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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李   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摘要:文化变迁是由两种文化遗传因子:科学因子与传统因子相互博弈的结果。当特定文化类型成为文化范式,就会以此塑造人的认知模式,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科学文化占优势的区域,科技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进步与进化的趋势,反之,科技与社会发展则处于退化与保守的趋势。

   关键词:科学文化,遗传因子,变迁,博弈

  

   一个社会的整体表现是其内在文化运行的衍生结果,这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文化-社会表现”之间的远程因果关系逐渐得以明确的前提下,社会治理的关键就落在了“文化———人……社会表现”链条的前端环节,即“文化———人”之间的关系上。由此,我们想知道文化的构成与人的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里涉及到两个紧迫问题:其一,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如何演变的;其二,文化构成要素塑造人的认知结构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文化遗传因子演变中的博弈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大的概念,包罗万象,很难给出准确定义。按照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定义,文化可以被分为四个层次:最外层是器物文化、其次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是规范层次,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念层次。这种由表及里的划分,把文化中的结构特征及功能从可见的层面推向不可见的层面,应该说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它是一种静态展示,无法揭示文化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这就导致我们在改造文化的时候无法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我们把文化的构成要素按照属性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化中比较恒定、连续的部分,称之为文化的传统要素(简称 T C );另一类,则是那些易于变化、具有扩张性的变革要素,称之为文化的科学要素(简称 SC )。这是文化中的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力量,相互之间在矛盾、冲突与平衡中缓慢推进文化的进步。一旦其中某些要素的权重失衡就会带来文化整体的变迁:进步与退步。通过对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那些恒定、不变的部分是文化中的隐性力量,它们通常是不可见的,而且非常顽强,它对于维系群体认同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相反,那些易变的、扩张的具有突破性的要素则是文化中的显性力量,很容易被世人发现。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文化在大的时间尺度范围内都呈现出两种要素之间的持续博弈,由此带来文化的缓慢变迁过程。在相同规律主导下,所不同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进化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文化进化较快,经过一个大的时间尺度后再看完全是一种新文化,而有的文化则变化很慢,从历史上看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停滞与倒退现象。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是环境对于文化的外在影响:开放或封闭的环境会让文化变迁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进化路径。为此,需要先把环境因素隔离开来,解决文化自身演化的可能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对文化演化的路径给出一种新颖的解释。

   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文化的遗传因子在历史变迁情境下会发生分离与组合现象,为了简化论述,我们给出一个文化遗传变异的简化图表,见表1.

  

李侠: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根据孟德尔定律中的遗传因子间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变迁中会出现四种可能类型,分别是:(1 )完全传统因素主导的 A型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有潜在具有变动性的、突破性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在时间的放大作用下,留下了那些纯而又纯的完全不变要素,这种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退化模式(当下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者所捍卫的文化大体就属于 A 型文化);( 2 )传统文化要素居优势地位的 B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要素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科学要素则处于附属的工具地位;(3 )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 C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鼓励变化与乐于创新,而传统要素只能采取逐渐适合科学要素的发展模式;(4 )完全由科学要素主导的 D 型文化。这种文化总是处于变革中,呈现出激进的理想主义发展路径。上述四种类型文化,仅是一种理想描述,尤其是 A 型和 D型文化,仅具理论参考价值。按照我们的设想,文化的进化路径应该沿着从 A 型、 B 型、 C 型再到 D 型的发展轨迹。每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又可以划分出许多不同的亚型,如 C+ 、 C 、 C- 等。

   客观地说,世界各地的文化,没有与此模型完全一致的,只是与其中的某一种类型高度相似而已。从研究所需的精确度要求而言,某种文化与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对于问题的分析来说已经足够。从最新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分布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上述四种文化的分布与绩效表现: A 型文化主导的区域,几乎都处于落后混乱状态,文化的整合能力以及生产性能力表现极差,如非洲地区、中东地区等;B型文化主导地区,如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发展缓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日益被迫边缘化的趋势; C型文化居优势的区域,创新因子的权重(认同)超过传统因子的权重,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表现最好的区域,如东亚地区以及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等;接近 D型文化主导的区域(实际上处于 C+ ),全球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发达国家,如北美、西欧等地区。结合这个模型,同样可以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诊断,我们整体上正处于从B型向 C型过渡的转型时期。根据近年来数次全国科学素养调查的数据,以及社会职业声望的排名等,可以发现在公众认知上,科学要素略微胜过传统要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可喜局面。

