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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梓琏:否定抑或扬弃——对科学无神论的理论与实践探寻

   摘    要:在具体的宗教工作中,如何科学宣传无神论始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根据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宗教批判”本身如果仅仅局限在宗教限度内仍然具有不彻底性。费尔巴哈意识到宗教作为一种异化的基础并非是“意识”而是自然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则进一步将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来,宗教的异化其实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异化,而宗教的扬弃最终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这又将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以影响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时建立与宗教相对的科学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在当前生产力尚未足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前提下,应当正视宗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积极团结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总之,科学无神论是对宗教积极的扬弃,简单否定宗教只会巩固宗教信念,导致走向无神论的反面。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扬弃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理查德·道金斯和西方新无神论运动研究”(项目编号:19CZ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宗教问题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宗教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又是一个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覆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布局的大原则。列宁曾说过:“同宗教偏见做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1因此,如何科学宣传无神论,既不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又能充分尊重和保障不信教群众的自由,始终坚持无神论的大前提,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一、“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

  

   如果说否定或者废除宗教在经典中有什么理论根据,那么应该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马克思认为,只要理论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只要掌握了群众,就能转变成物质力量,从而摧毁旧的物质力量,所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这被许多宗教工作者看来就是要否定或者废除宗教。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讲这句话也有前提,那就是只“就德国来说”,而马克思讲德国理论彻底性的明证是要得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所以“对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未必就是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只是针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如果马克思果真认为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对宗教的批判就可以代替对其他一切的批判的话,那么马克思只要继续安静地做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就好了,他就不会点明对宗教的批判是要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的学说和推翻一切奴役人的关系这样的绝对命令,更不会说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样的话。

  

   不仅在理论上马克思的话引起了一定的误解,而且在事实上马克思也不是从“宗教批判”开始的。马克思写的第一部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如果说此时的马克思还是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试图在德国完成宗教批判之后,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中所说的,“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4那么至少在他于巴黎和布鲁塞尔完成对经济的研究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决定以清算青年黑格尔学派也就是以清算自己过去的观点的方式撰写《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形态》的开篇就说,“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5。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思想在此时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口号很响亮,但实际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不会涉及到任何现实的世界。因此,他不再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入手,而是在阐述了唯物史观之后宣告“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6。这样一来,“宗教批判”本身也就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被扬弃了。

  

   当然,唯物史观对“宗教批判”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批判”的否定。从马克思论述宗教问题时采用的“宗教异化论”“宗教鸦片论”“歪曲反映论”等术语和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子。鲍威尔在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基础上,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出发,指出基督教中“救世主”的观念并非是像施氏认为的是在古代信徒中流传的无意识的表现,而是福音书作者“自我意识”的有意识的编造,因而没有任何历史真实性可言。不仅如此,鲍威尔不同意黑格尔认为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观念或者绝对精神的最终体现,而是认为这种宗教、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异化还要进一步被摧毁和克服,因此鲍威尔又从宗教批判发展到对神权法的批判和对维护神权法的政治批判,认为国家和个人只要摆脱基督教的统治就能获得自由。但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的一切批判都是以宗教批判为前提的,或者说仅仅局限在宗教及其相关领域,似乎只要进行彻底的宗教批判就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因此,在政治问题上,他所谓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也只限于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这种“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7打破了宗教的统治却没有消除宗教,这就体现出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保守性,而这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仍然是将宗教看作绝对精神的一种自我异化,还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

  

