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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阳: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

   摘    要:

   宋神宗熙宁末年宋朝与交趾国双方爆发战争, 对于此次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及影响, 研究者说法不一。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将战争与时政相联系, 考察引发战争的原因;以安南行营为切入点, 了解该行营的兵源结构与后勤保障, 以及战争中庞大的耗费;从双方军事目的和政治战略目的是否达成来考察战争的结果, 以期从新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此次战争。

   关键词:北宋; 熙宁; 交趾; 战争;

  

   宋神宗熙宁八年 (1075) 十一月, 北宋边邻交趾, 举号八万大军入侵宋界。十一月二十日陷钦州, 二十三日陷廉州, 破邕州之太平、永平、迁隆、古万四寨, 后于熙宁九年 (1076) 正月二十三日, 陷邕州。宋政府亦全力集中财力、物力, 招募兵丁, 反击交趾入侵, 并与熙宁九年十二月, 取得征伐胜利。对于这次战争, 学界已有研究, 但对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及其结果各有说法。郭振铎认为, 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李朝统治者屡次寇宋边境, 强占土地, 宋朝在无可忍耐之下予以反击。‘宋李之战’, 以李朝失败, 目的未果而告结束。但此战影响深远。” (1) 黄纯艳先生认为, 这次战争是“宋朝主动策划的意欲统一交趾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引发, 既来自王安石和宋神宗统一交趾的计划, 也受到宋初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它以宋朝的失败而结束, 原因在于宋朝的战术失误, 将帅不和及粮草不继等, 也暴露了宋朝军事制度的痼疾。” (2) 面对同样的认识客体, 却出现了如此迥然不同的认识结果, 似乎有必要对这次战争作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拟对交趾侵宋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以及北宋对此次战争的准备等方面进行探讨, 希望能够多角度地认识这个问题。

  

   一 交趾侵宋与王安石变法

  

   关于交趾侵宋的原因, 北宋朝廷的诏书反映了官方的说法:“闻侬美善归明, 因沈起令薛举遣人招诱, 及刘彝后来处置亦自乖方, 遂致交趾入寇。” (1) 把安南侵宋的原因归结到沈起和刘彝对边事措置不当, 才引起交趾被迫发动战争。大多数反对新法的士大夫则把罪责归结到王安石的对外政策上来, “王安石秉政, 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用章惇为察访使, 以取湖北、夔峡之蛮。于是献言者谓交趾可取, 始议取交趾。” (2) 因为有了王安石开拓边功的举动, 所以才最终导致交趾进犯的观点, 是相当一部分士人特别是反对新法的士人所固守观点。

   笔者认为这些因素是导致交趾侵宋的非决定性因素, 而真正的决定因素是由于交趾李朝随着国势的强盛, 需要不断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 以此来稳固自己的政权并发展自己的实力。

   安南侵宋的原因是由于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吗?我们先从北宋边臣欲收安南的献议说起。宋太宗时, 首发献议征安南的是知邕州侯仁宝, 太平兴国五年 (980) 六月, 侯上疏太宗:“交州主帅被害, 其国乱, 可以偏师取之, 愿乘传诣阙, 面奏其状, 庶得详悉。”卢多逊上奏说:“交趾内扰, 此天亡之秋也, 朝廷出其不意, 用兵袭击, 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宝, 必泄其谋, 蛮寇知之, 阻山海预为备, 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宝以飞挽之任, 因令经度其事, 选将发荆湖士卒一二万人, 长驱而往, 势必万全, 易于摧枯拉朽也。” (3) 宋太宗听信了这些献议, 从水陆两路发兵安南, 战争的结果以宋军惨败而告终, 侯仁宝战殁。仁宗朝知邕州萧注奏言:“交趾外奉朝贡, 中包祸心, 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天圣中, 郑天益为转运使, 尝责交州不当擅赋云河洞。今云河洞乃入蛮徼数百里, 盖积岁月侵削以致于此。臣今尽得其腹心, 周知要害之地, 乘此时不取, 他日为患不细, 愿得驰至阙下, 面陈方略。” (4) 但是, 他的献议是与仁宗朝采取安抚的政策是相违背, 并没有被采纳。

