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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

   政治史长期居于宋史研究的主流地位。对有宋一朝变法、党争、相权、国策等课题, 与相关典章制度研究, 经过前辈学者数十年的努力, 成绩极为丰硕。不过, 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及史料的刊布, 新的研究议题与领域日渐拓展, 研究范畴亦由中央、上层, 朝向地方、基层、庶民扩展, 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日益蓬勃, 逐渐取代政治史, 成为研究重心;反之, 政治史研究则有日渐萎缩之势。2001年, 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首先透过集体讨论, 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呼吁, 认为制度史研究应把握制度变迁与其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 而非将制度孤立于政治运作与人事之外。近年有关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系列研究, 即是呼应此概念, 在研究典章制度的过程中, 同时关注资讯取得与帝国统治、士人沟通之间的关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二书, 更透过重新诠释宋代政治的文化意涵, 为政治史研究再开新局。总言之, 面对政治史研究边缘化的困境, 如果能从政治思维出发, 整合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观点与成果, 应当可以凝炼出更具新意的政治史研究课题。

   关键词:典章制度; 活的制度史; 新政治史; 跨领域整合;

  

   一前言

  

   久遭冷落的政治史研究近年来再度受到史学界重视, 学者纷纷引进新观点、新方法, 积极讨论如何重新出发, 并已陆续出现几部成功的著作, 使困顿许久的政治史研究再掀讨论热潮。明清史学界对此趋势反应积极, 且明显受国外观点影响;两岸宋史研究者虽对海外新观念、新理论的敏感度较弱, 但学人却也能在反省自身研究历程后, 有所调适与转变。本文即是笔者结合学术史发展和个人研究心得, 对宋代政治史研究所进行的回顾性讨论。

  

   二早期的政治史研究

  

   符合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史研究, 已有百年历史。检视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各类观点与议题均曾引领一时的研究走向, 明显反映学术风潮的转变, 而在中国史研究的早期萌芽阶段, 政治史研究尤居主流, 影响广泛而久远。所以如此, 与清末以来的时代环境关系密切。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处境, 亟思图强, 格外关切政局变动等政治性历史议题。复以出版典籍不多, 重要图书使用不易, 而讨论上层政治结构与政治发展等问题, 只需结合重要经典及二十五史等正史典籍, 即能提出具解释性的新见, 成一家之言, 故投身研究者众多, 成果辉煌。这种现象在汉唐盛世立国典制的阐述上, 尤为明显;反观宋代, 既被视为中国史上的弱势朝代, 史料又庞芜而难于梳理, 在偏爱研究盛世的学术氛围中, 多受忽略, 成果不易展现。

   不过,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与研究条件下, 第一代学者仍为宋代政治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聂崇岐《宋代州军监之分析》与《论宋太祖收兵权》、张荫麟《北宋的外患与变法》、钱穆《论宋代相权》以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与《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著作, 都是早期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着重对史志与制度作了详实考订与探究。 (1) 此外, 变法、党争、政局变动, 以及政治人物、集团与政治斗争等议题, 也都是早期政治史研究的重点, 而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 更是讨论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课题。

   不过, 此时的宋史也如同其他断代研究, 明显独重开国立制阶段与变法党争, 对北宋中期之后, 特别是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多所忽视。所以如此, 一来是研究者多认为开国时期的规划与作为, 决定了一朝格局, 后继者仅是祖述旧章, 无关宏旨, 故疏于论述。二来, 研究资料也限制了讨论开展。北宋一朝除《宋史》之外, 尚有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该书保留北宋中晚期以前的详细史料, 裨于学者掌握兴革变化;南宋除《宋史》与记录高宗一朝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 缺乏完备的编年史料, 其他文献又殊为零散, 不易搜集整理, 一时难有新见。再者, 南宋向被视为偏安的小朝廷, 不符追求盛世宏规的国情, 除了悲剧性英雄人物岳飞与文天祥外, 其他课题鲜受学者青睐。

