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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风:论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

   摘   要:刘向作为《战国策》的编定者,对该书总体性质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以往质疑刘向部属归类的讨论,未能在此前提之下进行讨论。由此,论者往往过度聚焦于书中具体篇章所体现的子书色彩,却游离了最应着力审视的全书总体性质。事实上,通过审视该书编辑体例、编辑目的,以及刘向对其在部属归类上的斟酌取舍,不难得出《战国策》总体性质是史料汇编类文献的结论。概言之,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是合理的。这也展现了一代文献学大家卓越的专业眼光。

   关键词:刘向;《战国策》;部属归类;总体性质

   作者简介:陈一风,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关于《战国策》的部属归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分歧和争论。最早的观点出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在《汉书·艺文志》中,《战国策》与后世被目为史部书籍者,如《国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史记》)等,均被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下。这也就意味着刘向对《战国策》总体性质的认定(《汉志》对《战国策》的分类体现的是刘向而非其子刘歆的主张,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相关论述)。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开始明确按经史子集四部之法进行图书分类,并将《战国策》正式归于史部杂史类。它实际上还是延续刘氏的主张,只是更明确更细化了。此说可统称史部说。南宋以下,此说遭到质疑。先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战国策》应归入子部纵横家。与史部说相对,此说简称子部说。之后,到清代,章学诚明确主张亦史亦子说。这个观点认为,《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和诸子略纵横家类应该同时收录《战国策》。它对之前刘氏和晁公武的主张都予以了否定。不过总的说来,在中国古代,史部说是主流,子部说有一定影响,亦史亦子说则除章氏之外鲜有响应。

   至现当代,反对刘向分类的观点日趋活跃。子部说越来越受到关注认同,亦史亦子说也获得了不少学者的呼应。比较起来,这个时期史部说显得论证乏力,少有深入阐述辩驳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当代有影响力的史学史著作和史籍经典导读类书籍,几乎都在先秦史书相关内容中列出《战国策》并加以专门介绍,如金毓黻、蒙文通、瞿林东、李宗侗、白寿彝、杜维运各自所作《中国史学史》和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等均是。但是,实际上各家却对《战国策》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或认同《战国策》是史书,如蒙文通、瞿林东。或认为《战国策》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其本身实为长短纵横游说之书的汇集,如李宗侗、杜维运、白寿彝、张舜徽、钱穆。虽然持论各异,但是各家对这一学术史上争论颇剧的问题均着墨甚少,尤其是对于相异的观点几无回应和辨证。所以,《战国策》的性质问题在今天并没有真正取得共识,还有深入辨析的必要。

   本文认为,历来否定刘向分类的各种观点,其据以展开讨论的前提存在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具体讨论和最终结论的有效性。事实上,刘向的分类是正确的。《战国策》是编者刘向为保存战国史料所做努力的成果体现。该书按照史料汇编的体例进行整理,并被刘向做了相应明确定位。下面稍作具体述析,希望可以为研究这桩历史公案提供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同时也借此具体而微地展现刘向当日校书、编目工作的一个侧面。

  

   一、否定刘向分类者的思维误区

   在《战国策》这部书形成的过程中,刘向的参与度有多高?换句话说,对于《战国策》总体性质的形成,刘向个人主观意图体现了多少?这在讨论刘向分类是否合理的问题时,是最重要的前提认识。因为《战国策》的部属类别,实质上是其总体性质在目录学上的体现。谈论部属类别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谈论该书作为独立完整成书的总体性质问题。而作为深刻影响《战国策》成书的编者刘向,相较于仅仅是置身事外对《战国策》进行部属分类的刘向,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完全不同的影响。

   熊铁基先生近年指出,在刘向整理中书的活动中,有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即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刘向“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整编乃至改编”。就本文所论的《战国策》而言,正是如此。

