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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 李晓:现代性与阐释的限度

   在西方哲学中,有两种阐释世界的方式。一是没有遮蔽的“道说”,一是有确定性的阐释。

  

   从“道说”到有限度的阐释

   怎么把“存在”翻转为“是”,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存在”与“是”链接起来,去寻求一个“道说”的情景,是一种古老的哲学阐释形式。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巴门尼德、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德,其实都是围绕“存在”与“是”,寻求从“存在”到“是”的真理表达。这个真理阐释,在海德格尔的书中,就是“道说”,一种语言逻各斯。“道说”把“存在”翻转为“是”,通过语言逻各斯的表达,把无遮蔽的“存在”本质说清楚。这一过程叫作“显现”。这个概念,可以说最能表达古代阐释的本质特征。

   第二种阐释则是在以“自然被反思为质料因存在”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底板上绘就的。在前希腊文明时期,阐释是自然流淌的感觉,是一种没有遮蔽的“道说”,存在即本质,本质即显现,因而决定了阐释的无限性和直接性,这种直接性表达是随性的,随感觉与直觉而发生,是生命之流的冲动,既包含着猜测,又有灵性感悟的表达。人的事理被归咎于自然法演绎的结果,是自然规则为人类立法,它不需要人为的阐释限度,因而阐释成为没有确定性的自然显现。

   到了近代,知识论问题、理性化问题渐次展开,人类阐释的形式与内容越来越有相应的确定性,然而想把世界说清楚也越来越难了。因为知识论与理性论的东西给我们盖上一床又一床的“被子”,“道说”不存在了,自由的阐释变成了有限度的阐释。

   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对自然的认知唯有人的理性阐释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于是,无限的阐释变成了有限度的阐释。

  

   阐释的确定性愈加清晰

   正是现代性赋予了阐释的确定性。自现代性发育以来,阐释的确定性包含着三种内涵:一是知识给存在下定义,也就是说,近代自然科学需要不断阐释事物存在的机理和规则;二是存在的价值判断的构成,它需要事实判断的支撑;三是斯宾诺莎式的“规定就是否定”的哲学命题,它赋予了阐释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由此,阐释才有共同认知的“公分母”,让有限度的阐释和无规定的自由思考达到统一,呈现了人类从追求感觉形态的整体主义综合自由,到近代具有反思特征的追求彻底自由的显现。这是历史进步的事实。因而,在不确定性存在中寻求确定性规则、标准、逻辑和程序,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在逻辑范式。

   随着现代性的公共性扩大,阐释的“公分母”的存在显得尤为必要,现代性与阐释的确定性关联主要来自三条路径。

   首先,人类从听古代自然神话的故事到听中世纪圣经的故事,再到听近代人类自身世俗社会的故事,依次需要混沌的想象、有关终极存在的文本定义,及与人相关的市民社会的一切定义。这是阐释确定性的生成与发展。用清晰的概念来精准表达事物的存在及其对事物的理解,恰如存在差异性的人类的公分母——阐释限定性终是为了消除彼此交流的障碍、追求形成人类的理想共同体。

   其次,现代性的生成使阐释的限定性变得更加明确、更被需要,更加具有强力。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架构,尤其是货币、资本、财富的驱动,使得自然人向文明人过渡,这也是阐释确定性愈加清晰化的形式。这种确定性反映在工业文明宏大叙事的节奏中,资本逻辑张力显现的脱域过程中,现代制度文明生长而伴随论辩与批判的文本中,这也是卢梭式的“戴镣铐的自由”的现代人真实写照。

   再次,现代性更多强调“规定即否定”的辩证否定原则,对一切事物的阐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这一形而上学的古老格言成为一种默会知识,不断获得规定、复制与传承。而现代性的一切存在需要精确而不是模糊,现代性需要合理合法的证明,市场契约需要法理确定性的表达,国家需要科学与理性的规制,现代公民需要明确的德行昭示。总之,随着近代西方现代性的发育和发展,阐释变得越来越谨慎、理性和精确。但是,从另一界面深究,货币、资本、财富、市场经济使得现代性框架下的阐释变得功利、狡计,变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乃至敛财致富的砝码。这是阐释确定性的缺憾。应当看到,在现代性知识论的遮蔽下,话语纷争扭曲了阐释的确定性,使之沦为争夺利益的工具和相互博弈的语言游戏。

  

   确定性公分母如何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在西方,随着后工业社会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尤其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提出,阐释学变成了心理能量运作释放的工作原理。于是,阐释的确定性消失了,确定性公分母也消失了,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去中心、去本质、去科学、去真理”,回到了海德格尔说的前希腊存在即本质的境遇中。这一现象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康德哲学对理性的质疑与批判,他第一个宣布,人类的阐释能力是有限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理性是通过工具来思维的,它借用主观性范畴的工具,擅长把客观存在物自体拿到人的理性认识通道里,用一堆范畴把它加以整理,这样,主观性范畴不得不把物自体、质料加以统摄,所有的认识对象在大脑中都是混沌、离散、没有因果关系的。

   但是,范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这使得人的“理性认识”往往把握不了客观事物的真相。那么,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讨论的,“思中之物”都不存在,哪来阐释的确定性公分母?今天,人类运用心理规则意识,代替了阐释原有的确定性,而获得了个体追求心理自由和快乐原则的自我叙事,传统意义上的文本阐释变成了每个人主观意向下的意识流读本,解释成为个人意志下的自我独白,文本的意义在于这种意志多元的解读和汇集。可见,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传统阐释学的确定性。

   用现代性的眼光去看待阐释的确定性,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阐释是人类追求历史进步的产物;阐释的确定性来自近代知识论的反思,从追求精确性的定义到阐释的公分母的确立,再到作为资本对阐释存在的限定(话语权限定,意识形态的限定,权力与利益的限定等),也就是阐释的强制性;理性固然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伴侣,而非理性也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创造力动因,因而,阐释的限定与阐释的自由追求,永远是人类的有利武器。

   当今,西方阐释学认为,文本可以脱离作者具有阐释意义,它可以带来无限阐释和自由联想的功能。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系统建立了作为存在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在当代哲学界甚至哲学之外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伽达默尔从理论上阐述了任何一个文本都可能有多个不同意义的多元论的观点。他认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也就是说,任何的文本都具有多元意义和开放性,这就彻底破除了文本只有一个真正意义的神话。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既然意义是变动不居的,理解就会失去标准。阐释的确定性行将消失,这对于阐释学理解和理论研究等产生了巨大冲击。究其原因是阐释超越了其限度所致。

   那么,阐释的限度在哪里,我们如何确定阐释的限度,这将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阐释学领域做出“中国表达”,或许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尝试。

  

   阐释学领域的“中国表达”

   在“发思想之先声”的语境下,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创建具有时代特质的中国阐释学派,这是国内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追踪辨析西方哲学的阐释学资源,古今通观、中西借鉴,最终的落脚点在于构建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中国阐释学”。在阐释学领域做出“中国表达”,使得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应着重探讨阐释的本质、界限及其确定性问题,关键在于将特殊性阐释扎根于国情、国脉、国土大地之中,通过“中国阐释学”的阐释,扩展阐释学的理论视阈与学术维度,丰富“阐释学”的内涵,与西方阐释学展开交流与对话,从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中探索中国阐释学的规律。

   (作者分别为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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