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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一战外交研究

   摘要:在近代通史性著作中,在学术框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成为一个章节标题而得以关注。在外交史专著中,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框架下,中国与一战外交的线索大体得以呈现。学界对中国参加一战的评价从以批评为主,逐步转向以肯定为主,认为北京政府后期外交开始走向积极主动。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下列认识:中国为参加巴黎和会,从宣布中立开始,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并派华工出国,出兵西伯利亚。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经过各派政治博弈,最终决定参战。在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将签约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代表团自行决定,顾维钧等代表决定拒签和约。

   关键词:北京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西伯利亚;巴黎和会

   作者简介: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基于外交史角度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课题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一战不仅促成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奠定了此后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基调。60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一战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些节点,但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

   本篇综述围绕中国的一战外交展开,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笔者个人对一战研究的思考。在体例上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并非按照成果出现的先后顺序一一列出所有成果,只选择有代表性的成果;(二)以具体的学术问题为标题,选取学界在此题目下的学术争鸣和进展,侧重对学术发展的贡献。本综述并非面面俱到的文献综述,而是围绕一战的学术综述。以学界对一战发展线索的认识程度为基本框架,以一战自身发展的线索为基础,概要探讨中国的外交应对,对每一个重大的外交节点都力争照顾到。

  

   一、总论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性著作中,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并未被列为一个主题章节加以讨论。与一战有关的重要历史节点,如宣布中立、“二十一条”交涉、对德绝交与宣战、府院之争、西原借款、五四运动等是被置于北洋军阀史的框架之内加以阐述的。这一状况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变。如在《中华民国史》的章节安排中,第二编第一卷第七章题目是《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袁世凯称帝》,在此章的第二节叙述了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日本侵入山东省,一战只是作为“二十一条”交涉的背景加以叙述。在《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中则仅列有第四章《五四运动与时代转换之发端》,几乎跳过了一战这一历史事件。

   上述情形在外交史专著中则有所不同,如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中,单独列出了第六章《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企图独霸中国。美日的斗争与妥协》加以探讨,系统论述了日本借一战侵略中国的线索和事实。在《中国外交史》中有单独的第二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北京政府外交(1914—1919)”,从线索上交待了中国的一战外交。

   最近则出现了将内政与外交并列讨论的专著,且对二者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很好的深入分析。新著从两个方面重新论述了巴黎和会:其一,从国家政治的视角,侧重于研究五四学潮前后,北京政府的各项考虑、主张与措施,尤其是几个主要政派之间的不同的利益关系,以及彼此在多个时政问题上的对立与争执。其二,从国家外交的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全过程,尤其是围绕对德和约签字与否这个核心问题,北京政府的前后考虑,以及中国代表团的具体交涉。

   关于各国在一战中的对华态度。美国和日本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国家。绝大部分论述与日本有关,且均认为日本是蓄意侵夺中国权益。关于美国的态度则有所争论。研究指出,美国一战中的对华态度存在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认为:美国自始至终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手段与日本进行卑鄙的交易,在巴黎和会上尤其明显。另一方则认为:美国自始至终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存在矛盾,并与之进行了抗争。虽然其目的并非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不受破坏。

   学界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不应该在美国,特别是日本的威胁利诱下参加这场战争,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成了帝国主义分赃政策的牺牲品。到2000年前后,这种观点仍然存在于学界。“中国作为中立国参战是被日美两国拉下水的。日美对中国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在损害中国利益”。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逐步得到改观,开始肯定中国的参战,认为中国的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也是有失有得。更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中国的参战,改变了消极的中立政策,虽然这一决定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但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

   近代中国的外交可谓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里存在着国际和国内的有利变化。就国际背景而言,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这一变化,为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比过去略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就中国国内而言,出现了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民国建立后,政治多元化,言路大开,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向社会充分展现自己的主张。民族主义在中国各个阶层得以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社会舆论”。普通民众涌进了外交这一过去似乎很神秘的为少数高官所垄断的领域,形成了声势前所未有的“国民外交”。二是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职业外交官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知识,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和民主意识,勇于并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

  

