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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儒南:近期日韩争端中的经贸表现及对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影响

   内容摘要:2019年,日韩两国争端经历了由二战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向更加现实的经贸摩擦转变的过程,日韩两国彼此互设贸易壁垒的行为给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局势稳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不仅造成了超过8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更是给以全球微电子技术生产链为首的产业链带来了不可弥合的伤害。因此,解决日韩贸易争端的紧迫性已不单是东北亚地区内部的事务性问题,更是全球市场和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进入2020年,随着”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推进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日韩经贸争端迎来了积极转圜的机会,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应在中长期内找到共同点以尽快解决分歧,结束限制,缓解东北亚地区紧张的经贸局势,重构全球电子技术链和东北亚经济产业链,提高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和稳定性。

   关键词:日韩关系;经贸摩擦;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区域产业链

   作者简介:赵儒南,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研究生。

   2019年下半年,正当全世界关注的经贸重心聚焦于中美贸易战时,日本和韩国却陷入了相互的贸易争端,日本政府针对韩国科技行业至关重要的化学品实施了出口管制,同时放弃了韩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的地位,促使韩国做出了相似的行为,将日本从其快速贸易“白名单”中移除予以回击。日韩两国在相互指责背景下的斡旋看似是一次东北亚内部事件,其实双方的贸易争端不仅是两国间历史问题的爆发,也是这两个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在全球前沿技术市场的竞争表现,两国之间对抗的后果具有全球性,是全球市场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日韩需要充分理解产生分歧的原因,分析双边经贸摩擦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连锁反应,并从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和地缘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促使双边经贸关系逐渐趋于正常化。

   一、近期日韩争端中有关经贸方面的表现

   2018年10月,由于“战时劳工”矛盾等历史遗留的民族主义分歧,日韩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韩国方面要求日本就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的强迫劳役行为作出道歉及赔偿,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为此,韩国政府宣布解散于2016年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财团”,并对韩国国内以日本三菱重工为首的日本企业再次要求赔偿。至此,由历史原因所引发的日韩争端逐渐向双边经贸领域全速转移,并于2019年下半年集中爆发。

   2019年7月1日,安倍政府宣布一项混合了国际贸易和民族主义的经济制裁措施,它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类对半导体生产至关重要的化学品,即含氟聚酰胺、光阻剂和氟化氢,并宣布这些制裁将于7月4日生效,对该行业施加了新的限制,包括许可程序,迫使出口商为每批最多90天的货物申请批准。日本副经济财政大臣西村康稔澄清说,这些限制措施反映了当前的国家安全担忧。半导体一直是韩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此次被限制的三类材料则是制造存储芯片和显示器面板的关键材料,而存储芯片和显示器面板的生产是韩国经济的支柱,韩国政府回应称日本政府此举是对韩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所进行的“经济报复”,将会进一步加剧日韩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同时韩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不会受到日方行为的影响。但是,日本仍然在对韩国的经济制裁行为中留有缺口,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韩国出口实施限制的三种化学物质中,仅针对氟化氢唯一一类化学物质的限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出口限制实施的前三个月,日本对氟化氢的进口就停止了,并从2019年上半年的3370万美元下降到下半年出口恢复后的160万美元,相比之下,韩国的光阻剂进口虽然比去年下降了10.2%,但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并没有显著下降,而含氟聚酰胺的进口甚至在2019年下半年出现了增加。

   2019年8月2日,日本内阁批准将韩国从其贸易出口的“白色清单”中移除,并于8月7日由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公布的《出口管制实施细则》中确定此细则将于本月28日起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韩国失去了日本对其的“最惠国贸易待遇”,但是,除了上述三类被认为“可能被转化为武器”且“较为敏感”的半导体材料外,该细则没有规定日本将对其他物品实施贸易限制,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表示,“暂时性的贸易措施并不打算伤害日韩两国的双边关系”,但将韩国从“白色清单”中剔除,仍是对韩国实施有效出口管制的恰当步骤,在此之前,日本贸易出口“白色清单”上总共有27个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阿根廷,“白色清单”上的国家可以通过简化程序获得日本的出口优惠待遇,即使这些产品有可能会被转作军事用途的风险。随着《出口管制实施细则》的修订,依照各国对敏感材料的控制严格程度,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分成ABCD四个组,韩国由“白色清单”的A组落到了B组,成为了首个被日本剔除出“白色清单”的国家。为了做出应对,韩国政府也决定将日本从其信任的贸易伙伴“白名单”中移除,并宣布对从日本进口煤灰和一些废物回收材料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对于日韩的产品供应链而言,日韩双方采取的经济防御措施,可能对韩国制造商和日本出口商都产生不利影响,据韩国政府估计,这可能会对汽车和石化等关键行业的1000多个项目产生连锁的负面效应。