   政治史独重且研究焦点偏颇的现象, 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与80年代的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情况, 已有具体评述 (1) , 本文不拟赘述;台湾的宋史研究则始于1949年之后。当时大量典籍文献来台, 典藏于中研院史语所、“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大学四个机构, 许多历史学者就在艰苦的环境中, 揭开中国史研究的序幕。然而, 早期受限于庋藏条件, 这些典籍并不利于一般学者使用, 研究环境仍与在中国大陆时期无异。此时, 各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讲授及研究仍以政治史为主, 焦点也偏重北宋史。在诸多大学系所的政治史研究中, 尤以政治大学的政治研究所为重镇。该所以政治制度及其运用为主要探讨方向, 有较强的政治学训练, 并能参用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 虽然研究取径及史料运用与历史学界不尽相同, 史料耙梳与考订亦不如历史学界, 但却是跨领域研究的先行者。

  

   三政治史研究的消退

  

   20世纪70年代, 台湾历史学界研究政治史的热潮明显消退, 这与大量典籍出版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 关系密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国际学界急切地想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并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 台湾遂成为传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对外窗口。国际学界视台湾所藏的丰富典籍为重要研究资源, 大规模的史料编辑、翻印等出版工作于焉展开。以宋史研究材料而言, 除正史外, 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名家文集、笔记小说, 以及由赵铁寒教授主编的《宋史资料萃编》, 均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源, 连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与议题。 (2)

   同时, 受到欧美学界的影响, 社会科学理论也浸渐主导台湾的中国史研究的取向。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 影响中国史研究最早也最深的, 莫过于马克思理论, 但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 此一观点因政治因素而遭禁绝, 历史学界多遵循传统的考证分析, 此即所谓史料学派。考证分析性的历史研究, 关注重点不脱朝代兴替、政局变动与人事斗争等政治议题, 与欧美学界关切的中国历史发展与现代化, 着重有别。

   欧美学者所关心的中国研究议题, 或源于其对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察, 或撷取自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 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与议题, 既非他们所长, 也非其兴趣所在。欧美学者以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开展中国史研究, 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观点都是触发其灵感的来源。各时期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先后引进, 如计量统计、社会流动, 都曾或深或浅地影响台湾的史学研究。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激荡, 使新的议题不断出现, 带动新的研究方法, 也触发新的研究方向。70年代以降, 史学研究重点不断改变, 如以个别人物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史、强调量化统计与理论的社会经济史、着眼于庶民生活的文化史及后现代研究等, 都曾在史学界引领过一代风骚。

   研究材料的开拓与丰富、大型资料库的出现乃至泛滥, 加上一波波不同领域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 历史研究议题不断扩大、不断分殊, 研究范畴也由原本的中央、上层, 向地方、下层、庶民推展, 方面越来越广。史学研究的热点日益被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研究取代, 无论是典章制度的静态考订, 或是高层政治的探究, 都不再受到学界关注, 政治史的重要性渐渐被冲淡、稀释, 甚至消退。这种现象从近十年来台湾史学界所发表的论文, 以及各大学相关系所开设的课程内容, 可以清楚显现。

   研究取径与书写技术的改变, 与政治史研究热潮消退相系。传统历史研究侧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解读, 留心对时空背景的整体掌握, 着重变与常之间的关系, 在数据分析之外, 更看重叙述。这样的治学方式强调文史不分家的涵养, 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阅读与文字掌握能力, 善于参照各种不同性质的史料, 同时广泛涉猎各类知识, 才能深透。也就是说, 传统中国的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 学科边界并不明显。

   然而, 传统的“学问”在现代学科划分的影响下, 各学门间分际凛然, 非但训练与取径各有不同, 更纷纷强调创新、注重理论, 学术专业性日益强化, 尤其仰赖大型资料库查索资料, 用大量数据说明立论的完备性与严谨度, 藉以建立具学术说服力的观点, 人文学科遂日渐趋近自然科学。强调专业, 既使各学科间的疏离感加剧, 造成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隔阂, 历史学传统的讨论方式也因难以迎合各学科的要求, 被认为学术性不足, 研究成果受到其他学科的贬抑, 渐渐退居学术边缘。更有甚者, 历史学者借助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 无形中也放弃了传统史学思考、分析与叙述的整体关照, 将历史学拆解成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不同研究类型, 以致各研究类型间隔行如隔山, 许多课题若不曾涉足, 几乎无法深入评论。

   鉴于政治史研究的消退、传统历史书写技术后继无人,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2009年春天所举办的历史研习营, 就特别强调政治史研究, 及传统历史书写技术与训练的重要。这个例子结合上述历史系缺乏政治史课程的现象, 可以反映政治史研究在台湾面临的人才断层与研究发展的困境。

