化。

   最后, 佛教的盛行应该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1)

   风俗的另一个变化, 是父子异居, 即大家族观念的薄弱。《隋书·地理志》中提到江淮地区一直以来的风俗时说“父子或异居”。南朝宋时, 周朗就指出, “士大夫以下, 父母在而兄弟异计, 十家而七焉;庶人父子殊产, 亦八家而五焉。凡甚者, 乃危亡不相知, 饥寒不相恤, 又嫉谤谗害, 其间不可称数。” (2) 可见南朝初年父子分居的局面就很普遍了。当时北方人这样概括江淮的这一风俗:“各别资财, 同居异爨, 一门数灶, 盖亦江南之俗也。” (3) 这一习俗在南北朝时是很有特点的。因为当时正是家族势力雄厚的时代。无论南北, 在分裂混乱的局面和下, 政权缺少力量和稳定, 众所周知的, 当时的士族高门势力强大, 而士大夫也莫不以保全家族为第一要务。像北方那样极度重视家族间关系的在江淮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各别资财, 同居异爨”的情况才是江淮最主要的表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很难单独地从一两个方面去寻找原因, 比如说江淮商业发展较快, 士大夫喜欢居住在城市, 因此缺少了以同一的居住地点为纽带的家族关系。根本上, 这种父子异居的现象是和当时江淮的整个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这一习俗是当时整个江淮社会的一个方面。

   与这样相对松散的家族关系相关, 江淮的家族制度和妇女地位也很有特色。颜之推比较南北家族, 所谓“江左不讳庶孽, 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而“河北鄙于侧出, 不预人流, 是以必须重娶, 至于三四”, (4) 之所以河北要“鄙于侧出”, 也都和重视家族, 分别人伦的门阀风气有关。江淮的家族既然相对松散, 则门阀制度中最为重视的出身、嫡庶的分别就没那么重要。

   另一方面, 虽然晋时葛洪专门指出南方的妇女往往“舍中馈之事, 修周旋之好, 更相从诣之适亲戚”, “或宿于他门, 或冒夜而反, 游戏佛寺, 观视渔畋, 登高临水, 出境庆吊”, (5) 看起来是享有相当的自由。这种情形似乎和上面提到的家族制度的松散是一致的。但是南朝末, 情形似乎就大不相同了。反而是北方重视家族制度的环境中, “专以妇持门户”, “代子求官, 为夫讼屈”, 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影响。而江淮地区, “妇女略无交游”, 亲戚之间甚至有彼此往来通信致意十余年而未尝见面的。 (6) 自然颜之推是相当推崇江淮的家族作风的, 可能有所夸大, 从他对与江淮地区妇女地位的描述来看, 和当地受到儒学的影响倒是相当一致的。但是联系起当地家族关系疏散的现象, 似乎很有一点特异之处。

   第三点变化是好奢侈, 江淮由传统的以渔猎为生变为商业发达。江淮传统上以“以渔猎山伐为业”, 到了唐贞观中, 已经变得“俗尚商贾, 不事农业”。 (7) 商业发展在当地后来居上, 不仅南京“率多商贩”, “市廛列肆, 埒于二京”, 而且在吴中的广大地区, 由于物产丰富, 也是“商贾并凑”。 (8) 由于商业的繁荣, 江淮地区改变了秦汉以来“不忧冻饿, 亦亡千金之家”的传统, 贫富差距拉大。南北朝末的颜之推已经指出北方庄园经济可以满足基本需要, 而“江南奢侈, 多不逮焉”。 (9) 宋朝以后的江淮地区, 尤其是江南 (吴中) , “人无贵贱, 往往有恒产。以故俗多奢少俭, 竞节物, 好游遨”。 (10)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江淮习俗以外, 关于当地的节令习俗也有颇具特色的地方。江淮地区的传统, 一年中最重视的节令有端午、冬至和重九。尤其是冬至。590年江淮地区的叛乱中, 皇甫绩和高智慧在苏州相持时, 当地人顾子元因为感念皇甫绩平日的政绩, 在两军对阵的时候, “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1) 这是选择了最重视的节日来致意。“吴门风俗多重至节, 谓曰:‘肥冬瘦年’。” (2) 一直到近代, 江淮地区都极其重视冬至。

   端午在江淮地区主要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勾践, 也有认为是纪念屈原的。由于传统上五月是有禁忌的, 而其时以夏至最重要。有了纪念意义后, 端午逐渐变得和夏至一样重要。民间则主要是以竞渡和驱邪禳灾为主。从唐诗中描写的情形看, 竞渡的场面相当盛大, 如“标随绿云动, 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 上惊凫雁回。能令秋大有, 鼓吹远相催。” (3) 重九的节令活动则主要是禳灾祛难的登高、饮酒。