   与此同时,韩国加速了对日本的经贸反击,2019年8月4日,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宣布,就2014年对三菱电机(Mitsubishi Electric Corp.)、日立汽车系统(Hitachi Automotive Systems Ltd.)、电装公司(Denso Corp.)和钻石电机有限公司(Diamond Electric Mfg)等四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违反公平竞争行为的反垄断调查提起诉讼和罚款,这四家企业因在与现代汽车、雷诺三星等韩国汽车制造商销售发电机和点火线圈时私自制定了十年的固定价格,根据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说法,三菱、日立和电装公司同意共享交流发电机的相关信息,以共同回应降价的呼声。当汽车制造商发出报价请求时,三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聚集在一起确定价格,在对汽车零部件进行投标时,钻石电机有限公司通过放弃出价的形式以维护三家企业所制定的价格,因此以涉嫌操纵汽车零部件价格为由被韩国反垄断机构处以920亿韩元(约合7600万美元)的罚款,其中三菱电机被处以800亿韩元(约合6640万美元)的罚款,日立汽车系统被处以41亿韩元(约合340万美元)的罚款,并被移交韩国检方;电装公司被处以42亿韩元(约合350万美元)的罚款,钻石电机有限公司被处以26亿韩元(约合220万美元)的罚款,但并未在此次宣布会上被重点提及。

   2019年8月8日,日本政府批准向韩国运送一种用于制造芯片和显示器的关键材料,以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类被批准出口的半导体生产材料叫做极紫外光刻(EUV),是日本自限制向韩国出口含氟聚酰胺、光阻剂和氟化氢三种半导体材料以来,近一个月首次允许的化学品出口,但是日本政府仍然警告韩国方面对这批材料合理利用,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再次向韩国方面表示,日本的行为只是一次出于政治安全考虑的合理出口管制,而非特意针对韩国的出口禁令,同时“如果在三种高科技材料之外发现不当使用出口产品,我们将采取包括扩大应用审查在内的彻底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2019年8月29日,日本声称批准了自取消韩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以来的首批出口材料,包括之前被日本命令禁止出口的半导体材料氟化氢,而这些材料主要由韩国三星电子负责接收,这也是自日本收紧出口以来首次向韩国出口氟化氢材料,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对外公开承认此类出口行为的存在,直到10月,日本政府仍尚未官方批准向韩国出口氟化氢,有关日韩双边的进出口状况仍然处于一片混乱和僵局。

   事实上,日韩争端的贸易表现并不仅停留于日韩两国政府的相互制约,还随着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对彼此经济和商品的反抗情绪在日本和韩国民众中都很盛行。例如,自7月下旬开始,韩国民众对日本商品产生了强烈抵制,2019年前10个月,日本对韩国的出口下降了11.6%,7月至10月期间,日本对韩出口额为1.6433万亿日元(约合150.1亿美元),较去年下降了14.0%;同期韩国对日本的出口从101.9亿美元降至94.8亿美元,较去年下降了7.0%;日本对韩国的出口比同期韩国对日本出口降低50%,紧张局势依然存在,逾3.6万名韩国民众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政府对东京采取报复行动,许多韩国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抵制日货,同时此类问题并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并且有在多个领域持续发酵的可能,波及日韩两国之间的税率、旅游、产业链及区域安全问题。据统计,韩国一直是日本的第二大游客来源国,占日本游客总数的近四分之一,2018年8月至12月,韩国赴日游客超过290万人次,而在2019年的同一时期,韩国赴日游客仅为120万人次,尤其是自日韩争端产生以来,每个月的游客数量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以上,日本国家旅游局(Japan 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9月份赴日旅游的韩国游客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58%。其中由于韩国游客大减损害最为显著的地区便是距离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仅五十公里的对马岛,在2018年访问对马岛的游客中,约90%是乘坐轮渡游览的韩国游客,从2018年11月到2019年11月,对马岛的轮渡客运量下降了88%,从釜山到对马岛最为繁忙的Hitakatsu轮渡总次数从2018年11月的近3万次骤降至2019年11月的不到5000次[11]。由于民众反应所导致的旅游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第三产业的疲软,在日韩关系未见明显复苏迹象的前提下,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反弹。