   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中唯一一位有所成就的就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提出“创造宗教”的“人”既不是施特劳斯那种客观存在的关于“救世主”的流传的观念,也不是鲍威尔所谓福音书作者主观的“自我意识”,而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物质的、感性的人,从而在宗教批判的哲学基础上实现了一次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哥白尼革命”式的转变。但是,自然人为什么会创造宗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8因为费尔巴哈是将宗教看作“人对自己的本质的意识”,而人的本质就是思维着的、愿望着的、爱着的存在者,所以上帝也就是一个智慧的、福乐的、仁慈的存在者。同时由于这种人的本质是出自人的“类意识”,而“类意识”是超出个体的界限而具有无限性,所以宗教的上帝也就是具有无限性的存在。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充其量只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宗教观,这使得他并不主张消灭所有宗教,而是在消灭传统宗教的基础上建立“爱”的宗教,因而仍然具有不彻底性。费尔巴哈没有意识到的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9因此,所谓“人创造了宗教”,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而这又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国家和社会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0,真正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

  

   二、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将自己的本质自我异化的产物,只要消灭宗教就能过上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但是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还只是发生在人的意识和内心领域的异化,而这种意识领域的异化实际反映的是人现实生活的异化,现实生活的异化就是经济的异化。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提到异化的这两个方面之间镜像般的联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11“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国民经济学,不断地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从合乎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宗教观念,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12“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13对于这样两种异化的扬弃应当是从哪个领域开始,马克思认为要看一个民族真正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现实生活领域,最终还是现实生活中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相较之下,意识领域中从宗教批判开始的无神论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而无神论最初还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主要还是一个抽象。——因此,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14这一方面在于,无论是宗教还是家庭、国家等,都不过是私有财产运动的一些特殊方式,另一方面则正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分析时所讲的,费尔巴哈是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世俗基础的异化只能从它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理解和说明,而不能再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异化。那么这个世俗基础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世俗基础正是上文已经提到的私有财产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私有制的统治,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但不为劳动者自身所占有,反而变成资本家的资本,也就变成了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异己的对象。劳动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产品重新发现自身、确立自身,而只能通过商品交换这种物化的方式来进行,因此人的生活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生活。所以,为了克服人性的异化,劳动者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才能使劳动产品不再作为与人相对立的独立力量,从而重新实现对人的生命的完全占有。而劳动异化的消失,又必将导致包括宗教异化在内的一切异化的最终消失。所以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5就这样,马克思将克服宗教异化的无神论与克服劳动异化的共产主义革命紧紧联系了起来。但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要想实现对劳动异化的克服本身又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6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不断演化推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但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根本上是由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候,生产关系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来先进的生产关系才会变成落后的生产关系,从而变成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就是在此时,马克思提到需要注意两种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可以看出,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革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而这一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生产关系的改变首先改变的也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宗教等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则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发生或快或慢的变革,正所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宗教的消亡虽然是必然的,但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是否随着私有制的消失,宗教也就一定会消亡呢?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还有几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要形成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物质生产过程也要处于人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控制之下。对此,恩格斯或许表述得更为清楚:“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18这也就是说,私有制的消失是一回事,社会实现对全部生产资料有计划的使用从而使人摆脱奴役状态是另一回事。社会对全部生产资料有计划的使用实际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就能自动实现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我国当前已经以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之后,宗教仍然会继续存在的原因。归根究底,就在于我们还未形成“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也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自然力,成为自然的主人,因而社会也还不能完全有计划地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就还未能达到“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人的命运就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种异己力量的支配。宗教作为对现实生活异化的反映,就仍然有其存在的根基。事实上,由于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所以在实现高度完美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宗教的存在、发展乃至最后的消亡,都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这是我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三、关于宗教工作的建议

  

   首先,应当继续加强对党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科学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党现在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导”的基本态度,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而“教导”也应当成为“引导”的一部分。正确认识我们党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又是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和宗教具体实际的。如果简单否定或者试图消灭宗教,就不仅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科学无神论的基本内涵,而且也是曲解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与政策。这里的问题在于,宗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推动、发展宗教,但也不是否定、消灭宗教,而是团结、引导宗教。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早在19世纪时就说过:“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早在四十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说过,但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19而科学无神论实际早已超越这种肤浅的无神论内涵,它将宗教的根源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从对天国的批判进展成对尘世的批判,“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20因此,无神论应当是径直指向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力图使人通过实践获得全面的解放和真正的精神自由,从而实现对于宗教及有神论的超越。而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的宗教工作中将重心更多地从意识领域的说教转向现实精神需求的解决、从被动地反对和消灭种种有神论转向积极主动地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上来。

