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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有德:雅典与耶路撒冷:西方文化的源流与生命力

  

   近年来,国内知识界流传一个说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里的潜台词是:西方文化正在或者已经没落,轮到中国文化唱主角,担负起挽救没落的西方文化,主导人类文化的伟大使命了。实际上,早在一战之际,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就撰写了《西方的没落》,从其文化发展周期论出发,预言了西方文化没落与衰亡的宿命。[footnoteRef:2]然而就在前几年约100年后,人们发现,西方文化并没有像斯宾格勒预言的那样已经没落或衰亡。英国哲学家库比特前几年出版了《西方的意义》一书,其中说:“关于西方……无论有多少人公开宣称痛恨它,它的文化优势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挑战。甚至,最为仇恨西方的那些人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从它那里借用手段,例如金钱和各种技术,并通过这些手段与西方抗衡。”[footnoteRef:3]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西方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 如果有,其生命力何在?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既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也关系到我们如何判断和定位中国文化及其未来走向,可谓意义重大。这里本文将首先考察西方文化的源流和构成,以期对西方文化有一整体性把握;随后将综合相关哲学与心理学理论确立一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最后试图利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西方文化,做出西方文化是否有生命力的判断。抛砖引玉罢了。

  

   一、西方文化的两个来源和两个组成部分

  

   大致说来,西方文化即欧美文化。按照一般的历史分期,可以把西方文化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唐·库比特把从罗马凯撒大帝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欧洲称为旧西方,其文化属于旧的西方文化;把欧洲启蒙运动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业革命和批判性思想称为现代欧洲文化,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美国为领导的充分发展了的文化则属于后现代或“新西方”文化。[footnoteRef:4] 这个历史划分虽然有其道理,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仍然沿用中国通常使用的西方历史与文化分期。

  

   历史地看,西方文化源于“两希文明”,即古代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希腊文化是海的产儿,其源头是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干旱少雨的地中海气候并不太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但漫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岛屿为那里的渔业、商业贸易和城邦政治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航海商贸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相联系,为了人的“存在”(being)并“活得好”(well being),哲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自然界以探求其中的原因和规律。艾菲斯的赫拉克里特就说过,“找到一个事物原因的解释,比做波斯人的国王还好。”随着希腊哲学的中心从小亚细亚移至雅典,希腊人也走出了早期的自然哲学而建立了更成熟完备的哲学体系。世界被分为可感的“现象”和背后的“实在”,追求现象背后的实在,如“逻各斯”、“共相”或“理念”,“实体”,进而获得“知识”或“真理”成为哲学家们的共同旨趣。如果说苏格拉底通过追问和诘难的辩证法而达到确然的定义,确立了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求知方法,那么柏拉图则沿此方向借助概念的界定和推论,以及生动的比喻,创建了一个包括理念论、知识论、政治与道德哲学和宇宙发生论在内的哲学系统。柏拉图哲学成了典型的哲学范式。怀特海说:“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无非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足见其影响之巨大。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衣钵,建立起自己的实体论(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思维的工具——逻辑学,提出了理性思维的具体规则,他还创立了各门自然科学的雏形。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与科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是既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从前苏格拉底到后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致说来,希腊哲学家面向的是自然与社会背后的实在,目的是认识这一实在以获得真理,方法主要是概念的界定、逻辑的分析与推论。在他们眼里,人生的目的是过好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或对善的追求又都依靠理智的认知来实现。这是一种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或“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哲学,当然也是一种理智主义的生活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哲学中有一个未加证明的前提,这就是:人有理性,而且理性有足够的能力认识真理并引导人们过上理智的幸福生活。简言之,作为西方文化的一大源头,希腊哲学开启了一条理性主义的道路,它昭示后人,理性的人可以依靠认知获得真理并满足人的一切需要。

  