   概括一下, 江淮地区天然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最初的风俗。而魏晋南北朝以来,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战乱与和平的更替, 江淮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相应的, 其传统风俗也有很大的转变。使得隋唐时期的江淮社会在风俗习惯上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表现。

  

   二宗教和政治的对于江淮风俗的影响

  

   江淮地区本身的风俗随着时世的更替而变化, 同时, 当时的政治和宗教也对与风俗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下面就这方面的情况做一点论述。

   隋唐时期的宗教得到了蓬勃发展, 它们势必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会反映在风俗方面。当然这一时期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关于忌月和断屠的规定。

隋初, 规定主要在各州官府建造的寺庙, 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的八日至十五日, “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 远近民庶, 凡是有生之类, 皆不得杀。” (4) 这一规定以后就一直延续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则平陈以后, 江淮地区自然也就不能例外。仁寿三年(603) 五月, 又规定生日断屠。

   唐朝对佛教的信仰, 表现在正式颁布的《新格》中, 正月、五月、九月为忌月。

   武德二年 (619) 就下诏, 由于“释典微妙, 净业始于慈悲;道教冲虚, 至德去其残杀”, 因此规定以后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 不得行刑, 公私禁止屠杀。虽然指的佛教和道教, 但是主要还是佛教的影响。

   太宗时期, 更规定正、五、九月不食荤, 百官不支羊钱。这当然是由于崇佛而制定的。但是唐代对闰月没有规定。这些诏令在唐代一直贯彻始终。 (5)

   开元二十二年 (734) , 规定因为“道家三元, 诚有科诫”, 十月十四日、十五日为道教下元斋日。下令公私停止宰杀渔猎, 禁断荤腥。并规定其后每年正月、七月、十月的三元日, 自十三日至十五日都要禁断屠宰和荤腥。这主要是出于道家的规定。 (6)

   因此大致概括一下, 隋代在每年正月、五月、九月的八日至十五日, 即佛寺的行道日有限制, 而唐代在正月、五月、七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都有一定时间禁断荤腥和屠宰、行刑。这些都是朝廷强行规定的, 从唐后期的情况来看, 至少对于官员和信仰佛、道教的人是有效的。这样的断屠对于当时人们的生活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随着政令的实施, 这些法令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15中有一段议论, “故人主之好尚, 不能不随风俗以移, 而圣王崛起, 移风易俗, 抑必甄陶渐渍之有日, 而不可旦夕期其速革。”风俗可以转移人的好尚, 即使是拥有重权的帝王。尚文风气对于杨广和李世民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子, 反过来权力、法制对于风俗的影响也同样重要, 淮南在隋统一以后由好战变为温和, 就是政治的改变影响风俗的实例。

   风俗和政治的关系, 是儒学理想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概括地讲, 就是王朝的教化功能。这一时期最贴切的例子, 是唐太宗和魏征对于大乱之后新建立的唐王朝如何教化民众的讨论。唐人所讲的“致君尧舜上”, 就是对这一功能的理想概括。

   如果把“风俗”的内容, 从传统所说的“导民向善”的含义加以分析扩展, 那就不仅是指民心质朴或奢靡, 社会风气是否向上, 而是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因此风俗既有物质层面的内容, 也包涵了精神层面的含义, 也就是说人们把对于周围环境和他们自身的看法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出来, 而江淮地区风俗随着时世的转变而转变就是这种表达方式最明显的例证。

  

   三根深蒂固的“淫祠”

  

   “信鬼神, 好淫祀”可能是江淮地区历史最悠久的风俗, 所谓“淫祀”, 即一切对于国家祭典之外的神祇的信奉, 主要存在于民间 (当然不局限于民间, 有时社会上层甚至王室也会有相同的信仰和贡奉) , 并且拥有相对固定的场所和一定的仪式。它应该属于一种民间信仰, 但是无论内容或是仪式都纷繁多变。