   神宗朝边臣取交趾的献议不绝于耳。熙宁三年 (1070) 十月, 神宗任命潘夙为桂州长官, 明确向他表述了朝廷对待南方边境的外交策略, 他说:“智高之难方二十年, 中人之情, 燕安忽事, 直谓山僻蛮獠, 无可虑之理。殊不思祸生于所忽, 唐六诏为中国患, 此前事之师也。卿本将家子, 寄要蕃, 宜体朕意, 悉心经度。” (5) 宋神宗在此告诫潘夙, 要加强警惕, 不可让“祸生于所忽”, 需要对边境地区“悉心经度”。知桂州潘夙自然秉承皇帝的旨意, 审慎对待边事, 对于建言要攻取交趾的人则让其离任, 言:“‘主管邕州溪峒文字蒋圣俞, 近到任, 即建白欲取交趾, 恐致生事。乞改授圣俞广南东路差遣。’从之。” (1)

   同年十一月, 广西转运使杜杞“言自盗据以来世次与夫山川道路兵民之类为最详, 其末又言存取之计, 颇可采” (2) 。熙宁四年 (1071) 正月, “有言交趾为占城所败, 众不满万, 可计日取也。因命注知桂州。” (3) 萧注在仁宗朝时是积极主张伐取交趾的, 萧注喜言兵, 且对安南国情非常熟悉, 但当宋神宗问萧注攻取之策, 注辞曰:“臣昔者意尝在此。方是时, 溪洞之兵一可当十, 器甲犀利, 其亲信之人皆可指手役使。今兵甲无当时之备, 腹心之人死亡大半, 而交人生聚教训之又十五年矣。谓其众不满万, 恐传者之妄也。” (4) 宋神宗也曾就这些献议咨询西京左藏库使、新泾原路钤辖和斌, 宋神宗问道:“‘议者谓交州可取, 何如?’斌谓取之无益, 愿戒边臣勿妄动。” (5) 萧注、和斌对待安南的审慎判断使宋政府对交趾的外交政策仍然以防范为主, 边臣一旦有不利于双边关系的举动, 就立即予以调任。

   总的来说, 熙宁初期, 宋政府以丰财为要务, 对待交趾方面则“戒敕边臣, 抚慰交趾” (6) 。王安石认为宋政府这种被动防守、姑息纵容的态度反而会“致交趾之疑, 盖朝廷未尝有此, 而今有此, 则彼安能不思其所以然乎?昔者秦有故, 厚遗义渠戎王, 更为义渠所觉, 反见侵伐。臣恐用杲之策, 即万一交趾更觉而自备, 且或为难于边, 则是秦与义渠之事也。其余所建明数事。并易潘夙、陶弼, 候开假取旨。臣闻先王智足以审是非于前, 勇足以断利害于后, 仁足以宥善, 义足以诛奸, 阙廷之内, 莫敢违上犯令, 以肆其邪心, 则蛮夷可以不诛而自服;即有所诛, 则何尤而不克哉!” (7) 显然王安石反对厚结交趾, 希望朝廷能够有正确的态度对待交趾, 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攻取交趾。

   熙宁六年 (1073) , 神宗以沈起代萧注知桂州, 后又以刘彝代沈起。沈起和刘彝两人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举措, 新知桂州沈起“以邕州五十一溪洞洞丁排成保甲, 遣官教阅” (8) , 刘彝“点集土丁为保伍, 授以阵图, 使岁时肄习。继命指使因督军盐之海滨, 集舟师寓教水战” (9) 。作为一个有主权的国家来讲, 加强边防, 开展军事演练, 本无可厚非, 但是后来反对王安石的人都认为这二人妄生边事, 沈起迎合王安石, “遂一意事攻讨” (1) 。“ (刘) 彝乃更妄意朝廷有攻取谋, 欲以钩奇立异为功” (2) , 反变法派人士认为正是因为这两人备边的举措导致交趾的入侵, “二人不密, 造战舰于富良江上, 交趾侦知, 先浮海载兵陷廉州, 又破邕州, 杀守臣苏缄, 屠其城, 掠生口而去。” (3) 刘彝“大治戈船, 交人来互市, 率皆遏绝, 表疏上诉亦不得通” (4) 。当然这两个人积极备战的阵势, 也确实给了交趾入宋的口实, 但直接的导火索应该是沈起接受了侬善美的内附并且断绝了和交人的州县贸易。