   在这种日韩双边经贸表现的背景下,日韩双方都很难达成一项稳固的妥协协议以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对于双方来说任何一种妥协和让步似乎都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双边的经贸分歧也难以调和,例如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52届东盟外长会议上,韩国外长康京和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发生了激烈的交涉,康京和认为日本的行动是“单方面和武断的”,而河野太郎则表示日本一贯支持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一场持续且持久的日韩贸易争端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比如推升高科技板块的生产成本,以及削减高科技产品的产出。日本长期对韩国停止发放出口许可证,韩国将不得不削减支柱产品的产量,或付出更高昂的价格以获得关键材料,即使供应链上游出现很小的中断,也可能对下游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

   二、美国参与解决日韩争端对东北亚地区经济平衡的影响

   日韩争端持续发酵的迹象使东北亚地区陷入了“地缘经济衰退”的氛围,而特朗普政府对这两位美国几十年来条约盟友的政策颠覆,似乎预示着美日和美韩之间陈旧的合作体系渐趋崩溃,而如何构建崭新的经贸合作框架仍处于试探过程,日本和韩国之间关系紧张的时机和节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平衡,包括东北亚地区大国竞争的加剧、固有经济秩序和规范的崩溃、贸易保护行为加剧,先前经济和外交体系存在潜在的崩塌风险。

早在2012年,美韩两国签署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便正式生效,它成为自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美韩双方围绕农产品、汽车和纺织品等问题试图解决多行业领域的非关税壁垒问题,并在竞争政策、劳工和环境保护、透明度和正当程序监管方面提出严格的规定。目前,韩国是美国的第六大货物贸易伙伴,2018年美国与韩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约为1654亿美元,出口额788亿美元,进口额866亿美元;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为1308亿美元,货物出口总额565亿美元,货物进口总额743亿美元。我们发现,美国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对韩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逆差地位,2018年美国对韩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为178亿美元;在对韩贸易协议调整方面,2017年6月特朗普和文在寅在首次会晤中,特朗普就指责《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粗暴的协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特朗普政府要求对其进行重新谈判,并在韩方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于2018年3月27日就《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修改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共识。但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重振经济、维护全球领导地位和构建地缘新格局的重要一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美国被亚太国家“边缘化”,也为美国建立一个由其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体系扮演了“探路者”的角色。

   而《日美贸易协定》则于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该协定的核心是美国和日本就某些工农业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数字贸易领域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美国期待与日本就一项全面协议进行进一步谈判,以解决现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实现更公平、更平衡的贸易,美方将对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实行关税减免,并就一套针对数字贸易优先领域的高标准、全面的条款达成了单独协议,《日美贸易协定》也被美国政府视为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对东北亚经济利益的再次争夺;而对日本政府而言,日本作为美国第二大进口汽车来源国,安倍政府迫切消除美国对日本汽车和零部件的关税威胁,此前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他对日美的贸易顺差感到不满,根据美方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676亿美元,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汽车出口,特朗普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威胁要对日本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但随着贸易谈判的继续,这一计划被搁置;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一直寻求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这被视为应对中国和韩国战略挑战的关键,一方面美国将“尽其所能”帮助缓和韩国和日本之间不断恶化的政治和经济争端,避免日韩两国相互的经济制裁行为加速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三边关系紧张,出于安全稳定的需要和对确保地区话语权的重视,日韩争端是一次重申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和参与的机会,也是一个深化与关键盟友关系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对中日韩三国都存在着较大的贸易逆差,对中国尤其巨大,出于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政策的忌惮,美国并不希望日韩之间的矛盾成为其在经贸方面制衡中国的“变数”。

