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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英:日本在华占领区内的排英运动

   摘    要:

   1939年的日占区, 排英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的亲日政权在日本的主导下, 陆续投入人力、财力不断拓展运动的广度与深度。同时, 运动的手段也不断升级, 由温和转向暴力, 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日本借助这一运动虽然打击了英国在华百年来所建立的权威, 但占领区的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最终从主动参与到被动疏离。这说明了日本企图借排英运动的推进塑造殖民认同的失败。

   关键词:纶昌公司; 排英运动; 殖民认同;

  

   一、 前 言

  

   抗战初期的中国, 局势动荡。日本的入侵导致中国地区权力格局发生改变, 出现了诸如“日占区”、“解放区”与“大后方”等区域概念。伴随这些区域而生的是, 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生态。与大后方的排日运动相对, 1939年的日占区却出现了普遍的排英运动。

   国内学术界多注重从外交角度阐述日本与英国之间的矛盾纠纷1, 对于日占区民众参与此运动的情况则多语焉不详。从根本上来说, 对此的解读涉及殖民 (占领) 当局如何建立殖民秩序与殖民地人民如何回应的问题, 也即殖民统治如何推行才能得到殖民地人民认同的问题。

   在既往的研究中, 各国学者主要以东南亚、非洲各国的殖民历史为个案展开探讨。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 因势利导利用原有社会的统治力量建立殖民秩序成为殖民当局的普遍选择。如非洲殖民者在利用当地精英进行统治的过程中, 发现当地的奴隶制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他们根据拥有奴隶的精英们对殖民统治的态度来决定是否反对奴隶制度。2这种殖民方法在一些间接殖民统治地区更显必要。英国在伯利兹的间接统治便加强了当地土著村庄里的酋长制。3“循其制”的统治方式不但使民众易于接受, 更可使秩序迅速建立。4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霸权” (Hegemony on a shoestring) 。5

   究其实质, 此类殖民方式是殖民者企图在不破坏原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 仅对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进行局部调整, 从而使其殖民统治获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事实上, 复杂的历史情形与社会网络使当事者的立场更可能具有不确定性。菲律宾南部的大督及布干达的酋长 (Bakungu) 与美、英殖民者交往的过程可清晰地显现这一点。6在某些地区, 立场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导致秩序的重建。7

   综上, 在重构殖民经验时, 研究者多注重对殖民方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探索, 并将这种探索的角度放在殖民者与当地精英的互动上, 鲜有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发问。鉴于此, 笔者拟以1939年发生在上海英商纶昌印染公司的一场罢工案为例, 对日占区的排英运动的发生、发展重新挖掘, 借以追问日本在建立“低成本霸权”的过程中, 使用何种手段来塑造中国民众的认同感?中国民众又在多大程度上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认同?

  

   二、 排英运动之展开

  

   从1931年日本对华发动武力进攻伊始, 日占区便陆续出现了排英运动。典型的如1937年“五卅运动”纪念日, “广州爱国者”宣称,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 以武力占据香港, 并曾索要巨额赔偿金以削弱中国。长久以来, 它更利用香港剥削广州, 因此中、日应联合起来, 打倒英帝国主义, 夺回香港。8但这种零星的反英行为多出现于特殊时期或日期, 并未在日占区内形成规模。它真正达到高潮是在1939年。

   截止1939年, 日本已经控制了东北、华北、华东的大部分地区。这就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地域条件。此时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亦成为运动的催化剂:1939年1月, 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 平沼琪一郎继任首相。日方内阁的此种变化引起英方的担忧, 认为平沼的继任乃是英日关系的巨大损失。9确实, 平沼琪一郎一向主张圣战, 他的上台也预示着日本对外扩张将更加激进。随着“圣战论”的盛行, 日本排英运动逐步发动起来。10与此同时, 在日方的主导下, 中国各地亦频频发起排英运动。

   首先, 在日方的授意下, 其所扶持的傀儡政权相继在上海、南京、汉口、开封、天津、青岛、济南、北平、徐州等各城市成立了“反英同盟”、“反英市民大会”、“反英运动委员会”等各种半官方组织。在这些组织的鼓动下, 各地发起了一系列的反英运动。11其中, 南京、天津地区的排英情绪表现尤为强烈。“南京临时政府”官方出版物公开提出反英口号:撕毁英国旗;抵制英货;没收英国在华产业;收回所有英租界;驱逐英人出境;誓不与英人合作。127月, 由“反英同盟”联合组成的“华中反英总会”在南京召开了各地代表临时会议, 南京、上海、苏州、镇江、蚌埠、安庆、芜湖等地代表20余人出席, 会议详细讨论了排英的具体方法:否认英国在华一切非法权益, 并收回租界;实行对英经济绝交;以反英团体名义敬告英国领事馆、银行、医院、公司、商店、学校等各机关团体的中国职员, 限一星期内辞职, 不从者为汉奸;华中地区中英合办之教会、医院等暂由“维新政府”接管, 待英国远东政策改变后交还;与英人结婚之中国男女, 须要自动离婚;彻底驱逐英国在华侵略势力。13天津除有“反英最高委员会”外14, 还统一各种反英组织成立了“全国民众代表反英大会”。最高委员会对如何抵抗英国权益、弹压亲英华人 (亲英者称为“国贼”) 、救济因反英运动而受损害的中国人、彻底建立反英意识、煽动英殖民地人民举行反英运动等问题, 从宏观上提出了指导方针。在具体实践中, 委员会则决定对英采取“不买不卖运动”15及“不合作运动”16。全国民众代表反英大会在最高委员会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与国内国外类似组织的联络与统一运营。17

   其次, 在宣传战中, 具有亲日倾向的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鼓吹。宣传内容主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着眼。日系报纸最常见、最重要的宣传形式便是对英国侵华的历史进行梳理。他们宣称:从鸦片战争开始, 英国对华欺压已达百年, 到今天仍在华耀武扬威, 因此可以说, 英国是以武力侵略中国的始作俑者, 若要谴责武力, 则应首先谴责英帝国主义。在此, 英国人的形象一再被渲染为野蛮、好斗。18由此, 亲日媒体人认为东亚近世史, 实为白人安格鲁撒克逊民族吞并弱小国家史。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是解放黄色人种之义举。一些县市更在运动中公开要求教育界将英国侵略中国历史, 积极向学生解说, 以加强反英思想阵容。19因此, 反英小册子中常可见“武装抵抗刬除白种人帝国主义”及“中国应认识不列颠帝国主义乃其仇敌”等内容。20就现实方面来说, 反英组织除经常以告市民书的形式鼓动民众进行反英外21, 还通过给与英人有关之华人——如受雇于英人者、租房给英人者等——发送带有恐吓性的传单、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等, 促使他们与英人断绝关系, 否则, 即被视为破坏东亚秩序, 全家都将受到惩罚。22

   宣传形式主要包括反英说书、街头演讲、放送、标语传单、民众大会、化装游行、反英戏曲、排英教育等。23天津反英运动最高委员会便曾假天津电台, 广播反英讲演。各委员依次出席, 每周二次, 共举办了18场。24为扩大宣传影响, 主办者有时还会采取与听众互动的形式来加强效果。新民会中央指导处与北平广播电台, 曾联合悬奖征求反英歌曲, 最佳者奖50元。25上海大民会则将各项标语印于历书中进行宣传。26