   由于文化变迁的缓慢性以及对支撑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导致文化的转型更是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只要回忆一下,伊朗巴列维的改革(1963-1979 )及其失败,不难理解这种转型的艰难性与反复性)。同样,这个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与预测一个局部区域的文化存在状态与走势,比如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表现与文化的存在状态,同样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程度与不同类型的文化相匹配的分布规律,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很值得深入思考:是文化存在形式决定了区域发展程度,还是区域发展状态决定了文化的存在形态,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与阐释,未来需要对其中隐含的因果关系给出更为有力的论证。

  

  

二、文化范式与认知负荷

   文化的变迁及其维系是需要非常苛刻的社会支撑条件,缺少这些条件,任何文化变迁几乎不可能实现。在讨论文化的宏观社会支撑条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在微观层面文化变迁来自于个体的阻力。通常人们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其对行为的经济考量做出来的,换言之,接受一种新的文化与坚持原来的文化哪一个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在个体层面接受新文化的边界条件用公式表达就是: P2 -P 1 -C≥0 ,其中, P 2 代表接受新文化带来的收益, P1 代表坚持原有文化带来的收益, C代表学习新文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与精力等)以及观念转变带来的心理成本(不适应)。现在的问题是接受一种新文化所带来的收益P 2 是不确定的,也是短期内无法完全呈现的,通常人们对于它的预判主要是基于自己已有的认知,以及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所引发的短视现象决定的,这就导致预期的新收益 P 2 在人们的观望中被无限期拖延下去。由于人内在具有风险厌恶的天性,所以维持原有文化的运行更符合大众心理舒适区( Comfort zone )的要求。要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新文化,只有那些大胆践行新文化的人获得了比原有的收益更高的收益,才会引发人们普遍转向接受新文化。这里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即便人们有接受新文化的意愿,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这里的障碍因素就是接受新文化是需要严格的社会支撑条件的,这些硬性支撑条件包括制度、经济与个人才智等。比如你想获得新知识,首先,要有制度支持;其次,需要有传授新知识的机构与人才,即便有了这些条件,还需要个体自身具备接受新知识的软硬条件:智力水平与经济条件。毕竟在市场经济社会,提供知识的机构与个人也需要获得最大收益。从新知识传递链条中存在的诸多潜在障碍条件,大体可以理解为何历史上文化的变迁是如此缓慢的深层原因了。

   为了克服知识传递中存在的各种潜在障碍因素,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安排主动降低各种潜在的学习成本,以此扩大新文化传播的范围与速度,并早日获得文化变迁带来的收益。另外,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存在的新文化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提供理应是政府的职责所系;再有,政府主动承担这部分成本,会带来知识的溢出效应,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提升福祉的有效措施。这里又隐含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政府作为一种行政主体,也是有着自己明确的利益关切以及收益最大化的预期。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在对所传递知识内容的选择上存在自己的偏好,如果政府的偏好与公众的偏好存在巨大差异,会导致文化变迁的路径发生偏移,如我们熟悉的八股取士、唐诗、宋词等文化现象。存在偏好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需要全社会通过民主协商,寻求最大程度上的共识,促成文化进化而不是退化,最终达成双赢,而不是那种为一己之私而任性地阻碍新知识进入的零和博弈模式。

那么,文化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收益与社会的发展的呢?这里有两个预设:其一,人的行为选择与偏好是受头脑内的观念影响的;其二,个体头脑内的观念是通过学习一种文化逐渐建构的,一旦头脑内的认知范式形成,就会带来不同范式所衍生出来的选择与绩效。抛开第一个问题不谈,仅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科学哲学的研究结论早已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适当展开来论述。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曾有一个著名论断:观察渗透理论。这个结论衍生出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个,即没有理论你什么也看不到。这就告诉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高度竞争的时代,你要想有所发展与贡献,必须学习各种理论(文化),再想依靠传统的自力更生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知识高度分化的大科学时代已经不可能,也是极度不经济的,还没等你摸索出规律,你早已被淘汰;第二,先进的文化理论会让你取得更多的发现与收益,反之,落后的文化理论则使你无法预见到任何新颖的事实。这就迫使我们在主观上愿意选择先进的理论。一旦这些理论进入我们的头脑,并成功建构我们的认知范式,那么,我们将在这套范式下开始工作和生活,并依靠这套理论提供的研究纲领解决所遭遇到的问题以及对未来做出相应的筹划,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在竞争中顺利生存下来,从而提升个人与社会的福祉。当所有的分立个体都依循进步的文化范式行动时,将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反之,则会陷入个体的退化以及整个社会发展停滞的怪圈中。通过反馈循环,这个过程又会反过来激励人们接受新观念,从而促进文化中科技要素的权重逐渐增加,由此,文化的进化之旅在无形之手的指引下得以延展。

