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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疾病社会史观之缘起

   回头看,上世纪70年代是人类疾病史研究创新出彩的时代。这不仅表现为学界对农业革命派生人类疾病第一次转型提出新的诠释,还体现在对疾病与人类文明史演进关系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前文介绍80年代初纽约州立大学普拉兹堡学院会议汇集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70年代前后国际考古学界借助古病理学等学科方法进步提出农业革命开启人类疾病新时代的判断。对历史思维产生更为深刻影响的是,接续20世纪30-40开始的疾病社会史研究探索,这个时期问世的一批史学专著,或以某些经典性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切入点,或以人类文明演化历史作为观察对象,考察疾病尤其是传染病扩散流行对世界范围重大历史事件及进程的显著影响,系统表述疾病影响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这个疾病社会史的基本命题。

   今天留意世界史文献的读者,早已熟悉疾病社会史对诸多典型历史事件的解读。西方古典时期流行病冲击对雅典城邦与罗马帝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蒙古铁骑纵横亚欧大陆传播腺鼠疫导致欧洲中世纪黑死病频发并助推封建秩序瓦解,斑疹伤寒与俄罗斯严寒及莫斯科大火共同联手挫败拿破仑远征大军,欧洲人及其贩运非洲黑奴携带传染病病原体给美洲大陆印第安土著居民带去灭顶之灾……,这些不仅成为讨论疾病影响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常用故事,也成为各种史学著述——包括世界历史教科书征引的事例。疾病社会史思维对传统历史观的补充改进作用,无论在学界还是社会上都已得到较为广泛认可。

   疾病社会史视角对观察当下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也体现出认识价值。新冠疫情说明即便在现代医疗科技和传染病防控能力空前提升背景下,人类仍无法摆脱与微生物病原体在生物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演化共生关系,因而在“通古今之变”意义上目前疫情也可从疾病社会史演变规律角度得到观察探讨。确实,在当代全球化环境下,自然界病毒跨越物种突变诱致新发传染病能力令人触目惊心,疫情国际扩散流行的范围和速度也可谓前所未有,疫情大流行在国际关系层面引发复杂反应也具有全新特点……,然而在人类社会与微生物世界平衡状态形成与打破的动态背景下,抗击新冠疫情努力与历史上人类与疾病持久斗争,在某个分析层面仍存在可通约和比较的内容属性。

   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前,疾病社会史认知顶多是思想敏锐学者的先见之明。在卷轶浩繁的历史学文献中,偶尔有这类超前性见解发表,也只能在较小范围留下电光石火式的短暂印象,难登史学界主流的大雅之堂,在社会上更是几无影响。疾病对于历史演化的关键影响,在重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这些主题自身重要性毋庸置疑——的传统史学叙事框架下,长期处于被忽略或边缘化地位。如1947年出版的阿什伯恩(P. M. Ashburn)《死亡的等级——征服美洲的医学史》一书编辑者在“前言”中指出的:与外交史、政治史、军事史和经济史比较,有关医疗、疾病、健康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极为稀缺。这是令人费解之事:因为事实上人种与民族如同其由以构成的个人一样,都深刻地受制于健康和疾病状态影响(英文版p.xii)。

   当然,传统上缺少疾病社会史研究视角,不等于说缺少疾病史本身研究。相反,实际情况是我国和西方很早就有疾病记载,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疾病史文献。如我国殷墟甲骨文就有种类繁多疾病记载,专家考证“甲骨文中有53种疾患(宋镇豪,2004)”或“23种疾病形态(李宗焜,2007)”。先秦时代其它经典文献如《诗经》、《黄帝内经》都有疾病记载。西汉名医淳于意《诊籍》25个病例,涉及现代医学的消化、泌尿、传染病等十余分科,开创临床病案记录先河。东汉末年大疫流行,名医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这部中医临床史诊治传染病奠基之作。自晋代葛洪编撰《肘后方》,我国历代都有针对疾病包括防治传染病的代表性著述传世。西方也如是。《荷马史诗》就“记述了140多种创伤(《医学史》81-82页)”。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留下几十部医书,对疾病提出“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四种体液平衡机制解释,包含大量疾病观察和医术讨论。盖伦记录了古罗马时代医学理论和实践进步。阿维森纳的《医典》被看做11-17世纪标准医学教科书。1864年德国医学家赫尔希出版《地理和历史病理学手册》,成为疾病史研究经典之作。