   西方文化的另一个源头希伯来宗教则大异其趣。希伯来宗教诞生在地中海的另一侧,与北岸的希腊遥遥相对。但是,希伯来文化则几乎与海洋无缘。希伯来宗教的发祥地是现在属于埃及的西奈半岛,那里至今仍然是荒山沙漠。根据《圣经》,摩西约在公元前1250年前后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法老的统治,来到贫瘠荒凉的西奈旷野,在那里驻留辗转了40年,其间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摩西律法的颁行。按照《出埃及记》,逃离埃及法老的统治后来到西奈旷野的以色列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失去了做奴隶时尚有衣食的安稳生活。在西奈,水源奇缺,无田可耕,人们缺衣少食,靠天赐“玛那”为生。于是,不少以色列人怨声载道,表示宁可回到埃及去做奴隶。面对失望甚至绝望的民众,摩西独自一人登上西奈山顶,亲自领受了上帝赐予的刻有“十诫”的法版,并接受了一套完整的律法。后来,他把神启示的律法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摩西五经》中的律法,犹太教从此诞生了。可见,希伯来宗教是荒山沙漠的产物,是绝望的以色列群体的希望表达。希伯来《圣经》相信超越的人格神“亚威”的存在,认为他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决定着社会历史的进程。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以色列人,赐予她以“十诫”为核心的律法,使之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对于古代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人生的目的就是侍奉上帝,其方式是通过献祭或祈祷与上帝交流,通过严格遵行律法的行为而成为虔诚的“义人”。因为上帝的信仰和神启律法的缘故,在古代以色列人那里原本日常的、世俗的生活被神圣化了。宗教之“化凡俗为神圣”的功能,尽显于此。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王国建立,犹太教的中心随之迁至耶路撒冷,在那里建立起第一、第二圣殿,犹太教达到了鼎盛。

  

   显而易见,作为海洋产儿的希腊哲学开辟的是“理性——认知——理智的生活 ”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和生活之路;而作为沙漠文化的希伯来宗教则奠定了“信仰——神启(律法)——虔敬的生活”这样一条信仰型的得道方式和生活之路。前者的出发点是人的理性,归宿是合理性的生活,借以实现的途径是理性的认知;理性贯穿在整个过程之中。后者的出发点是对神的信仰,归宿是虔敬信神的生活,实现的途径是遵行神启的律法;对上帝的信仰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正如哲学家无需刻意证明人的理性存在及其功能;希伯来的先知也不必论证上帝的存在。换言之,理性和上帝都是作为不证自明的预设包含在各自的系统中的。

  

   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人是理性的动物”(rational animal);在希伯来先知那里,人的本质既不是理性,也不是动物;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divine image)创造且高于包括动物在内的所有事物的被造物(creature)。在希腊哲学中,人之为理性的动物,理应实现自己的本质而过一种理性思辨的生活,即一种多半和神灵没有直接关系的世俗生活;与此不同,在希伯来宗教中,分有上帝形象的人应该像神那样生活,善男信女必须委身于(committed)上帝,每时每刻都虔诚地遵照神的教诲行事;其生活表现为神圣的,而神圣的生活是高贵的、有尊严的,因为人在本质上像神,超拔于动物之上。

  