   街头宣讲者可能多为政府体系内的公职人员, 因此为确保宣传效果, 日方及亲日政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北平教育局曾发动全市公私立中等学校, 举行反英街道演讲, 要求各校宣讲人员, 务必使群众彻底了解反英意义。若宣讲者敷衍了事, 讲演无味, 不能让人倾听, 即对该校加以严惩, 市立中学校撤换校长, 私立中学解散其学校。27

   在完善的组织与持续的宣传下, 排英运动的力度不断强化, 在各地区向纵深发展。28最初, 民众主要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参与排英运动, 示威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英人聚居区、企业甚至领事馆等。29从7月份开始, 这种“和平抗议”的方式逐步升级到暴力行动。青岛民众在反英游行过程中袭击了英国领署, 鉴于事态严重, 英方开始考虑派水兵上岸进行保护。30汕头英领事竟在反英示威中被数百名民众包围, 险被杀害。31除领事馆外, 英货、英人的商业组织、企业也成为攻击的主要对象。河南民众便曾趁游行之际, 将英文的招牌广告等进行销毁。32昆山与安徽的游行者甚至将途中所见英货加以损毁。33在济南, 商户受到警告不得购进英货, 否则将充公。34北平情形类似, 警察挨户登门, 劝告商户毋用英货, 已有英货要移往他处, 不准在此地出售。35在这种种制约下, 英货开始在某些地区消失。如到10月份, 山东省内的英国香烟开始绝迹。36

   如果说, 对拥有英货之华人的政策还算温和的话, 反英者对英人企业则采取了较为极端的手段。济南民众曾暴力冲击了英商怡和公司、英商邓禄普及祥泰木行等, 后来日宪兵前往才得以解围。37天津二百余名民众冲入英商行国际输出公司的宿舍与办公室内打砸, 并对太古洋行内的华籍职员进行恐吓。38对某些与华方有关联的英企, 日方甚至开始思谋加以侵夺。英国福煤矿公司的遭遇, 使英政府相信此乃日本教唆占领区内的亲日华人没收英国财产的第一步。39对为英国服务的中国人的警告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更落实在了行动上。那些不愿屈服的职员不断遭到恐吓与暴力, 直到他们放弃抵抗, 离开公司。40

   在这种反英浪潮中, 英人的个体生命与尊严受到威胁。河南英人在暴力威胁面前承诺在限期内全体退出豫境。41之后, 英人若想游历豫省, 须由日方颁发执照。即便如此, 竟有英籍女教士由内地抵达开封时遭日军脱衣检查。42在这种境况下, 英人的地位每况愈下, 因此出现沪西警察因小隙殴打英国妇女之事便不足为奇了。43北平日方更因英人曾与日军在某咖啡馆内发生冲突, 而通知华、日所办的咖啡馆严禁招待英国人, 并将此项禁令告知了英方, 希望英方自我约束。44

   此外, 在这场运动中, 散处各地包括上海、山西、开封、太原、定海、北平等地的英国传教士亦迅速被卷入, 遭到驱逐压迫等种种厄运。45特别是山西地区, 排英运动有演变为排教运动的趋势。46教士被驱逐, 教会的财产被强行搬走。47甚至教徒在作礼拜时, 竟被反英运动会拘去。48日方对传教士的驱逐还伴随着血腥的暴力, 如在常德, 教堂会在夜间被投弹、纵火, 当传教士们寻求当地官方的帮助时, 却被拒绝。后来他们得知中国警察与日本宪兵不论何时都不会采取行动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反之会阻止那些善意的当地人与他们接触, 并对他们的中国雇员施以恐吓与暴力。而后当传教士们欲离开时, 依然受到反英者的围攻。49

   从1939年6月份起, 华北地区的传教活动因排英运动而陷入低潮, 23个教会医院有约15个被关闭, 5个在外国职员离去的情况下勉力支持, 另外3个情况不明。50据统计, 截止到1939年底, 分布于14省的62家医院受到波及。51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当时暴力的实施虽主要指向三个方面——英领事馆、商号企业及教会, 但可谓涉及了英国在华的方方面面。日方公开承认反英情绪的存在, 认为这是英国袒护重庆国民政府所引起的愤慨, “南京政府”反英在情理之中。52暴力抢砸英商企业事件的发生, 日方指为乃是“民众的自动”, 故政府未便干涉。53日方及其扶持下的亲日政权的解释中当然有政治考量的成分,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在这些运动中, 民众聚集少则数百人, 多则上万。特别是山西地区, 在太原的某次反英游行甚至达到了2万人之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据《新民报》, 之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英行为, 是因为: (1) 一般民众, 因英人历来之旁若无人之态度, 故对其深怀恶感; (2) 英人对和平秩序的破坏; (3) 新教、旧教两派之互争地盘, 回教徒之反感尤甚, 因教派之争, 与民众成对立之势; (4) 英国教堂对救济难民有种种不正当行为。54上述第1、3两点不无道理。在历次排外运动中, 教会极易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先锋, 而成为冲击对象。远的如义和团运动, 近如北伐时期的排教浪潮, 教士、教产皆难幸免。55再加以教会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介入当地社会, 所导致的矛盾纠结有可能恰借排英运动得到宣泄。

   其时, 上海尚处于孤岛时期, 分为租界与华界。日方在华界建立了以傅筱庵为首的“大道政府”, 排英运动亦主要在沪西与浦东华界进行。最初, 上海的反英同盟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倡导民众拒用英货, 推销日货上。56随着日方的推动, 运动不但程度上开始加深, 且由市区向郊区扩散。上海的排英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时间性, 即往往在特殊的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如“五一”劳动节、“七七”事变、“八·一三”及“八·一九”沪西惨案等。这些游行多由日特务部沪西班策划, 沪西区日军顾问主导, 沪西区公署官员接获通知后, 再通知所辖各部进行准备, 并在指定日发起。57至于平时的宣传道具与方式等, 亦由日特务部沪西班将注意事项加以规定。如沪西班规定宣传牌最好竖于铁道沿线地区, 看板参照特务机关的样式制定;电影放映场所根据镇公所的命令选定。58

   日方及其扶持下的各地亲日政权通过种种手段, 不断强调英国作为外来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压榨与剥削, 借助“东亚”的概念, 达到获得民众认同的目的。当然, 这种泛化的邪恶化英国和英国人并不足以促使中国民众主动参与到排英运动中来, 因此, 借助中英民众之间的现实冲突推进运动便成为日方的绝好选择。上海英商纶昌印染公司罢工案就是在此情形下发生的。

  

   三、 纶昌罢工案与日方势力的介入

  

   纶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China Printing And Finishing CO., Ltd.) , 系由英人建于1925年3月, 为沪上纺织印染业规模最大者之一。初仅设印染工厂于浦东白莲泾, 及至1934年厂方将工厂扩充, 增设纺织工厂于浦东陆家嘴, 有工人约2300多人。59

