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更好资源首页
  2. 爱思想

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基础与发展目标

   摘要:根据近年来的翻译研究和观察,结合国际有关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尝试提出中国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学科基础和发展目标。认为应吸收和借鉴古典学、文献学、语言学、人类学、翻译学等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研究,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化、文学的创作、翻译和评论研究的综合努力,朝向人类学诗学的目标汇聚,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际跨文化交流的宏大愿景。

   关键词: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学科基础;人类学诗学

  

   一、引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的民族典籍占有相当的分量,它体现民族的核心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单就文学作品而言,在丰富的汉族汉语文化典籍之外,少数民族的上古神话、英雄史诗、民间传说、小说诗歌以及戏剧文学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和文学画面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一丰富的遗产,如何继承和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文化冲突加剧,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日益明显,一些边缘文化越来越被主流文化所淹没,造成了文化从多样性向单一性发展的不良倾向。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着力进行民族文化的调查和研究、翻译和传播;抢救一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一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尽量保持各民族原有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当然,保持民族文化的手段有多种形式,如录音、录像、访谈、表演等,其中翻译是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本文主要就中国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一些学术讨论,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二、民族文化认知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特殊意义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融和的事实,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学术认识,是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的认识基点和逻辑起点。这一基本的认识,构成我们现代国学知识的基本领域和基本观点,使之区别于传统国学的汉族汉语中心的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集合性的大民族概念,其中的各民族有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但都共同生活于中华民族的疆域和地理自然环境之内,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由此构成中国多民族长期生活的共同空间与时间概念。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是一个现在的概念,基本上是统计学上的意思。按人口而言,核心的大民族包括汉、壮、满、蒙、回、藏诸族,其中汉民族所形成的主流文化,构成中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而各个民族的亚文化则补充构成中华民族多样性的完整概念。长期以来中华多民族的发展与融和,征战与亲和,也包含了共同反对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以及寻求能够共同富裕昌盛之路的努力,因此,在整体上,它作为一个多民族一体的完整概念,是无可争议的,是不容置疑的。

   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起源和发展中有其不同的民族因素的融合,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值得尊重的特点,不可强求一律。因此,我们这里所理解的民族概念,包括作为个别的民族,即单一民族的概念和作为复合民族即国家的概念。相应的,民族文学的概念也包括作为单一民族的文学和作为多民族的国家的文学的概念。前者可以举出汉民族文学(主要载体是汉语文学)的概念,后者则是中华民族的大文学概念(包括各族文学和不同的语言载体和文本样态)。这里所谓的民族文学,专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外或国际上有时称为“族裔文学”或者“非通用语文学”),它作为历史的现实的存在(以其典型的民族语言或汉语言的形态而存在),是汉语言文学主流和汉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是中国文学文化全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文学是残缺不全的。与之相关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学文化典籍,其中既包括对物质生活的文字描述,也包括精神价值的核心理念,例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绘画等。正是这些付诸语言文字的有形的精神文化传统,构成我们相互认识和相互交流的认识依据和人文价值,而对于这些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和传播,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文化使命,是责无旁贷的,不可推卸的。

   从现有资料和研究情况看,民族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多彩,充满着人类生活的智慧和多元文化价值。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的原始先民的神话系统以及集中反映原始先民心理的原型母题,稍后在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英雄史诗以及所体现的民族大义和英雄精神,构成一种活态的表演性的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文学艺术形式。具有多民族共同起源的中华民族的神话系统,当然具有多民族多元化的精彩表现和多种来源,但目前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史无法涵盖和包容少数民族的神话形态。例如,云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资源和表现形式无法体现,其中许多表现各民族先民生活的短诗,可以和中国汉族的《诗经》和日本的《万叶集》媲美,也可以和地球另一面的外国诗歌进行人类学和文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例如和北美印第安诗歌十分丰富的资源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可以发现这几个主要地区的民族原始诗歌形态所折射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追溯文学和文化起源这一长久以来困扰和吸引着无数学者的问题,而且可以确定一个大体的文化到文学的进化顺序,从中或许能理出不同阶段的文学形态和人文样态。

   另一方面,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可能会影响到一定民族的叙事方式和抒情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一个民族文学样态的形成和发展走向。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农耕文明的生态和生活习性不同于游牧狩猎阶段,更由于汉语文学抒情体裁的走势不同于长篇歌咏,汉民族和汉语文学史上一贯缺乏史诗形式,只有篇幅较短的抒情诗,长篇叙事诗十分有限。这一文学缺失状态,可在少数民族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里得到补充。例如,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迁居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上的部落兼并的战争频仍,是民族史诗产生的必要条件。形成于氏族社会时期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就是一例。将这部伟大作品翻译为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国内进行交流,增进相互影响,是繁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译为外文,流播海内外,更是一项流芳百世的不朽功德,可惜有如此认识的人太少,直接从事翻译和研究的人更是太少。事实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史诗的流传和翻译是始终没有停止过的。有关研究发现,蒙古族的《格斯尔可汗传》实际上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译后逐渐演变而成的独立英雄史诗,可见民语文学之间的互译和影响也同样值得探讨。总之,对于民族典籍翻译这一新兴的领域,以及它的学科定位,需要一种新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综合性的研究思路。

   那么,除上述各点讨论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外,在当今世界和学术视野中,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民族文化和进行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呢?