   当下国内的文化建设,也面临一种制度性纠结:一方面大力提倡科学文化以此支撑创新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刚需),应该说这是从制度安排上对文化构成进行改造的有力举措;另一方面,又有国学大力复兴的暗流。众所周知,科学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国学是矛盾的:国学要素的内在结构与科学文化的内在结构不匹配。之所以会有如此安排,可以理解为社会对于秩序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以及满足个体对于意义的追求。这些需求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解决办法不应该是向后看的大力弘扬国学,而是应该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来逐渐替代传统要素,这是基于当代人类活动的社会空间可分为三类而决定的,即公共领域、社会领域与私人领域,前两个领域完全可以用科学要素提供支撑,而传统要素(儒家文化)应该回归私人领域。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否则会影响科技与社会的健康发展。究其原因,道理很简单,这些传统文化要素会造成个体认知的负担。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韦勒(John Sweller )在1988年曾提出一个著名理论,即“认知负荷理论”( Cognitive load theory )[ 1 ] 。他认为认知负荷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内在的、外在的与随附于认知框架的(germane )。传统国学的复兴则意味着无形中增加了所有人的认知负荷,从而无法轻装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到底是资源还是负担,应该审慎考量。早在100年前,梁簌溟先生曾大胆提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西方文化代表第一阶段(向前),中国文化代表第二阶段(持中、调和),印度文化代表第三阶段(向后)。梁先生的论断已展示近百年,其结论至今仍未被证实,信者寥寥。不过我们可以清晰看出,那些传统文化强势的地区,大都是科技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果中国要想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必须大力改造我们的文化构成:增加科学文化要素的权重,并辅之以现代的价值观替代传统文化要素,最大限度上卸载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负荷,腾出认知空间,扩展公众的认知带宽,轻装前进,加快文化整体从 C型向C+型文化的转变。

  

三、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表现

   回到社会层面,拥有文化知识的多少以及先进与否,也是构成社会分层的重要力量。推而广之,各个区域由于知识库存积累的多少与先进与否,也决定了区域间优劣的分化。比如,一个区域的文化观念比较先进的话,那么接受这种文化观念的人群就更加愿意按照这个文化所设定的规则行事,从而带来整个社会面貌的根本性改变。我们曾经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五年间(2009-2013年)全国各区域的创新成本,我们设定 C 创新总成本 = C 固定成本 +C 流动成本 。其中,固定成本 = 材料成本 + 制度成本,为了简化起见,流动成本=人力成本,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由于资源要素可以在各区域间自由进出,为此,可以粗略地把材料费与人工成本看成是趋同的,那么影响创新成本的主要因素就是制度成本 [2 ] 。我们曾设想,如果一个区域的文化观念先进,那么,人们更愿意按照市场规则行动:主动践行契约与遵守法治,进而这个区域的创新总成本以及制度成本将会有明显的降低,结果见下图:

  

李侠: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图1清晰显示出,那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的创新总成本是比较低的,反之,那些计划经济氛围浓厚的区域的创新总成本是比较高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前者在民主氛围内既可以吸纳更多的科学要素又能有效抑制传统要素的扩张并支持开放,后者则完全相反,迷信权力,整个社会缺乏灵活性并趋于保守与封闭,传统要素有效抑制了科学要素的生长。在资源配置效率与规则公正方面,市场经济完胜计划经济。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再来看看制度成本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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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展示出来的各区域的制度成本分布与我们的构想几乎完全一致(西藏体量太小,对数据的变动过于敏感,可以排除在外):先进文化区域,制度成本比较低,反之,落后文化主导区,制度成本严重偏高。做一个引申推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所以在诸多政策支持下也无法振兴,其原因在于作为落后文化代表的计划经济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导致制度成本严重偏高。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产品价格的趋同是常态,此时谁的成本高,谁的收益就少,在这种背景下,各类资源要素以及人才还愿意去东北老工业基地吗?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落后观念成为一种认知习惯,改变的难度非常大,这就出现了 美国经济学家 道 格 拉斯 · 诺 斯( Douglass C.North )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 path dependence ),更有甚者,甚至会出现路径锁定(lock - in )的困局。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难解的局面,晚年的诺斯给出的策略是:“随着组织演进,它们又会改变制度。由此而来的制度变迁过程乃决定于:(1 )制度与从制度所造成之诱因结构中演进而来的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所形成的锁进效 果;以 及 ( 2 )人 类 认 知 与 回 应 机 会 变 化 的 回 馈 过 程 (feedbackprocess )。[ 3 ] 30 ”诺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仅仅回到组织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在笔者看来,这远远不够,组织仅仅是中观层面的文化承载主体,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微观的个体认知层面,否则对于变迁的解释就是不充分的。或许,诺斯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给出的说明是“基本上制度改变了个人付出的代价,因而导致观念、意识形态与教条常常在个人选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3 ] 53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深入到文化对个体认知的形塑上,这种努力会为破解困局提供一条根本性的解决之路。