   日韩两国均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分布格局和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拼图,随着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最亲密的两个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趋于白热化,美国积极采取行动以改善日韩关系,并与日本及韩国站在同一阵线,共同应对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变化,包括特朗普政府试图调停两国间实施报复性的贸易行动,以便双方冷静下来,再次冷静思考各自的诉求。同时,东北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经济体聚焦的板块,东北亚地区成员国内部之间贸易政策的互相打击,令国际投资者和消费者都表示担心,以防止由地缘政治的角力引发的国际市场紧张,甚至担心日本和韩国的争端处理不善最终演变为中国和美国等潜在的大国冲突问题,为全球经济秩序带来连锁打击。此外,东北亚地区仍存在朝鲜这样一个令美国时常警惕的对手,在以对华贸易协定安抚市场、《日美贸易协定》促进秩序稳定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日韩两个合作伙伴在东北亚地区再滋事端,如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在2019年11月访问首尔时指出,日韩两个盟国之间的争端“只会让平壤和北京受益”。从“选择性介入”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打破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维持的集中性战略优势地位,威胁到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日韩争端的扑朔迷离势必会给这种局面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日韩争端中所有经贸表现都在搅乱全球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投资的前景,并改变了投资者对市场方向的固有认知,这表明,如果不能重新规划并意识美、日和美、韩联盟以应对未来威胁的重要性,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两个颇具野心的合作伙伴之间不断周旋,其自身在介入及处理其东北亚地区经济及政治事务时的难度将极大增加。更进一步说,在经贸困局的影响下,包括在美国施压下韩国决定继续进行的《军事情报安全总协议》,美方认为该协定不仅对美日韩三方在应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方面提供帮助,更能在促进三国之间迅速而有效的信息交流前提下,为深化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中日韩经济合作对解决日韩争端的利好

   自1999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及挑战,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会晤,开启了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合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72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从17%提升至24%,三国间合作规模不断增大、领域不断扩大、项目不断加深,形成具有典型意义的成熟经济合作模式,也为区域经济和全球贸易带来活力。现阶段安倍政府和文在寅政府颇为强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仍使两国争端处于难以自主调解的阶段。此时中国在解决日韩两国争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韩经济合作,在化解日韩波折的过程中起到阶段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在此阶段创造三方交流的机会,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但是,中国应如何参与东北亚事务的处理,以及在解决争端的哪些关键环节发挥重要的作用,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中日韩合作经验构建了完整的东北亚经济产业链

   中日韩合作二十余载,由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会议为引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为支撑,三国间在30余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平台,构建了完整的东北亚经济产业链,为中日韩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优势。

   1.地缘优势。中日韩是东北亚近邻,三国人口超过1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左右;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左右,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六分之一,并拥有全球第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建立在地缘优势基础上,三国经济合作中的成本消耗最低、经济效率最高,可以挖掘经济合作的无限潜力。

   2.互补优势。三国经济互补性强,产业融合度高。从产业链结构方面看,日本有扎实的科研基础和高科技制造业支撑,韩国有较稳定的中端制造能力,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有广阔的市场和体系完备的生产能力。三国能够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中国的优势产能和日韩的技术及制造有效对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从投融资方面看,三方在投资领域交融很深,日本和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融资已形成规模效应。

   3.机制优势。三国虽然还没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就目前已经举行的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来看,三国间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领导人会晤机制;此外,三国还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二十国集团(G20)、东盟10+3(ASEAN+3)、东亚峰会(EAS)等政府间合作机制下进行经济合作,并且积极推动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

   4.人文优势。中日韩古代就拥有共同的文化交融,随着三国经济合作的扩大和深入,三国民间人员交往频繁,2018年三国间人员往来超过3000万人次,并在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等方面密切交流。三国政府间和民间在不同层级、不同场合互动频繁,探讨合作的路径广泛,都为三国经济合作的深度融合助力,成为解决争端的全新亮点和纽带。