   纶昌罢工案的发起缘于工人的经济要求。1939年5月初, 老厂 (印染厂) 工人因对厂方所给赏金不满, 酝酿罢工。恰逢厂长利德回国休假, 代理厂长布斯胆小怕事, 厂内的积极分子杨秉儒、陈贤凡等人认为是发动罢工的好时机60, 但因缺乏经验罢工陷入僵局。杨秉儒提出要找共产党来领导。陈贤凡通过妻子找到旧日同学共产党员张巩, 张巩将纶昌厂罢工斗争情况向中共江苏省委工委作了报告。61恰在其时, 中共上海地下工委因在浦东并未打开局面, 亦需要通过领导运动来发展组织, 双方一拍即合, 中共决定介入领导此次罢工。62

   5月17日, 纶昌新厂 (纺织厂) 开除与白俄卫兵发生冲突的工人朱桂生。逾两日, 电机间工人顾金根亦被开除。厂方宣称顾不服从管理, 曾被警告三次, 此次又企图借朱桂生事件鼓动工人罢工。63此事遂成为罢工的导火线。英方职员与工人发生混战, 代理厂主布斯以保护英人财产与生命安全为名, 请本国驻沪舰兵进驻工厂。64

   日方则宣称罢工乃是因为纶昌俄籍门卫虐待女工, 工友顾金根激于义愤出面阻止, 结果亦遭殴打。工人对此极为同情便发起罢工, 导致浦东排英情绪激荡。65亲日报纸《新申报》指出英人对厂内工人残暴不堪, 并关押女工数百名于附近天主教堂内, 任外人调戏。工人被逼无奈而罢工。66鉴于当局方面这样的宣传口径及当时的上海形势, 英方担心此案会引发浦东其他厂排英罢工的风潮。67事实证明, 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大民会”很快插手此事68, 允诺在罢工期间给工人津贴15元。浦东南区公署署长朱玉轸在罢工开始后即召集工人举行罢工会议69, 并命顾金根组织“工人同盟会”以笼络工人, 随后又联合各界组织中华民国工人后援会准备做一长期的斗争。70与此同时, 朱桂生被开除后寻求隶属沪西日本宪兵队的友人帮忙, 这就给了日方及“大道政府”方面插手纶昌事件的借口。71

   至此, 此次罢工有了中共、日本、“大道政府”等不同政治势力的介入, 当时, 双方的掌控力分布在不同的厂区中。共产党主要控制了老厂, “大道政府”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新厂中。正因为如此, 两个厂区的罢工走向呈现出不同的生态。

   24日, 插手后的日方要求新厂英兵撤退, 由日军出兵浦东, 来维持治安。72日方警告英军若不撤退, 双方将起严重的冲突。73英军在日本答应保护英人财产及安全的前提下, 采取了谨慎态度同意退兵, 以避免冲突。74

   5月26日, 老厂 (印染厂) 亦参与罢工, 并与驻厂英兵发生冲突。日方认为英军在日占区内未得日方同意便擅自登陆, 破坏了地区的安定, 遂向英领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驻厂的英水兵在日当局给予保证后亦撤离。75朱玉轸迅即支持顾金根、朱桂生等38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 以发给救济费1元相诱, 号召工人登记入会76, 并供给委员食宿费、津贴活动费每人20元。随后委员会便在浦东沿浦十余市镇的重要地段, 张贴反英标语宣传造势。77

   由此案件不但开始扩大化, 且已由单纯的劳资矛盾演变为排英运动的角力场。英日双方在这种你进我退的博弈过程中, 都在试探彼此的底线。日方在处理事件过程中发现了英方的软肋:对事件扩大化的恐慌, 因此日军开始了对英方的进逼。27日, 日方宣称驻守纶昌厂的英兵刺伤来会晤的浦东日陆战队队长野地少佐及随行翻译, 日方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希望惩戒该兵。78英领事虽认为日方并无证据, 所言不实79, 但此事的发生对英方来说不啻为一个警报。英方已察觉必须早日结束工潮, 方可从此泥沼中脱身, 因此他们希望工人能于29日复工。但到复工日, 除“罢工委员会”所组织的纠察队在渡口80武力阻挠工人到厂外81, 日方十余名陆战队员亦到厂巡视, 厂方无奈以到厂工人人数太少为理由宣布改期复工。82纶昌厂方并将此事件报告英领事署,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问题。83

   纶昌罢工事件发生后, 日方及“大道政府”的介入意味着此一事件很难迅速平息。英方指责日本利用此事鼓动反英情绪, 并在浦东不断酝酿反英工潮。84日方辩称工人所提皆为非政治性的经济要求, 即使发生反英工潮, 也是英殖民地人民对抗英国剥削传统的延续, 与日方无关。85为制造更加紧张的气氛, 在“大道政府”的支持下, 罢工委员会在浦东南区鼓动工人举行游行, 高呼罢工、排英口号。86无奈之下纶昌厂方企图绕过朱玉轸等直接与工人谈判, 为此工人同盟会又组织工人举行反英游行, 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87没有组织的工人很难与其相对抗, 因此谈判设想最终流产。88“大道政府”以津贴诱惑工人, 同时用武力逮捕那些企图与资方谈判的工人, 从而始终将谈判的主动权把握在手中。89

   运动性质的变化及脱离掌控的程度对老厂的罢工组织者共产党来说始料未及, 因此他们决定改变策略, 支持工人复工。906月5日, 老厂工人虽受到工人同盟会阻挠, 但与资方谈定条件后复工。“大道政府”百般阻挠, 并逮捕部分工人。91两日后, 工人同盟会率同政府军数十名持枪进厂威胁复工工人, 并发生了枪击事件, 工人又被迫停工。92复工失败与其说因策略的不完善, 不如说是他们对日方与“大道政府”所策划的排英运动的大潮事前没有给予充分的估计。因此, 为取得罢工的主动权, 共产党开始鼓动工人参加亲日的工人同盟会, 并在老厂中争取到此会的领导权。93这一决定除了有获取经费支持的考虑外, 亦可见排英运动的势头之猛。

   抗战开始之后, 印花间、浆布间、染料间、漂布间的工人已经发动过数次罢工。这些罢工多因赏金、工资分配及与外国人之间的冲突无法调解而爆发。每次罢工者在获得一定的利益或权益后多能尽快恢复开工。对工人来说, 此次罢工不过是以往类似活动的延续。在纶昌厂内, 全部职工被分成在英国雇佣的英国人、上海雇佣的英国人、白俄、中国人四等, 给以不同的待遇, 特别是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分更为显明。两者不但在厂内的食、宿条件截然不同, 甚至连厕所、自备小轮渡上的位子都有区别。英国人多处在管理的职位上, 当时纶昌的车间主任全是英国人。他们直接掌握着工人的进退与工资等, 因此很多时候双方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成为罢工的导火线。94

   工人从多次罢工中已经认识到有组织的罢工比单个行动更易达到目的。正因为这样, 亲日势力才能如此顺利的介入罢工当中, 他们所提供的组织与经费, 吸引了相当部分的工人追随, 使罢工的规模不断升级。但是, 对日方及“大道政府”来说, 在排英运动的潮流中, 此次罢工却成为绝好的反英“典型”。英国人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在此上升到国家对抗的高度, 并抽象化为种族间的迫害。通过这样的引导, 日方不但以中国人民保护者的身份出现, 并企图以超然态度作为中英双方之间的“秩序维持者”。