   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色列并推行希腊化,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第一次相遇。之后是罗马帝国的占领,带来的仍然是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和法律制度文化。公元之初,耶稣及其门徒草创了基督教,后经保罗等使徒对外帮人的宣教而弘扬光大,再后来经过教会和早期教父们的努力,基督教成为具有系统的神学教义,完备的教会组织和广泛信众的宗教。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沦为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大致说来,基督教是从圣经犹太教发展而来并借助希腊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宗教,是希伯来的上帝信仰和神圣生活取向与希腊理性主义思辨综合后的结果。换言之,虽然基督教中包含了希腊理性哲学的因素,但其主旨仍然是希伯来宗教的,因为对神的信仰、神的恩典、神圣的爱、神圣的生活的追求是得自希伯来宗教的。人们常说,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那里,“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其实,在基督教内部,理性从来都是信仰的婢女,哲学从来都是服务于宗教的。不管怎么说,希伯来宗教衍生出了基督教,并借助于基督教把神的信仰和神圣生活的取向植入了欧洲文化,使之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大致说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其中的理性主义,主要包括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行业和组织、民主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或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人本主义的伦理,等等,而贯穿其中的是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精神。另一大部分是犹太-基督宗教信仰。尽管基督教在欧洲已经空前世俗化了,在美国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但是,正如库比特所说,世俗化只表明教会基督教的危机和失败,并不是基督教本身的破产。[footnoteRef:5]当今的西方人仍然遵循犹太-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因此,西方人的品行和人格仍然是基督教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世俗化不仅不是基督教的破产,而是恰恰相反,毋宁是基督教的全面胜利。

  

   回顾近现代世界史,我们可发现,虽然欧洲诸国在殖民化的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相遇与碰撞,但欧洲文化——后来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一直居于强势地位,是它强力影响了其他的弱势文化,如非洲文化、亚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而不是它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实质性影响。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异质的外来文化真正浸入了现代欧美世界,而融合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文化生态并未改变。在那里,源于希伯来圣经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源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生活态度,依然并驾齐驱于同一空间和时间之中。

  

在西方,不少思想家以雅典代表源于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以耶路撒冷象征发端于希伯来圣经的宗教信仰传统。例如,利奥·斯特劳斯就使用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称谓,认为西方文化是由此二者构成的,其中的希伯来圣经传统是西方中的东方因素。关于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近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突出耶路撒冷而贬低希腊者,如著名法国几何学家兼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意大利的卢扎托(Samuel David Luzzatto, 1800-1865)和乌克兰的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38)和美国的利奥·斯特劳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坚持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站在宗教神学的立场上,批评理性主义哲学的认知取向使人单面化,忽视了人的生命本身。卢扎托指出:西方文化中的希腊因素造就了一种无意义的唯智主义,因而它只适用于哲学家,根本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道德维生素。[footnoteRef:6]舍斯托夫直截了当地说:“知识并非人类的终极目标,知识并未给存在(being)以证明,它本身尚有待于来自存在的对自己的证明……一切非出于信仰者,皆为罪也。”[footnoteRef:7] 更多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是推崇理性和知识,而贬低或拒绝犹太-基督教信仰的,近代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家、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0世纪的胡塞尔、海德格尔,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者,等等,莫不属于这一阵营。

  

   抛开西方哲学家们对于希腊和耶路撒冷之间关系的看法,我们不妨对西方文化做一由表及里的粗略透视。首先,我们看到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源于古代的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这两种传统犹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概念,既有联系又彼此有别地共存于一个文化体中,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次,虽然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有交汇,例如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就融入了希腊理性的因素,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有不少人承认宗教信仰的作用,甚至主张理性与启示为“双重真理”。但是,理性和信仰、认知与启示、哲学与宗教依然作为两个领域而存在,并未“融合”为一。第三,雅典和耶路撒冷可能有时表现为冲突和对立,例如在近代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布鲁诺和物理学家伽利略那里,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是彼此独立,并驾齐驱的。往深处看,这两个部分得以并存的根源是隐藏其后的人性固有且并存的理性和信仰这两种能力。理性和信仰功能各异,前者展示为人的认知,后者表现为人对神的托付或委身。犹如人的情感和想象力,二者因性质和功能不同而并行不悖,性质和功能不同的理性和信仰也共居于西方文化这个统一体中。还有,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就会发现,理性的哲学、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并存,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第四,希腊理性传统和希伯来信仰传统在近现代的西方并存,二者相互限制,使得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不致一方过于强势而完全压倒另一方,如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哲学那样。近现代启蒙思想家以理性对宗教进行的激烈批判,同时,巴斯卡、卢扎托、舍斯托夫等作为宗教哲学家对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无情抨击,恰好表明了雅典与耶路撒冷在相互节制中相辅相成的效果。如果说启蒙理性对过度的宗教信仰的批判给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那么宗教信仰对理性主义的抨击则抑制了后者的过度膨胀,使之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相互批判、相互限制彰显了西方文化本身具有的自我调试和完善能力。按照利奥·斯特劳斯的意思:西方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恰好在于雅典和耶路撒冷两种因素的共在和张力。此言不谬。

