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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勇 刘立:国际中亚研究现状分析——基于“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

   内容摘要: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意义重大,直接关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国内学界对现代中亚的认识及研究资料大多来自俄文文献,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及深度广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选取并翻译了10部国际中亚研究方向顶级专家的英文专著,内容涵盖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对外关系与地缘政治及激进伊斯兰问题等三个方面。本文首先使用CiteSpace软件分析2001—2019年国际中亚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梳理出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并与“译丛”选题相对照,发现译丛选题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1世纪初至今国际中亚研究领域的最新动向和学术成果,选题具有代表性。其次介绍了译丛所选择的10部著作的主要内容。著作作者或将中亚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打破了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中亚地区发展所作的判断,或研究中亚各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及世界主要大国在中亚地区的较量和博弈,或对激进伊斯兰的形成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上述探讨为基础,概括总结本套译丛对中国中亚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国际中亚研究 CiteSpace;民族关系;政治转型;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何克勇,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立,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学博士。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连接东西大陆,地缘优势十分明显,几大文明一直在此激烈碰撞,历来是国际势力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由于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又是世界地缘战略的中心地带,也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因此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中国与中亚在经贸、能源、反恐等领域合作的深化,加深对这一地区国家、民族、历史及文化的了解变得愈加迫切。

   目前,国内中亚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多来自于俄文,由于掌握一门语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国内中亚研究往往缺乏一手资料,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度广度有待提高。中国在引介国外中亚研究成果方面,主要集中于古代中亚。苏联解体后,中国学者也编写过一些概况介绍性质的著作,但专题著作译介较少。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学者翻译出版的国外关于中亚研究的专著,除9卷本《中亚文明史》之外,数量更是屈指可数。再者,国际学界对中亚问题的专题研究成果,国内基本上没有译介,一些学术杂志上散见一些介绍和评论,往往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系统地翻译当代国外研究中亚问题的专著显得十分重要,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即将面世(以下简称“译丛”)。该译丛所选书籍能不能算得上是21世纪初期国际中亚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呢?该译丛介绍的国际中亚研究成果对国内中亚研究有哪些启示和帮助呢?本文首先使用CiteSpaceV对2001~2019年国际中亚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从中梳理出19年来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再将其与“译丛”所有著作的主要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异同之处,并在分析国外著作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意义。

  

   一 2001—2019年国际中亚研究热点:基于CiteSpaceV的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CiteSpace引文空间是着眼于科学分析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由于是通过可视化手段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此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图形也被称为“科学知识图谱”。本文采用CiteSpaceV.5.5.R2版本软件对从WOS下载的数据进行国家、学科、关键词和爆点词分析,从而描述国外中亚研究现状、研究视角和研究热点。本文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时间为2001~2019年,数据库选择SSCI,文献类型选择期刊论文(Article)、综述(Review)、书评(Book review)和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检索式为:主题=“central Asia” or “middle Asia”,共获得2099条记录,数据下载日期为2019年11月24日。

   (二)学科分析

   通过WOS学科共现分析看出2001~2019年中亚研究的学科分布及与相邻学科间的关系。按照论文数量排序,共现频率>100的分别是政府学和法学450篇,政治学433篇,区域研究374篇,经贸学320篇,经济学279篇,国际关系学270篇,人类学198篇,环境科学与生态学178篇,地理学125篇,公共健康、环境健康与职业健康124篇,环境研究121篇,环境科学119篇。

   数据也显示这些学科积累的素材较多,已成为国际中亚研究的传统学科。近几年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学科。近三年出现的共现学科有:2019年教育学、法学、女性研究和环境工程;2018年信息科学、生物学、林学、气象学;2017年人口学、文化研究。由此可见,21世纪初期国际中亚研究集中于环境科学、人类学、经济学,近期向教育学、法学、信息科学、生物医学、人口学、气象学和女性研究等学科发展,显示出了多元化、多视角的跨学科发展趋势。在这些新学科新视角中,向心度较高(>0.05,也即较为重要的)的学科有绿色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问题,可见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是2010年以来中亚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作者提炼出来的核心概念,通过关键词频次和向心度信息可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频次表示出现的数量,除了频次之外,向心度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向心度越大,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数据显示,2001~2019年,关键词中频次和向心度较高的词包括中国、中亚、欧洲、东欧、伊斯兰教、艾滋病、政治、政策、转型、安全、移民、不平等、丝绸之路、气候、农业、水资源等等。

