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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未来的世界与中国

  

   这是《说美国》的最后一章,在此我想将前文所说的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作为对中国前途的警示。

   起笔写这一章的时候,恰巧有一本新书出版,乃是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拉波尔(Jill Lepore)所写的《如此真理:美国的历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几乎长达千页,对于美国的过去有深刻的反省。从“如此真理”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其以反讽的笔法来检讨美国立国的理想和实际之间的落差。该书思想深刻,文笔流畅,使人欣赏其文采,但也令人心情沉重。

   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到美国立国:二百五十万欧洲白人,进入了这一片“新大陆”,掳掠、奴役了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几乎逐灭了五千万新大陆的原住民(以上人口数字,与大家理解的数字稍微有参差)。在这块广阔肥沃的新土地上,白人无所不用其极,奴役其他种族来开拓土地,大量开发矿产和森林资源。作者认为,这种机遇历史上史无前例,将来也不会再有新大陆供人类挥霍。她也指出,这种机会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占尽了优势,成为世界的霸主。

   从该书一开头就可以见到,白人的优越感实际是美国文化的盲点。于是她指出,美国历史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号称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权;在奴役他人时,宣称自由;永远在战斗,把战斗当作自己的历史和使命——于是,美国历史呈现为一个织锦的图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毁灭,也有繁荣,有技术的进步,也有道德的危机。

   到了 18 世纪初,虽然有许多教派进入新大陆,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到了 18 世纪末叶,也就是美国独立建国的时候,则已有 80% 的人经常上教堂。因此,在美国建国的理念中,对神的仰望和依靠成为新国家立国的宗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是神的恩赐。一个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统的国家,竟自以为是在神的恩宠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美国所崇奉的人间的平等和自由,虽然是神赐予人类的,但是这赐予的对象却是经过选择的,也就是在单一神信仰之下的“选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这也是反讽:不证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们”自己人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外人却是另外一回事。

   从这种语气上我们能够理解,该书的书名“如此真理”乃是明显的反讽。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世价值”。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称,美国的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民主选举的政治体系,乃是历史的终结。福山的意思是指,人类的演化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状态,从此只需时时微调而已。然而,拉波尔的这部着作,却指陈了美国历史中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矛盾、对立和分裂。

   18 世纪以来,这一新国家缔造之后,很快因为这个新土地上几乎无限的发展空间,取得无穷资源,进而累积巨大的资本,开启了工业化,以机器代替人工劳动。因此,人类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这一迅速开展的工业文化体系,经历一个世纪的继长增高,将美国的地位推向巅峰。

   在最近二三十年内,我们所见到的是机器的不断更新,把管理机器的工人也抛出了生产线。生产能力增加的同时,没有职业也没有产业的人群增加了。追求快乐,追求福祉,慢慢替代追求生产和追求财富。拉波尔这本书的结论是:国家在分裂,城乡在分离,社会在分化,人群在离散,到最后,“个人”陷入“粒子化”—这些现象,我在前面各章都已有叙述。

   拉波尔宣称,面临这种对立和分裂,虽然美国在不断尝试、不断创建新的理念空间,但这究竟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注定遭遇到了一个冲突矛盾之下的难题,终于难以避免彷徨与迷茫?她特别指出,19 世纪中叶是另一个转变的关口,已经面临过如此的困难,那时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传、黑和白、奴役和自由、移民和公民的对立——凡此种种的矛盾,终于导致了美国的内战。内战终结后重建的过程,其实至今没有完成。从内战到今天,种种民权运动都是为了要挣扎、摆脱上述几乎已经视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们也看见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群众”拥护的僭主,却将美国启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作灾害,宁可向全世界挑战,以保持美国优越的地位。这一种现象,也正是希腊历史上柏拉图所指出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困扰:在五种政治制度之中,群众专政是最没有理性的一项。这一个现象,也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非常担忧的情况,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现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们也看见这几十年来,财富越来越集中,占总人口中 0.1% 以下的富人,却掌握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财富。实质上,富人早已统治了美国: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号称“波士顿婆罗门”的豪门大族,掌握了财富,掌握了权力,同时也掌握了教育。中产阶层虽然经过二百年来的发展,但终究无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响力。柏拉图当年提出的五种政体之中,美国建国理念的设计号称“民主政体”。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富人政治为体,寡头政体为用,加上目前群众拥护的僭主政体,至今美国只差还没有出现军人政权。从目前情况看来,柏拉图盼望的哲人、贤能政体,在美国大概不可能出现了。

