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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创办《大洪报>——《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创办《大洪报》

  

《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前注:1937年10月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一年后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史啸虎

史啸虎:创办《大洪报>——《父亲的青年时代》第十一章

《大洪报》创办地——随州市长岗镇南岳庙前所立石碑,2017年8月立。

  

   父亲他们告别钱俊瑞和胡绳从襄阳回到随县后等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其间父亲等人还曾利用日军尚未占领武汉的短暂间隙期间,冒险从随县返回到武汉去招兵买马,父亲则成功地将一箱书籍也带到身边来了。这箱书籍对于父亲后来创办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无疑起到了很大的参考作用。

  

   然后,大约是1938年10月下旬,他们一行十多人又随着李相符转移到了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在地——随县(即今随州市)县城西南一百多里地的大洪山长岗店。

  

   这时,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已经确定随县大洪山区长岗店(即今长岗镇)作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驻在地了。而父亲他们也已与中共湖北省委联系上了(1939年春设立中共鄂中区党委,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也就归鄂中区党委领导了,但在那之前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政治指导部还是归中共湖北省委以及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不久,中共从各地陆续调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党员以加强对这个统战组织的领导力量。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几个科室都派党员干部担任科长,下属的科员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其下属的政治指导部的属员,与上集所说的钱俊瑞和胡绳等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中共派遣人员一样,当时都发了国军军装并由第五战区司令部报国防部批准分别铨叙(即授予)了相应的军衔。

  

   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职级设置,政治指导部各科科长都铨叙授衔国军上校,科员则一般是尉官,当然也有例外。

  

   黄心学最初任职政治指导部民运科长,铨叙授衔上校,后改任组织科长;民运科长则由雍文涛继任(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工运部长,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长,1997年去世,享年89岁)。父亲最初则被任命为政治指导部中校代理宣传科长。苏苇虽是宣传科的科员,可能因毕业于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却也铨叙授衔少校。

  

   没过多久,大约是1938年11月中旬,接替何伟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陶铸先生来到大洪山,想办一份报纸宣传抗日。恰好抗敌工作委员会也有创办报纸的计划,以利于联合政府开展抗日工作。那时,父亲因在武汉与胡绳先生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而声名在外,于是便被调去筹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大洪报》并任主编。出于对《大洪报》的重视,陶铸先生还给父亲配了几位助手分任编辑和编务。

  

   在父亲的回忆中,《大洪报》编辑部中有一位编辑姓李,岁数比他大,父亲喊他老李,也是中共党员,工作上很能干,但名字忘了。经查,父亲提及的这位李姓编辑可能就是李苍江先生。1939年4月《大洪报》停刊、父亲离开随县大洪山去延安后,李苍江先生又被调去中共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报》工作并担任主编,1939年底在湖北京山不幸牺牲于日军的扫荡。2015年8月,李苍江先生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列名第201位。

  

   据史料记载,《七七报》最初也是油印,1941年元旦改为铅印,后成为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时,将《七七报》与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主办的《挺进报》合并,改版为《七七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1946年6月,《七七日报》停刊。

  

   在大洪山,父亲被调去创办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后,刚开始还兼政治指导部代理宣传科长,但没多长时间,中共又调来了一批新人,他所代理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长一职便由苏苇后来的丈夫潘琪担任。自己就不再代理科长而去专心办《大洪报》了。此时可能是1938年底。

  

   潘琪原名潘乃斌,1917年生人,武汉大学学生,也搞过学联和青年救国团,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先被派去国军第八十四军一七三师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当年11月身份曝露后撤出,又到新四军去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宣传部长,淮北行署教育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曾任交通部副部长,1990年去世,享年73岁。

  

   父亲回忆说,那时除被授予高低不等的军衔之外,他们还发有薪水,薪水等级也从十五元到上百元不等。那时他名义上的薪水与他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纸庄当会计时差不多——但没说具体多少。不过,他们无论官职和军衔大小一律都只拿五元钱。

  

   《大洪报》是第五战区与中共合作的联合政府——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当时设在随县(现随州市)大洪山区的南岳庙。大洪山地区寺庙众多,当年除最著名的洪山寺上院和下院外,还有20多座寺庙。南岳庙只是其中一座,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珍珠泉村的一座小山上,据说只有3间庙屋。2017年,当地政府已在此地立有一块石碑,纪念抗战时期抗敌工作委员会《大洪报》的创办(详见文头照片)。