  

   二、衡量的标准和判断

  

   在对西方文化做了上述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分梳之后,下面试图回答本文开始提到的西方文化有无生命力和生命力何在的问题。

  

   要判断某一种文化有无生命力,需要一个衡量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圈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footnoteRef:8] 按照卡西尔,文化是人的劳作本性在生存实践中创造的符号,它表现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形态,而这些文化形态又反过来塑造人、影响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文化——符号的产物。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归纳出人的五种基本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且认为这五种需要是一个由低到高的梯层结构。[footnoteRef:9]把卡西尔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思想和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综合起来,我们即可得到一个衡量文化的标准。显而易见,既然文化乃是人创造的符号,其作用在于服务或满足人——个体和群体——的需要,那么,满足人的需要的广度、强度以及平衡度,就可以作为衡量某一文化之生命力大小的标准。[footnoteRef:10]换言之,如果某一种文化能够同时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而另一种文化则只能满足较少方面的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而另一种文化只在较小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前者就比后者更有生命力;如果某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某些需要,而忽略了甚至压抑了其他大部分需要,即需要的满足程度缺乏必要的平衡,那么,这种文化在整体上就是缺少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反人性的。

  

   拿了这样一个标准,我们首先来看西方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生理需要即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众所周知,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在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发扬光大并衍生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导致了工业革命和信息化,创造出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以及世界任何别的地方都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从而极大地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现在,绝大多数西方人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和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可以说是非常优裕了。这是雅典或理性主义的巨大成功,也是现代西方文化中最辉煌的一面。虽然西方不止一次爆发过经济、金融危机,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在科学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物质生产领域领先于世界是一个事实。

  

   其次,从人的安全需要衡量西方文化。在西方,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居民拥有医疗保险、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各国不一),职业和收入比较稳定;社会综合治理比较周密,保证了大致良好的治安和秩序;以投票箱为标志的民主政治保证了政权的有序更替,避免了革命和由之引发的生命与财产危险。从总体上看安全度较高。诚然,西方世界较高的安全感得益于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支撑这些制度的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同时,宗教信仰,尤其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仍然发挥着塑造人格和道德约束的作用,也成为提高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安全方面,现代欧美国家如果不是全世界最完善的,也一定名列前茅,而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共同作用是西方世界之安全感的深层次根源。

  

   再次,从归属和爱的需要方面看现代西方文化。理性的逻辑思维、工具性的算计,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哲学和功利主义伦理,虽然在西方社会语境中有其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现代西方文化中冷漠无情的一面。同时,伴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多数欧洲人已经离开了传统的教会,因而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宗教归属感和教友间的关爱(尽管美国要好得多)。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家庭和亲朋,而西方的家庭和亲朋关系向来是比较淡薄的。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大量存在的独身者和单身家庭,老年人的孤独等现象,也从社会层面证明了人情的淡漠和爱的相对贫乏。因此,尽管西方国家有健全的社区机构,较完备宗教慈善组织等,归属感与关爱的相对贫乏仍可看作是西方社会的薄弱环节,这也是理性主义哲学和科学高度发达,宗教世俗化的负面效应和代价。

  

