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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刘培东: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动能不充足、发展援助不完善和发展环境不理想是其具体表现。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主要源于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以及个人主义在西方膨胀等。对此中国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凝聚全球发展共识、提升全球发展效能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发展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国际对话交流,以实际行动为应对全球发展赤字难题贡献了中国力量。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发展赤字、国家治理、中国发展经验

  

   作者简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南开大学博士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问题的全球化效应不断强化,全球发展赤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核心议题。深入剖析全球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释全球发展赤字的表现、成因和中国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这种全球发展赤字是全球化负面效应未能得到有效管控,全球发展获益小于成本支出或实际收益不及预期收益,进而制约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其实质是全球发展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一是总量不充裕,欠发展问题突出。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力军”,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多数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全球发展总量增长不足。作为全球发展的“低地”,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增量的关键。然而,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一些国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二是质量不高,高质量发展缺失。发展体量与质量是全球发展的一体两面,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还表现在全球发展质量不高。一方面,发展方式亟待优化。传统发展方式强调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突出能源、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的作用,造成经济增长低效,无助于全球生态改善。另一方面,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全球发展问题需要各国合作解决,发展成果也应由多数人共享。现阶段,全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9%),坦桑尼亚仅为13%。

  

   第二,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国家间发展鸿沟拉大,发展失衡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个体发展不平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富的变化2018》报告显示,高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比从1995年的47:1扩大到2014年的51:1,2017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82%;1980年至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全球财富增长总量的27%。与此同时,世界上仍有约2亿年轻人每天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1987年至2017年,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愈加严峻,全球每10人中有7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国家。二是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同领域和地区发展失衡加剧。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PM2.5(细颗粒物)造成的死亡人数逐年上升。2015年,空气严重污染导致近650万人患病或死亡,占当年全球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2016年,在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152个国家中有112个“应付了事”,即使是欧洲发展的“领头羊”德国,其内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公民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东部地区只有6个县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欧元,西部地区则有284个县市超过这一指标。三是全球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体量较小的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象。1995年至2014年,世界财富总额从690万亿美元升至1143万亿美元,增长近66%,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财富增长率仅为1%。就财富总额而言,2014年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总额占世界财富的72%,同期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则仅为7%。

  

   第三,全球发展动能不充足。经济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基本动能,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当前,全球发展赤字也突出表现为推动全球持续发展的动能不足。一是全球经济复苏艰难。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经过十余年调整,西方国家经济缓慢回暖,全球发展不确定性依然突出。2020年至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3%左右,全球经济增速进入金融危机以来最缓慢时期。二是全球创新发展停滞不前。创新是引领全球发展的第一动力,全球发展依靠创新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根植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全球创新增长面临巨大障碍。首先,创新研发投入比例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研发支出的投入比例与国家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性。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16年至2019年,全球创新研发支出“高投入”趋势明显减弱。其次,“知识霸权”逐渐抬头。创新知识的流动性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知识保护主义抬头,给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知识的传播增加阻碍。最后,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全球创新鸿沟或将继续加深。三是全球合作发展意愿减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背景下,国家合作发展意愿减弱,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生态领域。西方大国内顾倾向严重,美国肆意挑起“贸易战”,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共识。部分西方国家无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破坏通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全球合作议程。特朗普政府执着于“本国利益第一”,肆意退出各种国际条约、协定,严重损害全球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四,全球发展援助不完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有发展而无增长”的局面屡见不鲜,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备受质疑。一是援助有效性不足广泛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援助比例一度达到全球发展援助的90%。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实施,受援国不仅没有实现相当水平的发展,甚至出现“越援越贫”现象,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不足。这种经济层面的发展援助降低了非洲产品的出口能力。1970年至1998年是非洲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峰时期,其贫困率从11%增至66%,国际发展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二是援助不可持续性愈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国际援助机构开始关注援助的可持续性问题。发展援助的不可持续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数量庞大的资源未能在受援国发挥相应作用的重要原因。美国国际发展署评估,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212个教育项目中,仅有22个项目达到可持续性的部分指标。世界银行研究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550个援助教育项目中,高达50%的项目不可持续。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也出现这种“援助怪圈”,即在援助国人员和物资充裕的情况下,一部分援助项目表现良好,一旦援助国资源离开,项目就逐渐荒废,导致援助效果大打折扣。

  