  

   四 “活的制度史”的提出

  

   1980年代以后, 中国大陆宋代政治史研究大幅跃进, 不但面向增广、质量俱增, 对典章制度的讨论更继承了中国史坚实的考订传统, 成果尤为显著。如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与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香港方面有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枢密院制度》、《宋宰辅制度研究论集》第1辑《宋宰辅兼摄制度》以及《宋宰相表新编》等四部力作, 都是考订与增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1)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及前述《中国政治制度史·宋代》, 则在制度考订之外, 兼及其运行机制与特点。 (2)

   此一荣景, 反映中国大陆学术重建的劲道与成就, 与台湾政治史研究消退的情况, 呈现明显对比。然而, 中国大陆随着研究资源日增, 对外交流日盛, 加上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触发, 新的研究议题也扩展迅速, 政治史再难独重。复以中国大陆史学研究取径改变无多, 受限于既有研究框架及训练方式, 政治史研究或一再重复相同的史料及议题, 或无法跳脱静态的制度梳理, 研究成果虽较台湾丰富, 但缺乏新见, 研究品质难以提升。到世纪交替之际, 政治史研究较之于其他领域的兴盛, 更是窘态日见。

   为了重振宋代政治史研究, 并调整发展方向, 中国大陆青壮辈宋史研究者于2001年邀集海内外学者, 在杭州召开“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针对制度研究发表17篇论文, 除部分以宋史为例, 讨论制度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外, 其余12篇论文分由不同侧面, 回顾与反思百年来的制度研究。这些论文在2004年, 由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集结成《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90—2000) 》一书出版。(3)

该书各篇论文详细检视不同议题的宋代制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既总结了百年来制度史的研究成果, 也深切地反省了过去的缺失不足, 希望藉以改变政治史既有的研究型态, 重新出发。该书呼吁学者应跳脱制度阐释的藩篱, 由以往强调宏观、静态、脱离历史实际的文本主义制度史, 转而重视制度的动态发展与运作过程, 尝试把握制度变迁与背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 以更贴近历史实情, 总名之为“活的制度史” (4) 。制度不外乎人事, 政治体制的运行并非仅由人单纯地遵行、符合制度规范, 更是制度与人事之间的相互为用。当制度建立之后, 仍须透过人事从中解释、运作, 乃至创造新制度的发展空间;倘若太过单一、静态地看待制度, 未能与社会发展相结合, 制度史将沦为孤立的考证, 而非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问题。

   2001年会议的与会者多是中国大陆宋史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经过反省式检讨并调整研究取径后, 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整体情况有明显的改变, 其中以邓小南教授指导的博士生论文最为具体。这些作品着重阐述制度形成、推动与执行过程中, 外在环境变动与人事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影响, 不再将制度视为客观独立且凝止不变的存在。论述也多能兼顾动态发展过程与人事运作的角色, 将研究范畴扩及参与政治运作的各类社会组织与力量, 以及文化发展与政治关系等, 使政治史研究不再偏于上层、中央政治结构, 转而注意下层、地方性的领域。

   这些成绩可以说明, 推动活的制度史研究, 实有助于中国大陆宋史界走出旧有研究框架, 对宋代政治有更整体的了解。不过, 活的制度史只是活络政治史研究的途径之一, 若期待政治史研究能改换新貌, 仍需结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形成跨越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整合性观察, 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多元, 才能让政治史研究得以在众多学术领域的竞争下, 开展新猷。

  

   五新政治史研究的萌芽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降, 历史学界各类研究异军突起, 并相继形成热潮, 将政治史逼向边缘。然而, 早在政治史初逢挑战之际, 宋史研究前辈学者就曾尝试透过不同视角, 发掘具新意的政治史议题。

   首先对政治史提出反省的, 是已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刘子健教授。刘教授早年修习政治学, 专攻宋史, 并教授中国现代史。其以政治史为研究主轴, 提倡新视野、新方法, 对宋代政治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的讨论, 都有别于传统。 (1) 刘教授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曾发表如《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南宋君主与言官》与《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等多篇论文, 多从宏观角度讨论南宋立国环境及政权特色, 论点虽仍待深化充实, 但明显摆脱传统论述, 重视解释与新观点的提出, 颇具启发性。 (2) 惟当时台湾与中国大陆学界, 缺乏这样重视思辨的训练, 刘教授的研究方法只能对个别学者产生影响, 却未能带动起全面性的研究风气。 (1)