   案件发展至此, 双方形成了一个互利的局面。日方以经济援助与组织网络来帮助工人扩大罢工运动, 工人则加入了日本排英的浪潮中, 使运动具有了“民众认同”的基础。但随着案件的发展, 日方的努力很快便在丁格勒 (Tinkler) 案中化为乌有, 丁案促使日人从幕后走到台前, 开始与英人直接对垒。

  

   四、 丁格勒案与工人热情的消退

  

   6月6日, 新厂 (纺织厂) 部分工人复工, 遭工人同盟会阻挠, 日宪兵闻讯赶来将工人拘捕。护厂的英籍雇员丁格勒与日兵起冲突, 受伤并被日方捕去。不幸的是, 丁氏伤重医治无效竟于次日死亡。95一时间这一事件震惊了在沪的各国侨民, 如果生命不能保障, 那么日方所谓的“秩序”究竟在哪里?96

   丁格勒案发生伊始, 日方仍持较强硬的态度, 认为英方 (丁氏) 的行动表明了对日的敌对态度, 英方必须为此负责, 如果不妥善处理此事, 以后或将陆续发生同类事件, 且可能演变至不可收拾。97但随着丁氏的去世, 日方态度开始软化, 从对英指责转向为己辩护。面对英方抗议, 日方坚持认为案发时丁格勒以枪威胁日陆战队队长野地大佐, 日方开枪乃出于自卫。98丁氏遭遇虽令人惋惜, 然是其错在先才导致此厄运的。99相反日方则采取了极度隐忍的态度,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丁氏起冲突, 丁氏之死非日方之过。100

   面对日方辩解, 英方提出了正式抗议, 认为日军在此案中的种种举动显然与要保护工人的说法互相矛盾101,

   且日方既然要限制租界内反英运动, 为何不在《新申报》上先限制排英情绪?而野地大佐数次与英人冲突, 为英人所伤, 未免令人起疑。102对此, 日方并未表示理亏, 其舆论继续鼓吹反英运动无可避免, 并认为日人中所存在的反英情绪皆因英国对中、日的政策不当所引起, 如果英国不改变其现有的政策, 丁格勒事件或将重演。103

6月14—20日, 英方在公共租界开庭讯问丁格勒案。丁案的见证人一一到庭作证。在讯问中, 丁氏被日人残暴虐待而致死的故事不断重述。104最后, 英法庭审明:事故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在缴去丁格勒枪械并将其戳伤后, 拘捕不放, 延迟就医致使丁丧命。但法官同时承认伤害丁氏之人, 非英国法庭权力所及。105日方则认为自己无须为丁氏之死负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的死亡完全是其自身的过错, 英方的审理结果并不能改变日方对英的态度。106对此, 英政府似亦知鞭长莫及, 故仅去电英驻日大使克莱琪, 敦促日政府早日答复英对此事之抗议。107他们之所以仍要进行审理, 除为宣扬己方正义, 唤起美、法等国同情外, 更是想要在与日方此后的交锋中取得筹码。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在英方的妥协过程中, “大道政府”作为日方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 在朱玉轸的组织下, 工人同盟会不断鼓动工人参加反英游行, 为罢工造势。朱玉轸不断阻挠复工, 皆因有“大道政府”与日人势力在背后撑腰。果然在日方的暗示下, 纶昌厂高层及职员代表只得请朱玉轸代为调解, 对纶昌厂方的转变, 朱氏认为英国公司改变向来对市政府的抵制态度, 可谓己方政治上的胜利。108但是朱氏在调解过程中企图以“特别市政府”代表的资格与英方谈判, 提出了10条苛刻要求, 最终为厂方所拒绝。109

   为解决问题, 英总领事费利浦访日总领事三浦, 就纶昌罢工事件进行磋商。但因双方要求相差太大, 谈判陷入僵局。长时间的罢工对市政府来说, 经济负担非常沉重, 工人每月津贴渐不能全数发出, 工人生活产生困难。110对纶昌来说, 损失亦甚惨重。罢工期间每天损失达2万元之多, 且纶昌的市场占有份额渐为日货所侵蚀。111三方在此情形下又举行多次谈判, 争论焦点集中于:厂方允许日军驻于厂中;英籍职员需解除武装。这其实已经涉及厂方对工厂的主导权与管理权, 因此厂方拒绝接受。迁延到11月, 日方做出让步, 终于答应不再坚持武装驻厂112, 但“市政府”方面仍要该厂置于市局警察保护下, 并赔偿半年来所发救济费。厂方认为前者包含政治作用, 后者系一笔糊涂账, 因此皆不愿接受。113

   几经周折, 三方最后达成秘密协议:厂方给“特别市政府”80万元“罢工费”和1辆小汽车, 同意给新厂工人增加20%工资, 日本、“特别市政府”放弃日军驻厂要求, 同意解散工人同盟会, 解雇新厂工人同盟会头目, 新老两厂12月1日开工。114纶昌罢工案最终解决。值得注意的是, 因主导者的不同, 老厂工人在这场罢工中未获得任何好处。新厂复工后, 老厂工人虽迫于无奈追随其后, 却派工人代表向英方交涉, 声称若不同新厂工人一样增加工资, 便再次罢工, 到时日方必会插手。英方在此威胁之下, 只得循新厂例亦给老厂加了20%的工资。115

   纶昌案仅是当时日本发动的此起彼伏之排英运动的一个小缩影。贯穿于此案的是, “特别市政府”方面始终以反英游行、散发传单甚至武力手段作为与英商谈判的筹码。厂方虽极力避免与“特别市政府”谈判, 并企图将其工会势力排斥在厂外, 但最终却不得不妥协, 以承认“大民会俱乐部”116的存在作为结束工潮的条件之一。117在日方与“特别市政府”共同操纵的排英浪潮中, 英商最终屈服。

   尽管在与英方的对抗中日方掌握着主动权, 但随着日方介入程度的深入, 原先为排英主体的工人力量反而逐步削减。或许对工人来说, 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口号固然是激励他们起而反抗的有效方式, 但是当响应口号的行为逐步危及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存时, 口号便失却意义。这或许也是纶昌案发展到后来, 日方直接走向台前的重要原因。

   此外, 与纶昌案同时发生的越界筑路交涉, 也使日本的政治意图不断暴露。从1939年8月开始, 沪西警察与租界巡捕在越界筑路区域频起冲突, “特别市政府”鼓吹必须通过中英经济、文化、政治绝交来打倒英帝国主义。118欧战爆发后, 租界的形势愈加严峻。工部局董事多次声明上海租界绝不会发生变化, 日本决不可能出兵占领租界。119但“大道”警察在沪西越界筑路区域调查户口、收取捐税、谋取租界警权的姿态不免让人对工部局的声明产生怀疑。120英方虽然坚决不愿放弃越界筑路区域的权益, 但“特别市政府”活动的升级使英方不得不与之进行谈判。121最终双方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收取捐税的权利与警权问题上。122但不管是英方还是“特别市政府”均不愿做出让步, 双方谈判僵持之际, “市政府”以武力收取捐税, 并制造了一系列的暴力冲突及暗杀事件。123最终, 双方在1940年2月16日签订了《越界筑路协议》, “特别市政府”凭此协议最终取得了这一区域的警权。124