   第五,全球发展环境不理想。随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发展环境恶化,国家间、国家与区域集团间非正常关税战频发,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化趋势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实施了约1500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特朗普上台伊始便对中国发起所谓“301调查”,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贸易规则之上,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美经贸摩擦久拖不决将导致约4550亿美元损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战则使德国2019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环比下降0.1%。美国宣布结束对印度普惠制贸易待遇,印度随之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28种产品征收最高达120%的报复性关税。日本与韩国关于电子产品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甚至将对方移出贸易白名单。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产生贸易争端。

  

   二、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原因

  

   全球发展赤字的产生与演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化弊端、国家治理失效、发展机制缺陷、发展模式不适和西方个人主义膨胀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促进全球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导致发展鸿沟、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低迷背景下,全球化负面效应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一方面,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获益问题使得全球发展收益初次分配的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博弈与跨国力量相互交织,使得推动全球发展再平衡的政策趋于失灵。

  

   第一,加剧全球发展失衡,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而在全球普遍获益的大背景下,个体之间的相对获益存在差异,拥有技术、资本、人才等发展资源的个体易于凭借优势获得全球化发展主导权和发展收益的大部分。在相对收益悬殊的国际现实下,弱势群体将自身损益归咎于全球化本身,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发酵,增加了全球发展的困难。一是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在资本驱动下,全球化过于重视发展总量的增加,忽视了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在全球发展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全球化负面影响被放大,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发展失衡严重,全球良性发展难以为继。二是生态发展失衡加剧,环境治理形势紧迫。全球化以提高经济利益为重要关切,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当下,以经济发展为重的全球化的盲目性愈加显现,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三是文化发展失衡加剧,文明冲突被激化。随着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多数国家认识到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但个别西方国家基于经济优势地位和实力影响,散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激化了不同文明的矛盾。

  

第二,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不均,国家主义强势回归。作为维持社会公平的主体,国家可通过再分配政策将发展不平衡控制在合理区间。而在全球化负面效应冲击下,跨国力量频频介入,在国内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施加影响,使国内再分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利益调和机制作用递减,社会失衡不断发展,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得势。此外,作为维持全球和平发展的关键力量,国际组织通过国际合作调和国家间利益失衡,积极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使国家间矛盾冲突趋于表面化、激烈化,损害了全球利益调和机制的效用。面对国际合作式微的现实,狭隘的国家主义强势回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全球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贸易保护行为嚣张、国际生态合作遇阻、退群废约行为增多等正是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真实写照。

  

   (二)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

  

   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源于国家政策。有效的国家治理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发展的良好前景由各个国家较好地实现发展目标而达成,同时,全球发展产生的问题也经由各个国家扩散,部分国家治理失效、影响外溢成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国内根源。

  

   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增加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性。作为全球发展问题的“多发地”,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是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国内治理失效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会外溢到世界各地,影响全球发展进程。恐怖主义蔓延、极端贫困难以根除等世界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失效。这种治理失效使得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内化失效。面对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创设发展议程、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发展援助等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将发展政策内化落实到“问题国家”,促进解决发展赤字问题。但是,发展政策内化不仅需要国际发展援助,更需要特定国家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大量事实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全球发展政策内化的失败。

  

   第二,部分发达国家治理失效削弱全球良性发展动能。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不足,治理政策和行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导致社会冲突和治理矛盾激化,甚至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负担”。一是经济治理失效造成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低迷。2008年金融危机给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经过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经济增长仍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使得这些国家大规模减少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原本就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的发展援助更加捉襟见肘。二是社会治理失效激化国内矛盾,民粹主义进一步扩散。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减效,制度创新迟缓,贫富差距扩大,逐渐陷入治理危机。经济极化反过来激化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分歧,助长民粹主义。特朗普竞选成功就是民粹主义抬头的典型表现,其执政后固执坚持“美国第一”原则,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给全球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三)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

  

   国际社会已日益融为命运共同体,任何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都难以仅仅依靠单个国家解决,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存在诸多内在缺陷,缺乏有效凝聚全球合作、破解发展赤字的充分效能。

  

   第一,代表性不足导致合法性缺失。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多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多数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然而,全球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现有机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表达渠道。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现有全球发展机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全球发展议程难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发展机制合法性的质疑。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占成员国总数近四分之一,却只拥有5.6%投票权。经过多次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要机制中投票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美国始终掌握着一票否决的压倒性权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不足。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使其本就备受质疑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削弱。