   最近还有一篇刊登于《大西洋杂志》的文章,提了严重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绪应该可以互补,但却是两个相冲突的因素。在美国的政治上,群众人多势众,却因为判断力不足,凭着直觉的情绪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现怪异现象:总统哗众取宠、倒行逆施,却自诩为群众谋福祉,为国家护霸权。这篇文章,毋宁是在呼应拉波尔同样的担忧:理性与情绪之间无可解决的矛盾,终于会将美国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国理念、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实验扭曲,陷入难解的困境。这是拉波尔引用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左右两难的困境,终究难免沦落于毁灭。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满怀兴奋进入新大陆,盼望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国家,究竟是否能够落实人类的梦想。六十年后,却目击史学家、社会学家正在宣告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回顾故国,自从清朝末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贤俊盼望找到方向,将中国改革为庶几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状态。现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国政治体制,居然沦入如此困境!中国将来的途径应是如何?我愿意在检讨美国历史之时,向台海两岸的中国人,一抒个人的感想。

   中国文化曾经有过长期演变,自先秦以下有过几次大修改,但其根源还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传来佛家的因素;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学的影响。中国秉持的文化营养丰厚,上面所说的主客、内外因素,已经涵盖了世界主要的文化体系。甚至于最晚起的伊斯兰教系统,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后也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之内。

   总结一句话,中国取精用宏,最后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体系: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观。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扩张到对宇宙的理解。以时间轴上想,个人接受了许多过去的积累,也许是包袱,也许是资产;向后看,由“我”开始,将我所取得的交给我的子女、后代。从社会空间、自然空间和时间轴线三个向度上,人类组织了一个“恕”的境界,一个将“心”比“心”的巨大系统。我们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别人;人与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躏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联系,在中国人心目之中,不须有名有姓的神明作为保证,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构成自己心中内在的神明。这个神明是过去的历史替我们培养而得,“人”有责任在这神明的指导之下,也就是“良知”的指导之下,以“良心”对待他人,以“良能”与自然共存。凡此,亦即根据中国人的知识论、伦理观及宇宙观,谨此提出一些观察所及,让我们从美国历史的成败兴衰撷取教训:学习其成功的经验,避免其失误的轨迹。中国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世界,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趋吉,走出一条顺利通畅的路径。

   第一点,最近几十年,台海两岸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尤其最近二十年左右,几乎已经将所有的田园都转变成为城市。在本书前面屡次谈到,美国都市化现象导致社会的解体、个人粒子化以及社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最可怕的是在水泥丛林之中,每个人都是迷失的个人,孤独而迷茫。

   台湾曾经自豪于“无米乐”,抛荒耕地,购粮他方;大陆各地的农田一片一片地转化为工厂和住宅,也就是农业消失的时候—天地之间不再有植物的遮蔽和水土的保持,肥沃的土壤一层一层剥落,随风而去。其实农业与工业并非不能共存,以农产品加工的过程而论,一样可将工业生产这一部分与农业结合,植根于土地之上,而不是剥削土地。人类应该适应自然,而不是蹂躏自然。

   美国的经验是,过去开发内陆,将河流拉直、处处筑坝——今天,我们看见的新闻,大雨一来就洪水遍地。美国本来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林区,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断,就是因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都已被截流转移为城市的用水,以至于森林没有足够的水源,一到干季,山火随风而走,连片的林区,数十万、数百万的树木化为灰烬。如此浪费水资源,使大自然蒙受严重伤害。美国使用机械深耕,大量使用化肥与杀虫剂伤害土壤、剥去表土,每收获一次,一尺到三尺深的表土随风而去。我们担心,五十年之内,美国内陆的大片平原将变成巨大的沙漠。中国不应该一味跟随所谓现代化的世界,将城市作为主要的居住形态。中国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虑食粮自给自足。台湾地区的可耕地面积甚小,更不应不珍惜土地资源,尽量保持适当的食粮自足率。

   第二点,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之内,人有生存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存的机会。自己希望能够存活,就不要剥夺其他人存活的权利。因此,人的生存权利应当有所保障,公权力必须在财富的分配上,使最穷困、最无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机会。诚如《礼运·大同篇》所说,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穷困者,都可以存活—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会福利。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不断在改变,然而至今还赶不上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周全。

   台海两岸,最近几十年来财富成长了,但是穷富之间的差距巨大,穷困者生计艰难。内陆农村和边缘地区,一般百姓生活条件严重不足。中国广土众民,如果将社会福利都集中处理统一筹办,其实未必合适。美国经验表明,几十年来,社会福利已可给每一个无业者或是无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的费用;然而,社会没有适当的工作可以安置他们。他们仰仗社保基金补助,活得没有尊严也没有意义。北欧的制度是将这些最需要帮助的穷困人口置于社区照顾,数千人的社区就地安置穷困人口。社区可以向中央要求拨款,由社区支配照顾区内需要帮助的弱者。如此授权,可以按照个别情况直接处置。这一富有弹性的措施,即可避免美国已经出现的窘况:将近 30% 的人口想要工作没有机会,而其他地方需要劳力却无人填补工作缺额。

   中国大陆目前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内有若干不同级别的少数民族的自治区。每一级地区——省级、县级及市级,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就地处置只有当地能理解、监督的问题。在如此安置之下,港、澳、台等地区都能在不同程度自治下,得到因时、因地,因应各区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独特理念的治理方式。