   由于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众多人反对, 因此, 后来书写此事的作者总是想要把交趾侵宋的罪责最终追溯到王安石头上来, 出现史料内容互相抵牾的地方, 如前所述, 《长编》记载说潘夙为了免于生事, 把蒋圣谕调离他路, 而《宋史·潘夙传》中说潘夙到任后“遂上书陈交趾可取状, 且将发兵”。《长编》中神宗一朝的史料来源于《神宗实录》和《四朝国史》,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这些史料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手里几经改动, 深深的印着政治派别的印迹。李焘对史料的取舍态度有其严谨的一面, 也有囿于政治偏见的一面 (5) , 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的李焘记载潘夙的史实还是可信的。而《宋史》是在批判和歪曲王安石及其变法活动的大环境形成之下修撰的, 书中把潘夙塑造成惹事之人, 潘之所以要上书取交趾, 是因为王安石当政期间有屡开边事的为政特色, 这样书写就可以把罪责引导至王安石身上来。

   再说萧注, 《长编》记载他告诫宋神宗不可小觑交趾, 而魏泰却说:“神宗即位, 王荆公执政, 注度朝廷方以开边为意, 又以黜官未复, 思有以动君相之意, 乃言向日久在邕州, 知交趾可取, 朝廷遽召, 复閤门使, 俾知桂州兼广西经略安抚。” (6) 李焘和魏泰两人的政治倾向有相似的地方。对萧注活动的记载, 《长编》作为信史更为可靠, 《东轩笔录》则有风闻记事的特点, 透过史书背后的作者来看待这些史料, 可以看出部分作者的政治立场在左右着他本人对史实的取舍和观点。

   再者来讲, 如果说沈起等人是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授意之下有意挑衅交趾, 那么宋政府至少应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家卫国, 而不至于在短短的几十天时间内接连失陷三州, 造成极其被动的军事局面。同时也不会对沈起等人严惩不贷, “沈起可贷死, 削夺在身官爵, 送远恶州军编管。未行, 而中书、枢密院言:‘刘彛亦相继生事, 请罢屯札兵, 致所招之人未堪使;并造战船, 止绝交趾人卖买;不许与苏缄相见商量边事, 及不为收接文字, 令疑惧为变。事恐不独起, 而亦有可疑者。’乃并下招讨司更访其实焉。” (1) 所有客观事实表明, 宋政府并非是挑起战争的主动方。

   再来看交趾方面, 居然为自己的入侵行为提出了三条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 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国者, 官吏容受庇匿, 我遣使诉于桂管, 不报, 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 亦不报, 故我帅兵追捕亡叛者; (二) 桂管点阅峒丁, 明言欲见讨伐; (三) 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 穷困生民。我今出兵, 欲相拯济。 (2)

   显然这些都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的借口。率兵追捕亡叛, 却是攻人城池, 杀人臣民。宋方点阅峒丁, 作青苗、助役之法, 是北宋本国内政, 交趾没有权力到宋朝境内“拯济生民”, 名为拯济, 实为屠戮, 交趾军队在战争中“杀吏卒民丁五万余人;并钦、廉死者十万人。并毁其城。” (3) 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为宋朝臣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那么为何交趾在熙宁末年会对宋政府采取军事侵略行动呢?毫无疑问, 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决定了交趾的军事外交策略。交趾在北宋建立后的百余年内与宋中央政府的关系几经嬗变, 逐渐摆脱羁縻郡国的身分, 走上了脱离宋政府控制的轨道。

   交趾本为汉南越之地, 汉武帝时置交趾郡, 后汉置交州, 晋、宋、齐、梁、陈因革, 改州为郡, 隋文帝改郡为州, 隋炀帝改州为郡, 唐武德时名称改为交州总管府, 德中时改称为安南都护府。五代宋初时, 中原的藩镇割据逐渐从属中央政权, 而交趾由于位置偏远, 交趾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愈加松散。乾德年间, 交趾境内大乱, 经过角逐, 丁公著、丁部领、丁琏祖孙三代控制了交趾的统治权。宋太祖开宝元年, 丁部领自称“大胜明皇帝”, “于华闾洞, 起宫殿、制朝仪、置百官、立社稷” (4) 。但是在宋军灭了南汉之后, 丁氏政权重新考虑军事局面, 宋太祖乾德七年, 丁琏上表内附, 宋政府封权交州节度使丁琏以检校太师充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