   二、战争爆发后中国的中立及相关交涉

   (一)中国宣布中立

   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于1914年8月6日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对北京政府初期的中立,先前的研究多为否定态度。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认识。北京政府的中立宣告看起来是一种稳妥的、合乎时宜的对策,在正常情形下,这一对策不应引起争议,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是欧战双方在中国皆有租界和租借地,皆有一定规模的驻军;二是有强邻日本在伺,它很可能因与英国订有同盟而加入战争。为保持自身的中立权力,北京政府曾做出诸多努力,在美、日、英之间试图寻求中立的保障。这些努力,均未能取得效果。有学者分析认为,袁世凯政府的“局外中立”立场宣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而非日本进攻山东之时。论者专责政府在日本出兵山东时所持中立政策,自然更能揭露其卖国行径的严重性。站在今人的立场看,上述评价无疑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在今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决策,当时的民众,却大体上做出了拥护的反应。国人大体持中立观点。

   (二)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觐见袁世凯时,向袁世凯当面提交“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全面控制中国。袁世凯主持下的北京政府采取了四个方面的应对措施:首先,弄清日本提出如此苛刻条件的真实意图,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次,委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归国活动,利用日本元老派与现政府当权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一致,试图改变日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再次,利用中外报界透露日本的要求,鼓动舆论向日本施加压力;最后,力争获取国际上的外交支持,通过顾维钧向美英透露谈判消息。对于利用报界舆论的策略,有专门研究予以探讨。袁世凯虽大肆运用新闻策略,但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致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此时的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顾维钧在“二十一条”交涉中的联络作用得到关注。顾维钧当时虽然只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参事,但他在对美外交中,尤其在向美国透漏“二十一条”这件事上起了主导作用。袁世凯决定改变初衷透露“二十一条”,主要就是采纳了顾维钧的主张。美国虽然对中日交涉中有损它在华权益的部分概不承认,而日本获得的特权要一体均沾,这与顾维钧对美国的期望是有差距的。沙皇俄国此时正忙于一战,对于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采取了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立场。

   张作霖是另一个引起注意的人物。“二十一条”内容中涉及东北的条款很多,谈判期间,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时任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认为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表达了反对“二十一条”的立场。在南满洲的区域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及设立领事馆问题上,张作霖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北京政府也采纳了张作霖的部分建议并向日方多次声明和交涉,但日本并未放弃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增设领事馆的图谋。

   (三)袁世凯称帝

   在一战中国中立的大背景下,袁世凯称帝成为“二十一条”交涉后的另一重要议题。各国出于欧战自身利益的角度,对袁世凯的称帝抱有不同的态度。在袁世凯宣布改制前,德奥两国,特别是德国,为了争取北京政府倾向盟国集团,支持中国复辟帝制,并答应给予财政、军械援助;协约各国态度复杂。日本试图借机制造混乱,从中渔利;英国对于中国改制,开始并不赞成,担心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利益,但在日本支持帝制后,也改采支持态度,借以抵消日本的影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本人虽不赞同帝制,但仍敦促美国赞成中国改制。袁世凯决定改制后,日本突反前态,邀请英、俄、美、法等一致行动,劝告袁世凯勿行称帝。在袁操纵下,外交部致电各国,表示改行帝制完全出于民意。奥德两国首先表示赞同,预祝帝制成功,随后美国驻华公使建议美国国务院从速承认中国改制,英、法、俄亦表示承认新政府。惟有日本坚持反对。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择日登极,不料中国国内局势突变,蔡锷起军讨袁。在此形势下,列强再次改变态度。

   对于袁世凯的外交路线,研究认为其基本因袭晚清旧传统。首先,实行元首外交,独揽外交大权。其次,他的外交思想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在袁世凯看来,外交上的一切措置都必须有利于保证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主座地位的稳定,为此,不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法来换取政治局面的稳定。其三,他的外交策略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传统的“以夷制夷”方针。该项策略常因英美等国的对日妥协,而不断使中国得不偿失。近来的研究,对袁的外交活动的评价,仍以否定为主。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四)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日本寺内内阁时期对华借款的统称,因其主要借款系由西原龟三直接或间接经手,故称西原借款。对日本而言,此次借款系为乘机攫取在华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对段祺瑞而言,通过借款达到发动内战,实行武力统一。通过西原借款,日本把段祺瑞变成了自己忠实的政治工具,并企图在中国排斥其他非亲日的政治势力,以达到在政治上单独控制中国政府的目的,因此必然加剧中国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但在国内、国际条件的压迫下,力不从心的日本垄断资本并不能实现这个目的。在美、英、法坚持争夺中国霸权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妥协。学界对此次借款的政治背景多持批判态度。新近的研究,仍然在挖掘借款的实质,并分析日本提供借款的经济背景,但仍是批判为主。