   (四)爆点词分析

   描述热点话题的历时变化还需要另一个指标,即爆点词。爆点是指关键词在特定时间内的最高引用频次,相对强度数值越大,表示这个话题在该时间段内越受关注。统计显示,21世纪初最受关注的关键词(研究主题)是“中亚”,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主题趋于细化,出现“乌兹别克斯坦”“艾滋病病毒”“恐怖主义”“不平等”“塔吉克斯坦”“民主”“贫穷”“中东”“原苏联”等等爆点词。近年来,学界最关注的研究主题有“上合组织”“女性性工作者”“注射毒品”“阿富汗”“游牧”和“民族”。2001~2019年,所有研究主题中受关注持续时间最长的(均持续5年)是“恐怖主义”和“民主”。

   基于学科共现分析、关键词分析和爆点词分析,2001~2019国际中亚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民族、经济、能源、宗教、安全、国际关系、卫生健康和水资源等方面。这与“译丛”所选10部专著的内容不谋而合。根据研究内容,本译丛分为三个译著集: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研究译著集、对外关系与地缘政治译著集和激进伊斯兰研究译著集。国际中亚研究热点问题与译丛所选专著的关键词对应情况见下表1。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译丛”与国际中亚研究热点的契合度。虽然CiteSpaceV软件可明确中亚研究的热点问题和领域,但只有对热点背后的研究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能看清国际中亚研究的全貌及发展趋势。

  

   二 “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研究译丛”的主要内容

   作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译丛”选取的国外著作涉及21世纪以来国际中亚研究的热点及重点问题。按著作内容,分为中亚地区激进伊斯兰研究译著集、中亚民族关系和政治转型研究译著集以及中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译著集。

   (一)中亚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研究

   中亚国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形成时间较晚,这意味着其他许多国家用数个世纪完成的进程在中亚地区仅用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某些意义上讲,新独立国家的建设可以避免一些错误,但它们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处理大量转型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矛盾,可能会引发一些并发症,有些问题解决难度较大,甚至可能引发暴力。在中亚五国独立早期多民族共居的背景下,在一个国家内部往往同时还存在第二大民族群体(例如居住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或是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这些国家出现了一种冠名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国内外民族关系则更加复杂。在民族关系与政治转型方面,“译丛”选取了4部专著,分别是《了解中亚:政治与竞争中的转型》《中亚的族性、权威与权力:大小新博弈》《中亚的族裔民族主义:永恒友谊与民族兄弟之邦的族群冲突及制度化族性》以及《中亚的政权转型: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性、民族主义与政治变迁》。

   《了解中亚:政治与竞争中的转型》一书作者以中亚政治为立足点,将社会科学理论和区域研究方法融合起来,分析了中亚五国历史上的、当下的及未来的政治转型,并对影响转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包括历史遗产、宗教、民族身份、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这部著作深入研究了独立主权概念在中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民主进程为何停滞不前,宗教和民族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国家政权等问题。作者的结论是:中亚“国家—社会”关系界限模糊,所谓的国家实质上是一个由苏联式话语建构、具有暂时性特征和国家模型组成的杂糅体。精英阶层偏重于为保住权力(维护政权)而努力,而不是建设国家实力(国家建设),同时保持这种模糊状态有利于他们持续垄断经济资源。作者最后指出,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亚国家建设进程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可能并不恰当。