丁氏政权很快解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 , 权臣黎桓取代丁氏成为交趾实际的统治者, 至道三年, 宋真宗即位, “四月乙卯, 静海军节度使、交趾郡王黎桓加兼侍中, 进封南平王。” (5)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 大将李公蕴趁棃氏高层争位之时, 篡夺实权, 开始了李氏统治交趾的时代。可以看出, 从名义上来讲, 交趾还是宋王朝的一个郡国, 但实际上, 其内部完全是独立的政权。

   交趾李朝在李德政和李日尊掌权的时候, 国运日隆, 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经营策略 (1) 。表面仍然对北宋中央政府以臣属的身分出现, 实际上已经开始有扩展和侵略的野心。李德政在北宋和侬智高之间充当两面派的角色, 来谋取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侬智高父子屡叛李德政, 李德政先杀侬存福, 后又生擒侬智高, 但是出于政治的原因, 又释放侬智高, 他的企图应该是明显的, 不仅用侬智高家族的影响来控制当地民众, 而且可以用侬智高的割据势力来牵制北宋中央政府的精力, 使其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发展自己的势力。

   侬智高于皇祐四年 (1052) 乱宋事件则改变了这种三角关系的走势。李德政一方面对北宋朝廷主动请缨, “请出兵助讨。” (2) 另一方面当侬智高向交趾请求支援的时候“又允其请” (3) , 他仍然想在这场战争中根据形势的发展来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 宋将狄青识破了李德政的阴谋, 上书宋仁宗:“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骑一千赴援, 非其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 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广, 力不能讨, 乃假兵蛮夷, 蛮夷贪得忘义, 因而启乱, 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 (4) 可以说狄青在处理这件事上是极其有谋略的。宋政府平定侬智高一事, 也让李德政见识到北宋的国势和军威, 北宋政府还是有能力有信心平服远境上的动乱。

   如果说李德政对北宋政府是表面臣服, 内怀叛乱之心的话, 那么他对待周边弱小政权则恣意攻击。特别发兵攻征占城, 对占城百姓大肆屠戮“追斩三万级……生擒五千余人……血塗兵刃, 尸塞原野” (5) , 掳人妻女, 夺人财宝, 充分暴露出李氏政权对外扩张之本质。交趾对占城侵略取得的军事胜利, 也让其尝到了战争甜头, 李日尊在位时, 于熙宁二年入侵占城, “获其主制矩, 及其众五万人” (6) 。熙宁末年发动对宋战争, 不能忽视交趾统治者对外战争的本质。

   当然北宋政府对其亦是严加防范的, 当交趾侵略占城的时候, 北宋朝廷“访自唐以来所通道路凡十六处, 令转运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 (7) 。仁宗时北宋对交趾李朝的戒备政策, 使得李德政不敢轻举妄动。

   神宗即位后, 李日尊自上帝号, 表明交趾已经完全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能力, 侵略的本质和野心的膨胀使得交趾开始主动攻击宋政府。宋边臣积极经营边境, 充实军事力量, 在给交趾造成威慑的同时, 也给予其口实, 加快了交趾的侵略步伐。历史没有假设, 如果宋政府一味地疏于防备, 难免不会让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国家以另外的借口觊觎的。