   秦汉时期吴楚同风, 这两个地方重淫祀的风气就非常突出。其实更早些, 在春秋战国时代, 屈宋的楚辞中就有非常明显的崇敬巫术和淫祀的风尚。当然这也不是仅限于江淮和楚地的。三国时曹丕在诏令中就指出:“叔世衰乱, 崇信巫史, 至乃宫殿之内, 户牖之间, 无不沃酹, 甚矣惑矣。” (1) 可见其时在洛阳一带和北方, 淫祀之风也很盛。江淮地区的风俗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以后, 重淫祀的风气仍然存在于江淮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同时, 它也是当地持续时间最长久的风俗。直到近代以后, 淫祀之风在江淮民间的信仰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当然一千多年来, 一直不断有来自官府和民间的力量试图在当地清除, 至少是打击淫祀的影响, 但是风声过后, 很快地, 一切又都恢复原状。最有趣的是, 那些在地方官任期内致力打击淫祀的官员, 往往在离任后不久自己也成为当地新的淫祀所供奉的神。比如狄仁杰。无论打击淫祀的人出于什么动机, 想达到什么效果, 最后的事实恐怕只是:淫祠从来没有在江淮地区的人生活中消失过, 那早就已经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江淮的淫祀由来已久, 所以在文中谈到有关问题时, 往往不可能只限于589—755年的时间。首先来看一下南朝以来在当地极受尊崇的蒋侯神。

   蒋侯神名蒋子文, 是三国吴时广陵人, 他没有留下什么生平事迹, 只知道他生前“嗜酒好色”, 似乎身有官职。死后有人屡次见到他在道上, “乘白马, 执白羽, 从如平生”。自称“我当王此土神, 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 为立祠”, 否则有灾异。于是孙权封他为中都侯, 次弟绪为长水校尉, 在今天南京的钟山建庙, 似乎颇有灵验。因此“民大事之”。 (2) 自此江淮地区信仰蒋侯神蔚为风气。

   南朝宋时, 刘劭“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 启颡乞恩, 拜为大司马, 封钟山郡王, 食邑万户, 加节钺, 苏侯为骠骑将军”。 (3) 南齐时, 也“迎蒋神入宫, 昼夜祈祷, ……末又号为灵帝, 车服羽仪, 一依王者”。 (4) 从此蒋侯神变成了蒋帝神。梁武帝时遇到大旱, 向蒋帝神祈祷, 一百天无雨。武帝一怒之下想烧掉蒋神庙, 举火前忽然下起大雨。自此以后, “帝畏信遂深, 自践祚以来, 未尝躬自到庙, 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 (1) 陈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天, 到钟山蒋帝庙谒神。 (2) 南朝时期, 上自皇室, 下至平民, 都对蒋侯神敬礼有加。这可能是当时香火最盛的一处淫祀。到隋统一以后, 蒋侯神庙仍然存在钟山上, 但似乎一下子, 其灵验和声望就消失了。这也正是淫祀信仰中的一个特点就是盛衰不定。这种突然的衰落和它突然的兴起一样, 没有太多道理可循。就如同《水经注》指出的那样, “神道之事, 亦有换转”。

   项羽庙和伍子胥庙

   项羽庙和伍子胥庙的历史很久, 而且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这也许和他们两个人在民间的知名度较高有关。其中项羽庙主要在浙江, 尤其是吴兴卞山。而伍子胥庙则主要在苏州 (吴郡) 。

   乌程土山因为建起了项籍庙, 号卞王, 连带山也改名为卞山。 (3) 建立的时间很早, 晋时已经很有历史了。其威慑力也很大。因为相传项羽曾“居郡厅事”, 以至于前后太守不敢上厅, 似乎仍然非常灵验。南朝宋时, “先是吴兴频丧太守, 云项羽神为卞山王, 居郡听事, 二千石至, 常避之”。 (4) 陈朝江总的《卞山楚庙》诗中说:“盛祀流百世, 英威定几何。”可见项羽庙在江淮当地的威力之大。唐代狄仁杰在江南安抚使任上, 清除淫祀, 其中即有“吴人所惮”的项羽庙。另外山阴县也有项王庙, 还有范增配食。“旁有村落数百家, 岁时奉祀。” (5)

   伍子胥庙则主要在吴郡, 但也分布得相当地多。它的历史要比项羽庙还要悠久。淮南的楚州和浙江都有, 隋代楚州城北有伍子胥庙, “其俗敬鬼, 祈祷者必以牛酒”。 (6) 唐人笔记中有很多记载是关于子胥庙由于年代久远而遗忘其本名的事。而据说也经常有灵验的事迹。 (7) 狄仁杰毁淫祀时, 在江淮准许留下的神庙之一就是伍子胥庙。从这一点看, 伍子胥庙至少在当时人看来, 不完全算是淫祀。

