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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贞晔:新中国70年外交哲学进路——革命、平等与引领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哲学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以革命哲学为主导的阶段,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平等哲学为主导的阶段,以及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更为突出的新时代。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它起始于“一边倒”方针,中间经过万隆会议、中苏大论战以及“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最终使中国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平等外交哲学既受毛泽东时代革命哲学探索的启迪,同时也是在批判革命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强调国家间一律平等的工具价值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的性价值,成功推动了中国国内发展,并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深度参与者。引领外交哲学萌生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阶段,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得到凸显。它强调中国在外交上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与平等哲学和革命哲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的外交哲学内涵,中国有望在此哲学价值指引下走向一个新的大外交时代。

  

   关键词:中国外交70年/外交哲学/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引领哲学

  

   作者简介: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钱端升讲座教授,北京 100088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SJ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演进过程,这些哲学理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对中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外交实践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三大外交哲学演进中所包含的大国意识、理想主义、立足自身以及认知偏差等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反思。考察和总结70年来的外交经验,不能不深入剖析每一个外交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外交哲学。

  

   一、革命哲学

  

   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而不仅是国内革命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革命外交哲学始于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今天我们对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合理性大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利益观解释虽然也能说得通,但还是有一些勉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理念的外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其向外延伸的必然就是中断旧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写照,由此逻辑推衍,新中国在外交上对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也必然就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选择。

  

   “一边倒”外交方针在当时新旧政权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确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新生政权安全需求,有助于获得苏联支持和帮助,缓解来自美国及其支持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安全威胁。当然还不止于此,新中国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加入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盟,也是革命哲学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国内革命的逻辑也要求在外交上实现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这一逻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中反复呈现并维持了较长时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任务,并在党的八大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显然也要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革命的需要出发进行调整,历史的演进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外交行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新变化,并在新的独立自主需要的基础上展开新探索。

  

   (一)参加万隆会议的探索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表明了中国作为亚非地区众多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的“独立民族国家”一员的立场,提出了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处理矛盾分歧及和平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反对殖民压迫,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主张。特别是在大会上针对许多亚洲国家对于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将会引发战争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发表了愿意同美国谈判的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改变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和支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大国参与的会议,其目的就是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也反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干涉和“输出革命”。中国作为以“一边倒”为外交方针的苏联同盟国参加万隆会议,说明中国在外交实践上开始寻求摆脱“一边倒”的束缚,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在万隆会议最初的酝酿阶段,中国就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会议过程中虽然遭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恶劣阻碍,但是仍然成功参加了会议,这说明中国已经下定重大政治决心和做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万隆会议召开前的1955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参加万隆会议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与会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中,参加万隆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和“促进民族独立运动”,而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在外交上要摆脱苏联的世界革命目标和苏东阵营圈子的束缚,同时也尝试用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阵营之外的亚非拉世界的“革命”范式——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念与目标,来指导中国的外交。

  

   (二)中苏大论战与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的探索

  

   追踪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由联盟走向分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早在1954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双方就开始出现利益纷争的苗头。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武器的要求,被赫鲁晓夫委婉拒绝。而赫鲁晓夫提出中国加入经互会的要求也被中国领导人当面拒绝。此后在1958年4-7月,中苏又围绕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展开斗争,再加上当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中苏联的不支持态度,以及1959年6月苏联背离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材料和样品,同时在当年8月发生的中印第一次军事冲突中偏袒印度,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使得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恶化,也导致中国对于苏联意欲控制中国的一系列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警觉和抵制。同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则更让中国认识到,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图保持核垄断地位,并欲将中国纳入其整个争霸战略。

  

   后来的中苏大论战虽然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斗争来展开,但是其中争论的核心议题如时代问题、和平共处政策、战争与世界革命等,其实质是争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

  

   中苏大论战主要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其中在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之间达到高潮,与之相伴随的是两党和两国关系走向破裂。早在苏共二十大上,苏联就提出“三和”路线,主张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搞缓和。但是在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的1963年7月,苏联一边与中国进行最后的两党对话,一边与美国展开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苏联的这种外交行动和立场显然很容易被中国理解为是要联合美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至此,新中国确立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下的革命哲学价值所指向的与苏联共同推动创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道路就此终结了,中国在论战中也逐渐明晰和强化了一条更加激进的外交路线。这种激进外交路线既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反对走苏联式的修正主义道路。其中所蕴含的国际革命秩序观既反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也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苏关系决裂和中苏论战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引向了典型的“反两霸”道路,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看来是缺乏理性逻辑的,但是在革命哲学的实践理性逻辑上却证明了万隆会议后中国摆脱苏联控制,在两大超级大国之外探索独立外交路线和国际秩序目标的合理性。只不过众多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形成的共识是以中间路线和不结盟运动的方式抵制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战略和控制,而中国则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对抗性的外交哲学和外交路线。这种激进的对抗性外交路线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将中国的外交带到极为紧张的境地,中美持续对抗,中苏关系破裂,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印尼与中国断交等,一时间中国外交全面绷紧,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和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外交才渐渐地走出困局,找到一种政治上能够融合平等哲学价值的外交哲学道路。