   第三点也是有关政体的问题。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实质上施行的是国有资本和自由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中国许多的巨富,有的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马云。然而不可讳言,有些财产的累积,却是经过假公济私获得了致富的机会。

我以为,未尝没有预先防堵之法。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例如交通、能源及补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设,应当收为公有,由国家以各个层次的公权力,组织管理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事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公家尤其不能将土地轻易地释放,作为私人致富的本钱。其他行业可以让私人经营,凭本领取得合理的利润。政府可按着利润的比例征收所得税,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各种企业纳税以后,如果还有巨大的盈余,应当由国家设置“信托基金”投入社会福利,补充公家承担之经费。

   或者,私人企业合理利润之外的盈余,都应当存入这个基金。该类信托基金乃是产业所得,用于进一步发展这一产业:由公家与民间企业合组的管理机构,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支配,支援有关行业进一步发展。又例如可以设立“创业基金”,支持创业的年轻人放手施展。风险创业基金可以让有志开创者借用本钱,在他成功后,将盈余相当一部分归还基金。又例如“开发基金”,用来支援开发新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设施。以上各项,不外举例言之而已。主要构想是开发新利基,都由公权力通盘筹划,支援各种投资需要项目。台湾省在 1970—1990 年代,设有纺织业、信息工业等项目的发展基金,支援同业开拓事业,这种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证。

   土地或建筑的价值,可以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征税,过分涨价的部分都应该归于公有。这部分的钱累积作为公有住宅的建筑,只租不卖,供应年轻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在这一方面的实行,已有相当的成效—如此措施,才能够使得百姓享受安居乐业的福祉。这一部分收入即可储备,用于都市更新经费。

   第四点,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西方标榜的民主体制颇为不同。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应该有宪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国家应当是相当专业的工作,美国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在立国之初并没有普及于全民;民权运动到今天,确实已经落实到每个成年人都有一票。然而,柏拉图早就警告:群众政治会产生僭主的困局。无可讳言,“群众”并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选票,选出来非理性的人物,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但总统选举如此,选举各级代议员或者地方首长都会有这种“僭主现象”出现。例如美国芝加哥的市政,几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独霸。我居住的匹兹堡,也有几个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议员、州议员甚至国会议员。这种现象,都是在群众盲目地按惯例行事而致。“特朗普现象”也是一个明显的个例。

   美国总统大选,有所谓“选举人会议”制度。当初设计时有两个理由,一则因为当时不少地区与首都之间距离遥远,各处的投票结果难以及时送到首都,遂由选举人将各州的选票数字带到首都开票,决定当选人。另外一个理由则是立国之初设计时,麦迪逊等人曾经考虑选举人代表,实际上可以被选民授权,在最后投票时改变该州选择的人选。这一考虑,即是将群众的选举,委托一群知识程度较高也得到群众信任的人物,代表该区选民调整各处选票的选择。孙中山先生当年设计中华民国的民主体制时,有“国民大会”作为选举总统的单位,他的用意可能就从麦迪逊等顾虑得到启迪。这种间接民主的方式,在特殊情况下能匡救不足,例如两位候选人所得票数非常接近,即可以由“选举人代表”当场再投票决定胜负。间接投票确实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长期盗用民意,以贯彻他们私人的意旨。这一个弊端和群众盲目投票的弊端,两相比较,间接选举未尝不是补救之道。前文所说,在理性和情感之间如何做抉择,就在如此关键处,在设计时预设补救的考量。

   第五点,政治是处理大众意志和处理大众委托事务的制度。今天的社会,尤其是国家层级的复杂社会,许多政务牵涉到专业的考量。以美国制度而言,选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须考虑到候选人的法学专长是否够格。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是选择在经济学、市场学、货币学各方面都有特别专长的专家,送请国会认可,请总统任命。有关国家安全的联合参谋总部,是军人之中最有能力、最有专门知识的人合组。

   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美国的国会议员并没有专业要求。国会议员组成的各项专业委员会,要处理全国专业问题,往往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法家这一家实际上就是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知识,落实于“贤能政治”。法家着重的是专家的知识,以及专家知识施行的考核。

   第六点,美国的制度是总统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一个适任的总统,做了八年也够累了;如果总统不适任,只忍耐一年于国于民也非常痛苦。英国的制度是内阁制,立法部门的代表中对于某一项目具有专业能力,即被首相选择作为有关部会首长。于是,政务的执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无间。首相的任期没有一定的规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得不好随时可以因为民意的反对,迫使国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选举改组内阁。这两个制度之中,英国的制度确实是有弹性,也有效率。法国制度是英美两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国已经五次更换“共和”国体,其内阁未曾安定。法国的政治功效,也从未获得好评。

   凡此议论,乃是野叟献曝,以备将来参考。我年已八八,侨居海外,故国种种,我已经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望中国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采取列国体制之长处,创立一个最好的综合体制,为亿万百姓求福祉,为天下万世开太平:建设一个大同世界的楷模——愿以“过客”个人管见,结束六十年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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