  

   根据历史资料,《大洪报》于1938年12月创办,四开油印报纸,1939年4月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停刊,一共出了30多期。这份抗日报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当年在鄂豫边区所属十三个县市范围内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对于鼓舞士气,培训鄂豫边区抗日干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根据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130卷记载,1938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在湖北随县创办《大洪报》。负责人陶铸,编辑史略。油印,4开。”

    

   《大洪报》是父亲史略在抗战期间创办的第二个报刊(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在武汉公开发行的《救中国》周刊——详见本系列文章第五集)。与《救中国》周刊不同的是,父亲不再是《大洪报》的发行人(陶铸先生应该是《大洪报》发行人,如果有的话),而是主编(详情后文会有叙述)。为此,父亲在《大洪报》这个报纸上虽然不再需要自己筹款,但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除了采编、组稿、编辑和审改稿外,具有在蜡纸上刻印汉口壁报经验的父亲这时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写钢板、油印报纸,也经常干到深夜。

  

   不久前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这次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或者说父亲在陶铸先生领导下创办了《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办的报纸。

  

   当时胡绳在襄阳主编的《鄂北日报》则是与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平级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因在襄阳市里办,有铅字印刷条件,主编只需要组编稿及审改稿即可,而父亲办的《大洪报》则因在随县大洪山区,没有铅字排版和印刷条件,在繁重的组编稿和审改稿之余,还得亲自动手在蜡纸上刻字油印。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说起来也有意思。自从1937年10月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后,整个抗战时期父亲似乎与创办报纸很有缘分。先是在随县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创办这个《大洪报》,后来离开延安到太行山根据地工作,父亲还创办过抗日报纸《豫北报》(后续章节会谈到这个问题)。再后来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父亲的工作似乎也与办报等宣传工作有关。

  

   可以说,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好几年时间,都是在从事中共的抗日文化宣传或教育工作,当然主要是办报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省成立了工业办公室,父亲才离开文化宣传口改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是《大洪报》主编(包括前面那幅南岳庙石碑照片上刻写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文如郎伦友先生所说,陶铸是《大洪报》负责人倒是准确的,因为陶铸先生当时还是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而且没多久就改行任中共鄂中区军事书记并将精力放到抗敌工作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工作上。

  

   不过,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说《大洪报》是“中共抗敌工委”办的却不准确,因为此报其实是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联合政府办的。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这一组织机构。当然,《大洪报》名义上是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实质上是由中共掌控的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从下面的分析可见:

  

   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陶铸在1938年11月初鄂中地区沦陷后从宜昌来到了大洪山,对外身份是抗敌工作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正式职务),党内则仍然是其那年10月份才继任何伟先生的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职。

  

而何伟先生则在那年10月,也就是安排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没多久,便奉命前往安徽大别山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了下来,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又先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牡丹江省委书记、广西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国家教育部长,“文-革”中身心饱受摧残,1973年3月在北京去世,享年63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后来到了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陶铸才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任军事书记(杨学诚时任鄂中区委代理书记)。所以,当时,即1938年11月,由他这个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人来大洪山负责国共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的《大洪报》的创办事宜,显然是合乎情理的。

  

   但在第二年初,即1939年1月,也就是《大洪报》创办一个多月后,陶铸先生不再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而改任鄂中区军事书记后,也就不管《大洪报》事务了。此时,《大洪报》便由父亲全权负责。当然,陶铸先生还是经常来南岳庙布置撰写与军事培训相关的稿件并对《大洪报》组稿计划提出相关要求。

  

   除了组稿、编辑和审改稿,父亲还经常得亲自动手刻写钢板,因而在《大洪报》创办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过就是这样,父亲也没能干多久。1939年3月底4月初,随着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撤销和解散,成功创办并出版发行了近半年的《大洪报》也就此停刊了。

  

   当时,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谈判合作总共有三个主要成果。除了钱俊瑞和胡绳等参加的那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外,第二个就是设立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第三个则是创办一个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抗日干部。

  

   这个训练班也是以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为主与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因此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由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石毓灵兼任。中共方面也很重视这个训练班,如中共在大洪山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鄂中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对外职务就是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该军政干部训练班一共有250多人,分为18个班,6个区队,学员都是来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辖各县区的抗日青年。训练这些人无疑可为中共下一步负责组建中共鄂中地区抗日武装,开辟鄂中游击区打下很好的人才基础。在那种情况下,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且作为新任中共鄂中区委员会军事书记的陶铸,将主要或者全部精力放到该训练班事务上也是题中之义。