  

   其次,应当大力传播科学、发展科学,在人民群众中树立科学世界观。在实际的宗教工作中,宣传和发展科学始终是我们比较忽视的一方面。但事实上,科学不仅是作为一般的社会生产力而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联系,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文化形态,成为解放思想的强大的精神武器。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既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科技企业正在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者及劳动诸要素高度有效结合,不断满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与人民精神生活的不断满足必将进一步动摇宗教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加速宗教的自行消亡。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正是不断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判断,“在科学的推进下,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穷无尽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2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处于发轫之际的自然科学的无神论仍然是一种浅薄的无神论,当自然科学家面对一些神秘主义的现象时,也不免会再次滑向唯灵论的弊端,“这里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究竟什么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过渡滋蔓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那种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流的经验的观察。……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22因此,我们在传播科学、发展科学的同时,也要注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不仅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更要在此基础上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认识到世界本原的物质性和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从经验观察上升为科学意识,以科学的眼光去认识和解读宗教现象,使科学作为一种无神论的意识和文化形态不断夺取和占领宗教有神论的地盘。

  

   最后,还是要深入挖掘宗教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因素,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宗教自身的本质来说,虽然宗教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当做一种异己的本质来加以朝拜和神化,但是毕竟在这种异化中仍然包含着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因此并不是因为人性打上了神性的烙印而值得尊敬,而是由于神性中仍然包含人性的本质才值得尊敬。恩格斯说:“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疯狂的迷信,其实也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尽管具有的形式已经是歪曲了的和走了样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宗教的历史,特别是中世纪宗教的历史,不致被全盘否定,被永远忘记。”23所以,虽然在当代我们对人性价值的肯定已经不需要再借助神性以及神与人的关系,但是依然可以在历史的宗教传统中深入挖掘积极的人性价值。特别是像我国这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存在封建思想的糟粕,但不能忽视的是其属于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华。因此,不仅是西方中世纪的历史,深入挖掘我国宗教传统中包含的积极的人性价值,使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得以弘扬,也是尊重传统和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应有之义。

  

   另外,从宗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来说,虽然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会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这种统治主要是为一种“颠倒了的世界”提供理论上的辩护、精神上的抚慰和道德上的核准作用。但是,也要区分这种统治的权力是掌握在谁的手里,安慰的对象又是谁。如果这个权力是掌握在压迫阶级手里,安慰的对象是被压迫阶级,那么正如列宁所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24此时宗教统治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被压迫阶级的暴力革命。可是,如果这个权力是掌握在已经通过革命消灭了压迫阶级的党和人民政府手里,安慰的对象是同样属于人民的广大信教群众,那么此时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的矛盾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尚未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宗教继续为信教群众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和道德上的支持——此时宗教治理的作用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团结引导信教群众,使他们能够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对于那些宗教极端活动分子,或者打着宗教旗号,实则行渗透颠覆、暴力恐怖、民族分裂活动的分子,则要将他们作为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只不过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要清楚区分信教群众和敌对分子,否则可能将人民内部矛盾转换成敌我矛盾,形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总而言之,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对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25只要能够正确地理解无神论与宗教这种辩证关系,才能够避免将无神论与宗教相对立。宗教本身是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而终将被科学无神论所扬弃和超越;但消灭或者否定宗教,只会令宗教信念更加巩固,反而阻碍了科学无神论的发展。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0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

  

   3同上,第11页。

  

   4同上,第111页。

  

   5同上,第514-516页。

  

   6同上,第544页。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8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9同上,第501页。

  

   10同上,第4页。

  

   11同上,第157页。

  

   12同上,第25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上,第18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41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62页。

  

   22同上,第45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0页。

  

   24《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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