  

   第二,约束性不强制约有效性发挥。随着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日渐增多,更需要国家间协同合作进行治理。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其效力的发挥也依赖国家的合作行为。但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益的抉择中,国家往往将维护本国利益作为优先选项,忽视国际机制的相关安排,甚至将对抗甚至退出机制作为博弈筹码。同时,多数国际机制在处理成员拒绝遵守相关约定的问题上可采取的应对手段较为单一,国际合作长期处于相对低效状态。例如,在全球发展援助上,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长期达不到联合国规定比例,贫穷国家发展资源紧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单方面退出经过多方努力、共同协商达成的《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公平性不够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作为决策机制的核心环节,表决制度是国际机制效率提升、作用发挥的关键。现有的全球发展机制多是二战后形成的,建立之初是针对部分欧洲国家,之后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在现有全球发展机制中,关键职位和职能部门大多由发达国家垄断。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操作中,加权(份额)票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而使拥有加权票的发达国家拥有一票否决权,弱小国家的发言权受到极大压制,也不利于解决发展问题的多边合作。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从地缘竞争视角看待发展问题,肆意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议程“政治化”,严重损害全球发展合作共识。

  

   (四)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认为其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甚至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借助其全球影响力强推西方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全球优势地位和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迫切心理相结合,致使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事实上,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不仅未能推动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还衍生出许多新的全球发展难题。

  

   第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作为西方发展模式的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将这种模式和共识教条地照搬到背景条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导致严重水土不服。20世纪90年代初,深陷经济困局的拉美国家率先接受“华盛顿共识”,相继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尽管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初期经历了小幅经济增长,但在世纪之交却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全盘西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失业增加、腐败丛生等社会并发症加剧了国家发展困境。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不到3%,低于“华盛顿共识”实施前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曾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休克疗法”,希望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实现经济发展,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第二,引发严重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简单界定为三权分立、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强推所谓“民主模式”,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干预别国政治发展进程,引发严重政治危机。“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使部分中东国家被动地实行表面的国家民主化,给中东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西方国家推进的“民主运动”,致使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造成140万人死亡、1500万人沦为难民,以突尼斯为例,其虽建立了所谓民选政府,但国家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2010年以来人均GDP下降了400美元。政治发展模式被动西方化的逆反效应造成中东国家持续动荡,引发全球难民问题、人道主义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五)个人主义在西方的膨胀

  

   个人主义膨胀是西方世界面临的突出难题。作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个人主义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被称为“美国人的第一语言”。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推行西方价值观,个人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托马斯·霍布斯推崇的“丛林法则”堪称个人主义的极端演绎,约翰·洛克提倡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则成为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思想渊源。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全球共同挑战增多,全球发展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共同体意识。而在西方世界,个体利益形成的张力往往割裂全球意识,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障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个体利益矛盾和冲突逐渐增多,在资本推动下,执着于个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个人利己主义、阶层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等个人主义“变体”在全球范围发酵,成为全球发展赤字的思想诱因。

  

   第一,个人利己主义增加了全球发展的社会阻力。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个人利己主义极端化倾向明显,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关切,盲目追求个体利益的发展,无视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全球化进程作用下,这种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全球扩散蔓延,助推了逆全球化运动,削减了全球发展的社会共识和国家凝聚力。

  

   第二,阶层利己主义危害国内发展秩序。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家内部突出表现为阶层利己主义。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经过社会分化组合为相应阶层,不同阶层共存于国家统一体中。随着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冲突增多,执着于特定阶层利益的利己主义膨胀,引发极端社会事件,如美国枪击案件频发、英国脱欧争议、法国“黄背心运动”、非洲族群冲突等。社会撕裂引发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家利己主义破坏全球发展进程。全球发展源于国家发展,全球问题的解决也依靠国家间合作。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狭隘的国家利己主义。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得势。自由、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部分西方大国无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利益,片面追求本国短期经济利益,肆意发动贸易战,严重危害了世界经济发展,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是国际生态合作艰难。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然而,特朗普政府无视气候变化的全球风险,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缺席有关气候问题国际会议,拒绝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发言,给全球生态环境合作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

  