   此案的发生恰与纶昌罢工事件相重合, 在这样的视觉与听觉冲击中, 不但英方已经草木皆兵125, 对普通工人来说亦非其所愿。当时工人曾致函工部局工业科刑德请求帮助, 希望能复工。但工部局总办处高级助理爱伦认为此事有复杂的政治性, 若工部局插手又将引起“某方”的指责, 英总领事费利浦亦同意此议, 劝告刑德将其管辖范围局限于租界合法区域内。126

   在此, 罢工鼓动者与罢工工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工人为自身利益起而反抗, 并借助鼓动者所提出的口号与政治、经济势力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但当运动超出工人可接受的范围时, 鼓动者反而成为运动的执行者及工人新的阻碍。可以说, 双方之间在目标设定上的差距, 使运动具有非连续性与不确定性, 这实际也预示着排英运动的效应是短暂的。

  

   五、 余 论

  

   1939年的排英运动在中国日占区内遍地开花, 运动的一般原则就是隔绝英人与中国人之关系, 并将他们与其他外国人区别开来, 从而予英国人以精神上的打击, 促使中国民众建立对日方及其扶持的亲日“政府”的认同。127各地的排英运动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点:

   首先, 在舆论宣传中注重以种族划分敌我。最常见的说法就是, 东亚民族应团结起来, 共同驱逐白人出中国。128在这些侵略者当中,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 从鸦片战争开始就荼毒中国人民, 其输入鸦片的危害甚于武力侵略, 中国百年来的羸弱实滥觞于英国的鸦片侵略。129此外, 每逢中英冲突如鸦片战争、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纪念日, 日方及其在各地的亲日“政府”都大肆宣传以图激活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130为激起民众认同, 他们通常在宣传中将这种苦难叙述与当下相联系。以1939年上海英商纶昌印染公司罢工案中工人同盟会的宣传为例:工人付出血汗劳动, 却仍遭到英人的打骂、侮辱、剥削, 并且工人赚来的钱悉数被英人挥霍享受!为什么英人敢如此呢?就因为他们是白人, 我们是黄种人吗?工人应该起而打破这样的不平!131通过把英国资本家塑造成吸工人血汗的魔鬼, 他们遂化身为领导工人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者。日方在这样的宣传中往往宣称, 自己鼓励排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132

   其次, 提供财力组织反英团体在各地发动游行, 甚至频频在日占区制造暴力反英事件。133上海、南京、北平等各大城市都成立了反英联盟, 并以津贴吸引普通民众, 鼓动他们参加反英游行。在实行过程中, 日方及亲日政权不惜以恐吓或武力挑衅来扩大事态, 达到目的。134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在反英过程中, 日方掌握着活动的主导权, 因此不难解释即便是积极反英的天津“市长”温世珍也曾私下自嘲其“举动系脑后受手枪所迫, 不为则弹发而我死矣”135。

   虽然日本通过这样的行动, 确实改变了英国在华一百多年来所建立的形象, 并动摇了中国对英国的信心136,

   但是运动的琐碎化与手段的卑劣性, 很快引起在华外国人的反感。日本政府亦担心此种运动可能危害其他外人在华的权益, 重庆国民政府、苏联、英国会趁此时机引导民众发起其他的排外运动, 从而煽动起美国国内反日情绪。届时泛化的排外运动必将导致日本国际关系的恶化。137日方在北平、青岛、汉口等各地的领事馆因此认为, 运动既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不若停止反英运动。138至11月份, 反英运动开始逐渐减弱。沪领事会议明确指出, 日方在华外交已采取温和政策, 对外人维持友善并停止了反英。139

   在日方的主导下, 普通民众的参与似乎使运动扩大化。从纶昌罢工案可以看出, 此案在日本及“大道政府”未介入时, 与此前厂内工人发动的罢工案件似乎并无二致。对普通的中国工人来说, 团体性的政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达成自己的要求, 因此在罢工初期便会默认这种操纵。日方及“大道政府”则利用这种默认, 不断发起更大规模的排英运动。况且, 排英运动在中国不乏先例, 如五卅惨案、汉口收回英租界等, 政治口号的改变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反对同一主要对象。日本“文化求同, 政治存异”的殖民策略在此也得到了强化。140通过运动, 日本就有可能树立起其他更为罪恶的殖民者作为靶子, 从而转移民众的仇日情绪, 建构起中国民众对日本及其殖民统治的认同, 为建立新的和平秩序铺路。141

   这却不可避免地使运动偏离了工人所预期的轨道。运动的持续也阻碍了工人生存的需要, 因此他们会一改原来对于被利用的默认态度, 表明反对的立场。纵观整个运动, 地区性排英情绪的涨落或源于日方对此地区掌控力的强弱。142一般民众, 特别是那些受惠于租界和仰赖租界生活的人, 对排英活动反应淡漠。143纶昌罢工案中工人的选择实际也透露出, 一般民众对日本孜孜以求的殖民秩序的否定。当然, 排英运动的难以持续可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密切相关,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运动发动者与参与者在运动目标上的偏离预示着运动的短暂性。144

   [作者王春英,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 200240。[email protected]。指导教师戴鞍钢,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 代表性著作如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1941)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2 Suzanne Miers and Martin A. Klein (eds.) , Slavery and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1999) .

   3 Mark Moberg, “Continuity under Colonial Rule: The Alcalde System and the Garifuna in Belize, 1858—1969, ” Ethnohistory, Vol. 39, No. 1 (Winter, 1992) , pp. 1—19.

   4 张志超:《文化、制度与制度选择——英租威海卫殖民统治机理初探》,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08年第6期, 第121—127页。

   5 Sara Berry, 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in Sub-Saharan Af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 p.22.

6 侯洁:《论美国对菲律宾南部摩洛人的殖民统治》, 《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 第67—72页;Michael Twaddle, “The Bakungu Chiefs of Buganda under British Colonial Rule, 1900—1930, ”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0, No. 2 (1969) , p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309—322.

   7 Jack Goody, “Establishing Control: Violence along the Black Volta at the Beginning of Colonial Rule” (L’établissement du pouvoir: la violence dans la vallée de la Volta noire au début de la colonisation) , Cahiers d’É tudes Africaines, Vol. 38, Cahier 150/152, Disciplines et déchirures. Les formes de la violence (1998) , pp. 227—244.

   8 《中日应共同防御英国侵略》, 《太平洋月刊》第4卷第7期, 1937年, 第68页。

   9 Sir R. Craigie to Viscount Halifax, January 5, 1939, FO 436/4, p.258.

   10 永井和:《一九三九年の排英運動》, 近代日本研究会编:《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第190—258页。

   11 “Anti-British Agitation in China, ” The Times, March 28, 1939, p.13;《欧洲局势不安, 日又图谋租界》, 1939年3月21日《申报》, 第9版;《日方公然表示不遏阻排外运动》, 1939年4月2日《申报》, 第13版;《汉口将有反英游行》, 1939年4月6日《申报》, 第10版;《反英宣传, 竟侵入租界内》, 1939年4月7日《申报》, 第9版;《开封十五日举行反英市民大会》 (1939年4月10日) , 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 (中文部分) 第67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以下简称《史料外编》) , 第136页;《日在各游击区内积极作反英活动》, 1939年5月9日《大英夜报》, 第1版;《日方积极鼓动反英运动》, 1939年6月21日《大英夜报》, 第1版;《日方积极煽动反英运动蔓延青岛》, 1939年6月24日《大英夜报》, 第1版;《日在济南煽动反英》, 1939年7月12日《大英夜报》, 第1版;《反英运动日益扩大, 北京将设反英扩大委会》 (1939年8月17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99页;《徐州扩大反英运动》 (1939年8月4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87、390页。