   《中亚的族性、权威与权力:大小新博弈》是一部论文集,10位作者分别为来自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家的中亚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采取“大中亚”的研究视野,除五个“斯坦”之外,还将中国新疆、中亚南部的邻国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包含在这一概念之下。在大中亚观之下,作者分析了中亚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博弈:各大国际力量在中亚发展基础设施、争夺中亚化石燃料的博弈;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叛乱的关注和博弈;中亚当地人集团影响公共事务的博弈。结论是:原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中亚国家实行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很软弱;“族性”意义复杂,中亚各国公民的“国族”(national)意识与现实中的文化实践、语言实践并不一致;权威与权力在不同环境下采取不同的模式。总之,无论中亚地区的博弈是大还是小,都将深刻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大博弈。

   《中亚的族群民族主义:永恒友谊与民族兄弟之邦的族群冲突及制度化族性》一书的作者采用制度主义方法解释后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对涉及族群冲突的“族性”一词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梳理和分析。在作者看来,应从两个维度理解“族性”概念:(1)客观维度:这是族群和族群认同的本质与特征,拥有文化属性及族群的象征标志,如语言、领土和宗教等;(2)主观维度:包括群体忠诚、认同以及集体认可并公开表达的认同边界。民族化国家与少数民族间对立的族裔民族主义导致一系列族际冲突,其中最血腥的冲突——奥什冲突并不是单纯的社会经济原因所致,而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中亚族裔民族主义所致。因此,只有民主化和法治机制才能制衡及释放这种破坏性影响。

《中亚的政权转型: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性、民族主义与政治变迁》一书采用“世袭民族主义”概念解释了中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一直停滞不前的原因。作者首先指出:国家性(stateness)涉及一个国家的领土与领土内民众的民族认同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多民族社会,一旦政治家和民族统一主义者对其他民族强力推行主体族裔(ethnie)文化,国家性问题就产生了。世袭民族主义是一个多要素的混合体,是精英为维护独立后的权力而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后苏联时期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世袭民族主义一方面重塑了这两个国家的民族认同,保证了它们的国家性,并起到了防止伊斯兰教崛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中亚国家统治精英搞个人崇拜、实施威权主义及阻滞民主化进程的工具。

   纵观上述三部译著,可归纳出以下特点:(1)三部著作都将中亚放到当代历史和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观察、分析,是对中亚的全方位透视;(2)充分考虑中亚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向读者呈现出一个充满矛盾但客观真实的中亚;(3)采用“大中亚”视角,尽可能避免割裂地看待问题;(4)研究者掌握当地语言,深入当地开展田野调查,这对做好中亚研究十分关键。当然,个别研究者认为中亚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应由以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一力担当,这需要国内研究者仔细加以甄别。

   (二)对外关系和地缘政治研究

   1899年5月费尔干纳正式实施俄国的司法制度,标志着沙俄完成对中亚的全面吞并;1991年12月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拉开苏联解体的序幕,此后中亚五国陆续独立。在外界看来,中亚既非完全意义上的“东方”,又非“西方”。在俄罗斯心目中,中亚仍是附属于它的“卫星国”。俄罗斯仍然希望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力,为此俄先后创建了关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条约组织。建立前两个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建立集安条约组织则完全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但是这些机制的建立及运转并未满足俄罗斯的期待。在经济合作方面,由于中亚各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成员国之间很难维持真正的平等。而俄意图通过集安条约组织援助中亚各国政权,涉及成员国内部政治问题,也让中亚各国心存疑虑,担心因此再次沦为俄罗斯附属国家。中亚各国领导人从本国利益出发推行多元外交政策,随着美国、欧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等各方力量的进入,中亚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不断权衡利弊,而各方势力在对待中亚问题上同样也需要认清形势、明确问题、调整对策。在中亚对外关系方面,“译丛”选取了三部著作,分别是《为影响力而战:俄罗斯在中亚》《中亚的石油、转型与安全》以及《美国在高加索及中亚的外交政策:政治、能源与安全》。

