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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治平:《观与思:我的学术旨趣与经历》自序

   这本集子收录的,主要是与我个人学术生平有关的文字,其中,最早在《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刊出的学术自述《在边缘处思考》,虽然写于二十年前,却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而以“在边缘处思考”来勾画我的学术立场、学问脉络乃至人生轨迹,似乎也最恰切。因此,在考虑本书书名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这个标题。遗憾的是,此前我的另一本文集已经用它做了书名,为避免因为书名重复而给读者造成困扰,我只好另拟书名。尽管如此,在这篇说明题旨的自序里,从“在边缘”这一立场出发加以申说,可能依然是恰当的。

   通常, “边缘”是相对于“中心”或者“主流”而言。《在边缘处思考》提到,从中学到大学,从学生到学者,我似乎是一步步走向“中心”,然而与此同时,在学术路向乃至从业机构选择等方面,我却把自己一步步“边缘化”了,讲的主要是这一层。不过, “在边缘”还意味着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距离和距离感,疏离意识,观察姿态,审慎态度,以及由此生发的反思意识等。同一篇文章在提到阅读黄仁宇的感受时写道:“我最欣赏的恐怕还是作者那种论列历史的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不迫,以及,那种既切近历史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的学者姿态。” 这里,所谓“学者姿态”或“学者风范”,在我那时的理解中,是同“耐心的研究和严肃的思考”“学术的和理性的开放立场”“平心静气的学术的态度”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意味着要从“更具反省意味的立场上去理解和把握传统”“以公平心对历史,对古人,对他者”。倘非如此,则不仅会“妨碍对问题更深入的探讨,还可能使研究者丧失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令有生命力的理论,最后蜕化为意识形态。(以上引文均出自《在边缘处思考》一文 )而这一切,都与“距离”有关。

   在这里, “保持距离”还意味着要抑制学者作为社会成员的主观冲动,意味着要暂时地悬置研究者本人价值上的好恶。因为, “单凭自己的好恶去裁判历史是危险的和不公正的,那些热衷于影射的历史学者,既失去了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也丧失了学者的品格”。我接着又补充说:“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现代意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当下问题和情境的影响。我所反对的,是把学术研究中的这两个维度混淆在一起的做法。”(引文同上)所谓两个维度,简单说就是价值与事实,尽管后者最终也只能以主观方式呈现出来。

   这种与“在边缘”相伴的距离感,其含义还可以借一则故事来说明。若干年前,一位朋友转来一篇讲大陆新儒家的文章,文中引述某学者的话,提到一种说法,说某某是文化新儒家,某某是政治新儒家,又某某是经济新儒家,梁某(按指我)则是法治新儒家。这位朋友因此建议我出来讲讲“近年的思想进路,相信很多朋友想知道”。下面是我回信中的相关内容:

   也谢谢你传来的资讯,让我知道自己原来是新儒家的一分子。类此封号皆好事者为之,兄不必认真。其实,该“有人”提及诸人当中,据我自己看,唯独我最不像新儒家。因为我最少排他性,所谓无党无派,但对于各党各派,均愿作同情之了解。这种立场的“代价”,便是成为各派信息传送的对象,有时也难免被归入不同派别之中。兄自谦只是较理想的读者,仿此,我或许可以把自己算作一个还过得去的倾听者。倾听者也会有自己的立场,但基本上不太极端,也不太强硬。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不在“力图解决……问题”的某群人里。当今之世,此种若即若离状态最不易被理解和归类,因此所有显见的标签,均去真实甚远。

   倾听是理解的前提,也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而“不在‘力图解决……问题’” 的人群当中,或有助于保持距离,虚心观照,而听得真切。世人(当然也包括专家学者之流)辄谓:事实昭然,胜于雄辩。但最基本的“事实”却是,人各一心,所见不同。其实,透过有色眼镜看世界,原本出于“自然”,更何况,人们要揭示的“事实”,往往利益攸关,牵动人心。故论者若不能与论说对象保持距离,所见必狭,对与己意不符的“事实”,或难免“充耳不闻”“视若无睹”。而“在边缘”所带来的距离感和反思意识,能让我们尽可能摆脱无形中支配我们的好恶和预设,从而获得更大自由,进而更好地倾听他人,理解他者。而这,不但是在边缘处思考的要义,也是法律文化研究的旨归吧。

   梁治平

   2018年4月7日写于西山忘言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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