   笔者以为,结合当今时代的文化特点的认识和这项研究可能导致的学术融合前景的认识,是不能不关注的严重现实。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姑且不论,现在我们处于所谓后工业、后现代的文化阶段,民族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会成为人类相处的一些矛盾的焦点,比如美国学者所强调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冲突,既是民族的冲突,也是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除了理论认识的盲点(例如,所谓的“文化冲突理论”的片面性),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不足,导致人类各民族之间缺乏了解和认识,缺乏沟通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典籍的翻译、民族文学的关注,要是做得好的话,可以起到促进民族认识和交流的作用。而且各个民族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来传播,用汉语,用英语,用其他民族语言相互的传播和沟通,会起到比较好的促进和融合作用。如果中国各民族之间能够比较好地相互交流的话,进一步而言,会对改善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现有的不良格局起到很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典籍及其翻译传播可能有更好的更大的学问要做。

   另一方面,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可以把国内的国学和国外的汉学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说,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际合作和跨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基础上的。例如,民族史诗《格萨尔王》,最早由一些在中国从事调查的法国人和俄国人翻译,后来国人又自己从事翻译,现在又有了汉语的翻译,甚至以之为基础的再创作,再经过官方组织朝外推介。针对这些不同的翻译个案,如何认识和评价,是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因此,我们的国学除了传统的汉语文献为主的国学之外,还应该包括民族研究,如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等,特别是重视实证研究和国际合作研究。这样,国学的概念就扩大了,和世界文化之间的连接会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连接。这种连接就不仅是通过过去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以及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而是一种多通道的连接,像现在的万维网一样。这样,中国的汉学、国学、蒙古学、敦煌学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汉学、美洲的汉学、日本的汉学在很多方面产生连接。所以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的研究是一个视野非常宽阔的路子,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只是片面地将中国文化朝国外推行的问题,一定要那样看的话,就是陷入工具性的思维了。总之,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认识问题和学术研究的思路问题。

  

   三、民族文化典籍的研究法和学科基础

   无论我们如何进行一种学术研究,都要首先考虑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基础和学术特点。关于民族文化典籍,在进行翻译和翻译研究时所涉及的学科和方法概念,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之一。这里先提出一个大概的设想,即一个由人类学(史料学)、语言学(文本学)和翻译学(跨文本学)构成的三级系统。关于这一大体设想的原始提法,是笔者在给“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的《序言》里讲到的:

   1.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搜集资料,探求线索,就民族文学和文化典籍作文本和版本的实证研究和考据研究,促进新资料的发现和发掘,或者针对新近发现的民族文学资料,做进一步的版本与文本的考据研究,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寻求丰富和加深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掌握的途径。

   2.引入新的语言学的研究机制,针对新的资料的发现和发掘,作详细的文本研究和意义的分析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可以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也可以用传统的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注释和疏解性的研究,旨在探究这些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且进一步作社会历史渊源与文化学、艺术学的解释和说明,以丰富和加深对于这些文献的理解和掌握。

   3.引入翻译学和译介学研究方法,对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翻译文本的对照研究,接受和传播研究,这里首先包括民族文本向其他民族文本的翻译,向汉语的翻译以及向外语的翻译研究。当然,反向的翻译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一个民族地区如何翻译外国语言文学、汉族语言文学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学到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翻译文学纳入本民族的文学史。不过,在目前的研究题目里,我们从事的主要是以民族文学的外译和汉译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其他方向的翻译研究,也有待于学界更多的关注。[1](P2~3)

   以上三点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其中有新旧结合突出新学的倾向,也有中西结合突出西学的倾向。进一步需要展开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就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列举,构成从事民族文学典籍翻译研究者应具备的学术基础。兹简述如下:

   1.民族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原理、知识与研究方法的掌握;

   2.中国学(海外汉学)、蒙古学、敦煌学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研究的渊源与动态掌握;

   3.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貌与重要作品的熟悉;

4.中国民族文化、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掌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及相关的语言(包括汉语、民族语言与外语)的掌握和应用;