   这次战争的爆发有其必然性。北宋与安南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各自实力的消长而趋于缓和或紧张。北宋立国之初, 宋太祖无力对抗安南, 表面上维持着宗主与藩属的君臣关系, 实际上却不得不承认安南独立政权的存在;宋太宗即位后, 南方统一大局基本完成, 收复交趾为中国郡县, 定作他外交目标之一, 可是宋太宗此次征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宋真宗对交趾基本采取安抚政策;宋仁宗至神宗前期, 北宋同交趾的关系趋于紧张, 双方在局部边界经常发生摩擦, 北宋方面则以安抚、不生边事为其主导思想, 故双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酿成严重的战争危机。但是安南国势日隆, 常采取攻掠状态, 加上摄位的女主倚兰元妃亦是一位具有强硬政治手腕和政治能力的人。李圣宗末年, 交趾侵略占城, 久攻不下。倚兰元妃代夫在国内主持朝政, 在她的治理下, 交趾境内“民心化洽, 境内按堵, 尊崇佛教, 俗号‘观音女’” (1) 。李圣宗看到倚兰元妃的政绩后, 得到鼓舞, 攻破占城。交趾李仁宗于神武四年 (1072) 即位时年仅七岁, “尊生母倚兰元妃为皇太妃、嫡母上阳太后杨氏为皇太后, 垂帘同听政, 太师李道成夹辅之” (2) 。第二年, 倚兰元妃就除掉了杨太后和李道成, 成为交趾真正的统治者。

   对于国势处于上升状态, 且又有扩张意识的交趾来讲, 在和宋的双边关系中, 一旦宋方边政稍有变动时, 其扩张意图便暴露无疑。因此反对变法的士人将交趾侵宋归结到王安石变法是不符合事实本质的。

  

   二 宋方对战争的准备

  

   熙宁八年十一月, 交趾侵宋, 主动挑起战争之后, 为应对这一突发战争形势, 北宋政府首先组建行营的指挥机构, “命置安南路经略使司以预经制其事” (3) , 该司设马步军都总管, 为大帅统军之职 (4) ;副都总管, 副帅之职, 为都总管副贰, “宋朝马步军都总管, 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以下充……自今路分总管、钤辖以上, 许与都总管司同议军事, 路分都监以下, 并听都总管等节制, 违者以军法论” (5) 。另设属官管勾机宜文字一名。根据史料现把行营职官列表于下:

   陈朝阳:熙宁末年宋交战争考述

   士兵是行营的主体, 军、将是北宋军队的编制单位, 安南行营有三军九将组成。战争爆发后, 宋神宗着手调集军队, 至熙宁九年正月, “九将军马除三将已行, 三将令随招讨司往, 三将令招讨司至谭州度远近追呼”(4) 。九将军马的选配:

   第一种, 调拨正规军, “发河北第三十五将赴桂州, 第十九将驻潭州” (5) 。“陕西、河东见选募赴安南马军” (6) 。此外, 还有“在京留住军马、南京后军、京西就食马军” (1) , 这些军队在七月下旬到达潭州, 集结完毕。

   第二种, 从广东、福建、江西、施州、黔州、陕西、河东募兵。由广西经略司遣使臣从各州军“选配军少壮有胆勇勘披带者赴桂州, 每约五百人团成一指挥教阅, 以新澄海为名, 不及, 即据数收管, 日支口食, 候及半年教成, 即依教阅澄海给请受” (2) 。“诏广东、福建、江西募兵, 令更简黥徒壮勇者别为一军, 合所募共万人, 以备招讨司济师。” (3) 夔州路转运副使董钺“乞于施、黔二州募义军千人赴安南” (4) 。

   第三种, 调拨河北等路及开封府界在京开修沟河, 及筑堤柱占人兵处所役厢军“应副安南征讨” (5) 。

   第四种, 选募峒丁和土丁。熙宁九年四月, (陶弼入左江峒诏谕) , “因点集旧所籍丁壮得二万七千余人, 分三等, 以二万隶诸将” (6) 。熙宁九年七月, 郭逵等言:“今相度止可令巡防使臣等部领土丁弩手, 于要害处驻扎, 往来照管, 侯其人情驯熟, 渐次经营措置, 斯为顺便。” (7)

   综合以上兵源, 兵额约十万人, 马一万匹, “军兴, 粮草最为大计” (8) 。“师旅之兴, 无若刍粮为急” (9) 。出征军队是如何供给及供给程度等诸多问题, 是安南行营必须要面临的。按照北宋军政制度, 一般由政府供给行营的物资需求, 因此安南行营“经由州县镇用物并官给, 毋得假借科率于民” (10)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安南行营军用粮草的筹措。熙宁八年十二月, 中书欲差官诸路转运司计置筹措粮草, 安排“著作佐郎任迪计置广南东路米五七万石、豆十万石, 大理寺丞许选计置广南西路米五七万石, 泗州推官蹇序辰计置荆湖南路米三万石, 秘书丞范峋计置福建路米三万石, 并许裁留上供及借诸色钱物支用, 仍计会广南西路运至于合支用州军输纳, 其广东、福建、湖南常平斛斗权止支散, 以备移用, 兼令及时收籴” (11) 。