   12 《南京开始激烈排外运动》, 1939年3月29日《申报》, 第10版。

   13 《反英运动已达最高潮》, 1939年7月15日《新申报》, 第7版。

   14 《天津市反英运动组最高委员会》 (1939年7月2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56页。

   15 不买不卖运动, 简单说来就是中日均断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 非不得已要买卖英货则须将其纳入统制会的掌管中。《津反英最高委会今日召开第二次全会》 (1939年7月20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208页。

   16 不合作包括五个层次:1.发起不买卖英货大同盟;2.中日商品与英断绝贩卖关系;3.供职于英租界者无论何业一致离职;4.劝告英租界华人全体退出租界;5.排除帝英在华一切权益。《津反英运动最高委会昨发表告市民书》 (1939年7月23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216页。

   17 《统制全国反英运动组民众代表会》 (1939年8月4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88页。

   18 《英国对华罪恶小史 (一—八) 》 (1939年4月10—16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128—135页。

   19 《各地举行二次反英人民情绪异常奋昂》 (1939年7月30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228页。

   20 《东京日英会议展期》, 1939年7月18日《中华日报》, 第1张第1页。

   21 《津反英运动最高委会昨发表告市民书》 (1939年7月23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216页。

   22 《华北排英运动益趋恶化》, 1939年7月30日《大英夜报》, 第1版;《日方用尽方法煽动反英》, 1939年7月20日《大晚报》, 第1版。

   23 《徐州扩大反英运动》 (1939年8月4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87、390页;《华北排英运动扩大》, 1939年7月29日《大晚报》, 第1版。

   24 《津反英最高委员分期广播反英讲演》 (1939年7月20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215页。

   25 《反英运动蔓延愈甚》, 1939年8月9日《大晚报》, 第1版。

   26 《为函送二十九年度阴阳合历历书十册由》 (1940年1月12日) , 上海市档案馆藏 (以下简称上档馆藏) , R18/1/159。

   27 《反英街道讲演》 (1939年7月17日) , 《史料外编》第67册, 第201页。

   28 《日本扩大反英运动》, 1939年6月21日《申报》, 第9版;《敌伪反英, 将益加强》, 1939年8月13日重庆《大公报》, 第3版。

   29 《日方积极鼓动反英运动》, 1939年6月21日《大英夜报》, 第1版;《日方积极煽动反英运动蔓延青岛》, 1939年6月24日《大英夜报》, 第1版;《在日人鼓动下的反英运动蔓及察蒙》, 1939年6月27日《大晚报》, 第1版。

   30 《青岛续有反英运动》, 1939年7月14日《大英夜报》, 第1版。

   31 《汕反英运动加厉英领事险被杀害》, 1939年8月16日《大英夜报》, 第1版。

   32 《河南反英运动愈趋猛烈》, 1939年7月19日《大晚报》, 第1版。

   33 《华中排英运动益趋恶化》, 1939年7月27日《大英夜报》, 第1版。

   34 《日在济南煽动反英》, 1939年7月12日《大英夜报》, 第1版。

   35 《华北排英运动益趋恶化》, 1939年7月30日《大英夜报》, 第1版。

   36 《山东反英运动进行激烈》, 1939年10月28日《大英夜报》, 第1版。

   37 《反英运动益趋激烈》, 1939年7月19日《中华日报》, 第1张第1页。

   38 《反英运动愈恶化, 津暴徒二百袭英商行》, 1939年8月5日《大晚报》, 第1版。

   39 《关于英轮被炸等案英对日抗议》, 1939年8月11日《大晚报》, 第1版。

   40 “Japan And Anti-British Moves in China, ” The Times, August 9, 1939, p.11;

   “Anti-British Campaign in Peking, ” The Times, September 1, 1939, p. 9;《反英运动蔓延愈甚》, 1939年8月9日《大晚报》, 第1版。

   41 《豫英人限期退去》 (1939年7月15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78页。

   42 《华北反英愈恶化, 两女教士被脱衣》, 1939年8月2日《大晚报》, 第1版。

   43 《沪西伪警殴辱英妇》, 1939年11月3日《大美晚报》, 第1版。

   44 《北平排英运动愈趋剧烈, 现已演变为“官方”行动》, 1939年8月14日《大晚报》, 第1版。

   45 《山西省政府电蒋中正转报七月十七日驻曲阳党城镇敌于宋家庄大肆焚掠并有焚毁英教堂行为及请中央昭告敌寇反英暴行以唤国际正义》 (1939年9月21日) , 台北, “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90200029343;《侵占区英籍教士已遭重大压迫》, 1939年8月5日《申报》, 第10版;《定海日军公然排挤英国权益》, 1939年8月16日《申报》, 第8版;“Anti-British Movement in Peking, ” The Times, July 24, 1939, p.12; “More Anti-British Clamour, ” The Times, July 27, 1939, p.14; “Missionaries Driven Out of Shansi, ” The Times, July 31, 1939, p.11;《山西省洪洞及臨汾二於ケル反英運動ノ件》 (1939年7月12日) , 引自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网址:http://www.jacar.go.jp)

   网上档案电子版 (以下简称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 C04121215600。

   46 《日反英运动已蔓及晋省》, 1939年7月4日《大晚报》, 第1版。

   47 《华北反英运动蔓延晋省各地》, 1939年7月4日《大英夜报》, 第1版。

   48 《反英运动蔓延愈甚》, 1939年8月9日《大晚报》, 第1版。

   49 John S. Barr, “Christian Activities in War-Torn China, ” 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940, pp.156—159.

   50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Medical Work in China, ” The Chinese Recorder, January 1940, p.10.

   51 “Work and Workers, ” The Chinese Recorder, June 1940, pp.404—405.

   52 《日方公然承认伪“政权”反英》, 1939年3月23日《申报》, 第10版。

   53 《反英运动愈恶化, 津暴徒二百袭英商行》, 1939年8月5日《大晚报》, 第1版。

   54 《华北各地民众, 反英情绪轩昂》 (1939年7月4日) , 《史料外编》第92册, 第365页。

   55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305—353页。

   56 《伪“市府”受日方指使, 组织“反英同盟”》, 1939年4月13日《申报》, 第10版。

57 《为据高桥区分局呈报五一劳动节浦东北区各码头工人反英运动大会游行示威及派警监视情形祈鉴核由》 (1939年5月8日) , R1/3/121;《为呈报参加民众反英运动及巡视各镇经过各情形仰乞鉴核备查由》 (1939年7月8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1/3/121;《为报举行八一三反英和平运动大会之经过情形乞鉴核由》 (1939年8月14日) , R1/15/446;《为呈报参加本月十三日本区民众自动反英运动情形仰乞鉴核备查由》 (1939年8月14日) , R1/15/446;《为声覆八月二十七日招待民众反英大会费用数目业经造册呈报情形由》 (1939年9月14日) , R1/15/950。以上均藏于上档馆。