   5.中外及国内民族关系史、交流史以及中华多民族文明史与文学发展与交流的综合资料的掌握和趋势研究。

   6.其他,如学术联系,资料与工具书等。[2](P19~20)

   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会涉及诸多学科。在较近期的研究中,笔者把这些学科概括为不同的表述思路。这些思路,是在笔者新任中华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接受采访时讲到的,后来才整理成文字。当然,这里的不同表述,也含有个人认识的深入和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充与融合的因素在内。例如,关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认识,有更新的成分,而添加的古典学和文献学,则提出了古典文献的整理和注释方法问题,也就是所谓“文本解释学”等人文学科的认识问题。下面是一个新近的提纲,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古典学(classics),在西方就是希腊、罗马的经典,在中国先秦时期产生的典籍构成古典,在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个历史上叫做“轴心时代”的阶段,这一时期产生的作品构成了他们各自的典籍,如《奥义书》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二是文献学(literature),包括对于古典的经典解释,包括小学、训诂等,包括文献的保持、查阅,对于图书的分类,现代图书馆的保管,善本还有古本复原等,我们统称之为“文献学”。文献学偏重于原始文献资料的保存、注释和传播,这部分和解释学、语文学有一些关系。

   三是语言学(linguistics),这个语言学不是指现在所谓的形式主义或功能主义语言学,笔者所说的语言学涉及语言谱系的重新认识,比如说汉藏语系,实际上涉及印度文化和藏族文化古典之间的关系,这个语言学实际包括的比较多,比如季羡林研究的吐火罗语,陈寅恪研究的新疆的西北的碑志等,都是笔者所说的语言学研究领域,就是语言和文字在一起,构成从语言符号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文献学有区别。文献是文本、物质材料,这里就要变成语言工具的研究。这一部分当然包括古汉语,现代汉语状况的改变,当代的散文的语言,新诗的语言的走向等,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领域的范畴。

   四是人类学(anthropology),它涉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涉及人种和人类的起源、民族的融合以及迁徙等问题,如《东归英雄传》中从俄罗斯返回来的蒙古民族的一支,可能是达尔扈特人,涉及民族迁徙的问题,再如黑人到美洲、美洲印第安人被白人同化,涉及民族融合问题等等。文化人类学涉及宗教之间的联系,不同教派的冲突和融合,习俗层面上的交往,衣食住行的混合变化,还有文学艺术,即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我们想用人类学把世界联通起来,想用这些学科把人类文明的精神产品混合性地加以认识,就像这些东西在古代的人类群体迁徙和部落间征战的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要是缺乏这个的话,典籍翻译就会被看做是一个翻译工作,在机械地做转换。其实,要进入人类学,尤其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应该和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形成比较好的研究格局。

  

   四、朝着中国式人类学诗学的方向汇聚

   在最近的研究中,当我们进入到一个较为专门的诗歌领域的时候,一个崭新的学科就赫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就是“人类学诗学”的概念。关于人类学诗学的概念,虽然迄今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的说法,不过,罗斯在为戴蒙德的诗集《图腾》撰写的序言《体验之旅:斯坦利·戴蒙德的人类学诗学》中,在“人类学诗学”的标题下,将诗歌归结为如下六大类别,可以看做是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包括:

   1.本土诗歌,它是由非西方化的、未受过教育的、传统的诗人写作的;

   2.民族诗歌,它是本土诗歌的客体(Emics)(应是客位的产物——笔者注),由西方诗人发掘、翻译、解释、朗读、吟唱、赞颂的本土诗歌;

   3.受其他文化影响的诗歌,例如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或W.S.默温(W.S.Mermin)的诗歌译作;

   4.非西方诗人的诗歌,运用西方语言,但诗人并未损失自我感受和艺术性;

   5.受过西方教育的非西方国家诗人的诗歌,他们使用西方语言或本土语言或方言;

   6.人类学家创作的人类学诗歌,譬如戴蒙德的诗歌,其中诗人把本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感受融合为一体。[3] (P219)