  

   (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开展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上“反两霸”和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所造成的紧张对国家安全带来极为不利的局面,国家领导人对于这种不利局面相比国内政治变化要敏感得多,因此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其实,“中间地带”的说法早在194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就提了出来,不过当时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可能选择中立的“第三种立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观点,开始把美国与英法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西方阵营出现的大分化大组合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将50年代提出的“两类矛盾”中的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予以突出,将其中的日本、加拿大以及大洋洲和整个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作“第二中间地带”。并指出以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核心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有一个共同立场和诉求,即反对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1969年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再加上苏联在全球和中国周边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敌人由一个变成了两个。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国际战略构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全球争霸的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般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看作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哲学中的价值内涵和中国自身的革命身份都发生了极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间地带”到60年代中期的“第二中间地带”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将西方阵营中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剥离开来,作为国际团结和开展外交的重要对象,这显示了中国力图摆脱“一边倒”政策实行以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束缚的努力。但是,这时中国从理论认识上仍然没有从国际两大对立阵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摆脱出来。直到“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第一世界”被单独提了出来,这就一下子突出了国际社会的矛盾焦点,抓住了国际政治斗争的要害,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坚持的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内涵也旋即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为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此为该时期中国外交探索的第一层革命性意义。第二层革命性意义在于中国终于从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的束缚中自我解放出来,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第三世界的一员”。第三世界身份的革命性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价值上的,而是属于全世界所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身份,它属于国际政治经济权利价值意义上的身份,这种新的革命性身份为中国重新认识世界,乃至重新认识中国国内的道路都提供了重要指引,从而为后来中国在国内摆脱极端路线和阶级斗争束缚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中国的新革命身份也为自身从相对狭隘的世界革命者身份中走出来、进而面向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国家间的平等互利交往打开了大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奠定了思想哲学上的基础,为中国平等外交哲学价值内涵的酝酿做了理论准备。再进一步分析,这一理论哲学层面的转变还为中国发挥大国影响力和扮演国际引领角色找到了根基,从此中国的大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支撑,这也为中国外交探索新的引领哲学的价值内涵提供了新的坐标和方向。

  

   二、平等哲学

  

   平等外交哲学主导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平等外交哲学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外交实践中,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色彩太突出了,使得中国探索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努力几经波折,甚至是在经历了诸多教训之后才通过“三个世界”理论找到了平等外交哲学的入口。平等外交哲学特别注重和强调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的主权权利平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一律平等,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长期并存,和平共处;在国际多边舞台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在发展国家间关系时强调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国际秩序方面倡导和谐世界;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

  

   (一)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基础与核心

  

   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基础根植于新中国前30年外交探索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后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一方面,在前30年外交探索实践中,中国经历了大国间结盟、对抗和总体上对外推行国际革命的路线,其中的外交实践曾将中国外交带到多重危机的境地,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和经济建设造成巨大困难。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身份和平等权利关系,能够最大程度化解矛盾和冲突,最大程度消除对立面和减少对抗,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争取经济建设的良好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的国内战略目标,也必然向外延伸为以争取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条件与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外交战略任务。这样的战略任务必然要求外交工作尽可能地调动一切国际有利因素,与各国尽可能发展良好的外交关系,而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最有助于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国家间各种差异和分歧,建立和拓展平等互利的国家间关系。

  

   因此,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规律出发,我们就可以推出平等外交哲学价值的核心其实是发展和崛起。平等哲学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政治主张和工具性价值,但其目的性价值却是中国的内政,即经济发展和崛起。这其中的目的性逻辑就在于:强调平等哲学的价值,才能消除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化解各方面的敌意和矛盾,才能广交朋友,营造和平有利的环境;强调平等,才能在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主导权的情况下争取尽可能多的权益;强调平等,才能顶住各种干扰和压力,坚持自己的发展战略和道路;强调平等,才能够在国际上把自己化为普通平等的一员,“决不当头”,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向国内建设,不受国际力量的左右和引诱,“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自身的发展。

  

   纵观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30年的中国外交,中国在贯彻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国内发展战略和执行平等外交哲学的价值指向方面保持了坚定的战略定力,由此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实践中,平等哲学的价值指向不仅得以创立、完善和丰富起来,而且伴随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崛起,逐步糅合了革命外交哲学和引领外交哲学的价值,持续深化到外交实践中。