   20世纪80年代末, 日本广岛大学寺地遵教授所提出的“政治过程论”, 也可视为新政治史的先驱。日本学界的宋史研究, 长期受虎次郎、内宫崎市定等学者的宏观政治学、唐宋变革论影响, 多以中央政治为讨论中心, 关注君主独裁政治论, 且过于偏重北宋时期。寺地遵教授有感于此, 特别以南宋为研究对象, 提出政治过程论的观点, 以微观视角考察南宋官僚机构中, 由皇帝到最下层的连线间所存在的势力集团, 及围绕国家决策所发生的冲突、抗争, 也就是将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以分析政治过程。 (2) 其代表著作就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1988) 一书, 该书于1995年译成中文。 (3)

   该书的出版对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影响颇为显著, 后继者对此观点的阐述, 也时有新见。如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 便曾以政治空间 (场) 的文书传递, 以及奏议与对策等议题, 来阐述宋代政治决策的过程。 (4) 不过, 直到近年, 寺地遵教授的论点才因平田教授与余英时教授在著作中的引介, 而广受华人学界重视。此一强调过程的动态研究, 也表现在邓小南教授发其端、黄宽重继其后的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研究项目中。这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不仅注意政治制度的功能与运作过程, 也关注到资讯取得对帝国统治、士人沟通的关系, 让制度既与人事相结, 形成动态发展, 且能从政治运作的角度, 赋予原属各专门领域的学术议题新的内涵。具体成果见于邓小南教授主编的《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 (5) 一书, 及《汉学研究》中的“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作”专辑。 (6)

   继中国大陆宋史学界提出活的制度史论点, 以活络政治史研究之后, 近年出版的二本宋代政治文化史专著, 即余英时教授《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及邓小南教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更直接促成了新政治史研究的出现, 并在宋史学界中引发了广泛的回响。余教授研究涵摄经济、学术、思想等诸多领域, 并长期以研究思想文化、宋明理学及个别思想家哲学内涵为主。《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以思想史内容的政治解读为主要取径, 关注孝宗朝著名思想家所形成的道学集团, 及其因关切国是所展开的活动, 强调综合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 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 (1) 邓小南教授则在探索宋代官僚制度之外, 进一步阐发宋史学者所熟知的祖宗之法, 如何为北宋历朝君臣所利用, 又如何影响当时政局, 细致勾勒出政治过程、制度运作与人事互动间的连动关系。 (2) 上述二本专书几乎同时以不同取径, 重新诠释了宋代政治史的文化意涵, 在学界纷纷检讨如何在传统的典章制度之外, 寻求政治史研究新出路之际, 遂成为宋史学界发展新政治史最直接的触发力。

  

   六个人的研究经验

  

   除了学术风潮的转折起落外, 个人的成长经验与学史历程也使我对宋代政治史研究有些体验和想法。

   我成长于台湾社会的艰苦发展阶段, 深切体认到个人发展与外在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因此从年轻时就格外关切台湾现实环境的整体变化, 个人的成长经验成为我学习历史的启蒙。大学时期,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虽相继引入台湾的大学校园, 但当时可资阅读的资料不多, 亦欠缺适当引导, 我所接受的训练仍较着重传统的深度研读。其时, 适蒙东海大学中文学系孙克宽教授指引, 我开始研读南宋文集, 并注意到宋、金、蒙三势力兴替之际的政治环境, 与当时两岸关系多有扣合之处。 (3) 从此, 我除了多面相地考察大环境变迁的政治议题, 也养成了从现实经验寻找灵感, 进而留意史料, 探索社会现象之历史议题的研究习惯。

   从史料阅读中, 我既了解到历史现象无法以特定社会科学理论一以概之, 也体认到历史人物或事件发展, 与大时代变化间关系多重而绵密。本着这样的认识, 我总是尝试将历史经验与现实环境结合, 并从现实事务中理解、学习历史法则, 分析影响历史发展的多方因素;在研究时, 也特别关注在当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时, 个人与群体的适应、出路与最后的命运。我曾讨论过的理宗时代和战、边防与流民三项重要国是争论, 以及南宋义军、和战与南北人、归正人、“害韩杀岳”等收兵权与文字狱问题, 乃至李全父子和马扩等乱世英雄人物等议题, 都是受现实环境经验触发, 进而探寻其历史脉络, 而发展出的研究议题。 (1)