   由于现代社会是建于科技基础上的,这就要求每个个体必须有意识地在头脑中增加与此相关的科学要素,这种努力日积月累就可以在个体头脑内构建一种新型的认知范式与格局,这种认知范式与格局能够更好地契合于现代社会的工业逻辑,助推社会发展与进步,并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限度上激发个体的创新能力。众所周知,现代工业是建基于科技基础上的,工业逻辑之所以会提升个体的创造力,原因有二:其一,如果个体头脑内的科学知识库存不足,就无法适应工业社会的技术门槛,在竞争中被淘汰;其二,如果不快速增加与激活头脑内的知识,就无法实现收益最大化,这就促使个体有强烈意愿接受新知识并参与创新,从而在创新中获得收益并达至自我实现的目标。由于个体大脑容量与精力有限,储存的科学要素多了,则传统文化要素必然会少,这种源自微观的知识构成的改变之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滔滔大潮。

   纵观世界各地的发展以及五次科学中心的转移,大凡经济与社会快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一个文化中科学要素权重快速增加的阶段,而传统要素在文化中的比重则大幅降低,否则是断然无法实现起飞的,即便侥幸起飞也维持不了多久。相反,那些文化中传统要素依旧占优势的地区,至今仍是贫穷落后的地区,在对比中会越发走向保守与退化,文化自卑必然带来文化封闭的结果。对于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康奈尔大学发布的最新全球创新指数( GII )排名中直接证明上述推论(包括128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

  

李侠: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表2的数据清晰显示出,创新指数排名前20名的国家,其文化的类型都是从C到C+型,即文化构成要素中科学文化因子(S c )居主导地位,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反之,创新指数排名最后的30个国家和地区,文化构成要素大多仍是以传统文化因子( Tc )居主导地位,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普遍较低。这里有一个特例,即如何看待新加坡?传统来说,新加坡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照理说其文化构成中传统文化要素要居主导地位,其实,这是误解,整个东亚创新指数排名靠前的国家(地区),如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它们的文化早已发生转型,传统文化因子早已经不再居主导地位,只是人们的观念仍停留在过去的认知误判中而已。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的情况,同样能够证明这种文化转变带来的社会表现的差异,据《中国区域创新指数报告(2016 )》数据显示,年度区域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前十位的优势创新元依次是:深圳、苏州、广州、南京、杭州、宁波、成都、武汉、无锡、珠海。这些区域的排名也反映了其背后文化构成中科学因子的权重的排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是一座文化新城,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传统文化束缚与认知负荷,从而有更大的认知空间去吸纳新知识。根据认知体验的感受性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一旦尝到了变革的好处,就再也无法忘掉它,这就为未来新文化的扩散与传播提供了无限的空间。

   文化落后之所以可怕,原因有三:其一,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是与当时特定的环境与认知有关,然后这些文化代代相传,就成为一个族群的标准认知模式,一旦固化就会出现文化的惰性。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冲击,大多锁定在传统路径上,与新时代格格不入。想想中国延续千年的女子裹足以及数百年的男人留辫子,改起来何其艰难,这还是外在的变革,涉及精神层面的变革更为艰难;其二,人类天生具有厌恶风险的本性,也成为接受新文化的阻力;第三,一个文化传统越是久远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衍生品也越多,改革涉及的事项也越发复杂,终结成本由于潜在的乘数效应而变得无比高昂,导致其改变愈发艰难。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造成的恶果就是拒绝一切新变化,致使荒谬盛行。清初的杨光先所谓: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从接纳新知识角度来说,历史悠久还真不一定是好事。新的时代样态,需要新的文化范式提供支撑,否则只会被时代淘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改造传统文化的结构,增加科学文化因子在文化构成中的权重,并逐渐替代传统文化因子的权重。让文化发展与科技发展在内在结构与偏好相匹配,并时刻处于进化状态。彻底放弃绥靖主义的中体西用模式( B型文化),那种鸡尾酒式文化是无法支撑科技持续发展的。先进文化范式之所以起作用在于其既能改变人们的观念,又能促使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并最大限度上降低社会的制度成本,从而助推社会良性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社会大多处于文明进步状态,反之,那些传统文化要素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则社会整体上处于蒙昧与退化状态。

  

   参考文献:

  

   [ 1 ] Sweller J.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 Effects on learning.Cognitive Sci-ence.1988 , 12 ( 2 ): 257-285.

   [ 2 ]李侠、周正 . 创新的路径选择与创新成本的变迁 . 科技导报, 2016 ,34 ( 4 ): 29-33.

   [ 3 ]道德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刘瑞华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30 , 53.

  

《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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