日本提供西原借款的一个重要经济背景是为国内大量的剩余资本寻找出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通过借款尽快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等要害部门,掠取中国的矿产资源,扩大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市场,准备战后与欧美列强在华进行争夺。

  

   三、对德绝交与宣战

   (一)参战之争

   对于中国的参战之争,长期以来,论者认为该问题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和相互角逐的反映,各派势力都想借“参战”取得某一列强的援助,以巩固各自的权位;外国侵略者也想利用对中国一派的支持,扩大其在华的殖民权益。

   对于中国参战的原因,开始从外交史角度重新审视北京政府的参战决策。不论赞成者或反对者在内政问题上持何种主张,而主要从参战是否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

   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被迫退缩。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起拜访梁士诒,提出愿意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而以中国向其提供军械出口为条件。虽然此事有不同的说法,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中国与协约国方面就此进行过接触却是无疑的。在1917年之前,北京政府内部希望能参与一战的想法便已存在,虽和者不众,且遇外力阻遏,未能实现,但参战之意仍不绝如缕,不时显现出来。

   围绕着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问题,中国内部出现了一场大的争论,对立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要点如下:其一,谁能赢得战争?对战争形势的不同判断是双方歧见的基本原因。反对对德断交者认为,德国有取胜的希望。比较起来,更多的人相信,在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后,德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二,出席和会是否对中国至关重要?反对者认为,出席和会对中国并无大助。副总统冯国璋便认为,列席和平大会,并不能遏止列强野心,即便中国有幸与会,也难保列强不图谋中国。赞成者自以使中国能出席处理战后重大事宜的和会为一极重要的目标;其三,强邻日本会有何种动作?对日本的担忧为争论双方所共有,只是看法迥异。反对者认为,日本之诡谋可畏。赞成者则认为,参战之后正可以借协约国之力,阻止日本今后进一步危害中国;其四,参战对于中国内政的影响如何?反对者担心,加入协约国后,中国在提供粮食军火方面不能不应其所求,但中国已自顾不暇,再协济他国,中国先有坐困之忧,万一发生内变,何以应对?赞成者认为,通过参战对外战争可以达到整治内务的目的。

   经过激烈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内阁中,段祺瑞等积极主张断交。总统府方面,黎元洪对断交其实并不反对,只是对段祺瑞借此加强权力怀有疑虑,故不积极。在讨论参战的同时,北京政府意识到在加入协约国方面能得到一些回报。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

   有研究关注到若干个人在推动中国参战过程中的作用,如段祺瑞、梁士诒、莫理循等。研究者认为,段祺瑞力主中国应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首先是基于他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作出的;其次是想通过参战达到缓付庚款、提高关税、举借外债、解决其政府的财政困难、维护正常统治的目的,而非受日本影响的结果。日本对段祺瑞参战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因素,日段勾结是在内战发生后才愈演愈烈。莫氏通过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向西方列强传递有关中国参战的各种信息、游说日本政界高层人物等多种途径发挥了一定作用。梁启超曾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由于此与段祺瑞的参战政策相一致,曾导致时人的攻讦。

   日本最后鼓励中国参战,是因在此之前,曾背着中国与列强订立了系列密约,以求得他们对于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承认,这使得北京政府的外交面临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日本秘密与英、法、俄、意四国交涉,以日本承认中国参战为条件,换取4国承诺战后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而与美国则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换取美国对自己在中国特殊利益的支持。

   对德宣战前后,围绕如何处置在华德侨问题,北京政府与以英法为代表的协约国盟友之间存在分歧。北京政府即使是在参战后,也对德侨持宽松友善政策,其做法完全符合国际法,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进步。