   三、治理全球发展赤字的中国努力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其实,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增长乏力、动能不足、生态失衡、贫困问题等难题,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发生或正在应对和治理中,中国发展本身也是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中砥砺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经验治理发展赤字,为国际社会应对发展挑战作出更大贡献。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面对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全球性挑战,面对利己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肆虐和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开展全球性发展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创新全球发展理念,夯实合作发展的思想基础。面对复杂的全球发展形势,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系列推动全球发展的新观点。一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共商”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就是以平等协商的理念增强治理行为的可行性和透明性。“共建”突出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就是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打破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形成推动发展的治理合力。“共享”体现治理目标的互利性,就是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打造公正普惠的全球发展格局。二是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发展观。以创新发展增强合作动力,为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困局开出中国药方。以开放发展扩展合作空间,坚持倡导自由贸易体系,致力构建多边贸易体制,以开放的胸怀提振全球发展信心。以联动发展深化合作共识,形成利益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联动体系,实现共同发展。以包容发展增强可持续性,以全球合力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增强全球发展的共享性和普惠性。三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新型义利观。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以正确义利观凝聚发展共识。坚持“以义为先”,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无理行为,维护国际公平公义。坚持“义利兼顾”,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双赢、多赢、共赢的方向发展,用国际合作发展的“公利”巩固共同体意识,构建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凝聚和平发展的国际共识。面对西方根深蒂固的零和冷战思维,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管控矛盾,依托合作实现共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心聚力。首先,以“相互尊重”反对强权思维,用平等性和包容性指导国际关系基本实践,反对霸权行为,筑牢国际合作的思想根基。其次,以“公平正义”强调国际交往的公义性,以公平突出平等,以正义促进法治。最后,以“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反对零和博弈,实现共建共享。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一步阐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为全球良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筑牢共同发展的合作根基。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60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了遍及全球的“朋友圈”。根据双边合作的紧密程度,伙伴关系网络可分为“友好”“合作”“战略”三个层次。其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堪称双边伙伴关系的典范。根据地域范围划分,伙伴关系网络由地区和国际两个层次组成,地区层次的伙伴关系主要包括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等。通过构建伙伴关系,协调推进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全面发展,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不断增进团结合作,巩固壮大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

  

   第四,打造双边多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包容发展的全球意识。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形成辐射全球的命运共同体网络。首先,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愈加稳固。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大周边与小周边统一谋划,中朝、中缅、中柬命运共同体日益紧密。其次,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焕发生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中巴、中非、中拉、中阿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最后,大国命运共同体逐渐成形。大国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积极发展同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国合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激发全球发展动能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巨大、全球持续发展动能严重不足的现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新动力新能量。多年的建设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第一,“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作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基本方式,国际合作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碎片化的全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把“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坚持打造开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中国迄今已同15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6.469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4万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发展。世界银行报告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能够为超过30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提供帮助。

  

   第二,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将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之路”。一是创新合作网络日益完善。中央部委完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着力对口援助,社会力量开展民间合作,多层次、宽领域、多主体的创新合作网络不断充实。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出台“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联合研究成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重要方式。二是创新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作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科技园区合作促进了沿线国家间科技创新交流和技术对接。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级科技合作基地超过700家,8个国家级科技园区正在稳步推进,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孵化中心遍地开花。三是创新合作交流紧密。通过留学生、科学家短期科研、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国际杰出青年计划等人文交流计划,为沿线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三,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实,始终贯穿开放包容理念。一是准入门槛开放,不以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为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表现出鲜明的开放特征。二是议程设置包容,以“战略对接”为主要抓手,无论国家大小、社会制度如何,通过开放性协商都能达成适合的发展议程。三是贸易投资便利,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坚定支持自由贸易体制,通过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将使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增加4.1%,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贸易额增幅有望分别达到6.2%和9.7%。

  

   (三)促进发展机制改革,提升全球发展效能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国际发展机制仍以西方为重心,少数西方大国把持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发展机制民主化、公平化进程,助力破解全球发展机制困境。

  

   第一,推动现有发展机制改革。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机制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增强现行发展机制的适应性,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中国主张在现行发展机制框架内,通过相应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提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发展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中国就多次呼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必要改革。2010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合力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改革方案,促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

  