   58 宣传こ關スル事項, 上档馆藏, R18/1/327。

   59 《纶昌漂染印花有限公司》, 上档馆藏, Q275/1/1927 (1) , 第128页。

   60 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第273—278页。

   61 上海市总工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 第122—127页。

   62 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 第273—278页。

   63 《谨将陆家嘴纶昌纺织厂工人罢工情形呈报》, 上档馆藏, R1/3/187, 第8—9页。

   64 Bluejackets Landed after Mill Strike (1939年5月22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25页。

   65 《英商纶昌厂工潮, 英兵登陆保护》, 1939年5月23日《申报》, 第10版。

   66 《浦东纶昌纺织厂全体工人被迫罢工》, 1939年5月22日《新申报》, 第7版。

   67 Lun Chong Mill Strike Accord Not in Sight (1939年5月2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29页;All British Factories to Go on Strike (1939年5月24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33页。

   68 当时上海很多小规模、零星的反英运动可能多由类似“大民会”性质的组织发起。此类组织主要是由“维新政府”与日本军特务部供给经费, 自诩“要领导中国的多数民众, 以大亚洲主义为基础走向亲日的目标”。见赵如珩《中国大民会的过去及将来》, 上档馆藏, Y4/1/798。

   69 “ Ta Tao” Chief Supports Lun Chong Mill Strikers (1939年5月2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26页。

   70 《为呈报办理纶昌厂工人罢工经过情形仰祈》, 上档馆藏, R1/3/187, 第29—31页。

   71 谭抗美主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 第273—278页。

   72 《浦东登陆之英水兵, 业已决定即时撤退》, 1939年5月25日《新申报》, 第7版。

   73 Withdrawal of All British Forces From Pootung Said Agreed (1939年5月24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37页。

   74 Japan Armed Clash with Tars Averted (1939年5月25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41页。

   75 《日方保证纶昌产业, 英水兵已撤退》, 1939年5月26日《申报》, 第9版。

   76 《纶昌劳资纠纷在僵持中, 伪方积极活动》 (1939年5月27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70页。

   77 《浦东纶昌厂工潮纠纷形成“反英”事件》 (1939年5月2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55页。

   78 《纶昌纺织厂下周开工》, 1939年5月27日《申报》, 第10版;《纶昌罢工事件, 日将向英当局抗议》, 1939年5月28日《新闻报》, 第13版;Would in Hand Said Received by Navy Officer (1939年5月2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67页。

   79 Japanese Protest to H.M. Consulate (1939年5月27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73页。

   80 纶昌厂只有小部分工人居于浦东, 其他工人住于租界、虹口等地, 上工需要乘渡船。

   81 Strike at Lun Chong Mill Continues (1939年6月1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97页。

   82 《纶昌纺织厂昨宣布暂停工作》, 1939年5月30日《申报》, 第9版;《纶昌厂开工未成》 (1939年5月30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85页。

   83 《纶昌厂复工受阻挠, 将采外交方式解决》, 1939年5月31日《申报》, 第11版。

   84 《英商纶昌工人, 声明不受利用》 (1939年5月25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42页;Settlement Hoped in Mill Strike (1939年5月2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55页。

   85 Protest Against British Exploitation (1939年5月29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80页; Group of Strikers Return to Work at Lun Chong Mill (1939年5月30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1) , 第82页。

   86 《纶昌工人千余名, 昨盛大游行》, 1939年6月1日《新申报》, 第7版;《纶昌工人在浦东, 昨仍分批游行》, 1939年6月2日《新申报》, 第7版;Anti-British Parade in Pootung (1939年6月2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06页。

   87 《纶昌厂切望工人磋商解决》, 1939年6月3日《申报》, 第9版。

   88 《伪工会横加阻挠, 纶昌工潮解决难》 (1939年6月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08页;《纶昌工潮亟谋解决》, 1939年6月6日《申报》, 第9版。

   89 Pootung Mill Hands Openly Blame Puppets (1939年6月1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57页;New Labor Union Organized by Strikers of Lun Chong Cotton Mill (1939年6月9日) , 上档馆藏U38/2/223 (2) , 第147页;《丁格勒惨死案, 英已提书面抗议》, 1939年6月9日《申报》, 第10版;《纶昌全体工人昨又举行盛大游行》, 1939年6月9日《新申报》, 第7版;《伪工会诱工人, 作反英游行》 (1939年6月9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31页。

   90 上海市总工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 第122—127页。

   91 Pootung Mill Hands Openly Blame Puppets (1939年6月1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57页。

   92 《纶昌纠纷未已》, 《大晚报》1939年6月8日, 第3 版。

   93 《纶昌印染工人斗争史料 (1938年3月—1941年12月) 》 (未刊稿) ,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第15—16页。

   94 《纶昌印染工人斗争史料 (1938年3月—1941年12月) 》 (未刊稿)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第1—13页。

   95 《纶昌老厂, 昨晨复工》, 1939年6月7日《申报》, 第9版;Britisher Shoots

   at Marine Party (1939年6月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18页;《纶昌事件重大——工人在厂前发生冲突, 英人阻碍日方弹压, 竟敢开枪向警备队恫吓》, 1939年6月7日《新申报》, 第7版;《纶昌工潮中之牺牲者, 英职员伤重殒命》, 1939年6月8日《申报》, 第10版。

   96 Russians Poisoned at Lun Chong Mill (1939年7月5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01页。

   97 The Tinkler Affair (1939年6月7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22—123页;Admiralty Spokesman Comments on Lun Chong Incident (1939年6月8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28页。

   98 《纶昌工潮中之牺牲者, 英职员伤重殒命》, 1939年6月8日《申报》, 第10版。

   99 《浦东工潮迭起》, 1939年6月8日《新申报》, 第7版。

   100 Our Authorities to Adopt Definite Measures Should Unlawful Incidents Take Place in Future: Death of the Person Who Fired a Shot (1939年6月8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29页。

   101 《日如图谋租界, 将引起悲惨后果》, 1939年6月14日《申报》, 第9版。

   102 《日军助长反英运动, 英再提书面抗议》, 1939年6月11日《申报》, 第9版;《英总领事向日总领事提正式抗议》, 1939年6月12日《新闻报》, 第12版;Interment of MR. R. M. Tinkler (1939年6月10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44页。

   103 《日文报纸公然表示反英》, 1939年6月13日《申报》, 第9版。

104 《见证详尽陈述丁格勒死状极惨》, 1939年6月16日《申报》, 第14版;《丁格鲁案英当局验讯详情》, 1939年6月16日《新闻报》, 第17版;Inquest into Tinkler Death to Open Today (1939年6月14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49页;《丁格勒案继续研讯》, 1939年6月17日《申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13版;《丁格勒惨死物证, 衫裤血迹殷然》, 1939年6月18日《申报》, 第14版;《丁格鲁案, 英官昨再开庭查问》, 1939年6月17日《新闻报》, 第19版;《英官查问丁格鲁案, 尚有两见证供述》, 1939年6月18日《新闻报》, 第21版;《丁格勒被戕案, 今晨开庭宣判》, 1939年6月20日《申报》, 第13版;《丁格鲁案昨再查问, 判断书今日发表》, 1939年6月20日《新闻报》, 第15版。