  

   (二)平等外交哲学主导的外交进路第一步:重新梳理和澄清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判断

  

   平等哲学价值在外交上被牢固树立起来的第一步,就是重新梳理和澄清中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形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的判断。早在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时就提出,国际形势总体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1984年1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讲战争危险“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明确判断。1987年,邓小平再次做出了世界性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正是在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上做出超越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才能反过来推动我们在国内发展道路上确立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战略。在国际国内战略上的新认识和新判断相互呼应和推动下,1982年,十二大报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并明确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是明确宣布放弃过去长期执行的推动世界革命的对外路线,是外交政策和战略领域的“拨乱反正”,其逻辑结果也必然是在外交上走出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束缚,走向同所有国家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所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规定中国的外交工作任务是“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再次确认中国外交工作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就说明中国外交已经真正从过去的革命外交哲学转变到以平等外交哲学价值为基础的外交路线上来,中国外交走出了自我划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由革命哲学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阵营小圈子,经过“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和“一条线”斗争路线的“半个世界舞台”,终于走向了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整个世界舞台。到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美欧日和金砖国家发展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和建立了成熟的大国关系,与中亚、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发展了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区域合作,以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比较新中国成立60年的外交变迁时,特别惊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在化敌为友方面的能力”,认为经过30年的外交努力,“中国完全处在和平环境之中,没有敌对国家”!这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极为有利,也十分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安全稳定。

  

   (三)平等外交哲学主导的外交进路第二步:全面融入世界体系,深度参与国际事务

  

   以平等哲学价值为基础的外交进路的第二步就是积极参与和融入世界体系的大舞台,持续扩大参与,并最终实现了在全球经济、安全、环境和人权保护等各个领域的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谨慎地逐步恢复在各个领域的国际参与。在防扩散领域,中国在198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继续宣称不参加歧视性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但也表示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在联合国维和领域,中国1982年开始主动缴纳维和经费,并于1986年补缴了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至1981年12月31日期间拒绝承担的所有维和费用;1988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并于1989年首次派遣20名观察员参加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在全球经济领域,1980年初中国先后恢复了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于1982年迅速启动了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其部长级会议、缔约国大会和附属机构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中国还开始积极开展与IMF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为中国在中央银行体制、财税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获取咨询和帮助。同时,这种合作还使中国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建设资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多次讲话中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并于1992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提出了扩大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改革建议和政治嘱托。在此指引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参与非但没有止步和退缩,反而大步向前推进。1992年3月中国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8年进一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了《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开始全面履行条约义务。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向多项维和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军事联络官和军事顾问等,一跃成为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1994年和1997年还反过来向IMF分别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贷款和1313万特别提款权捐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积极参与IMF的贷款援助行动,向泰国和印尼分别提供了10亿美元和3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阶段就积极参与并成为其主要支持者、推动者和首批签约国。从1995年起中国还参加了京都会议前的8次正式谈判,并积极批准和履行《京都议定书》,接受了编制、提交国家信息通报和国家清单的任务。2000年以后,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全面深度参与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各种体制安排之中,并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反恐和海上护航、联合国改革议程、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领域,开始扮演核心角色,成为贡献巨大、影响力广泛的“全球参与者”,被美国学者看作是“当今积极参与全世界事务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美国)”。

  

   (四)平等外交哲学主导的外交进路第三步:走向外交新境界

  

以平等哲学为基础的外交实践向前迈进的第三步,就是如何跨越平等哲学自身价值,在更高层面实现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融合,指引中国外交实践走向新境界。2000年以后,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上迈开了快速增长和崛起的步伐,中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大力度的贡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只要中国的红旗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就始终站得住脚”,建设“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循此路径,我们会发现早先的“乒乓外交”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用革命哲学不容易解释的战略,通过大国意识和情怀则能够得到更好的阐释。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革命哲学是否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才有?中小国家更多的会在理性上选择跟随战略,而且的确在二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更多国家跟随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当时处于经济和政治边缘化地位的中国,要争取自身的权利、利益和影响力,避免被贬为与其他中小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等的地位,若采取革命哲学的价值观,就能够从革命逻辑上根本否定两大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否定西方大国主导国际体制,从而为自身的大国地位寻找合理定位。不过没有国家实力做后盾的这种革命哲学在实践上显然有些超前和“冒进”。大国地位和大国意识离不开相应的国家实力作后盾,意识到大国地位旁落,恰当的战略不应该是夺取政权后还不断“革命”,而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的战略,这种快速发展和崛起的战略直到邓小平复出之后才找到,中国才坚定地从不断革命的循环中走出来,为自身的成长和崛起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战略道路。

