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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吉社:美国涉华舆论的现状与特征

   内容摘要:美国涉华舆论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它呈现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状态,也是双边关系的风向标,通常早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预示调整的趋势和方向。因此,如果要研判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美国涉华舆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评析当前美国涉华舆论的现状与特征:评估美国涉华舆论的若干指标、对照这些指标评析当前美国涉华舆论的基本状态、根据涉华舆论的态势总结其特点和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樊吉社,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一、评估美国涉华舆论的若干指标

  

   过去70余年中,每当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涉华舆论常常会释放调整政策的信号。例如,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为了对其失败的对华政策进行辩护,组织撰写并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由此引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谁丢失了中国”的辩论。毛泽东随后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予以回应,随后中美关系进入持续20年的敌对与冲突。1969年7月,尼克松访问亚洲时发表“关岛讲话”,借助媒体为其调整对华政策做舆论准备。也大致自此开始,中美关系启动了“破冰”和缓和的进程。无论是1949年的《美中关系白皮书》,还是1969年的尼克松“关岛讲话”,这都是美国政府自上而下为调整政策做舆论准备。最近十余年里美国也曾有类似的举动。例如,2005年9月,时任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中国将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演讲,提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概念,表达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期待;2009年9月,同样是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奥巴马政府的美中关系愿景》,提出“战略再保证”概念,谋划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的前景。这些演讲意在引导舆论,塑造美国国内有关中美关系的共识。

  

   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舆论始于学界而非官方。2015年3月,布莱克维尔和泰利斯发表联合撰写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同年5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在研讨会上发表中美关系面临“临界点”的演讲,美国国内开始辩论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涉华舆论由此升温。特朗普当选并执政后,涉华舆论的主导力量从学界转向高层官员、行政部门和国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每个时间节点都会有与之相匹配的涉华舆论环境,如何评估美国的涉华舆论环境并据此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迁和涉华舆论的变化大致可以提炼评估美国涉华舆论状态的五个指标:

  

   第一,美国行政部门如何确定对华政策的方向?各部门之间有无分歧?

  

   第二,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派是否受到牵制?

  

   第三,美国智库和学界关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或判断是什么?

  

   第四,美国主流媒体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报道的基调是什么?媒体报道中是否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

  

   第五,美国对华政策或者中美关系相关民调结果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这五个指标涵盖了与美国对华政策密切相关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涉华舆论的基本状态。

  

   二、美国涉华舆论的基本状态

  

   用前述五个指标衡量美国当前涉华舆论,可以看到其基本状态如下:

  

   第一,官方文献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成为塑造美国涉华舆论环境的底色和基调。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大国竞争已经回归,中国和俄罗斯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竞争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该报告30多次提到“中国”或“中国人、中国的”,均为负面的信息和判断。从白宫到国务院、国防部、执法和情报部门,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上基本不存在部门分歧;在落实政策方面,白宫的顾问和助手们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则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第二,国会参众两院中的对华强硬派成为主导声音且不受牵制。国会中诸如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众议员班克斯(Jim Banks)、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和斯科特(Rick Scott)、来自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对华强硬派,他们在诸如科技、军事、人文和教育交流问题上大做文章,推动国会通过涉华立法或决议。一般而言,国会在对华政策上都属于偏向强硬的力量,但总会面临来自两党温和派的制衡和行政部门的牵制,现在这种制衡和牵制显著弱化,两党中的强硬派议员成为塑造美国涉华舆论的重要力量。

  

   第三,美国智库和学界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影响总体下降,个别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偏见的专家成为重要的影响力量,温和派“中国通”的声音持续弱化。特朗普入住白宫后,美国传统的“旋转门”不再转动,长期跟踪、关注中美关系的专家、学者、前政府官员因为大选期间反对特朗普或者曾发表过不赞同特朗普的言论,因而不可能进入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位。因为特朗普总统的“战略竞争”思路非常清楚,过去始终主张对华强硬的部分专家学者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不仅如此,随着中美关系的软环境发生变化,“友华派”和“知华派”在涉华舆论中的声音已经很小,除了个别偏向强硬或者秉持现实主义理念的专家学者仍在撰写文章、发表评论外,多数“中国通”似乎进入了静默期,他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持续弱化。中美两国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显著减少。

  

   第四,美国主流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或者中美关系的报道数量增多,因多数报道涉及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种种矛盾、争议和利益冲突,媒体呈现出的基调是调整对华政策。当然,除了类似福克斯新闻、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等一向较为极端、强硬的媒体外,其他媒体在涉华报道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何种方式改变对华政策更有效、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主流媒体近年来涉华报道的语词变化同样值得关注,现在提到中国时常使用“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中国”“中国共产主义政府”;涉及中美分歧和争议的问题通常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将争议和争议问题溯源到中美两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

  

   第五,皮尤、盖洛普等多个民调显示,受访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同步上升。皮尤今年3月的一份民调表明,66%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这比特朗普执政之初上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力量与影响是主要的威胁。盖洛普今年2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比2018年下滑了20个百分点,这也是自1979年开始民调以来与1997和2000年持平的最低点。2019年6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美国民调机构对美国公众和华盛顿专家学者的调查也呈现了类似的结果。