   刘向《战国策书录》在介绍该书整理过程时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馀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四库全书总目》早就据此指出:“《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近人张心澂进一步解释说:“授者、学者、传抄者既不一其人,则所记流传之本,亦不止一种,而名称亦不一……及向时所见于中书者……因以校编之为《战国策》。至其作者之主名,则不一其人而失传矣。”其后,续有学者如诸祖耿、范祥雍等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张舜徽先生曾对中国古代文献从内容来源上分为三大类:著作、编述、钞纂。其中,“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钞纂’”。近年杜泽逊以之为基础,提出“著、述、编”之说。“编,又叫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重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它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依此标准,刘向对《战国策》的整理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校雠,而属于“钞纂”或“编”这一类工作。

   因此,《战国策》这部书在刘向整理中秘藏书之前并不存在。若论书中这些零散材料的作者谁何,几乎无迹可寻。但是若追究《战国策》这部书的作者和第一责任人,则非刘向莫属。以这样的身份,刘向就有可能贯彻他个人的主观意图,按照他自己特定的整理原则、体例,将一盘散沙一样的材料改造成为一部具有特定组织结构、属性、有机整体的新的书籍。这样,学界在讨论《战国策》的总体性质和部属归类时,就无法忽视刘向的作用和影响。

   从逻辑上讲,要讨论某一部书的总体性质、理解其部属归类,应该紧紧扣住这部成书的整体状况来探求。书中具体内容的具体特点只能是作为辅助性的参考,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主导整部书基本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众所周知,脱离了整体而孤立存在的局部,其性质往往不同于它所属的有机整体的性质;反过来说,局部性质的简单加总也不能等同于整体性质。所以,考察《战国策》的部属类别亦即整体性质问题,不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其具体、局部的情况去逆推。《战国策》中有些篇章可能确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纵横家所作,因而孤立地看,这些篇章都具有显著子书纵横家的性质。不过,当这些个别零散的材料被刘向依据特定编辑目的和编辑原则、体例重新整合为另外一部有机完整的成书——《战国策》后,就可能形成不同的独特性质。

   但是,以往质疑刘向分类观点的讨论仅仅把刘向的角色预设为单纯的文字、篇章校订者或评论者(作为书目编修者对已有的成书进行部属归类)。于是,在讨论的过程中往往不能清晰分梳《战国策》的局部性质与总体性质。具体说来,无论是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都是基于《战国策》书中具体篇章多不实记载、无明确年月标记和纵横家色彩较为浓厚的事实立论,却游离了最不应忽视、最应着力考察的《战国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体现的总体特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最极端的是完全蔽于书中具体篇章特点的子部说。其实,在一些表面上态度坚决的持子部说的学者那里,内心也不是丝毫没有犹豫。以南宋高似孙为例。前文已经提到,亦史亦子说是章学诚明确提出的。事实上,早在南宋稍后于晁氏的高似孙已经无意间首开其端。高似孙原本承续晁公武的子部说。在其《子略》中,他将《战国策》列入子部纵横家并有一段看起来很雄辩的理由。但他却又在《史略》中依《隋志》的做法将《战国策》列入史部杂史类。何以会做出这个涉嫌“骑墙”的归类,高氏并无说明。也许高氏将《战国策》归入史部实属无意,可这一行为本身似乎透露了他头脑中对于《战国策》性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的迟疑和矛盾。亦史亦子说论者的纠结则显著表现于外。此说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对不同观点都有所兼容。但它更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既隐约意识到《战国策》在总体上似乎具有史的特征,却更为书中具体篇章的子书色彩所吸引和影响。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持论者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意见,最后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来处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

  

   二、《战国策》的成书目的及其总体性质

   从上文所引刘向《战国策书录》那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编辑《战国策》所依循的基本体例原则是:“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概言之,它的主要内涵有两点:其一是国别,其二是时序。这个体例方案从何而来?刘向所整理的材料主要包括两类:提及六种名称的“中书余卷”和“国别者八篇”。其中,“中书余卷”处于“错乱相糅莒”状态,是不可能提供整理《战国策》的基本体例、框架的。因此,刘向所采用的国别体这个总体结构是受“国别者八篇”启发而来的。在此基础上,刘向又将所有“中战国策书”材料按国别和时间先后排比、充实在已有的结构内,并去除重复的内容。显然,这个体例是刘向面对零散杂乱的具体材料,自己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确定的。虽然是上承“国别者八篇”,但将其推广及于所有材料则是刘向自己的主张。