   我在研究之余, 喜欢阅读清末民初人物传记及名家回忆录, 也从中得到了研究宋代地方武力与地方军的灵感。从阅读传记与回忆录, 我观察到从清末到抗战期间, 不少地区仍存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势力。由此联想到七八百年前的南宋时代, 表面上中央虽执行强干弱枝政策, 实际上仍应有地方武力的存在。有此体认后, 便特别留意南宋地方军、地方武力的材料, 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 最后集结成书。 (2)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 很难想像在史料上偶然出现的飞虎军、摧锋军、左翼军、茶商军、两淮山水寨等名词, 有何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从个人经验中在在体会到, 如果研究者能够关心、观察, 进而思考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历史背景, 并透过阅读, 培养史料敏感度, 慢慢搜集并从中筛沥出有意义的材料, 往往就能逐步串连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

   个人虽然因从事地方家族、地方军与地方武力等研究, 而被视为宋代社会史或军事史工作者, 但实际上, 出于对整体现实环境的长期观察, 以及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兴趣, 我对政治议题较富敏感度, 研究内容也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我习惯将历史现象与政治问题联结思考, 近年来也尝试结合现有成果, 进行跨领域研究, 最近发表的三篇论文都呈现此一特质。第一篇是在《汉学研究》“宋代的讯息传递与政令运作”专辑发表的《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3) 。该文利用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中十余万字的一手史料, 以政治与信息传递的角度, 重新探讨过去属于军事史的宋蒙广西战役。除阐述宋廷如何动员大批人力, 透过广西对安南、大理及羁縻溪洞三方面, 多管道地搜集蒙古军情活动, 并与中央频密联系以决定战略的过程, 也体现出战时体制下, 中枢与前线、君与臣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及因各方所处立场不同, 对军事部署与战略决策造成的影响。

   第二篇《宋代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 以县作为观察焦点, 讨论宋代基层社会, 与学界惯于以乡村里为基层社会讨论对象的作法有别。 (1) 这样的讨论方式, 出于对宋代“县”行政层级的观察。我认为县是宋代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交会点, 县以下不再有朝廷命官, 县级官员是宋廷政治力运作的末梢, 而胥吏、士人、富豪 (形势户) 、基层武力, 乃至一般庶民所形成的社会力量, 能够与官府沟通之处, 也是在县衙。唯有在“县”的场域中, 胥吏、士人、富豪、官员等角色才有足够的讨论空间, 彼此的互动关系也较清楚。如果降低宋代基层社会的讨论层级, 许多重要人物的活力将不复存在, 也将失去历史研究的意义。

   第三篇则是《政治、地域与家族——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 总结个人过去对四明家族的研究, 将家族、地域、社会与晚宋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是《宋代家族与社会》一书的另一观察性结论。(2) 四明士人家族透过共同合作、努力, 带动了各家族的兴起与四明共荣的地域社会景象。然随着各家族因政治歧见而疏离乃至对立, 以及家族内部冲突与发展的歧异等因素, 最终不仅导致各家族没落, 更使四明人的政治影响力在晚宋大幅衰退。此研究有别于以往侧重家族兴起, 反藉由家族的衰落, 捕捉地区性力量在南宋政治发展中的转变。同时说明, 四明家族政治影响力的消退有其渐进过程, 并非单单肇因于蒙元政权入主江南。此外也呈现出, 即使是家族史研究, 如果能注意政治面的发展因素, 仍可另展新局。

  

   七新政治史研究的范畴示例

  

   最后, 我想提出一些新政治史可能探讨的范畴, 藉以抛砖引玉, 激荡出更多具发展潜力的讨论主题。

首先, 历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不该为学科领域界线所切割。讨论历史问题时, 尤应广泛关照全局, 兼顾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各种时空因素, 才能切近历史的全貌。历史研究若为迎合社会科学各专业领域而过度切割, 非但将自外于历史时空, 更会因过度倾向社会学科, 反而沦为其他学科的注解, 却又不易得到认同。政治史若要重新出发, 应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观点, 将过去被割裂为交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类别的诸多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加以统合, 重新赋予学术意义, 才能丰富研究内涵。