   第二,创设全球发展新机制。面对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中国积极推动创设区域乃至全球发展新机制。一是引领金砖机制发展。作为新兴经济体对话协商的重要平台,金砖机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坚定支持金砖机制化进程,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厦门峰会提出“金砖+”合作模式,拓展了金砖合作的全球朋友圈,开启了金砖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二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资金融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由发达国家主导,带有明显的不公平和工具性特征,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融资难的现实问题,为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深化不同机制合作。随着全球发展机制增加,机制碎片化倾向明显,机制间功能重叠、竞争加剧等现象降低了机制效能。中国积极充当桥梁和纽带,促进弥合机制分歧,推动不同机制合作。一是以机制协商实现合作发展。近年来,中国促成金砖峰会与G20峰会平行举行、推动金砖机制与欧盟相关机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通过加强不同机制沟通协商,实现机制功能最大化。二是以机制互补实现合作发展。面对功能重叠问题,中国强调新老发展机制可以通过机制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着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补充了亚洲开发银行在基建领域的弱势。三是以机制对接实现合作发展。不同发展机制的具体形式可能不同,但实质都是促进地区发展与稳定。中国倡导通过机制对接,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对于加强国家间合作意义重大。

  

   (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发展赤字是国家治理失效的外化和表现。国家治理失效或产生发展问题外溢为全球问题,或导致解决发展问题的全球合力内化失败,使得全球发展治理更加艰难。因此,全球发展赤字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失效,其有效治理也有赖于国家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有效解决国内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是以政府治理现代化提高行政效能。政府治理能力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发挥,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作用突出。一方面,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治理目标从“管理一切”到“管得好”转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国家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忽略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给国家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中国政府以职责体系科学化、合理化为核心,坚持政府职能的动态协调,促进了国家良性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新时期,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态势,中国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政府履职的关键位置,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二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化解利益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从具体国情出发不断调适治理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元性。在治理主体上,坚持政府主导为前提,积极调动社会主体治理积极性,引导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治理方式上,综合运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种手段,实现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夯实“法治”根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德治功效。深入推进基层自治,走好社会治理的“最后一步”。

  

   三是以全球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全球发展合力。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治理全球发展赤字至关重要。全球治理能力主要是为有效解决全球问题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素质和技能,具体表现在硬能力、软能力和巧能力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治理硬能力大大增强。中国也高度重视软能力建设,通过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有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以中国经验和智慧为引领,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减贫合作、反腐合作等贡献智慧,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巧能力。

  

   (五)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中国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蕴含的东方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借鉴。与西方国家强推自身发展模式不同,中国不“输出”模式,也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共同治理全球发展赤字。

  

   第一,在合作共建中分享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一系列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在合作共建具体项目中与国际社会分享。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民是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二是渐进探索的发展理念。“摸着石头过河”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启示,试验园区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坚持“试验——推广”探索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始终坚持成员的平等性、过程的参与性和结果的公平性。

  

   第二,在交往互动中交流发展经验。近年来,中国通过举办论坛、博览会等方式,积极向谋求发展的国家分享经验。一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包括参与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成立十九大精神对外宣讲团、出版《谈治国理政》外文版等交流活动。以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为例,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相关会议讨论,并将其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配套活动,为相关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创造新平台。二是政党建设经验交流,包括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中缅政党对话会、中美政党对话会等交流活动,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以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为例,近300个政党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大会,讨论政党发展、国家建设的经验。三是合作发展经验交流,包括“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形式多样的论坛交流活动。以“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为例,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固定化交流机制,通过与会国家发展经验的交流分享,提升沿线国家发展的持续性。

  

   第三,在具体领域共享发展经验。中国“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积极与各国共享解决发展难题的中国经验。一是分享精准扶贫减贫领域经验,包括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举办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为例,通过建立国际减贫培训体系、国际减贫交流活动,已经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减贫工作者提供培训,为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二是交流环保领域经验,包括成立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中国环博会等。以第20届中国环博会为例,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参会展商达2047家,为世界环境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三是共享反腐领域经验,中国通过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深化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与世界共享中国反腐经验。

  

   四、结语

  

   当今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都和发展问题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全球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全球发展赤字问题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阻碍全球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未消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爆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增加,贸易摩擦更加频繁,保护主义持续发酵,全球发展环境存在恶化风险。另一方面,促进全球发展的积极力量不断成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全球发展的有生力量,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西方世界内部分化明显,支持全球发展的力量逐渐增强。全球发展共识愈加强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人心。未来,全球发展赤字问题治理任重道远,国际社会仍需共同努力,中国也必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实际行动不断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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