   《为影响力而战:俄罗斯在中亚》是俄罗斯中亚问题著名专家阿列克谢·马拉申科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开门见山地指出,俄罗斯正在逐渐丧失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听凭其他大国趁虚而入;然后列举并分析了俄罗斯为巩固其影响力所采取的手段,但也指出最终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另外,俄罗斯忽视中亚各国正在经历的再次伊斯兰化过程,也给俄罗斯的影响力带来不少消极影响。紧接着作者采用国别研究的方法,详细介绍并分析了中亚五国的共同之处和特别之处,如威权主义、水资源分配、能源经济、民族矛盾、种族冲突、极端伊斯兰问题等等。作者最终得出结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面临许多挑战,必须放弃“老大哥”姿态,转而采取一种更加现代的灵活的中亚政策。

   《美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外交政策:政治、能源与安全》一书主要运用格雷厄姆·阿利森的三个决策模型研究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主要是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对大中亚地区(本书主要指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外交政策。作者运用各种原始资料(美国国会报告和国会公文以及决策者们的出版物)和访谈来解读美国的政策目标,阐释美国政治精英阶层(政府和国会各部门)中的不同行为体在政策辩论和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方式,以此解释美国政策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作者在本书中呈现了一个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多元动态过程。

   《中亚的石油、转型与安全》分为四个部分:国家概况,政治与社会,里海石油、管道与环境以及安全与地缘政治,共选取了20篇论文,其中详尽论述了中亚地区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尤其在后两个部分,作者描述了中亚现有的及未来的油田和油气管道状况,分析了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兴趣,研究了里海沿岸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表现,论述了中亚地区的水资源问题,还对中亚各国、里海沿岸国家以及外来势力在中亚的博弈进行了深刻分析。

   上述三部著作探讨了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如何处理对外关系以及俄、中、美、欧、伊斯兰世界等各方力量在中亚的较量和博弈,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有权威性。著作指出,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大多情况下都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个别情况下未必立足于国家利益,可能是为政府某部门或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然而,全球化进程正将世界各国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在以经济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当今世界里,无论是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拥有实力优势的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需要依赖国际制度和友好国家的关系来保证国际安全与稳定,国家无论大小,都需要肩负理性外交、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这不仅适用于地缘政治环境尚未确定的中亚各国,也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

   (三)激进伊斯兰研究

   中亚五国自独立以来,原苏联的无神论制度终结,边境管制放松,使原苏联的穆斯林与广大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宗教上逐渐融合。其结果必然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在这些地方急剧扩散,其中包括原教旨主义与激进主义,群体暴力事件也随之增加。在激进伊斯兰研究方面,“译丛”选取了三部著作:《原苏联的激进伊斯兰》《圣战:好战伊斯兰在中亚的兴起》和《中亚的反恐政策》。

   《原苏联的激进伊斯兰》一书对中亚、俄罗斯(包括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的本土和外来伊斯兰主义(教派)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研究,对伊斯兰教传播动力提供了一个对照式的视野,评价了这些地区伊斯兰教激进化的性质和具体模式,也评价了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关系。该书得出的结论是:(1)中亚地区激进伊斯兰的观念和表现以及教义影响和政治影响的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大不相同。(2)影响因素包括特定民族伊斯兰化的历史、受俄罗斯/苏联政治和文化控制的程度、苏维埃式世俗化的程度、所在地区的民族宗教构成、官方管控严重程度以及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3)就推动力量和模式而言,原苏联穆斯林生活区出现的伊斯兰激进化与中东和其他地区所经历过的激进化历史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即民族主义计划失败后伊斯兰激进主义迅速传播。