   那么,依照这种体例编辑的书是什么性质?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澄清。在中国古代直至明清时代,很多学者都误把《战国策》看做是一部史著,更确切讲,看成是史官或史家的手笔。这导致否定刘向分类的学者也往往不自觉将《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置换为《战国策》是否史著的问题。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现当代,以致有学者在讨论《战国策》部属归类一节时直接冠以“论《战国策》非史著”之目。但这样简单置换偏离了讨论中心,从而对《战国策》基本性质绳之以不恰当的衡量标准,也无助于理解刘向的分类行为。纵观历代书目,在史部下面的很多书都只是史料汇编。这些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部书籍、史料文献,而不能称之为史著。刘向将《战国策》归于六艺略春秋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以该书为史著。例如,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与《战国策》同列者除了《国语》、《世本》、《史记》等之外,还有《奏事》二十篇。在此书之下,班固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这种书籍显然不能称之为史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史有关,属于史料汇编性质的书籍。这一点在刘向父子的时代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战国策》而言,刘向的编辑方式就是资料汇编类书籍最基本的做法。

   进一步,《战国策》作为资料汇编,到底是何种资料的汇编?这个问题决定着《战国策》的基本性质。现当代对于《战国策》基本性质的争论中,无论是史部说、子部说还是亦史亦子说,基本都认为其为资料汇编。争论的关键就在于,它是史料的汇编,还是纵横游说资料的汇编,抑或亦史亦子的大杂烩的资料汇编?但是单单从刘向这个编辑体例还无法令人对此做出准确的判断。张舜徽先生曾指出:“(《战国策》)体裁与《国语》相似,故世人多取两书并称。”张先生这句话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世人往往因《战国策》的国别体例与《国语》一样,就将前者看作是与《国语》同类的史书。而在现当代一般都倾向于把《国语》看作是史料汇编而非史著。因而主张《战国策》史部说者也多认为《战国策》是与之类似的史料汇编。但这个因果关系似乎在逻辑上显得过于简单化了。《战国策》在资料汇编这一点上确与《国语》有相似之处,但它到底是不是史料汇编,还需要做更深入的论证。否则,史部说终究是欠缺论证的说服力。

这个问题其实关联到刘向编辑《战国策》的目的,即刘向怎样看待这批材料:他是将其作为史料看待,还是当作纵横家说辞资料来看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刘向的这个主观意图是不能忽视的。正如民国时期钟凤年所论:“夫欲辨一书之体,须先审作者所以为之之故。”所以,考察刘向的编书目的是本题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事实上,后世否定《战国策》刘向分类的一个经常被提出的理由就是,“其旨趣集中在记录游士的策辞谋略而非史实”。从具体篇章的内容看,确实如此。但这与刘向无关,因为原始材料就是如此。刘向整编《战国策》的旨趣和目的是不是这样,却不能仅仅通过书中具体篇章的表现下断语。

   自汉代以下,所有学者都不得不肯定《战国策》巨大的史料价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论者都考虑到战国时代史料严重匮乏的因素。这里的问题是,刘向的时代面临战国史料匮乏的状况吗?刘向意识到并肯定《战国策》巨大的史料价值吗?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刘向整理《战国策》的目的无疑意义重大。

   众所周知,刘向之前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当时史料匮乏的状况已经有多处记载和抱怨。《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上疏:“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7《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著《史记》时,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但是在战国史料的占有上,他却显得如此捉襟见肘。几十年后刘向之时,这种战国史料奇缺的状况更甚。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司马迁上文提到,并在写作《史记》战国部分时大加利用过的那部可贵的秦国史《秦纪》,在刘向的《七略》中已没有踪影。看看《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专门记载战国史事的书有哪些?除了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一部也没有。如此花果凋零的史料积累状况是与战国时代的重要性不相称的。对于西汉的人们来说,那是一段充满警示意义的不折不扣的近代史。可是,在文献如此奇缺的情况下,如何去了解认识反省这段历史?这是摆在西汉时代所有学者包括刘向面前的重要问题。进而,它对于刘向整理《战国策》的目的取向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其实刘向很清楚这批材料的原始性质并非史著。用他自己的话说,“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它们是“策谋”。但在刘向那里,它们又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的策谋。但实际上并不是被收入书中的所有篇章都是纵横说辞和策谋。很多《战国策》中提到的人物也都是当时诸子名家,儒、墨、名、法、道诸家皆有,并不局限在纵横家一派中。这批材料在具体性质上参差不齐的状况是明显的。而且,如果刘向只是把这些篇章当作完全游谈无根、没有史料价值的纵横家之言,那他按国别、时序编排这些材料的行为就是不必要、无意义的(参下节对刘向《战国策》和《新序》、《说苑》、《百家》三书不同归类态度的比较)。因此,他编辑整理《战国策》的主要目的显然并不是要单纯汇总一部纵横家游说资料,而是带有尽量保存战国史料的意图。