   人类学诗学毕竟是一个新近提出的话题,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个学科。当然,从事此项研究的,毕竟是少数人。显然,这是一个远远突破了迄今所说的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的概念,它更加广泛而深入,可以说覆盖了诗歌研究的全球视野的诗学。简言之,西方倡导者的观点是:在重视原始的非西方的诗歌传统的同时,以对于诗歌的历史和起源的重视确立其典型的学科特质,其次,也有追寻人类诗歌起源编年与演变谱系的。它的诗歌范围比较宽广,可以是当地原始民族或原住居民用本族语创作的诗歌,例如,中国古代的汉族民间诗歌《击壤歌》,或者用汉语翻译的民族歌曲《敕勒歌》(当然,这些诗歌的外文翻译也可以再返回来回译成为汉语),也可以是后来的语言人类学家或其他非本族人创作的反映这些民族生活与信仰的诗歌,例如,白人用英语创作或翻译的印第安人的诗歌。美国早期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则是一首反映印第安人和白人初期交往和冲突的长诗——当然,其结尾是个巧妙的绕过或遮掩,避免了正面描写白人对于印第安民族的毁灭性的杀戮。幸运的是,它的中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赵萝蕤,她的中译本及其所采用的翻译加注释的方法,为我们进行同类翻译做出了样板。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的人类学视野,尤其是白人作为征服者和当地民族的矛盾,例如殖民化问题,致使这一研究很难走出“后殖民”思维的怪圈。

   就笔者的认识而言,中国民族的诗学范围,除了汉语的早期民歌,其他民族的诗歌多数也具有人类学诗学的性质,但在历史上,只把它们当做文学作品来对待,很少从事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和创作尝试,有时连民歌作为民间文学的地位和特征也不予以重视。其实,汉族《诗经》的人类学研究和人类学诗学研究,例如国外汉学家阿连壁具有人类学概念的分类和翻译,以及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的有创意的翻译,就是一些很好的课题。藏族历史上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情歌”,其藏文创作而以英文和汉语翻译,以及现代仿作的成就和问题,也应当给予重视。幸好笔者有博士生从事这个题目的研究,他们已经答辩毕业,希望其研究结果能早日出版。当代的民族文学创作中,少数民间诗人的创作及其境遇,尤其值得重视。例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批老诗人中,牛汉作为蒙古族诗人,由于当时汉化和意识形态化等影响,几乎显示不出民族诗人的特殊角度。而今活跃在诗坛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则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已经有一些外译本,值得研究。由于他的官员角色和个人组织能力,青海湖国际诗人节活动已具有世界的影响。还有如台湾的满族女诗人席慕蓉,在绘画之余进行诗歌创作,成就斐然。她所产生的回归草原文化的意识和台湾老诗人余光中先生倾向于大陆本体的文化情结,以及吉狄马加追寻彝族认同和接纳汉化的矛盾心理,归根结底是不同的,都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

   最后,关于建立中国人类学诗学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在民族诗学研究中所应该做出的努力的目标,笔者想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以供讨论:

   首先,在整理中国文化典籍,特别是汉族汉语诗歌的时候,重视诗歌或一般文学的起源问题、汉语文学样式和抒情传统的发展问题,以及就此领域里人类学研究的诸种课题,努力尝试建立汉语和汉民族的人类学诗学体系;同时,一定要花大力气把少数民族的诗歌纳入到这样一个轨道上来,使之和汉族诗歌互补互动起来,成为完整的中华民族诗歌史(传统)的一部分。这其中既包含民族诗人所写的传统汉语格律诗(汉诗)的创作与对外翻译(注意国外也有所谓的“汉诗”,例如日本人创作的“汉诗”),也包括稍微晚近的和现代的更具民族特色的自由诗的创作与外文翻译研究。在一定的时期内,这项工作可能是一个重点。尤其是后一点,即自由诗的创作与翻译,应当是重中之重。

   就整体而言,我们的工作,是要在以各种民族语言,当然主要是汉语,从事民族题材诗歌创作的同时,进行多语种和多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并且围绕作品及其流动,使创作、翻译和研究三者结合起来。要注意调动三支队伍,诗人、翻译家、研究专家及评论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协作关系,同时,在汉族汉语人才和少数民族人才中间建立联系,开展专业的有计划的翻译研究活动。

  

   五、结 语

   从确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开始,论述了在中国现代社会和国际后现代学术语境下,进行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和研究的意义。在寻找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基础的时候,我们采用分步骤列举和逐渐加深和扩展的思路,对有关的学科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介绍。最后,在一个贯通的思路里,引入了“人类学诗学”概念。我们想借助这个概念,将前述几个学科汇聚在一起,同时,也把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各方面人员的努力汇聚在一起。我们相信,有了这些学术设想和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一定会取得预期的成就,呈现出理想的人类学诗学的中国文化图景。?

   参考文献

   [1]王宏印. 民族典籍,昭彰世界[A].李宁. 《福乐智慧》英译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2]王宏印. 福乐智慧 智慧人生——序李宁《福乐智慧》英译研究[A].李宁.《福乐智慧》英译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3]伊万布莱迪,著,徐鲁亚,等,译,人类学诗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转载文章,作者:更好,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链接:https://makebetter.best/archives/5741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联系我们

400-800-8888

在线咨询: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邮件:[email protected]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8:30,节假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