   第二, 新政治史的开展, 必须选择利于展现政治意识的题目。以往的政治史研究, 无论是人事布局或政治斗争, 关注的都是人与事件本身, 新的政治史研究, 应进一步寻找能够展现政争中各方运作、讨论的议题。好比“民情”或“恢复”等题目, 均有助于在既有研究基础上, 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 是对政治文化现象的讨论。前述余英时、邓小南教授等人的研究, 已有初步的成果, 而刘子健教授在《两宋史研究汇编》一书中, 所提出如背海立国、包容政治等有诸多意义的论点, 都值得参考并进一步深化。我即将着手的“嘉定现象”研究计划, 也是一个例子:南宋宁宗嘉定年间, 除了宋金战事与史弥远专权外, 被视为和平无事、缺乏历史意义的年代。其实这一时期, 不少士人多投身于习医养生、搜藏古董及出版、文艺等活动, 而不全以举业为重。若将这些现象与书院、理学的发展, 以及朱陆学者大规模从事社会文化建设等活动联系起来, 可以观察到社会文化、学术发展背景的政治因素。

   第四, 是政治概念的文化阐释。这又可以分作两方面, 其一是宋人对特定时段的历史诠释。如庆元党禁, 研究者应该检视现存资料中, 何者是党禁时的资料, 或是党禁之后胜利的道学家所记录, 不能将之全视为当时的历史实况。至于如何观察胜利者建构庆元党禁的发展历程, 也值得探讨。又如大家所熟知的仁宗朝嘉?之治, 在讨论时必须先了解到, 嘉?之治是在哲宗元?年间的特殊政治环境下, 所被重新建构出来的政治典范, 并非嘉?时期的宋人所标举的政治口号。

   政治概念的文化阐释, 第二个面向是皇帝或统治者如何利用政治操作, 塑造政权形象, 或为统治的正当性辩护。如哲宗初年提出“元?更化”及理宗以“端平更化”所标示的新政局。端平更化是在权相史弥远过世、理宗亲政之后, 与宰相郑清之提出的口号, 意在消弭济王案所造成的政治对立, 试图凝聚各方力量, 重新出发, 但终告失败。这一类的问题, 都具有历史意义。

   第五, 是理念与制度的实践。这方面, 不少社会史的议题都可以在政治史的命题下, 赋予新意。如士人在地方社会推动的各种组织与作为, 以及地方社会各项制度的建构过程, 乃至宗教祭祀仪式等, 都是士人复制中央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模式, 值得纳入新政治史未来的发展范畴中讨论。

   第六, 是学术与政治议题的结合。宋人义理策论的发达, 固有学术发展的脉络, 也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如尊王攘夷、夷夏之防等春秋学的阐发, 即与宋代立国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 各种仪礼阐述与争议也和现实政治密切扣合。这些看似单纯的学术思想问题, 都有很强的政治因素在背后主导。

   最后, 是政治力与社会力的交会。前文提及个人以县为基层社会的中心, 探讨官吏、士绅、富豪之间利益交换与冲突的情况, 未来政治史研究可以进一步透过邮递、驿站、邸报乃至官员的书信等常态性, 且易被研究者忽略的资料, 讨论帝国统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 (1) 这些现象虽是人们视为习以为常的事物, 却是王朝运作的基础, 也是研究新政治史可以用力的核心问题。

  

   八结语

  

   历史研究的内涵与视野, 不断因发现新资料、引进新方法而推陈出新, 众多类型的研究议题都曾引领过一时期的学术风尚, 着实展现了蓬勃的学术活力。当学界因新方法或论点的出现, 带动起新的研究风潮时, 旧的议题与讨论方式相对遭到摒弃, 影响力消退。政治史研究的起落转折, 正是这种学术风潮变化所致。然而, 这不代表政治不再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而是说明政治史亟待透过检讨、调整, 催生出新的发展方向。

   新政治史研究即是历史学界不断面对挑战与冲击, 所作出的反思、呼吁与调整。以人文研究而言, 实无截然的新旧之别, 更遑论高下优劣或以新代旧之议。在新政治史形成的过程中, 虽以“新”为标榜, 但用意实在指出, 从事政治史研究必须思考如何以政治思维为主体, 吸纳其他领域的成果, 以丰厚研究内涵, 进而呈现出跨学科整合的效益。