   熙宁九年正月癸未, 安南招讨司言:“发兵八万, 当备十月干粮八千万斤。” (12) 这八千万斤的军粮就由广南西路转运司相度, “如所造作可存留, 即依数办集于桂、全州” (13) 。据此说明行营粮食问题主要取给尽可能接近战事发生地,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福建路作为供粮的主要区域, 通过挪用常平仓民用粮及市糴两种方式来筹措军粮。筹措军粮就需要大量资金, 熙宁八年十二月, 宋政府“诏支广南东路铸钱监钱十万缗, 及进纳斋郎、助教等补牒, 为钱五万缗, 应副西路转运司” (1) 。熙宁九年正月, 拨付给广南西路转运司“三司银十五万两, 江南两路常平钱十万缗” (2) 。二月, 又特借常平钱十万缗以便“广南西路转运司市籴买刍粟” (3) 。四月, 都提举市易司“支金六千两应副安南” (4) 。除了转运司协助筹措军粮外, 行营本身有时也要自行解决粮食供给, 熙宁九年二月专门任命行营副都总管赵卨为都大提举计置粮草。 (5) “多赍金帛随军, 遇有降附州峒, 即优价博籴粮草。” (6) 截止熙宁九年七月, 朝廷下拨给广南西路转运司钱四十六万余缗, 转运司利用这笔钱已购得“粮三十六万石, 粟豆四万四千八百余石, 草三十六万余束, 并牛、羊、猪、酒, 应副宣抚司须索” (7) 。

   安南行营战时武器和粮草的给养补充, 有三种方式:士兵量力自负、军中辎重队运输和组织民夫随军运送。士兵自负的数量应该不占主要比例。宋朝军队中都配置了一定数量的辎重兵, 这些辎重兵的职责就是负责押送和运输军队需用的军械、粮草、被服、营帐等物资。就安南行营来说, “凡踏白开道及辇辎重, 皆峒丁也” (8) 。

   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 仅仅靠军中辎重兵运输物资是不能够满足行营行军需要的, 必须调发数量庞大的民夫来往前线运送粮草。由于行营粮草的筹措与调拨是由转运司负责, 时任广西转运使的李平一奏道:“将来大军进讨, 合用般粮人夫四十余万, 乞自湖已南, 一例差科前去。” (9) 朝廷认为李平一的计划过于张惶, 惊动人情, 命郭逵仔细经画, 郭逵从士兵内部寻求解决粮食运输方案, “今计度将来入界随军粮草, 除人马量力自负, 及于出产处买水牛驮米, 其牛便充军食, 如军食不阙, 即充屯田耕稼使用。可减省米及脚乘, 并将九军轻重不急之物权留。量差禁军相兼充火头等, 亦不妨战斗, 可那厢兵或用小车、骡子往来驮载, 及将不得力马更不带行。如此擘画, 可于 (李) 平一所奏合用般粮人夫内减一半外, 只以二十万人节次般运, 供军食用” (10) 。虽经百般裁减, 但还是需要二十万人来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由于交趾侵略战争的爆发, 使宋方不得不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以暴治暴”, 求得边境的安宁和平。

  

   三 战争的过程及结局

  