   (二)中日韩合作模式有助于提高地区经济稳定性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政府在推进多边贸易合作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双边贸易自由化,且双边贸易谈判的进程有超过多边贸易谈判的势头,特别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基于此种契机,三国也存在着通过贸易合作解决争端问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维护全球和地区经济贸易多边主义的需要。近年来,经济和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严重扰乱了多年来业已形成的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要框架的开放性世界经济秩序,也影响了各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机制。中日韩经济合作模式,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有利地维护了经济贸易体系多边化、多元化,维护了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投资营商环境,巩固了世界和地区经济贸易体系的成果,促进了经济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

   2.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需要。东北亚地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问题原因错综复杂,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近几年来,由于朝鲜半岛核问题带来的局势不稳定,日韩因历史问题、岛屿问题引起的经济摩擦,中日钓鱼岛问题争端等,均引起了该地区的不稳定。中日韩在互为需求和互为依赖的经济合作中,有效地化解了地区矛盾。同时,通过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以及政府各部门地有效互动,在解决地区问题上频繁磋商,有效化解了可能产生冲突的燃点,为本地区的和平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3.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日本和韩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和参与者,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实施,中日韩在“一带一路”的项目中寻找全新的合作机会,不仅有利于深化三国经济合作方式,更有利于三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缓解矛盾,实现共赢。

   (三)中日韩经贸合作为解决地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和平台

   尽管中日韩早在2002年便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日韩争端产生后,其前景再次蒙上阴影,但随着落实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成果和2020年即将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可以在日本与韩国之间多做劝和促谈的工作,以签署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促进日韩两国关系的改善,使其认识到对于其自身而言推进合作的巨大利益所在,至此中日韩三国有望搭建更多的沟通平台,为未来多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例如,在扩大合作领域层面,中日韩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在汽车制造、半导体生产、手机电脑等新材料和新制造业领域,三国通过挖掘技术潜力打造世界一流产品;在服务贸易领域,三国以增加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度,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增长点;在扩大合作地域层面,将“中日韩+X”合作模式、经验、成果扩大到东北亚其他国家、中亚及东南亚等地区,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跨区域性合作模式,并带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在扩大合作创新层面,2019年12月在第四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议上,中国科技部提议将2020年定为“中日韩科技创新合作年”。中日韩经济合作创新具有巨大的内在潜力及动力,也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三国可以利用研发、人才、资金和市场的优势保障,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开辟全新的经济合作领域,将包括5G、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经济领域作为合作创新的出发点,利用三国在技术、资金和市场的各自优势,共建科技经济创新产业链。

   中日韩经贸合作是一条解决近期日韩争端的可靠途径,同时中日韩三方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解决日韩争端只是三边合作的短期目标,三国应本着“同舟共济、凝聚共识、团结协作、面向未来”的原则,将经贸合作视角放在促进地区稳定、经济共同发展、产业协同创新、共创和平且共赢的“新三国时代”。例如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落地,以不断增加互信、增加创新、增加融合的方式,从阶段性上为解决日韩争端提供机会,并为推动中日韩经济下一个十年的美好未来奠定基础。正如李克强总理在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有时会遇到矛盾和问题,但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展望未来,中日韩合作面临新的更大机遇,前景十分广阔”。

   四、结语

   出于对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的考量和维持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日韩两国均试探性地向对方抛出橄榄枝,以缓和近期双方的贸易争端。尽管日韩贸易争端是地区性的,但是日本控制着生产全球90%以上的半导体和显示器所必需的化学原材料供应,而韩国公司是全球此类产品的主要生产商,使得日本及韩国彼此实施的“单向”经济制裁,仍然给国际市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了连锁反应。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及政治的参与者,中、美两国对日、韩的经贸合作将是解决近期日韩争端的重要途径,并为两国间搭建更为完善的沟通平台,提供解决争端的机会。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对东北亚的和平及稳定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责任,可以预见的是,基于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担忧,日韩两国的经贸争端将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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