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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庚 洪向华: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展望

   〔摘要〕制度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显著特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代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作出的一项重大论断和理论创新。作为贯穿党的各项建设的一根红线,制度治党不仅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也是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经历了初步构想、快速发展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理论形态日趋完备,各项规章制度趋于合理。目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不断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制度治党要凸显人民价值导向是新时代进一步完善制度治党的着力点。

  

   〔关键词〕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生态;执行力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20)04-0053-07

  

   〔作者简介〕孔庚,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洪向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制度治党是法治理念在党的建设中的集中表达和现实运用,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最显著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时代脉搏和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将党的制度建设上升到制度治党的高度,同时提出在党的建设中要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突出了制度治党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具有诸多新特点的新时代条件下,这一重要论断为开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和原则方法。目前国内学术界大多从制度治党的内涵概念出发进行解读,从历史发展脉络视角对制度治党进行过程性考察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从历史角度对制度治党进行梳理,厘清制度治党背后的内在生成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还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维度下加深理解制度治党发展演变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对于在进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更好地维护并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 统筹推进制度治党的价值意蕴

  

   (一)统筹推进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应有之义

  

   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在对世情、国情、党情充分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论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十四个坚持中的首要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以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都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小治治事,中治治人,大治治制。”党实施的全面领导是在国家宪法以及各项法规制度之内展开的,而对于党本身的制度建设而言,制度治党相对于其他国家规章制度而言则具有逻辑先在性。换句话说,我们党只有在自身搞好制度建设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国家政权、社会与政党之间做好各项制度架设。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制度治党的原则性问题做出过明确指示:“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1〕。推动党的建设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只有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包括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在内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压缩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发挥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二)统筹推进制度治党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

  

   党内政治生态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首次提出的。此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体学习以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等多个重要场合中多次谈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是党的建设理论在新时代所形成的新成果、新思想和新论断,彰显出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作出的长远谋划和深刻考量。

  

   党内政治生态是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等要素交互作用下的综合反映。健康清明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厚植党优良作风的沃土,是应对“四大考验”,消解“四种风险”的重要支撑。党内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脆弱,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无论对其进行重构还是净化,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成本都是极其高昂的,所以必须从源头上根治,从实处着手。因此,构建科学化、规范化的党内法律规章制度是治党之需,强党之钥。用制度形成高压态势,正风肃纪,可以有效避免在管党治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颓势。做好制度规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钥匙交给人民群众,可以从根本上扭转并改善党风政风,是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必然选择。

  

   (三) 统筹推进制度治党是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滋生腐败的土壤在不同程度上依然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存在着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顽瘴痼疾,稍有消极懈怠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实现这样一个伟大使命需要我们党必须不断增强自身执政本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并一以贯之的。

  

   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制度治党成为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在筑牢制度防线的过程中,要针对突出问题和短板,敢于刮骨疗毒,激浊扬清,从长远制度安排着手,不断提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全力推进制度治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标志着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以制度治党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开始进入快车道。

  

   二、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行制度治党经历了数次历史变迁,制度建设在内在价值取向、设计机理等方面虽各有不同,但总体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

  

   (一)改革开放后,制度治党的逐步恢复

  

   在党的历史上,为应对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和党的事业的顺利展开,我们党着手建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有效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性。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深刻反思在文革期间因制度缺失所带来的惨痛教训,痛定思痛,着手恢复党内制度建设,开启了党的建设制度化法制化的新纪元。

  

   一是凸显党的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党内各项制度是协调党内关系,解决党内矛盾,指导党内政治生活,并为全体党员干部所遵守的行为准则,究其本质而言是将党多年实践积累的有益的行为规范以程序化法规化的方式固化下来的一系列约束机制。党的制度健全与否是衡量党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2〕十年浩劫,党的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法规被严重践踏,党内政治生活严重混乱的深刻教训唤起了邓小平关于党内制度建设在整个顶层设计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在论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相互关系时,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是决定因素”〔3〕,制度治党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科学论断。正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深刻反思,在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制度观念欠缺的情况下,邓小平深刻论述了制度在党的建设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开创了制度治党理念之先河。

  

   二是恢复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优良传统,在党内各种制度中起着总开关的作用。然而有一段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并没有始终贯彻下去,党的一元化领导发生严重扭曲,甚至党内一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一言堂、家长制等不良现象。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邓小平从民主集中制入手,对党内民主制度进行重新谋划,提出要在清除党内封建残余思想的前提下,继续完善党和国家的规章制度,以制度为抓手来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这一振聋发聩的科学论断,彻底摒弃了党内残存的人治思想,是对遭受破坏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拨乱反正,使得党内民主政治生活重回正轨。