   (二)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

   出兵西伯利亚是北京政府主动参加一战的具体军事行动之一,过去人们普遍批评北京政府的出兵西伯利亚政策,并认为是日本胁迫中国参加了出兵。并对中国出兵之举颇多贬斥,认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自杀性的对外政策,不但将东北和蒙古东部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丧失了同苏俄谈判的最佳时机;出兵西伯利亚是一个矛盾百出、愚蠢可笑的军事行动,既不合世情,又违背民意。亦有学者对出兵西伯利亚之举采取两分法看待,认为不应一概否定北京政府的出兵政策,出兵之举既有屈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面,又有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一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历史活动,指出,出兵西伯利亚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对中国而言,除出兵海参崴外,还包括出兵中东路和外蒙古,而后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进行。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胁迫下的行动,而是北京政府困境中的主动作为,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上较有利的地位。事实上,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签订后,日本政府并未邀请北京政府参与筹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的计划,甚至予以阻挠。日本擅自出兵满洲里,随意解释中日军事协定,其目的是借以扩大在华侵略利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结合的产物,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中日系列军事协定与出兵西伯利亚存在密切关联,但协定的签署远非出兵西伯利亚一项目的。总体而言,北京政府签署这些协定属于被“诱签”,而出兵西伯利亚并非完全如此。学界认为,日本诱迫北京政府签署系列协定的目的在于:其一,可以藉口出兵中国东北北部,使用中东铁路,在北满任意建造军用铁路,自由设置电信等军事设施,扩展其势力,设法攘夺原俄国在该地的权利;其二,可以借口鼓励外蒙独立,使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试图向新疆发展其侵略势力;其三,可以借口帮助皖系军阀编练亲日军队,制造和加剧中国内乱,为他日扩张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做准备;其四,便于占领俄国的远东三省,以待俄国的变动,作为要挟俄国未来政府的资本。

  

   四、关于华工与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四万华工在英法两国政府的征召和中国政府的安排下,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文明之战”贡献“苦”与“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关于一战华工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如别的专题,但亦有一定的进展,并非全然脱出研究者的视线之外。

   有研究认为,华工赴欧,是因为英、法、俄协约国看中了中国的劳动力,各国驻华使馆不顾中国中立立场,极力怂恿中国政府参战,迫于列强的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明守中立,暗事参战,并决定以工代兵”,同意列强到中国招募华工。法国军部特派上校陶履德来华,与北洋政府协议招工之事。法国与北洋政府商议成立一个惠民公司的招工机构。陶履德上校为代表,但不称上校,只称农学博士陶履德,不许陶氏代表法国军部,而只代表工厂。在中国方面,实为政府所主持,却设商人性质的惠民公司,明为商人招工,暗代政府招兵也。以工代兵,以商人代政府。还有多篇论文探讨法国招工。

   英国陆军部也因战争需要劳力,于1916年秋在威海卫招募华工,后托英商和记洋行在青岛的沧口设立华工收容所。威海卫是英国招工出洋的中心,在那里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不合格的人仍然穿自己的旧衣服,发给路费,自行回家。合格者即编上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识别凭证,到欧洲后,领取费用都按号码发放。

   华工是通过几条航线开赴欧洲的。最初经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到欧洲。1917年1月德国潜艇切断了这条航线后,有四批船共运华工八千人,绕非洲好望角到欧洲。后期主要是由山东威海卫、青岛上船,经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再运到法国。

   法国招募的华工,除有小部分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事农业、工业外,大部分安排在法国境内。法国与中国签订招工合同,原规定不许用于任何军事活动,但华工到后实际已有违背合同从事军事活动等工作。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后,法国把华工开到苏瓦松前线一带挖沟和掩埋死亡者的尸体。由于法国苛待华工,华工发生罢工、骚动事件也逐渐增多。

   赴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在学界已经有所探讨。俄国招募华工的方式有三种:一是拉私。即由俄国资本家直接出面或通过中间人私自招募中国人赴俄做工,二是私招。招工人或代理人事先与当地俄国领事串通一气,有时在边境,有时深入中国内地招募,人数比“拉私”大得多。如果私招华工被中国政府发现,就由俄国人去周旋,代为解脱,第三种方式是公开招募。一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募了约20万华工。

   华工赴俄的路线大致有四条。第一条从俄国接壤的东北各边境地区入俄境。第二条是从山东自烟台经海路赴俄,山东籍华工多选此路。第三条是经赤峰中转陆路到达俄国的海参崴,河北籍华工多选此路。第四条路线是从大连、营口和丹东到俄国远东地区。在上述陆路、水路和海路口岸都设有俄国人或中国人承包的募工代办处。十月革命中数万华工表现优异,他们在十月革命精神的推动下和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社会中形成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形象。当北洋政府拒绝苏维埃政权并召回驻俄外交人员时,“旅俄华工联合会”是中国公民在苏俄利益的唯一代表。