   第四,从尊重的需要判断西方文化。尊重在这里分为自尊自重和为他人所尊重两个方面。源于希伯来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向来提倡在上帝面前人的平等和尊严,这一基本精神与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法学和人道主义伦理学所继承并弘扬光大。虽然以“权利”为核心的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伦理学有其偏颇之处,但其重视个人权利,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反对侵犯他人利益等基本主张,则显示出自尊和尊重他人的特点。尽管在社会现实中存在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工作机会的不平等、种族歧视之类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由于西方宗教与世俗的价值观皆强调了对个人和他人的尊重,能够对西方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起到正面导向作用,因此说,在这一方面,现代西方文化仍然有其优势,至少不处于劣势。

  

   第五,从自我实现的需要评判西方文化。所谓自我实现,主要是指人的主体潜能和期望值的实现,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大致说来,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以前述“匮乏性的”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产生,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或经常有的。事业上的宏图大志、崇高的宗教或道德理想、科学家的痴迷精神、天才艺术家的执着,诸如此类,乃是某些人具有的“成长性的”潜能或需要。这些需要的实现会让当事人获得一种被称为“高峰体验”的莫大满足感。那些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出类拔萃者,都属于自我实现了的人。虽然这类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首先有赖于自身的内在动机和潜能,但毫无疑问,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文化氛围等外部条件也是必需的。现代西方比较完备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先进的教育制度使多数西方人得以健康成长,素质和能力得以正常地培养和开发。同时,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和政治制度,也为个人能力的发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从而让那些具有非凡才智和创造力的人得以施展,成就卓越的人格或事业。现代西方造就了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康德、黑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等一大批原创性的哲学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比尔·盖茨等一大批工商业巨子,如此等等,可谓群星璀璨。可以说,近现代以来西方造就的英才俊杰甚多,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区可以与之媲美。用马斯洛的理论看,他们都是自我实现了的人。换言之,西方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与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文化息息相关,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精神与犹太-基督宗教信仰。雅典与耶路撒冷发挥了文化底色的作用。一批批、一代代自我实现了的科学与思想文化巨人的涌现,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西方文化的生命力。

  

   三、结论

  

   从上述粗疏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现代西方世界,人在物质生活资料、安全感、人的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自我实现诸方面的需要都得到了较好的满足,其满足的范围和广度是较全面的,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从文化的深层看,这些需要的满足一方面得益于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的空前繁荣和由之派生的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相对稳定有效的经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与犹太-基督宗教的信仰和价值观发挥的正面作用有内在关联。还有,雅典的理性-认知-理智生活这一学统和耶路撒冷的信仰-启示-神圣生活这一道统在西方实际上相辅相成,既相互限制,又相互补充,是西方文化具有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上述需要得以较大满足的内在根据。爱因斯坦说过:“科学而无宗教则跛,宗教而无科学则盲”。在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科学形态恰好与宗教信仰共存于统一的西方文化体系之中,起到了互为补益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可能的科学之“跛”与宗教之”盲”。

  

   当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信仰与理性并非总是处在理想的平衡状态。二战以来,高度发展的科技和宗教的世俗化和非建制性,造成了物质欲望的膨胀、道德信念的相对式微、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傲慢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平衡。这也是西方人在归属感和关爱相对贫乏的重要原因。幸运的是,现代西方文化包含的理性主义和宗教信仰两大基本要素的共在产生出了一种纠错机制。就是说,当这两大因素丧失了平衡而变得一方独大时,另一方会毫不留情地对其展开批判和抨击。这样一来,另一方就不得不放慢脚步,进而逐渐恢复常态。由于这样的“纠错机制”的存在,即雅典理性因素与希伯来宗教信仰的共在且相互限制与相互补充,造就了一种处于动态平衡、相对自足的现代西方文化,从而较充分较恰当地满足了人的多层次需要。因如说,尽管现代西方文化远非完美,但它仍然具有较大和顽强的生命力。

  

   这里说西方文化仍然具有自足性和生命力,无意贬低非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本文的主旨在于,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比较可靠、公允的标准,去衡量西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然后再回答西方文化是否正在或已经没落,而某一别的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可见的未来取而代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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