  

   当时的陶铸已在中共党内开始分工抓军事,去大洪山之前则刚刚在湖北应城办过汤池训练班,显然了解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重要性,所以他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去抓该训练班的工作并在其上花费了很多精力。这些做法可能让时任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也身兼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的石毓灵感到中共越权或夺权了,使他很不高兴。

  

   有资料说,1939年5月,即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没多久,陶铸曾一度被石毓灵短期扣押。不过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撕破脸,在经相关人士营救调停下,石毓灵很快也就放了陶铸。

  

   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中共又设立了鄂豫边区委员会,陶铸先生便参与组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李先念时任该挺进支队司令员),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可以说,大洪山的这个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确实为后来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培养并输送了不少基层指挥人员。在这方面,陶铸先生功不可没。

  

   陶铸先生比父亲大一岁,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在他短期负责《大洪报》期间,《大洪报》主要是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需要宣传第五战区抗日战果以及中共的抗日理论和政策,鼓动民众投身抗日。在陶铸先生负责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事务后,《大洪报》又刊发了不少宣传和教授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方式方法等有关军事知识的文章。

  

   那时,创刊伊始但内容丰富的《大洪报》虽然只是手工刻写、印刷简陋的油印报纸,但显然成为抗敌工作委员会所属十三个县市干部和民众的精神食粮,也成为军政干部培训班学员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和学习材料。因此,既熟悉中共抗日政策,也熟悉军事技术和知识的陶铸先生作为该报负责人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不过,陶铸先生当时有无在《大洪报》上署名发表或以化名发表过文章或撰写编者按及社论等,因《大洪报》发行于战争年代,遗存无几,所有这些问题现已无从考证了(我想散落民间总是会有的,尚有待发现)。

  

   父亲与陶铸在大洪山抗战时曾密切合作过一段时间,并在其领导下创办了在鄂豫边区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抗战报纸《大洪报》,由此可见父亲与陶铸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但不知为何,父亲生前,主要是“文革”期间,从未与我们谈过他与陶铸先生合作的那段历史,也没有在其留下的交代材料中提及陶铸先生。

  

   1967年底“文革”正酣,父亲在受审查时,曾动笔叙述了其个人简历并在其上写下了自己30年前抗战初期在鄂北创办抗日报纸——《大洪报》的历史。然而,这个交代材料写得很简约,也没有多少内容,更没有一个字提到陶铸先生。

  

   原因何在呢?我在想,这显然是因为那份交代材料写于1967年底那个颠倒黑白的时代,而父亲则为了避祸,也避免节外生枝,可能是刻意这么写的,因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的陶铸先生作为继刘少奇和邓小平后的中国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人物刚在那年年初被打倒。

  

   在政治指导部工作逐步开展之际,中共先后派来了很多干部到长岗店以加强对这个机构的领导。李相符此时对外是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民主人士,不参加党内活动。从1939年1月起,具体负责政治指导部中共党务工作的是时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杨学诚。大约到1939年3月中旬,刚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的钱瑛也来到了大洪山。可能这时中共中央调整了鄂中区党委,杨学诚由代理书记改任鄂中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而原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的钱瑛则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书记。

  

   杨学诚是1915年生人,比父亲小6岁,1938年底才23岁。所以,政治指导部里如父亲和黄心学等岁数较大的党内同志都亲切称呼杨学诚“小杨”。但这位“小杨”(父亲在他的回忆资料中也多次这么称呼杨学诚先生)的政治资历却不浅,也深有背景。

  

   史料记载,杨学诚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三・三一”抬棺游行(抬着棺材表示以死相拼的意思),在北京景山大街上冲锋陷阵,被誉为当年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杨学诚1936年即加入中共,第二年还曾跟随刘少奇与彭真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全国白区工作会议。后作为平津流亡学生代表之一,杨学诚于1937年9月南下武汉,先后任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和当时刚组建的中共湖北省委青年部长,在武汉组建了据说人数众多的青年救国团,1938年8月被派往鄂中地区,先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在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任职政训处长的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被解散后,杨学诚先生曾先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1943年病故,年仅29岁。

  