   刘向这样做的根源在于,他对于《战国策》材料所潜藏的史料价值,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后人往往强调《战国策》在展现战国时代风貌方面的史料价值。刘向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战国策书录》中,刘向对战国时代特征的理解和概括是这样的:“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这个概括是战国秦汉时代数百年间人们的共识。孟子说,在战国时代,“处士横议”,“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李斯说:“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布衣驰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司马迁说:“三国终之卒分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类似的表述汗牛充栋,不能遍举。文字各异,意则无二。在这个阶段,纵横长短权变之风习是如此流行,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而这种时代特征在《战国策》的文字中恰恰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一点,后世学者多有谈及,刘向难道会意识不到吗?或谓这个反问难免以今律古之弊。其实,无论是先秦还是西汉的史书,最具代表性者如《左传》、《史记》,行文时往往浓墨重彩渲染史事(这些渲染后人多所指摘其失实,反倒显得拘泥不化,格局失之过小了)。这个事实显著地表明,当时的学者并非只斤斤于具体史事的真伪,而是格外注重史的感觉,亦即人物、事件或时代的精神特征的体现。刘向自不能外。

   其二,《战国策》在具体记事上的史料价值,刘向也有明确认识。《战国策》几乎每篇策文都以战国时事为背景,具体言论都是围绕着所说的事展开。许多策文结尾对事件结果还有交代。读者几乎找不出纯粹记言的篇章。在这里,可以将《战国策》与《国语》比较一下。《国语》是历代无可置疑的史书,但是其具体内容记言的成分远远多于记事。瞿林东认为,《战国策》虽然也是记言为主,但与《国语》相比,它在记言与记事的结合上做得可能更好。无论如何,在战国史料极度可贵的情况下,《战国策》所包含的丰富记事内容,不论真伪,对任何稍稍具有文献保存意识的学者来说都不会无动于衷。徐中舒曾评论说:“《国语》、《国策》都是以记言为主的书,除记言外,所记史事就非常简赅,往往不足以说明一事的原委本末;但在古代史料匮乏的时代,有时片言只字,也是非常可贵的记录”。两千年前的刘向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刘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信《战国策》记事的真实性的。

   在刘向《战国策书录》中概括《战国策》内容时,他说:“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也就是说,无论《战国策》是否在客观上真实反映了战国史事,至少刘向在这里表明了他对这部书的主观认识和看法,即他是把《战国策》中的记载当作历史真实的。在这方面有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战国策书录》中说:“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刘向此语据《战国策·赵策》“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一句。范祥雍曾评论道:“‘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这句话完全是后来学习‘苏秦纵横’者的夸大粉饰之辞,根本不是事实。刘向不加思考地把它采用,是明显的错误”。可是,意识到“苏秦纵横”者之辞夸大粉饰,这是后来的学者经过研究才得出的结论。刘向在《书录》中纵论战国历史时采用《战国策》中“苏秦纵横”者之辞,证明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主观上将《战国策》所记之事当作史实来看待是无可置疑的。