  

   不过就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来看,在一穷二白和千疮百孔的落后国情基础上,在两个超级大国垄断和瓜分国际权益的特定时代,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仍能够毅然决然地修正和抛弃“一边倒”的追随战略,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的大国道路,这充分显示了革命年代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气魄和抱负。即使后来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大国意识方面保持了更多的自我克制,但是“我们怎么也是一极”的气魄也仍然能够让人们感受到革命家身上那种由大国情怀而生的浩然之气。

  

   第二,理想主义。提到理想主义,有些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会常常提到西方始自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各种理想主义。其实中国外交哲学中也包含了典型的理想主义,并且常常与中国的大国意识和情怀相伴而生。上面提到的“世界革命”理想等,其理念中就包含了典型的理想主义成分。与其他文明中的理想主义价值相比,这些理想主义理念的价值似乎都比较宏大,都是从世界、国家和全人类的角度才能理解得了的价值。而这些理念价值要走向世界并被普遍接受,就必须面对诸如权利、自由等在世界上流行甚至是在许多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小”价值,它们的价值关怀所在常常更具体到族群、社区和个体等。这两类理想主义价值之间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但是需要找到或者建构出能够相互包容、相通甚至可嫁接之处,这样才能够使彼此的“小我”价值和“大我”价值和平相处而不是隔阂和碰撞。尤其是当中国外交哲学中引领哲学的价值更加突显之时,我们更要考虑这些“大”的价值如何向“小”处延伸,成为能够被世界上更多文明所理解和接受的普遍价值。

  

   (二)现实

  

   考察70年来的中国外交哲学演进历史,特别是由起初30年的革命哲学为主导的历史转换到以平等哲学为主导价值的之后30年的历史,我们会体会到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对它们的认识却具有主观性,其偏差是中国外交在头30年里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邓小平在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的时代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等许多至关重要问题的判断上高瞻远瞩,中国外交路线才实现了“拨乱反正”,走上了正确的航向。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就是邓小平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现实相符,没有出现偏差。

  

   这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启示,即中国的外交决策只要提高认识水平,避免认识偏差,就有助于我们外交工作的积极开展。

  

   (三)当下

  

   古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考察和分析中国外交哲学过去70年的演变,总结和思考其中的问题,最终是要落在脚下,采取有效办法和可行方案解决问题。总结新中国70年历史经验,宝贵的经验有很多,其中最宝贵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很多场合多次强调的重要观点,同时也是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外交历史得失得出来的宝贵经验。回顾过去70年,凡是成功的地方都是凝心聚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发展好自己;凡是出现重大失误的地方都是背离了这一条经验,受各种干扰困扰,把宝贵的资源和精力耗费在了错误的方向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外交面临巨大压力和各种国际干扰,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谈话中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我们不在乎别的,“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他反复告诫:“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也就是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初,邓小平时时告诫“不要当头”,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这些讲话在今天来看,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说到底,无论我们的世界理想有多么美好,大国意识和抱负有多么宏大,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发展好,有了坚实的国家实力,才能真正赢得与此相称的大国地位和权利,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开启的平等哲学的外交实践,是一种补课,补大国实力的课,补发展和崛起的课。“发展是硬道理”“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不仅在国内战略上是硬道理,同时在国际战略上也是硬道理!

  

   今天中国的外交处于引领哲学为价值指引的初期阶段,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有了巨大提升,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在众多领域都已经在扮演引领角色,发挥重要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也还要看到,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少技术和经济领域还有较大差距,在这样的领域还谈不上引领。甚至相反,我们还需要在这些领域学习,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学习和借鉴就离不开虚心诚恳,就要有学习的低姿态。平等哲学价值所指向的强调平等,把自己化为国际大家庭中普通平等的一员,“不挑头”,不受国际力量的左右和引诱,将主要资源和精力投向自身建设,“埋头苦干”“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发展好。这样的价值指引在今天仍然应该成为我们的外交哲学内容。

  

   当今世界处于大分化、大变革之中,中国的国内建设和对外交往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外交逐渐进入异常复杂的深水区,需要平衡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三重外交价值,而且需要在外交实践上得到较好实现。这就需要我们在政治上更加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异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同时也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艺术,来平衡把握和保持国家崛起、扩大合作和外交发力三者之间的适当关系。今天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经过近几年来的开拓,在外交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外交哲学理念上提出了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创新性理念,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外交工作中,中国外交在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这一系列外交哲学理念的指引下,必将走出一条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之路,从而把中国外交带向一个新的境界。(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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