  

   三是改革现有党内体制机制弊端。在恢复原有党内制度的同时,为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还将法治规则和法治精神纳入党自身建设的轨道,以法治思维来规划党内制度建设,规范党自身行为,改革现有党内制度的体制机制弊端。制度建设科学合理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科学不健全也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是历史上遗留的封建因素较多而民主法治较少的传统蔓延到党内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党内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作风相关。因此,改革原有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在党内民主生活中就至为重要。为此,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党内各项活动提供了基本的遵循原则。在党的十三大上,正式提出了“走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4〕。不宁唯是,在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先后制定了《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革除了积弊,健全了中央工作制度的体制机制。

  

   从上可以看出,此时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理念相比以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开始由运动建党的思路向制度治党过渡,标志着邓小平建党思想的形成,成为新世纪制度治党的指导思想。

  

   (二)新世纪之交,制度治党的快速发展

  

   历史的逻辑演进到新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理论指导,以邓小平建党思想为理论来源,采取破立并举的策略着手开展党内制度建设,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丰富而缜密的思考,以整体视角构筑起党的建设长效机制,开启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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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治党的有益经验,针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可能侵害党的肌体的严峻形势,从多方面入手解决党内存在的制度缺位和制度虚设等问题,以内容协调、程序严密、结构合理为设计理念,赋予了党的制度建设以全新的思考。第一,开展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制度建设。党章是党开展各项活动的基础和总依据,是党的根本大法。坚持党章在党的制度建设中的统领地位,是切实提高制度治党科学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核心议题,对党员义务权利、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纪律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全新部署和要求写进党章。第二,完善并发展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进行党的组织建设,使党内建立起正常生活秩序的根本原则。江泽民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为防止党内出现“一言堂”的个人专断现象,全党上下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包括党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把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同时还要加强民主监督。此后,江泽民又在多个场合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制度治党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党的十四大后,制度建设蹄疾步稳地向前推进,先后出台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在内的一系列文件来加强党内制度建设,体现出了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更加侧重于以规章、制度、条例来对权力进行监督,体现了对制度治党的新发展。

  

   二是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坚持以党章统领党的制度建设和不断发展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从多个方面不断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具体来看,第一,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处在负责宣传教育并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的基层组织能否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能否将党的方针政策通过群众路线的方式贯彻下去,都离不开基层组织制度的结构合理和科学设计。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通过以优化组织设置、找准功能定位、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为着力点,提出要以建设学习型基层党组织为目标,在制度上作出了诸多有益探索。特别是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增强党员队伍活力,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以及构建统筹城乡建设的基层党组织五个方面作出指示,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的总纲领。第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党内监督制度的重要作用,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方针,加大对党内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力度。提出党内监督制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侧重于从源头治理,建立集教育、监督、预防于一体的反腐机制,先后出台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规定》等规章制度,既有党内监督工作的方针指导又有具体工作制度与之相配套,取得了建设党内监督制度的新成效。

  

   (三)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的全面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下对全面从严治党规律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提出了全新的科学论断,特别是把制度治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以强有力的制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作出了一系列制度规划,使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对于提高制度治党的科学化水平,完成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5〕强调思想建党补足精神之“钙”和制度治党扎紧制度笼子二者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产生叠加效应,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又是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自身纯洁性与先进性的经验总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二是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力,制度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党内法规制度的“四梁八柱”逐步架设的同时,制度的贯彻执行就成为了关节点。制度的执行是制度治党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科学合理的制度如果缺乏有效执行就成为一纸空文,或者存在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象征性执行的现象同样会使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为坚决杜绝党内部分存在的缺乏制度执行力的现象,确保落实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掷地有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制度入手治党管党,一方面坚持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继续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制度的执行,提出要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要求制度的执行要到人到事,这都充分证明了我们党是站在全新的理论与实践高度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充分体现了由运动建党到制度建党再到制度治党的历史发展轨迹。

  

   三、新时代制度治党的未来展望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当前,进一步提高制度治党水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需同向发力

  

   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目的所在,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根本保障,二者必须同向发力、彼此呼应才能有序进行。

  

   第一,始终坚持思想建党,善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重思想建党是我们党进行自我建设的独特优势。坚定的意志、统一的思想、协调的行动、坚定的政治方向都离不开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始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新时代加强党的思想建党更要久久为功,需要以春风化雨的方式,用真理滋养人心,用信念引领方向,切实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