   他这种主观看待并不是凭空无据,而是有其充足的理由。在《战国策书录》中,他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也就是说,策士游说之辞要有说服力,首先在所设定的客观情势上就不能太过虚拟杜撰,否则游说效果无从体现。刘向这个判断完全正确,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文献学家敏锐的专业眼光。虽然战国之世是斗智、重实用的时代,但当时的思想界,在论述时仍极为流行“尊古而卑今”的观念。章学诚曾谓:“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今人蒙文通具体指出:“考论周秦诸子,派别统系,群言淆乱,分合靡准。诚以言义理则人有出入,难可据依,由史而言,则事有定质”。杜维运就此又有进一步阐发:“先秦诸子学说不同,气象迥异,但皆据历史以建立其学说。虽取舍角度容有不同,而必以其所据之真实为前提……直到西汉时代,学者著书立说,皆借重历史”?瑏瑠。所以,战国诸子之书虽不是史著,但是其中隐含着很多史事也是历来认同的。即如反对法古的法家如韩非亦是如此。具体就本文所涉及的崇尚用世的纵横家而言,他们著书时也是这样。这里提出一个例证试做说明。

   《史记·虞卿列传》载:“(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瑏瑡。虞卿是战国后期有名的游说纵横之士。其《虞氏春秋》是取用《春秋》的材料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目的是“刺讥国家得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虞氏春秋》八篇中《揣摩》一目。这里“揣摩”的含义可以对照苏秦所作的《揣摩》一书之名来理解。《史记·苏秦列传》:“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苏秦)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史记索隐》:“高诱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诸侯使雠其术,以成六国之从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当矣”。《虞氏春秋》中《揣摩》的主旨当与苏秦所作《揣摩》类似。它是战国游说之士最着力经营的一种游说技巧。韩非曾特意作《说难》一文,阐述游说工作中最难、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揣摩被游说对象心理这一关。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虞氏《揣摩》的特点正在于以《春秋》史事展示游说技巧。

   回到本文的讨论主题。《战国策》所载说辞也是一样。尽管书中具体篇章的原始写作意图不是记史,但作者为了达到其说服游说对象的目的,所涉及的基本事实必须正确,对客观形势的总结和分析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诸祖耿曾对《战国策》中普遍被认为是拟作的关于苏秦、张仪的几个典型例子做过深入分析,也得出结论,“拟作也一定要有它起码的事实依据,未必全凭子虚乌有可以捏造出来”。另据缪文远考证,在《战国策》全书四百九十五章中,明确为拟托之作只有九十八章。反过来说,该书大体可信的内容占五分之四以上。由此,后世之人就可利用该书进行史事考证和研究。刘向之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是首先观察到并指出《战国策》说辞包含大量史事这一特点的。

   也正因此,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材料时对之进行了时间上的甄别排序。以往否定刘向分类有一个重要理由:《战国策》记事不书年月。其实,这是原始材料本身存在的问题,与刘向无关。而且,这并不等于说《战国策》总体上不存在对史书来说至关重要的时间观念。对此刘向在主观上是做过修正的努力的。他在《战国策书录》里曾强调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他是尽量以时间顺序编排内容的。无论他这个原则受客观条件限制贯彻得怎样不如人意,他在主观上想这样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上,刘向整理《战国策》时“略以时次之”的原则也正是专业史家所惯用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写作中整理苏秦事迹时即是如此。《史记·苏秦列传》云:“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对于在时间上较为混乱的原始材料,专业史家司马迁所能做的也不过就是“列其行事,次其时序”。而且,范祥雍曾论及刘向《书录》“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一句透露了刘向对“时序”问题的专门处理:“《战国策》本身没有纪年。而且这个二百四十五年该怎么算呢?……刘向撰定时必先据其内容区分国别时代而编次之,其书分国十二即可证。因之时代先后亦必有据。其所据资料今无从详考,惟司马迁之《六国年表》必居重要地位”。这也透露了刘向从全书整体角度对“时序”问题做过专门处理。