   城隍庙

   由于吴地人畏惧鬼神, 因此每一地必定有可以镇邪制鬼的城隍神。 (8) 当时苏州的城隍神是春申君, “春申君庙, 在子城内西南隅, 即城隍神庙也”。 (9) 越州的城隍神是唐初越州总管庞玉。“庞玉从太宗力战有功, 出任越州, 威望甚著, 惠泽在民, 及卒, 邦人怀之, 祀为城隍神。” (10)

   这些城隍神大多在当地有相当出众的政绩, 可以泽被地方, 所谓死后仍然护佑一方百姓。相应地, 也有一些是祭奠山川神的, 如越州会稽山下的南镇庙, 是祀南镇会稽山神的, 自秦汉以来, 一直被小心供奉。 (11)

   历史人物

   其实项羽和伍子胥也是历史人物, 但是他们在江淮地区的地位要特别一点。江淮当地淫祀供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有关的历史人物。如吴郡:盘门内有武烈大帝孙权庙;阊门外至德庙, 即泰伯祠, 祠泰伯和仲雍;洞庭山圣姑祠;太湖衝山中郁使君庙;村落间夫差庙;昆山土山卜将军庙。 (12) 越州:会稽县镜湖上贺监 (贺知章) 祠;余姚县严公山严子陵庙;余姚县吴国虞翻墓;萧山县苎萝山西施庙。 (13)

   另外如延陵季子庙、京口邓艾庙都是这一类的神庙。 (1) 还有一些是供奉传说人物的如越州新昌县的刘阮庙。 (2)

   除了上述的这些神庙以外, 还有一些是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 为求得平安远离猛兽而起的庙宇。江淮直到唐前期还有很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南朝时也经常发生在住所附近被虎豹所伤的例子。 (3) 因此在有猛兽出没的地方, 建立庙宇以求灵验。 (4) 有时甚至还有以自然生成、不具备生命的物体作为祭祀对象。 (5) 因为在当地, 神异是这样的无所不在, 甚至会出现真正的意外。会稽石亭埭有中间空朽的枫树, 有经过此地的商人将鱼置于其中, 当地就此认为其中有神, “乃依树起屋, 宰牲祭祀, 未尝虚日, 因遂名父庙。”据说“人有祈请及秽慢, 则祸福立至。”后来商人回来将陈磊:隋及唐前期江淮社会风俗的特点与转变鱼取走, 事情就平息下来。 (6) 这几乎成了一个恶作剧。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江淮当地人对于一切可能有的神明的信仰。

   江淮的淫祀之风如此强盛, 而历来反对这种祭祀过分, 希望清除这种浪费钱财又于社会风俗无益的民间信仰的官员也有很多, 所谓“镇静移吴俗”。 (7) 在隋及唐前期, 最著名的是狄仁杰。他在江南安抚使任上, 看到当时江淮“岁时尚淫祀, 庙凡一千七百余所”, 对当地人有害无益。为了改变这种风气, 他先写了一篇针对当地人都畏惧的项羽的檄文, 指责其不应当手人供奉的理由, 表示将焚烧其庙, “君宜速迁, 勿为人患”。之后就将项羽及其他周赧王、吴夫概王、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焚毁清除。只留下他认为是古代贤哲的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个人的庙。 (8) 但是被清除的神庙又很快恢复起来, 甚至狄仁杰本人也进入了江淮地区供奉的神庙中。 (9)

   至于淫祀的糜费和主持其事的人借机从中牟利, 都是确实存在的事。这也是历来要求取缔淫祀的原因之一。从历史上存在的情况看, 淫祀在江淮地区是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其生存的古代社会的环境不改变, 这种民间信仰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之所以屡禁不止, 我想不完全是因为打击得不彻底的缘故。即使真的清除殆尽, 在同样的社会生存环境下, 一样会死灰复燃。另一方面, 在“信力”这一层面上似乎也不应当过高估计这些淫祀的作用。江淮的民间, 无论佛、道、鬼神, 甚至节令、传说和日常生活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具体的供奉方面, 甚至都没有什么确切的仪式和规定, 而无论什么神庙, 其指向都是单一的消灾祈福, 企求超人力的力量护佑。经常可以在这种淫祀信仰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最世俗的想法。而在另一方面, 淫祀成为江淮地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活动。或者说, 它既是信仰的一部分, 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经常近于喧闹和狂欢的淫祀祭拜中, 可以依稀追溯到上古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江淮风气。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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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 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2831页。

   2《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中华书局1964年版, 第1667页。

   3《三国志》卷65《吴书·华覈传》, 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467页。

   4《晋书》卷28《五行志中》,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844页;《晋书》卷52《华谭传》, 第1450页。