  

   第二,加快推进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笼子。制度治党是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的最有效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治本之策。”〔6〕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治党快速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将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一环。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制度治党更是上升为全党共识。目前,“党内潜规则”“牛栏关猫”等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明显,制度治党仍需要继续完善党内法规建设,构建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在内的高效权威且科学规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切实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看得见能管用的抓手。

  

   第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需要统一部署,协同推进。“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思想建党是制度建党的灵魂,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制度保障,两者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实践要求作出了明确表述:“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7〕。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这不仅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一步,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就要跟上一步,而保证宣传教育跟上形势和要求的重要途径就是靠制度建设。

  

   (二)不断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制度的执行力。目前,提高制度执行力可以从补短板、强谋划,强化制度意识,加强监管等方面抓起。

  

   第一,补齐制度短板,科学谋划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设计科学、结构合理的制度体系是增强制度执行力,提高制度可操作性的首要环节。邓小平对制度的重要性曾做过精准的论述,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正是在此意义上,制度的长远规划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本着“周延于法,于事简便”的原则,设计要环环相扣,逐步深入,在持续的动态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性发展,随着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和要求的变化而对制度结构进行改革与调整,才能始终保证制度在执行中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第二,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制度是起着长远性、全局性、规范性的作用。在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方面,领导干部既是制度的引领者又是推动者。从目前情况来看,广大党员在严格遵守制度的思想观念方面总体是好的,但也部分存在着对制度缺乏敬畏感,缺乏制度的执行力,对制度的执行避难就易,消极回避等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尊崇意识、执行意识〔9〕,必须带头遵规守制,严守法度,自我约束,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发挥示范带头的“头雁”作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习惯于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真正做到锤炼本领,让制度生威。

  

   第三,对制度的执行力度要进行监督和考评。除制度本身需要结构合理、运行顺畅外,还需要辅助性的配套机制来保证其实施。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度需要及时加强监管测评。同时“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执行没有例外,防止‘破窗效应’,对违规违纪、破坏制度的现象和行为,必须严厉查处,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10〕针对受传统“熟人社会”的思维惯性导致的制度意识薄弱,大搞面子文化、搞特权,习惯于按照领导指示办事的现象以至对制度的执行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等弱化制度治党效果的现象,必须投入极大精力,加大考核力度,对具体责任人要问责到位。同时构筑起集细化、量化、规范化于一体的违规行为观测、纠正、惩处机制,才能确保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成为硬性约束。

  

   (三)制度治党要凸显人民价值导向

  

   制度治党是最长久、最稳定、最有效的治党方式,不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更要经得起人民检验,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第一,建立健全党的联系群众制度。建立健全党的联系群众制度,是我们党初心和使命的外化、固化和显化,同时也是世界政治文明向现代化发展大势所趋。对此邓小平有着透彻而精准的认识:“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1〕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避免使得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流于空洞乏力的说教和口号,联系群众需要做好制度配套衔接,增强制度的整体功能,建立诸如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等相关配套制度,这都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江泽民认为:“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2〕具体来看,广大党员是制度执行的主体,必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并不是停留在嘴边的一句华丽的口号,而是需要在“制度治党过程中把为人民谋福利的优秀分子发展成为党员”〔13〕,将是否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作为我们党选人用人的标准。只有在进行制度治党的现实过程中,切实将“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融入制度治党的全过程,才能确保制度的设计最终能自觉彰显出人民价值导向。

  

   第三,制度治党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建党近一百年来,我们党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栉风沐雨,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目前,我们既要看到时代赋予我们党崇高的历史使命,又要看到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日趋复杂多变。越是面临重大困难挑战,越是需要同人民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我们党既要纵深拓宽广大人民群众建言献策的渠道,又要善于将人民群众生动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及时上升为规章制度。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用最持久、最稳定的制度去沉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通过制度来夯实党群、干群关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N〕.人民日报,2009-10-09.

  

   〔2〕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12.

  

   〔3〕〔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8,333.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

  

   〔5〕〔7〕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6〕 习近平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N〕.人民日报, 2016-12-26.

  

   〔9〕李景治.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J〕.党政研究,2020,(1).

  

   〔10〕 《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编写组.领导干部“三严三实”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3.

  

   〔11〕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7-218.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9.

  

   〔13〕 赵笑蕾.在制度治党的全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J〕.理论学刊,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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