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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实现的超越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和政府通过对过去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经济体制和主要矛盾等方面实现了超越。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动力支持,也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主要矛盾;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对以往发展模式和旧有观念的矫正和超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对苏联模式、平均主义和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等三个方面的超越,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中国经济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选择了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受苏联的影响很大,中国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理论等深受苏联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管理方面实现了高度集中的体制。政府和企业关系方面,政府把许多应该属于企业所有的权力收上来,企业没有自主权,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仅仅只是完成生产计划和任务的生产单位,这大大限制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系统中,权力又高度集中于苏共中央。虽然这种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系统的复杂化、多变化,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企业无法快速对外部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上的缺陷不断凸显。

   中国经济建设各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苏联专家广泛深入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主体的156项也是苏联援助的。其实在中国“一五”时期,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进而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以苏为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他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等人看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希望以此为鉴,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还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成熟模式,马列著作也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国际环境又处于冷战状态,虽然毛泽东看出了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想打破苏联模式的怪圈,但在实践中却不自觉地放大了苏联模式在某些方面的缺点。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跟苏联打交道比较多,对苏联模式的优缺点认识也更为深刻。20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他就曾对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有过批评意见。

   (二)改革开放初期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党和政府深刻反思总结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渐走出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他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在这个判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大力进行了经济调整,这种调整既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是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的调整,这是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苏联模式的重大改变。

   1.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国就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把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粮食生产和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反复提出的重大命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调整党的农村工作政策为契机,放宽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和农业流通政策,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比如国家从1979年3月起陆续提高了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0年两年农民总获益约300亿元。国家还采取措施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减少并稳定粮食征购数量。在国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每年进口1300万吨粮食,为农副产品生产留出资源和空间,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这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中长期存在的片面发展粮食生产的做法。政府还鼓励农村社队企业的发展,并给予了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江苏浙江等地的社队企业得到快速发展。1979年全国乡镇企业数共有148.04万个,1984年共有607.34万个,1985年则达到了1222.46万个,比1984年增加了一倍还多。

   农业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1978年至1982年这5年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从1978年的206.26增加到1982年的266.5,增长幅度30%左右。1982年,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续几年减少的基础上,粮食产量达到了35450万吨,棉花产量359.8万吨,油料产量1181.7万吨。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调整产业结构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建国初期,中国的轻纺工业比较发达,1953年轻工业总产值为282亿元,重工业的总产值为168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实行经济调整的1979年,轻工业的总产值为2045亿元,重工业的总产值为2636亿元。轻纺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导致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积累了一些问题。但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1980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能源、原材料的供应优先等“六个优先”的原则以促进其发展。1979年至1983年,轻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2045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3135亿元,增长53.3%;而同期重工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2636亿元增加到1983年的3326亿元,仅增长26.2%。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调整国民经济,重点在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是轻重工业投资比例结构,使农业和轻工业尽快发展起来,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变重工业优先发

   2.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

   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国家的行政权力来统一调动配置资源,这种体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时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自主权的企业很难有主动性和创造性,资源计划配置方式使得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效果很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一五”计划后期就提出了改革这个体制的任务,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十分复杂,以及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倾向影响,这使得中国探索合乎国情的经济体制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文革结束后,我们重启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有的同志就提出,为了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对现行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建议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在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关于全国分行长会议情况汇报时讲话指出:“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陈云1979年3月写的一份提纲从苏联成立六十年来的发展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认为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都是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外国客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的探索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打开了缺口。

   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此后,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真正从思想观念上摆脱了对计划经济不正确的认识。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更进一步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7](pp148-149)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时又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再看作是规定社会属性的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对计划和市场问题认识的又一超越。

   3.分配领域对平均主义的修正

   (1)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是致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实行的是差别很小的分配政策,造成激励机制不足,经济缺乏活力,老百姓普遍收入比较低。这一点从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基尼系数为0.2。改革开放前,城乡分治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交流。而城市和农村各自的分配制度也防止了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基本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导致人民缺乏生产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进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低下,劳动效率很低,社会产出低,人民普遍不富裕。

农村社员的收入很低,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150公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农村贫困人口2.5亿。正如万里1979年1月谈话中所说的那样:“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说得过去吗?”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农业发展速度不加快,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不了。城市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工人长期以来工资很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城市就业问题严重,城市建设和职工住房医疗等方面欠账较多。