   虽然资料繁富,然而这类文献大都侧重疾病的病理形成、医治原理及技术方法。现代医学专业教育训练体系成型前,上述疾病史文献不同程度具有传授医学专业知识技术的教科书功能,客观上也需要以疾病专业知识作为重点并以医生为主要对象。这类文献很少将疾病置于与历史重大事件互动关系背景下观察,像修昔底德那样结合战争环境描写雅典大瘟疫文献属于凤毛麟角,更谈不上研究人类文明产生发展过程中疾病演变并影响历史走势的机制和规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史被一种简单的实证主义统治着。伟大的一生、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诊断治疗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医学史和疾病史研究的主旋律(张大庆,2006)”。

   就科学史研究领域“内史”与“外史”二分关系看,这类主要是“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doctors for doctors)”,大体属于医学专家从疾病和医学技术角度对疾病演变本身记载分析的“内史”,而侧重从历史学角度切入并着力考查疾病及医治与历史事件及进程关系研究则可看作“外史”(王小军,2011)。两类研究各有价值无分轩轾,然而疾病社会史观兴起意味着“外史”视角得到重视与彰显。

   20世纪30-40年代是疾病社会史观认知萌动时期。辛瑟尔(Hans Zinsser)1935年出版的“老鼠、虱子和历史:瘟疫和鼠疫编年史(Rats, Lice andHistory: A Chronicle of Pestilence and Plague)”一书[1],在疾病社会史视角早期形成阶段具有开拓性意义。辛瑟尔集名校医学院教授、细菌学和免疫学专家、美军上校军医官及业余诗人身份于一身,据称“饱读诗书、精通文学和哲学”,兼有科学家素质与人文历史素养。出自非职业史家手笔,该书在体例和结构上或有可完善之处,然而正是得益于作者不同寻常背景,反倒更能把科学的客观、哲学的超脱与历史学重经验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与传统疾病史迥然不同的别开生面的叙事。

   支配辛瑟尔对疾病生物学和疾病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常识性看法,是人与微生物病原体演化共生思想。他写道:“大自然似乎有意让她的创造物以彼此为食。”“疾病并非反常现象,传染病仅仅代表一种活的有机体为了生存下来所作出的尝试,而寄生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人类角度看,入侵身体的病原体实属异物;而从病原体的角度来看,其猖狂行为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被称为感染的寄生形式,与动物和植物一样古老(13页)。”

   他注意到:在动物群种中,一种新型病毒首次感染会覆盖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同时某些个体由于遗传差异或从其它相似疾病中偶然获得免疫力而成为幸存者。寄生物后续会对动物物种的年幼一代不利,这往往会清除弱小的变种,并使种群逐步对这种特殊形式的传染源具有更强的抵抗力(84页)。因而“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而是由寄生物与被入侵物种之间不断变化关系决定的,这种变化必将导致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的变化(105页)”。他还以梅毒为例对上述规律加以解释。笔者把这个看法理解为:特定传染病的流行度——如流行时间长度与普遍程度,会在过程中与其致病率及致命性之间演化出某种反向关系。这个看法对后来研究者提出的“疾病相对免疫力”、“疾病梯度”等概念,提供了某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解释,对疾病社会史研究具有方法论层面启示意义。

   或许与作者曾在战场担任军医官的经历有关,该书一大特色是对西方战争史上疾病产生重要影响的战案收罗颇丰,并通过分析这些案例说明疾病与战争存在不解之缘的道理:战争环境下,士兵受营养不良、饿饭挨饥、困乏疲惫和恶劣气候等因素困扰抵抗力下降,从而给传染病爆发提供适宜土壤,军队组织固有的大量人群聚集特定又给疫情扩散提供便利条件。作者甚至认为:“行军、射击和作战策略不过是战争这场悲剧中很小的一部分,是侥幸逃出军营流行病魔掌的残余力量所开展的最后行动。事实上,在将军们还没决定要将总部设在哪里之前,军营流行病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164页)”。“斑疹伤寒和它的兄弟姊妹们——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它们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远胜过凯撒、汉尼拔、拿破仑以及历史上的各位名将(165页)”。“十字军东征所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阿拉伯人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流行病(166页)”。“拿破仑在欧洲霸权的崩解,更多由于疾病而不是由于各地军事反抗甚至特拉法尔加海战失利(176页)”。这些论断或许有夸张成分,然而对早先历史叙事忽视疾病影响确有纠偏改进之效。