   在钱瑛来大洪山之前杨学诚先生一直是中共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他那时还只是鄂中区党委的一个代理书记。不过,在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里,杨学诚对外却只是前文所说的那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杨学诚先生年轻,工作有干劲,但为人却似乎比较随和低调。黄心学和父亲比他大好几岁,都亲切地喊他“小杨”,他听了好像也不在意,只是点点头。当时的大洪山抗日声势很大,摊子也不小,中共从各处都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充实领导力量,有南下学生,也有延安干部,还有武汉和湖北各地来的党员干部,更多的则是从附近各县市慕名主动到大洪山来参加抗日的人。这种局面对先前仅从事过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的杨学诚来说,显然是一个考验。这也可能是中共后来派钱瑛来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的主要原因吧。

  

   出身于湖北咸宁殷实人家的钱瑛生于1903年,比父亲大6岁,在大洪山时期父亲他们都尊称其为钱大姐。钱瑛女士是在武昌的湖北女师读的书,1927年加入中共,两年后被派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陈伯达、陈昌浩、凯丰和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等同学,1931年回国。没多久她的丈夫,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在上海被逮捕,旋即被杀,钱瑛从此未再嫁人。钱瑛自己也于1933年被捕,关押在南京,并于1937年9月,即稍后于何伟,因国共合作而被释放,然后到了湖北。

  

   在到鄂豫边区特委之前,钱瑛历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妇运部长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主要参与审查、整顿湖北原有的党组织,考察失去关系,要求恢复党籍的同志”,还整顿某些地方出现的“自发党”(引号处均摘自武汉中共党史网)。

  

   这里的所谓“自发党”可能就是指前文所说的1936年何伟在南京被捕后,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其他两位委员习东光与王锡珍曾隐藏自己党员身份参与组建过一个所谓的武汉临时党支部,还发展过一些所谓党员的事情,经审查和甄别后最终中共组织上均未曾予以承认(本书稿第三章《组建读书会和救国会》一文中曾分析过这个问题)。

  

   钱瑛女士之后几乎一直都是在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负责甄别和审查党的干部。中共建政后,钱瑛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以及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和国家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多年来一直审查他人的钱瑛女士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于1973年7月含冤去世。

  

   不过,钱瑛到大洪山来得有点晚(1939年3月才到,很有可能是3月中旬,因为3月底4月初第五战区就中止了与中共的合作,撤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所有中共人员都分批或分散撤走了),父亲则因一天到晚在南岳庙里忙于埋头编辑那份《大洪报》,加上以前他俩互相不认识,这期间很少与钱瑛接触,可能只偶尔在党内会议上见过面,所以父亲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杨学诚的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已经让给了钱瑛。而这个细节也许与后来丢失了父亲的组织关系有一定关系(我这么说的依据详见续集)。

  

   父亲在回忆材料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父亲说,记得有一次开政治指导部各科室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出席人有黄心学、潘琪、雍文涛和父亲等8-9个人,钱瑛主持。在谈了当时的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后,钱瑛鼓励大家说,你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云云。但到会议最后,不知怎的,钱瑛这时却说:她要去宜昌开会,政治指导部这里没有马,游击指挥部那里有,要向指挥部借一匹快马,这样一天一夜就可赶到了。钱瑛当时说这话是认真的还只是开个玩笑?没人知道。但父亲在他1967年底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份材料上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时“会上有人说,有快马你也骑不住也赶不到。”父亲后面还写到,“后来钱瑛不知去没有去。”不过经查,钱瑛女士后来还是去宜昌了,因为史载她从“3月(底)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

  

   父亲没写下那次会上说这话调侃钱瑛的人到底是谁,也许是忘记了?但也表明那次开会时钱瑛说要骑马去宜昌开会的话属于开玩笑的成分更多些。否则也不会有人在时任鄂中区委书记的她说完后再继续用这种话调侃她的。不过,父亲为何要在看起来很严肃的受审查材料中记录下这件有趣的事呢?是想描述当年他们在大洪山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想藉此证明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我觉得是后者。

  

   因为这个中共党内干部会议开后没多久,国共合作出现裂痕,第五战区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就被解散了,父亲在离开大洪山去延安之际,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即其组织关系却不知何故被忽略而中断了。

  

   之后很多年,从西安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苏皖淮南区,父亲一直在努力以试图证明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但始终未能如愿。可以说,这是父亲参加共产革命以后在其个人政治经历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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