   (2)改革开放对平均主义同步富裕观念的超越

   平均主义的弊病之一在于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动力。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解决生产者的动力问题,必须要克服平均主义。1978年4月10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研究在国营企业中试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在讲话中说,“一定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克服那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都一样的现象。”同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听取李力安等人汇报时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9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林乎加等人的汇报时发表谈话指出,过去存在的弊端包括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等,导致了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无法提高。他尖锐地指出: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他进一步指出,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政府应该掌握调剂的手段和能力。指出过去存在的弊端,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在黄山接见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时从全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指出:“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反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对原来追求同步富裕而实际上导致共同贫穷的思路的重大调整和改变,这大大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创造活力。

   实践证明,实行同步富裕实际上就是实行共同贫穷,不符合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生产条件存在很大差别,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劳动者个体差异也很大,思想认识、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情况各不相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实行“同步富裕”,只能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反对平均主义,大力提倡按劳分配并鼓励创造创新,让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出来。这会极大地调动人们干事创业、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中国经济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实现的超越

   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通过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审视,认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已经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战争不可避免并且很快就会爆发的结论。在这个判断下,中央领导人通过亲自出访和派代表团出访等途径,获得了大量关于国际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如邓小平出访了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等。1978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出国考察经济,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一路为段云率领的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派出的赴港澳经济考察组;一路为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还有一路是谷牧担任团长赴西欧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的考察团。配合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在对外经贸方面大力开拓,实现了几个方面的突破。

   (一)吸引外资,制定相关经贸领域的涉外法律法规

   中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之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和技术的欠缺。而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正有大量资金在寻找出路。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引进外资,国内必须有对外资进行保障的法律制度,因为中国和国际社会还存在隔阂,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一定的质疑,认为中国法制不健全,对外国投资缺乏必要的法制保障。为了打消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体现中国政府吸引外资的诚意和态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增强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是不断开拓利用外资局面形成的奠基石。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1979年“签订中小型补偿贸易项目140多项、来料加工装配项目2000多项,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风险合同,付诸了实施。在当年吸收外资的实践中,还出现了中外合作这种契约式经营企业的方式。”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时说到:“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法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都准备给我们一些贷款,有的已有着落,今后还可能增加。应该抓紧同他们谈判。怎样使用?主要用在打基础上,如搞水电。”引进和利用外资,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一些重点项目的建设还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外资引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二)设立经济特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深入人心。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从更快发展经济的目标出发,提出了设立特区的思想。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美国等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中国没有进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但中国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调研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如1973年周恩来在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中讲到:“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周恩来还认为,台湾能做到的,大陆同样可以做到,并且可以做得更好。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对港澳贸易等问题给予了特别重视。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在住地同谷牧听取彭德清、袁庚关于香港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区问题的汇报。他在谈话中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有利条件(资金、技术)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把香港外汇和国内外汇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建工业区,可以给你们一块地,给个半岛,要赚取外汇,要向国家纳税。交通部要同香港结合起来,搞好国内外的结合,把生意做大一些,可以创造外汇,要把远洋船队管理好,要为外贸服务。”谈话结束后,当即在1月6日交通部和广东省送来的《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同年4月5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谈了广东开放、搞活设想,最主要谈到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邓小平当时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针对当时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谷牧副总理率工作组赴广东、福建两地展开调研考察。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备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此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无论是吸引外资、制定涉外经贸法律,还是设立经济特区,都是党和政府基于新的形势和任务做出的战略性判断和决策,是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超越。

  

   三、中国经济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实现的超越

   (一)改革开放前对主要矛盾问题认识的曲折变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事物的发展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了主要任务。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这种改造。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反映了这种变化。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正确反映了国情。但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党和政府在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上有反复。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通过的主要矛盾是持保留态度的。1957年他指出:八大决议提出的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看则不适当。由于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

   反右派斗争对党的领导人关于主要矛盾认识的影响是很大的。1957年10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讲话指出:“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十年、十五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他不但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把国内问题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再次强调了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作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5](p344)这不但延长了过渡时期,还把主要矛盾绝对化了。

   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走越远。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将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据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中更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二)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判断

只有对主要矛盾认识的清醒,才会有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才能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由此中国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和定义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6](p182)讲话将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结合起来,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个判断成为对改革开放后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于对中国发展阶段判断的基础,大会也确认了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经济方面的超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如1982年9月邓小平同外国客人谈话指出的那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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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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