   105 《丁格勒惨死, 责任判明》, 1939年6月21日《申报》, 第13版;《英法庭查问丁格鲁案, 断为受伤致死》, 1939年6月21日《新闻报》, 第17版;Haines Gives Verdict on British Victim (1939年6月21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82页。

   106 Inquest on Tinkier (1939年6月1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68页。

   107 《丁格勒遭惨杀案, 英催日速答复》, 1939年6月30日《申报》, 第13版;《英商丁格勒遇害案, 英已促请日本答复》, 1939年6月30日《新闻报》, 第13版。

   108 《纶昌厂总经理辛克勒委托日方调解工潮》, 1939年6月13日《新申报》, 第7版。

   109 《纶昌罢工风潮, 伪方企图调解, 遭厂方拒绝》 (1939年6月1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173页。

   110 《纶昌工潮僵持如故》, 1939年7月30日《申报》, 第9版;《纶昌厂无法复工, 工人生活困难》, 1939年9月23日《申报》, 第11版;《罢工已五阅月, 纶昌复工无望》, 1939年10月20日《申报》, 第10版。

   111 《日提驻军要求, 纶昌工潮益形纷纠》 (1939年10月2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29页。

   112 《工潮急转直下, 纶昌厂将复业》, 1939年11月2日《申报》, 第10版;British Mills Not Expected to Reopen Yet (1939年11月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33页。

   113 《英商纶昌厂工潮, 迄无解决之办法》 (1939年11月6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34页;《纶昌工潮解决尚早》, 1939年11月12日《申报》, 第11版;《纶昌厂当局最后努力》, 1939年11月17日《申报》, 第10版。

   114 上海市总工会编:《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 第122—127页。

   115 《纶昌印染工人斗争史料 (1938年3月—1941年12月) 》 (未刊稿) ,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第22页。

   116 此处的“大民会俱乐部”系指亲日势力成立的工会性质的组织。

   117 《纶昌工潮解决后, 下月起复工》, 1939年11月22日《申报》, 第7版;Work Resumes in Part of Lun Chong Co. (1939年11月2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47页。

   118 《怎样打倒英帝国主义》, 1939年8月25日《新申报》, 第7版。

   119 《沪租界具国际性质, 不致有政治变动》, 1939年9月10日《申报》, 第9版。

   120 《日伪警在越界筑路, 昨续占房屋两处》, 1939年9月11日《申报》, 第9版;《调查户口限制迁居, 日伪行动益积极》, 1939年9月18日《申报》, 第9版;《沪西情势依然严重, 工部局加强警力》, 1939年9月22日《申报》, 第9版;《伪警行动猖獗, 美水兵突遭拘禁》, 1939年9月26日《申报》, 第9版;《英军防区内, 不容许伪警进驻》, 1939年9月27日《申报》, 第9版;《伪警侵入沪西, 目的在迫交捐税》, 1939年9月29日《申报》, 第10版;《沪西情势混沌, 工部局力谋解决》, 1939年9月30日《申报》, 第10版。

   121 《越界筑路交涉, 英方据理力争》, 1939年10月4日《申报》, 第9版;《费利浦否认与伪方继续会商》, 1939年10月5日《申报》, 第10版。

   122 《越界筑路诸问题, 工部局申诉领团》, 1939年10月17日《申报》, 第9版;《沪西越界筑路问题, 由领团研究解决》, 1939年10月18日《申报》, 第9版。

   123 《伪警枪击英兵, 英军严密调查》, 1939年12月5日《申报》, 第7版;《枪击英兵事件, 伪方竟提抗议》, 1939年12月7日《申报》, 第10版;《伪警枪击英兵, 英方发表声明》, 1939年12月8日《申报》, 第10版;《英兵又在沪西肇事, 无故劫夺驻警枪械》, 1939年12月5日《新申报》, 第7版;《沪西英兵暴行事件, 傅市长已提出抗议》, 1939年12月6日《新申报》, 第7版;《工部局总办费利浦昨晨遇险》, 1940年1月7日《申报》, 第9版;《费利浦遇险后, 案情无若何发展》, 1940年1月8日《申报》, 第7版;《费利浦案发生后, 外侨抱严重见解》, 1940年1月9日《申报》, 第9版;《工部局发表费利浦遇险经过》, 1940年1月10日《申报》, 第9版;《沪西住户不胜苛扰, 伪方竟武装收捐》, 1939年12月6日《申报》, 第7版;《沪西伪警勒索房捐, 迭赴外侨家骚扰》, 1939年12月8日《申报》, 第10版;《伪方在越界区域, 强迫征收营业税》, 1939年12月15日《申报》, 第10版。

   124 《沪西界外马路, 警务协定昨签订》, 1940年2月17日《申报》, 第9版。

   125 Food Blamed by Spokesman of Consulate (1939年7月5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03页。

   126 《纶昌印染工人斗争史料 (1938年3月—1941年12月) 》 (未刊稿) ,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第18—20页。

   127 “Sir R. Craigie to Viscount Halifax, ” October 21, 1939, FO 436/5, pp.197—198.

   128 《纶昌工人被利用, 参加排外运动》, 1939年9月24日《申报》, 第10版;Lun Chong Mill Strikers In Giant Parade (1939年9月23日) , 上档馆藏, U38/2/223 (2) , 第224页。

   129 《由反英运动想到鸦片的毒害》, 1939年8月30日《新申报》, 第7版。

   130 《中日应共同防御英国侵略》, 《太平洋月刊》第4卷第7期, 1937年, 第68页。

   131 《敬告英商纶昌厂全体工友 (一、二) 》, 上档馆藏, R1/3/187, 第47—48页。

   132 张万轮:《学生对于反英运动应有的责任》, 《好朋友》第5期, 1939年, 第2页。

   133 “Sir R. Craigie to Viscount Halifax, ” February 21, 1939, FO 436/4, p.289.

   134 如天津英商和记洋行之华职员接获恐吓信, 若不辞职, 将被施以报复手段。职员70余人中, 有65人选择辞职。《敌伪反英, 将益加强》, 1939年8月13日重庆《大公报》, 第3版。

   135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致王宠惠函》 (1939年6月28日) ,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外交部312/008。

   136 “Sir A. Clark Kerr (Changsha) to Viscount Halifax, ” November 11 1938, in E. L.Woodward and Rohan Butler (eds.) ,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ries 3, Vol.8, pp.216—218.

   137 《拝英運動に関する指示提出の件》 (1939年8月13日) ,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C04121307500。

   138 《毛庆祥电蒋中正日本在华各地领事馆建议由日本内阁以议决方式要求停止反英运动以作为帝国外交方针情报提要》 (1939年11月12日) , 台北, “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200519102。

   139 《敌在沪召集驻沪外交人员会议内容》 (1939年11月13日) , 台北, “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200519100—001x。

   140 冯玮:《从“同化政策”看日本殖民统治及殖民扩张主义的特征和本质——对日本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的历史考察》, 《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 第99—105页;冯玮:《评日本政治“存异”和文化“求同”的殖民统治方针》, 《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 第2—9页。

   141 《日寇排英运动》, 《抗战月报》1939年第7期, 第63页。

   142 《侵占区英籍教士已遭重大压迫》, 1939年8月5日《申报》, 第10版。

   143 《谣传日图强袭津英租界戒备加严》, 1939年6月23日《申报》, 第8版。

   144 关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复杂概况, 可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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