  

   三、美国涉华舆论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国内曾经出现过若干以美国对华政策为主题的辩论,但这一次持续时间长、涉及政治力量多、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动辄将中美之间具体的争议、分歧和冲突上升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讨论,甚至将多数问题安全化。这种涉华舆论有将双边关系引向零和、对抗方向的发展趋势。当然,美国涉华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以前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仅自信而且处于攻势,有“和平演变”其他国家的设想和预期。当前美国涉华舆论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多表现为守势,认定中国利用教育和人文交流拓展影响,发展“锐实力”,意在“和平演变”美国、改变美国的制度和社会运行方式。因此,美国涉华舆论中不断强调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夸大中国软实力,将中国称为美国的“制度性威胁”。

  

   美国当前涉华舆论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行政部门,涉及人员包括总统、副总统,以及白宫顾问班底、国务卿、司法部门,甚至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特朗普总统自入住白宫,频繁就中美经贸争端以及相关谈判发表演讲、发布推文,批评和指责中国经贸政策是其核心关注。迄今,副总统彭斯分别于2018年10月和2019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和威尔逊中心发表美国对华政策主题演讲。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和曾撰写《致命中国》并拍摄相关纪录片的纳瓦罗更是以批评中国为其重要使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博明也于近日用中文发表了以中国为主题的讲话。国务卿蓬佩奥在影响乃至塑造美国涉华舆论方面发挥了旗手般的作用,充分利用各种会议、论坛和外交活动攻击和诋毁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利用各种场合宣扬“中国威胁”。从总统到行政部门的部长,政府高官拥有一般公众、普通媒体和专家学者无法获得的信息和资源,他们的涉华言论有更高关注度,有更大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不容忽视。

  

   纵览当前美国涉华舆论的基本状态,可以看出如下若干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美国行政部门内部、行政部门和国会之间、两党之间、民众和精英之间以前在涉华舆论问题上的分歧现在明显减少,各部门之间、府会之间相互制约的状况已与以前大不相同。

  

   第二,中美之间的传播和交流渠道被大幅压缩,这导致美国涉华舆论更加失衡。中美之间曾经有很多对话机制,这些对话机制本是澄清立场、增信释疑、寻求共识、探索解决分歧之道的平台,如今特朗普政府强调所谓“结果导向”的对话,导致一些存续多年的对话机制陷入停摆状态。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也因为美国执法部门的干扰受到很大影响。美国还采取了诸多限制中国媒体在美活动、中国驻美记者签证的措施;执法部门甚至对美国的高校施压,迫使一些高校中断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很可能对教育交流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美围绕疫情起源的争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催化作用。特朗普政府抗疫行动迟缓、不当,导致国内疫情恶化,国内面临压力,加之今年适逢大选年,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团队不遗余力诿过中国,中美因此展开的密集、激烈的舆论斗争,导致诸如产业链这样的经贸议题被当成政治和安全问题对待。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本已在进程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调整进程加速。

  

第四,美国涉华舆论的转变相当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社会动员过程。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改变对华接触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强调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这是对双边关系的定调,但中美如何竞争,应将中美关系引向何方并没有确定答案,换言之,中美关系没有定型,也没有定性,但进入了一个议题推动双边关系调整的阶段。美国涉华舆论的消极转变相当于为其调整对华政策进行社会动员。呈现在舆论中的中美关系分歧被夸大,双边关系被塑造成零和博弈或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战略竞争。就此而言,舆论本身反过来塑造中美两国在具体议题上的互动方式,进而影响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近年来,无论是经贸争端,还是南海、台、藏、疆议题都成为美国舆论的热点话题。

  

   第五,尽管美国涉华舆论总体消极,美国政府内仍有一些高官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美经贸争端,而且中美关系的最大利益攸关方——美国商贸利益集团尚未就中美关系表态,因此,双边关系仍存在弹性空间。过去20年中,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美国商贸利益集团从中美合作中获益。尽管双边关系遭遇当前困难,但商贸利益集团仍看重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两国通过谈判解决经贸分歧,不希望双边关系恶化,损害经贸往来。

  

   四、余论:美国涉华舆论与中美关系未来

  

   中国的快速崛起必然引起美国的警惕和制约,如前所述,美国涉华舆论既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也是双边关系走向的风向标。美国这一轮涉华舆论的消极转变有一定的必然性,且由于特朗普总统及其班底的作为,负面涉华舆论得到进一步强化。就此而言,中美官方对话机制受限、中国在美媒体机构受限、人文交流甚至教育交流受阻,这既是可预期的,但也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对抗没有赢家,美国国内现在也有人对双边关系的动态发展趋势深表担忧。

  

   不仅如此,同样也要意识到中美关系或许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40年甚至70年中美两国互动中,很大程度上美国是双边关系的主导力量;如今中国自身力量增强,中美关系走向何方肯定不会由美国一方说了算,中国同样有能力塑造双边关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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