如果再联系到刘向本人的著述实践,就更可理解刘向对《战国策》材料记事价值的重视。刘向上距战国之世百年有余,他有没有这种托古以论今的思维习惯?他能不能理解《战国策》这种隐含史事的作文方式?这从其所编《说苑》、《新序》即可看出。《汉书·楚元王传》云:刘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说苑》、《新序》的编辑目的是为了向君王说法,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游说。对照起来,刘向对于《战国策》具体篇章内容的记事当有此种同情之了解。退一步讲,就算刘向意识到书中具体内容有虚构,也无关《战国策》的总体性质。在刘向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即使是后世公认的真正史书,很多也都有显著的虚构内容。即如被刘向同样归于六艺略春秋类并被后世公认为史书的《国语》,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文胜而言庞,好诡以反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再如《史记》,众所周知,存在为数不少的杜撰虚构的情节。早在东汉时班固就曾指出书中“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但是有谁会否认这两部书的总体性质是史著呢?当然,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材料本身并非史家手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无可置疑的是,它在存在失真内容的同时,也包含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记载。司马迁曾从史料的角度将古代文献别为五类并分叙其各自特点:“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在司马迁看来,这些古代文献在历史记事方面的缺点是显然的,但是都不妨碍它们成为他运用的史料。相较之下,斤斤于《战国策》史实记载的失真问题,显然是过于苛求了。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刘向对《战国策》的历史鉴戒意义做了明确的定位。在《战国策书录》最后,刘向说:“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今人杨宽在纵论战国史书时说:战国时代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目的也在于分析过去统治者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刘向整理《战国策》亦特重其历史鉴戒功能,只不过这个鉴戒不是“临国教化”之治国之道,而是侧重于“兵革救急之势”、“扶急持倾”、“转危为安,运亡为存”这一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作为当时最博学、最顶尖的文献学家,刘向整理《战国策》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整理保存战国史料,其二则是对国家安全层面上“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能力的借鉴。二者皆与史密切相关。所以,刘向是把《战国策》作为一部战国史料文献汇编来整理的。

  

   三、刘向对《战国策》部属归类的斟酌

   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是作为本书编者对该书总体性质所做的最终、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既是对之前整理行为的一脉相承,也是经过了仔细的斟酌考虑。其间毫无含混模糊令人产生误解之处。析之于下。

   在体现《七略》面貌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下,首先录的是有关春秋三传及其章句解读著作。其后则除《战国策》外均为后世归入史部无异议的书籍。为便于说明问题,现按顺序抄录于下:《国语》、《新国语》、《世本》、《战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冯商所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其编排顺序是按照所记史事截止时间的早晚进行排列。《战国策》之前的《国语》、《新国语》、《世本》的内容都是主要关于春秋时代的史书。《战国策》之后紧接的《奏事》,前已提及,是“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显然,刘向对《战国策》的定位很明确。它就是记载春秋与秦代之间的战国时代史事的书籍。刘向这个意图,将近半个世纪后的班固心领神会。《汉书·艺文志》仍沿用前者的归类,将《战国策》属于春秋类之下,并特意注明:“记春秋后。”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志》关于《战国策》的部属归类体现的是刘向而非刘歆的观念。如所周知,《汉志》基本是照搬《七略》的内容。而《七略》是刘向父子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一般而论,很难区分何者为刘向的观点,何者为刘歆的观点。但是就本文所涉及的《战国策》而言,《七略》和后来《汉志》的部属归类体现的是刘向的主张。据《汉志》载:“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可知,在刘向开始领校图书之初,已经确定了图书目录的基本结构、分类体系。在具体整理活动中,刘向负责其中的经传(即六艺)、诸子、诗賦三大类。而且,从整理本书到最后撰写本书《书录》的一系列工作,都在刘向主持下完成。由这一事实本身,可以推定,在刘向那里,《战国策》的性质是归入这三大类之内的。进一步,联系前文所述刘向将《战国策》的记载当作历史事实可知,最早是刘向而非刘歆在主观上将其定位在六艺略春秋类之下的。

   而且,有迹象显示,刘向父子对于《战国策》应该如何归类的问题是有过一番斟酌考量的。这里我们可以具体对比一下《战国策》与《苏子》、《张子》归类的不同。《苏子》、《张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归于诸子略纵横家下。在刘向父子的观念中,无论是《战国策》,还是《苏子》、《张子》,其具体内容都是纵横家之辞。何以他们要对这几部书做出不同的分类?有学者认为,《战国策》与《苏子》、《张子》的内容有重合之处。若是这样,刘氏的分类就属于清人章学诚的别裁,即裁篇别出之法。这就意味着刘向父子在《战国策》的分类问题上是做过有意识的考虑斟酌的。