   学术研究必须透过不断累积, 方能结出丰硕的果实。长期以来, 政治史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 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但研究重点过于集中, 以致仍有许多待填补的空间。因此, 我们虽然鼓励透过新思维与新取径, 重新揭示政治史的发展方向, 但也期盼继续以笃实的治学态度, 与新研究相辅相成, 圆满不足之处, 让政治史研究既有新意又能求全, 展现活跃的生命力。

   若期待新政治史有别于过去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必须加强意见交流, 寻找可以探讨的议题, 并区分哪些问题宜由个人进行, 哪些需要透过集体研究, 以发挥最大的研究效益。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 个人才学与创见固然重要, 如果能进一步借重群体讨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 对大型议题进行研究, 必能有较大的成果, 影响的层面也较为宽广。

  

   注释

  

   1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1948出版) , 第433-593页;《宋史刑法志考正》,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 (1948出版) , 第123-173页。钱穆:《论宋代相权》,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 (1942年9月) , 第135-150页。聂崇岐:《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 《燕京学报》第29期 (1941年6月) , 第1-56页;《论宋太祖收兵权》, 《燕京学报》第34期 (1948年6月) , 第85-106页。张荫麟:《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思想与时代》1941年12月, 后收入《张荫麟文集》 (台北, 中华丛书委员会, 1956年) , 第418-429页。

   2 (1) 朱瑞熙:《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 收入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第77-92页。

   3 (2) 《续资治通鉴长编》, 台北, 世界书局, 1961年。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台北, 世界书局, 1976年。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7年。

   4 (1) 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年。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年。白纲主编, 朱瑞熙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年。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 香港, 1978年;《宋枢密院制度》, 台北, 黎明文化出版公司, 1981年;《宋宰相表新编》,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96年;《宋宰辅制度研究论集》第1辑《宋宰辅兼摄制度》, 香港, 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6年。

   5 (2)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3年。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年。

   6 (3) 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90-2000)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7 (4) 包伟民:《走向自觉:关于深入拓展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前言) 》, 《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90-2000) 》, 第7页。

   8 (1) 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香港, 新亚研究所, 1963年。

   9 (2) 上述多篇论文收录于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7年。

   10 (1) 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柳立言先生是刘教授的高足, 其所著《高宗阴影下的孝宗》即体现了刘教授所揭示的研究观点与风格。柳立言:《高宗阴影下的孝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 (1986年9月) , 第533-584页。

   11 (2) 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 《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90-2000) 》, 第43页。

   12 (3) 寺地遵著, 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 台北, 稻禾出版社, 1995年。

   13 (4) 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 《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00-2000) 》, 第48-58页。

   14 (5)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5 (6) 黄宽重主编:《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宋代的信息传递与政令运行”专辑, 台北, 汉学研究中心, 2009年6月。

   16 (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 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2003年) , 《自序》, 第1页。

   17 (2)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年) , 序引《问题的提出》。

   18 (3) 孙克宽教授的研究着重在元代史、宋元道教、诗学三个范畴, 同时投入古典诗词创作与新式散文写作。详见许建昆《孙克宽先生行谊考述》, 《东海中文学报》第18期, 2006年7月, 第79页。

   19 (1) 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 台北, 台湾大学文学院, 1978年;《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年;《从和战到南北人:南宋时代的政治难题》, 《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 1995年) , 第169-189页;《略论南宋时代的归正人》 (上、下) , 《食货月刊》第7卷第3期 (1977年6月) , 第15-24页;第7卷第4期 (1977年7月) , 第22-33页;《从害韩到杀岳:南宋收兵权的变奏》, 《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学系, 1988年) , 第517-534页;《秦桧与文字狱》, 收入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第4辑《岳飞暨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年) , 第152-172页;《割据势力、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坛父子》, 《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台北, 台湾大学历史系, 1996年) , 第87-106页;《马扩与两宋之际的政局变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4分 (1990年12月) , 第789-808页。

   20 (2) 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2002年。

   21 (3) 黄宽重:《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 (2009年6月) , 第133-166页。

   22 (1) 黄宽重:《宋代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 收入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9年) , 第273-326页。

   23 (2) 黄宽重:《政治、地域与家族—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 《新史学》第20卷第2期 (2009年6月) , 第1-42页。

   24 (1) 此例可参考侯旭东《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 《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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