   辛瑟尔教授采用一种特别叙事方法。他通过给“虱子”、“斑疹伤寒”撰写传记的方式,详细描述分析传染病的发生机制、传播途径和演变历史,演绎了病毒从昆虫传到动物并最后使人类感染导致流行病的全部流程,由此阐明传染病不过是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生存斗争的基本认知。进入20世纪后人类防控传染病取得从未有过的成效,然而作者在最后一章评论当代与畅想未来时仍保持了冷静审视立场。他警告说:传染病并未消失,而是“如关在动物园里的困兽一般”暂时收敛锋芒,“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就会趁虚而入,重整旗鼓”(301页)。这一认知和理念,将在20世纪末叶有关人类传染病演变前景争论中得到回响,并为当下突如其来爆发新冠疫情留下伏笔。

   上文提到的《死亡的等级——征服美洲的医学史》,是疾病社会史探索时期又一重要著述。作者阿什伯恩也曾担任美军上校军医官,工作需要使他有机会到过很多国家,由此观察到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白人与其它种族人群接触后,一些重要的疾病医学现象会接踵而至。……他感觉到疾病对历史的重要性,并认识到这个被忽视的问题多么需要被阐述(p. ix)”。作者研究结论是:“美洲在很大程度上被疾病征服,即印第安人被击败并非仅仅由于他们没有火枪、马匹和钢铁,更由于他们对白人带来的绝大多数疾病缺乏免疫力。”简单的事实是,“白人成为征服者部分原因在于他与天花、麻疹、酒精早已相识久远,并在与这类古老敌人斗争中变得强大。我们看到从石器时代到现代人类一直有结核病。几千年来结核病夺走了所有未能获得保护性免疫力人群的生命。很可能所有人在生命某个阶段都会感染结核病菌,然而绝大多数人战胜了结核、存活下来并最终死于其它感染或退行性老化疾病。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天花与麻疹引入到一个(居民缺乏免疫力的)全新环境会带来可怕的浩劫(p. 210)”。

   可圈可点的是,阿什伯恩提出“疾病相对免疫力”(relative immunity to disease,  p. 211)差异概念,并由此解释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于天花和麻疹然而白人大多安然无恙这个看似费解的现象。同样由于相对免疫力差异,被欧洲人贩卖到美洲的黑奴,也更容易受到这类急性传染病的感染,“然而,对另外一些传染病如黄热病和疟疾,黑人拥有比白人较好的免疫力,这一点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白人征服与占据非洲要慢得多”。阿什伯恩显然已意识到,欧洲人在15-19世纪借助科技、军事和生产力优势对全球范围征服与殖民过程中,他们在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与当地原居民及组织较量过程及结果的显著区域差异,与被入侵地区此前演化过程经历的疾病史及由此决定的原住民“疾病相对免疫力”存在显著联系。这个理解为疾病社会史研究贡献了一个重要思想。该书基本立论是:“疾病对被称为美洲征服的广泛长期文化冲突过程产生了深刻而具体的影响,世界整体进程特别是美洲历史由于疾病影响采取了特定路径,疾病在某些特定场合作用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 (p. xv)”。

   此外还应提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教授西格里斯特(H.E.Sigerist)1942年出版《文明与疾病(Civilizationand Disease)》一书,该书结合大量疾病史资料分析考察疾病与文明各个侧面的密切联系,揭示“文明(或文化)与疾病互动作用与相互影响”(Rosen, 1957)。在西格里斯特看来,文明是人创造的,疾病对人的生命和行为影响必然延及对人们所创造文明的影响(p.1)。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p.2)。作者把人类文明分为经济、社会生活、法律、历史、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个领域,结合历史资料分别考察疾病与其联系的内容。该书或许不属于典型的史学专著,然而对早期疾病社会史研究思路萌动也有倡导之功。

   20世纪50-60年西方疾病社会史取向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与积累。罗森教授(George Rosen)在美国医学史学会1966年会主席演说中指出:“疾病史的问题无法与社会和经济历史相隔离,也无法与各种相关科学专业相隔离(p.16)”。疾病总是通过某种生物学形式表现出来:感染侵扰、成长与代谢的扰动、创伤和肿瘤形成等等。然而即便疾病的基本生物学属性没有变化,疾病发生与流行形态也会随着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发生变化。“就疾病来自或影响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条件和关系而言,疾病属于社会现象,并只有在生物和社会情境下才能被充分理解(p.17)”。这段话似乎给70年代疾病社会史观正式亮相做了预告,下文考察新说将如何登场。

   注释:

   [1] 该书的中译本书名是《老鼠、虱子和历史: 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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