   但是,这个思路有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缺陷:由于《苏子》、《张子》两书早佚,无法考察书中具体内容,因而事实上是无法确切证明《战国策》与《苏子》、《张子》的内容有重合之处的。郑良树曾就此与齐思和做过商榷:“假如《战国策》原始本和《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有重复的话,刘向整理《战国策》时,一定会有所发现,而且也应该会在《叙录》里提出那个问题。然而,我们读一读刘向的《叙录》,除举出《国别》、《国策》、《国事》等书外,再也没有《苏子》、《张子》了。刘向亲眼看过《苏子》、《张子》及《战国策》原始资料,尚且不敢说前者是后者来源之一;生在今日的我们,敢于如此立说吗?”

   郑氏这个辩驳初看起来很强有力,但是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预设了一个绝对的前提,即刘向亲眼看到了《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而且他看到的一定是两书的单行本。其实未必。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苏、张之书,早经纵横家改编为长短等书,以资揣摩。刘向所据者乃长短书,而非苏、张原本,故其序中并无苏、张之书欤。”事实上,刘向父子的“别裁法”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类是古人的单行之本,后人收入全书,其单行之本,也不因此废弃,而是重复著录;另一类是全书中某些篇章的内容或体裁判然有别于全书者,就分出来著录。”也就是说,诸子略纵横家类中的《苏子》、《张子》有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即是从《战国策》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之所以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未提及两书,可能是《战国策》的整理和相关《书录》的写作时间在前,之后才将其中《张子》、《苏子》的内容专门整理出来并编入诸子略纵横家。这个工作可能是刘向做,也可能是后来刘歆做。毕竟,刘向父子的整理图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应该考虑到,刘向目录分类的整体架构前无所承。他要确定这个开创性的方案,虽是以对中秘藏书具体情况的基本摸排为前提,但工作过程中的调整修正也不可避免,尤其是在书目编制过程中遇到可以别裁的情况时。而《书录》是每部书整理杀青写定之后即时写就上奏君主的文件,之后绝无追加修改补充的可能。所以,在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未提及《苏子》、《张子》这一事实,不能说明《战国策》与《苏子》、《张子》无关。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可能性的讨论,无法给予实证性的明确解答。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无论《苏子》、《张子》两书事实上是否有与《战国策》重合的内容,《战国策》在事实上都有篇幅可观的苏子和张子这两个人作品的内容,而且其内容就是纵横游说之辞。将此三书分别归入不同类别,显然体现了刘歆、向父子的某种主观、有意识的思考。《四库全书总目》曾说,《战国策》之所以应隶属史部而非子部,是因为诸子略之下都是个人的文集:“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这个理由其实站不住脚。例如,刘向编的《说苑》、《新序》都不是个人文集,而是一批不知名作者文章的分类汇编,却列入儒家类下。儒家类与纵横家类同属于诸子略。其收书原则除了讲究内容的不同之外,不应该有根本区别。所以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战国策》在刘歆、向父子那里就是类似于《奏事》那样的史料文献汇编,置于春秋类之下是这一观念顺理成章的体现。

   这里还可以对比一下刘向对于他所编理的《新序》和《说苑》、《百家》的不同分类态度。《汉书·艺文志》中,《新序》、《说苑》入于诸子略儒家类之下,《百家》入于诸子略小说家。从具体内容上说,《新序》、《说苑》、《百家》所载皆战国、秦、汉间的遗闻轶事。其内容与《战国策》是比较相近的。从记事的真实性说,在刘向那个时代,这三部书所记均是百家“传记行事”,不比战国纵横家之辞更不可靠。《百家》已佚,现存《新序》、《说苑》中有些内容就与《春秋》经传、《史记》、《战国策》相表里。体例上,三书也也都是资料汇编,只不过它们是以类相从。而《战国策》则是按“国别”、“时序”编辑。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刘向对这三部与《战国策》在内容上颇为相似的书在编辑体例和部属归类上未等量齐观,采用了与后者不同的处理方式?