   对赴欧华工的教育问题引起研究者关注。李石曾、蔡元培等创立“华法教育会”,将华工教育列为自身的主要会务之一。在旅欧党团组织成立前,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流行工读互助主义,他们在华工中的宣传教育活动必然有明显的工读互助主义的倾向。这类宣传有助于华工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少华工正是从勤工俭学生的理论宣传和社会实践中,摆脱了蒙昧的境地。有研究者以“一战华工为何山东人居多”为题,探讨华工队伍中的山东人。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统计,大约有8万山东华工。这个数据比让人们通常估计的要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在外力方面,主要是英法两国的招募力度。把招募地点设在山东,利用传教士进行宣传发动,利用威海卫与青岛两大输出港及时地组织运转,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招募效率。在内力方面,灾荒、动乱和人口稠密产生的不良生存环境,使大多数山东人处于极端贫穷的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服苦役。

   五、出席巴黎和会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在考察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时,往往只注意到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简单地认定和会代表只不过是代表着反动的北京政府,其外交不可能有爱国可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为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很难予以重视,在讲到拒约问题时也把拒签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国内人民的压力和其他外部因素,而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成员也往往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对他们的功绩加以否定。

北京政府为出席巴黎和会作了种种准备,对和会抱有较大期望,希望能收回中国过去丧失的一部分国权。山东陷落后,如何收回山东,成为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关乎自身主权的重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达到此一目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中国方面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外交交涉及国际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线索,一是寻求参战,结果是当然加入和会,在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如何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而达加入和会的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主要的外交考虑。最晚在日本参战之前,民国政府已经有了详细的研究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可能及利弊。先是派驻巴西公使刘式训赴欧调研,继之以外交部参事夏诒霆为特使探询欧洲各国状况。为达到参会目的,外交部分别分析了交战双方及中立国的态度,在中国屡求参战而不可得的状况下,为设想以中立国身份出席和会作了大量外交调研。外交部在中国参战前所做的这些调研,为中国做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

   司法部曾就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急电各省,征求意见;各界人士对中国的与会方针献计献策;外交官们也在作具体的参会准备,顾维钧在战时就在驻美公使馆内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资料,研究中国可在和会上提出的问题。徐世昌也在总统府内设立了由政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外交委员会,以就中国参加和会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向总统提出建议。最近的研究认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制定的外交方针中:就中方而论,无论北京政府还是社会舆论,都是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于是把废除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提了出来,虽然将山东问题提了出来,但朝野上下均未视为一个主要问题。

   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人员构成及内部关系问题。中国代表团正式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后在美国要求下,加派南方政府军代表王正廷。代表团内部成员关系问题曾为学界关注,虽然代表团内部因全权代表排序事件导致矛盾公开化,但是否存在着争名夺利和意气用事的责任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顾维钧回忆录和颜惠庆日记,王正廷在施肇基的配合下一再挑起内争,负有争名夺利的责任。有学者指出,王正廷在代表团的内部摩擦是情有可原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

   新近的研究认为,顾维钧在这场内部纷争中表现得较为平静、公正,根本不存在“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位居四席的顾维钧在不断受到王、施二人攻讦的处境下,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怨气和懈怠。至于王正廷、施肇基二人,虽然在代表团中留下了内斗的不良记录,但在对外交涉中基本上做到了忠于职守,并与顾维钧一起成为后期坚定的拒约派。

   中国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本属正当,由于日本事实上已经强行占有,并迫使北京政府签订了有关条约,因此这一问题的交涉对象不是德国,而是日本,由于中日间的意见尖锐对立,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中日双方在和会上展开了争取多数派的工作。中国在会议上提出了《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说帖》及《中国希望条件说帖》,全面阐述自身要求。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与会者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由于与会列强无视中国的合理要求,中国代表没有出席该仪式,拒绝签署对德和约。中国拒签和约之举在国内和国际上均引起强烈反响。对于中国拒签和约的具体过程曾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研究依据一封6月24日的电报,认为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签字前夕,曾命令中国代表团签约。有学者指出,该电报的落款日期有误,不是6月24日,应是5月24日。如果该电报是5月24日发出,就不能证明北京政府在对德和约问题上的最后态度是要求签署该约。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对德和约问题上,前后主张经过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变化的过程。拒签对德和约的实现,与当时中国呈现的分裂型政治有关,由于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地位极为脆弱,竟至于无力对签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签约权实际落在实际主持中国代表团交涉事务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身上。顾维钧力主拒约,坚持在交涉中与列强抗争,表现出一个外交官应有的勇气和责任感,由于列强专横,一再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拒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从法律上而言,中、德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为此,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布告形式解决了这一问题。1921年5月20日,《中德协约》终告成立。此前,中国已经签署了《对奥和约》,奥地利在华所享有的不平等特权得以取消。中国与德奥之间建立了新型的关系。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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