   《圣战:好战伊斯兰在中亚的兴起》一书从美中俄三角博弈和中亚各国政权的民主化进程出发,分析了激进伊斯兰兴起的政治和社会原因。本书作者认为:(1)美国目前对中亚各国反对派的扶持仍然限于口头层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2)中亚五国政府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后并未进行任何的改革。(3)落后贫穷、腐败丛生的社会形势加剧了民众的不满。(4)中亚60%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低,极易被鼓动利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极有可能使伊斯兰好战分子受益,从而拥有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在《中亚的反恐政策》一书中,作者主要运用参照群体的观点,深入分析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反恐政策,探索了中亚地区这两个受恐怖主义暴力和伊斯兰主义影响最小的国家采取强力对抗此类威胁的背后原因。作者认为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参照了中亚其他国家的反恐政策,还抽取了三个维度对反恐政策变化进行对比,揭示国家之间反恐政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三个维度分别是政府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范围和严肃性。

   通过以上研究不难看出,中亚地区的激进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大国博弈、西方“民主化”进程、中东伊斯兰、阿富汗战争等因素交织缠绕,盘根错节,既有历史、地理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原因。西方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和新视角,但也要看到个别学者对伊解党和中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抱同情态度,应重视这部分学者的研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正如王智娟所说,“西方对中亚的原教旨主义同情之意,这与它们对西亚、中东的原教旨主义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能不密切关注”。

  

   三 对国内中亚研究的启示

   概括来说,该译丛除为国内学界提供信息资料外,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启示。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采用“大中亚观”。该观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主要依据是气候和风俗,他们将中亚国家定义为6个独立的国家(上述5个“斯坦”和阿富汗)再加上6个国家的一部分(蒙古、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有学者在联合国定义的基础上还将南高加索地区纳入大中亚范围,形成译丛中所使用的“大中亚”概念。从历史和当代发生的地缘政治演进来看,只有采用这种界定才能帮助我们理解中亚全貌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用梅农(Menon)的话说,“过去的惯例是把中亚界定为5个国家……但是今天如果要制定有效的政策,作出正确的战略分析,这种界定的价值越来越小。一个无缝的网络把中亚本身与南高加索、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连接起来。只有着眼大中亚来思考问题,才能把握更广阔的图景,才能反映这个广袤区域之一部分的力量如何向整个区域的其他部分辐射。大中亚某个局部的重大变化将影响区域内的其他地方,而且这种影响通常是迅捷而剧烈的,通过多重网络产生的,因此,这才应该是决策与分析的公理。”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民族政治等方面来看,这种观点是符合逻辑的。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田野调查方式。田野调查也称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直观性和可靠性。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获得的是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特别是参与观察更能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研究者亲到调查对象的现场,直接观察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社会现象,有利于直接了解被研究对象,而且研究者也可在共同活动中与被研究对象中的相关人物建立感情、发展友谊,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细致地了解被研究对象表层以下的有关情况及具体表现。作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这套译丛中的大部分专著都建立在田野调查获取的资料基础上。不得不说,这是国内学界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

   以2001—2019年国际中亚学研究热点来审视“中亚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译丛”著作的选取不难发现,该译丛基本囊括了21世纪以来国际中亚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囊括了来自世界多个地区、多个国家的各领域顶级专家的心血之作。该译丛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社会。据统计,目前中国有3万家各类企业在海外活动,中国出境总人数早已突破8 000万人,需要了解国外实际情况。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投资对象国缺乏了解,尤其对潜在冲突地区缺乏了解,将置境外投资于危险境地,危及国家利益和相关人员的安全。本译丛的立项目的就是为我国研究有关国家的民族冲突及制定应对政策提供最新资讯,为国内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国内中亚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建设提供新资料,作出新贡献。目前,“国外学者对中亚问题的研究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著作视角新颖、资料扎实、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学术价值。国内学术界应加强有关成果的介绍,加强与有关机构的国际学术交流,共同促进中亚研究的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各方在中亚的角逐不会停止,只会加剧,研究中亚问题不应局限于中亚五国,同时,中亚各国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宗教、族裔等压力仍然存在,生态环境与能源经济的矛盾、水资源的分配、民主进程的方向和发展等问题没有消失,这些问题仍将是中亚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而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正如“大中亚观”所强调的,中亚地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内中亚研究同样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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