   原因就在于,首先,编书目的不同。《新序》、《说苑》、《百家》均不是从保存战国史料的角度着眼。本文第二部分已经引《汉书·楚元王传》提及,《新序》、《说苑》成书目的主要在于为了向君王陈述见解,从而影响其治国理政的行为。《百家》则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语的汇编(见下文)。由于刘向在编撰三书时预先未存保存史料的主观意图,因而三书编撰体例、处理材料的方式与《战国策》大相径庭,只是“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其次,从各书材料的史料价值角度而言,《战国策》所记材料对于史料奇缺的战国时代而言是珍贵的补充,而其余三书所记材料在刘向之时并不稀奇,即《四库总目》所谓“百家传记”的材料。那何以《新序》、《说苑》与《百家》未归于同一类别之下呢?这里有个内容的思想标准问题。据刘向《说苑书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书十万言以上……号曰《新(说)苑》”。可知,刘向将《说苑》原本中“浅薄不中义理”者挑出来编成《百家》。将其归入“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的诸子略小说家类实至名归。“中义理”者,即儒家伦理的材料则编入《新序》、《说苑》。将两书归入诸子略儒家类就是顺理成章的做法。

   前文提到,战国纵横家虞卿采纳《春秋》的材料编了一部借古讽今、“刺讥国家得失”的《虞氏春秋》。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归入六艺略春秋类,而是归入诸子略儒家类之下。其理由何在?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本部分讨论的问题也颇可做一参照。笔者分析,刘歆、向父子最主要的理由当有二。其一,《虞氏春秋》是“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之作。就是说,这部书的取材完全出自《春秋》。虞卿通过特定的分类重新编辑《春秋》所载史事,以供近世之人参考借鉴。从史料上说,这部书并无任何新意。其二,《春秋》是儒家经典著作。而且刘向本人还认为虞卿与大儒荀子之间有师承源流关系。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云:“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所以,无论这个认识是否正确,刘歆、向父子将《虞氏春秋》归入诸子略儒家类之下,在他们那里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正如《吕氏春秋》虽然也是“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可是刘歆、向父子却将之归于诸子略杂家一样。反观刘向对《战国策》的部属归类,更可体会他有意识保存史料、以之为战国史料汇编的良苦用心。

   所以,将《战国策》归入六艺略春秋类之下,是刘向对该书总体性质的最终、正式定位。而且,这个定位表现得很明确。它与刘向之前对该书的编辑整理活动是内在统一、一以贯之的。它既不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也不可能是对《战国策》有着深刻理解的刘向的误判。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即刘向的史学造诣绝非泛泛。这一点从《战国策书录》花费大量篇幅纵论战国历史的文字中即可见一斑。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5在东汉中期之前,《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刘向是最早对《史记》做出这样敏锐、精到的史学评价的。若不深通史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对自己作品的基本认知发生根本性错误。

  

   结   语

   《战国策》这部书是在刘向手里才真正产生的。这个事实意味着,《战国策》这部书的总体性质是受到刘向整理编辑活动的主导、规范和深刻影响的。进一步,这也就意味着,在《战国策》的部属归类问题上,刘向最有发言权。对于创作者就自己作品的基本性质所做的判断,后世的评论者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重视。而历来的反对者忽视了刘向与《战国策》之间存在的这种密切关系,从而未能准确把握《战国策》作为一部有机完整的成书的总体性质;也未能充分理解刘向对于《战国策》总体性质的主观定位及为之付出的主观努力。因而在具体讨论过程中,他们只是过度聚焦于书中具体篇章的纵横家色彩。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否定理由,都只是书中存在的细节、局部的问题,都不足以影响到《战国策》总体、基本的属性。

   作为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刘向很清楚,他所整理的原始材料原本不是史著。可是,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所包含的弥足珍惜的战国史料价值。他的整理工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彰显、保存这批史料。他将《战国策》归入六艺略春秋类之下与其它史书并列,是在之前整理行为基础上顺理成章的合理处置。其文献抢救意识跃然纸上,展现了一代文献学大家卓越的专业素养。以后世的眼光看,从史类书籍的角度衡量,或许刘向编理的这部史料汇编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实际上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即《战国策》作为史料汇编的编撰水平和质量到底如何。无论水平高低,都应以它是史料汇编的确定前提来谈论。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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