   5《梁书》卷32《陈庆之传》, 中华书局1973年版, 第463—464页。

   6《隋书》卷31《地理志下》, 中华书局1973年版, 第886—887页。

   7《酉阳杂俎》卷8《黥》。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79页。

   8如《唐语林》卷3《夙慧》:“杭州端午竞渡, 于钱塘弄潮。先数日, 于湖滨列舟舸, 结彩为亭槛, 东西袤高数丈。其夕北风, 漂泊南岸。崔涓至湖上, 大将惧乏事, 涓问:‘竞舟凡有几?’令齐往南岸, 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小舟, 号令齐力鼓棹而引之, 倏忽皆至。”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315页。《全唐诗》卷139, 储光羲 (兖州人) 《观竞渡》:“大夫沉楚水, 千祀国人哀。习櫂江流长, 迎神雨雾开。标随绿云动, 船逆清波来。下怖鱼龙起, 上惊凫雁回。能令秋大有, 鼓吹远相催。”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1417页。

   9庄绰:《鸡肋编》卷上, 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10—11页。

   10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提出佛教盛行的作用, 而且他指出, 最早在东晋后期, 就已经有这样的记载, “吴人不习战”。但是江淮地区总体看来, 依然是战斗力顽强的。《历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

   11《宋书》卷82《周朗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2097页。

   12《魏书》卷71《裴叔业附植传》, 中华书局1974年版, 第1571—1572页。

   13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第47页。

   14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 中华书局1991年版, 第616、618页。

   1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1, 第60页。

   16《大唐新语》卷3《清廉第六》,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48页。

   17《隋书》卷31《地理志下》, 第887页。

   18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1, 第55页。?

   19范成大:《吴郡志》卷2,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页。

   20《隋书》卷38《皇甫绩传》, 第1140页。

   21《说郛》卷7, 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版, 第2册。

   22《全唐诗》卷139, 储光羲《观竞渡》, 第1417页。

   23《全隋文》卷3,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4031页。

   24白居易诗“仲夏斋戒月, 三旬断腥膻。” (《仲夏斋戒日》) “自从九月持斋戒, 不醉重阳十五年。” (《闰九月九日独饮》) 题目和引文均从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445、2506页。

   25《唐大诏令集》卷113《禁三元日屠宰敕》,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第589页。

   26曹丕:《禁设非礼之祭诏》, 《全三国文》卷6, 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1081页。

   27《太平广记》卷293, 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2329页。

   28《宋书》卷99《元凶劭传》, 第2433页。

   29《南史》卷5《齐东昏侯纪》,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155页。

   30《南史》卷55《曹景宗传》, 第1356页。

   31《陈书》卷2《高祖纪下》, 中华书局1972年版, 第33页。

   32《异苑》卷1, 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501页。

   33《异苑》卷5, 第522页;《宋书》卷54《孔季恭传》第1532页。

   34徐承烈:《越中杂识》上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21页。

   35《隋书》卷55《高劢传》, 第1373页。

   36《异苑》卷5, 第520页, 第1373页。

   37《太平广记》卷303, “吴俗畏鬼, 每州必有城隍庙”, 第2400页。

   38范成大:《吴郡志》卷12, 第168页。

   39徐承烈:《越中杂识》上卷, 第20页, 地点位于府城内。?

   40徐承烈:《越中杂识》上卷, 第21页。

   41范成大:《吴郡志》卷13, 第175页。?

   42徐承烈:《越中杂识》上卷, 第23页。

   43《太平广记》卷295, 第2357页;卷318, 第2521页。

   44徐承烈:《越中杂识》上卷, 第24页。

   45《异苑》卷5、卷6, 第523、528页。

   46《异苑》卷5, “晋丹阳县有袁双庙, 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所诛, 便失所在, 灵在太元中, 形见于丹阳求立庙, 未既就功, 大有虎灾, 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 百姓立祠堂, 于是猛豹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 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 人面鼋身, 葛巾七孔, 端正而有酒气。未知双之神为是物凭也。”第521页。

   47如越州上虞县的赤石夫人庙, 只是因为“山腰有望夫石, 夕阳返照, 其色正赤, 状如绯衣妇人。乡人异之, 为立祠”。见《越中杂识》上卷, 第23页。

   48《异苑》卷5, 第523页。

   49《全唐诗》卷52, 宋之问《饯湖州薛司马》, 第638页。

   50《唐语林》卷3《方正》, 第189页。

   51黄永年:《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 《唐史论丛》第6辑,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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