   神宗熙宁八年十一月, 交趾以水陆两军进犯北宋西南边境, 李仁宗命检校太尉阮常傑“领水军出永安, 攻钦、亷。宗亶领陆军, 出永平, 攻邕州” (1) 。

阮常傑率领交趾军于十一月二十日陷钦州, 二十三日陷廉州, 然后与宗亶合围邕州。邕州知州苏缄誓与城池共存亡, 一方面组织军事力量抗击侵略, “兵得二千八百, 召僚吏与郡人之材者, 授以方略, 勒部队, 使分地自守” (2) 。另一方面向刘彝请求援兵, 刘彝派广西都监张守节帅兵救之, 但是张守节逗留不进, 苏缄又以腊书向提点刑狱宋球告急, 宋球得知消息后, “惊泣, 督 (张) 守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张守节才“皇恐, 遽移屯大夹岭”, 在昆仑关处与阮常傑遭遇, “不及阵, 举军皆覆” (3) 。之后邕州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 知州苏缄以城固守, 多次击退交趾军队的进攻, 并且沉重打击了交趾军队的嚣张气焰, “前后杀伤万五千余人, 城中人心益固” (4) 。越史籍载:“我 (交趾) 为飞梯以临城, 彼施以火炬, 飞梯不能近。又以毒矢射之, 城上人马死者相枕, 彼以神臂弓发我 (交趾) 之象军, 多有殪者, 城高而坚, 攻之四十余日, 不能下。” (5) 阮常傑面临如此忠勇的苏缄颇无奈, “获宋人教以土囊傅城而登, 常傑从之, 城遂陷” (6) 。城陷当日, 苏緘仍然率领士兵奋力抗敌, 乃曰:“吾义不死賊手!” (7) 终因寡不敌众, 邕州城沦陷并遭交趾军的蹂躏, “乃尽杀吏民五万余人, 是役也。所杀获邕、钦、廉三州人, 无虑十万” (8) 。苏缄则奔还州治, 后纵火自焚, 以身殉国。

   邕州之战, 苏缄以几千人的兵力抗击交趾数万大军, 使交趾进一步攻掠北宋的计划受到重挫。阮常傑在取邕州后欲取桂州, “前锋行数舍, 或见大兵自北南行, 呼曰:‘苏皇城领兵来报交趾之怨。’贼师惧, 遂引归” (9) 。之后交趾军队从宋境撤出。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 宋方开始对交趾进行军事反击。安南行营“次桂州, 郭逵遣钤辖和斌等督水军涉海自广东入, 诸军自广南入” (10) 。水陆大军汇集屯驻思明州, 燕达将兵由太平寨破广源州。

   熙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郭逵带领大军举兵进入交趾界内, 在决里隘与交趾开战, 并取得胜利, 史书载“贼以象拒战, 逵使强弩射之, 以巨刀斩象鼻, 象却走, 自践其军, 大兵乘之, 贼溃去” (1) 。后攻占了机榔县, 别将曲珍攻拔门州。二十一日郭逵兵次富良江 (今红河) , 双方在富良江相持四十日, 交趾的军队死伤众多, “蹙入江水者不可胜数, 水为之三日不流。杀其大将洪真太子, 禽左郎将阮根” (2) 。李乾德上表乞降, 纳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

   富良江战役给予交趾军事主力以沉重的打击。宋交双方史书对于此次战争的结果记载却互有抵牾, 局外人马司帛洛也认为:“至此役究竟胜属何方, 颇难明矣, 安南史书谓乾德胜, 中国史书谓郭逵胜, 即诃梨跋摩 (时为占城国国王) 亦不知之。” (3) 黄纯艳先生在其文章中还专门列举了双方史书对此次战争结果的记述, 认为“宋军确在江北大破交趾军, 但最终归于失败, 未能突破富良江” (4) , 单就富良江战役来说, 宋方取得胜利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由于富良江战役, 李乾德上表乞降是事实;宋方收复被交趾蚕食的苏、茂、思琅、门谅、广源五州也是事实。

   评判战争胜利的标准应该不是单一的, 军事上的胜利、战略目标的实现、战争中的伤亡和消耗、战争中获取的利益和财富以及长远战略意义都应该囊括在标准之中。战争是军事的一部分, 富良江战争的胜利标志着北宋反击交趾入侵的军事行动取得胜利。军事上的胜利又为取得政治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北宋这次反击交趾的战略目标应该分为两个层面: (一) 学界之所以有认为宋方在宋交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是因为宋朝廷的第一个层面的战略目标“直捣交趾巢穴交州”没有实现, 这个战略目标是早在熙宁九年二月的时候就已制定, 朝廷下诏“郭逵等交州平日, 依内地列置州县” (5) 。由于战略战术、粮草供给、自然环境等因素, 宋方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能够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目标本身的制定是不太切合宋交双方用兵实际的, 宋军士兵南北方人皆有, 战事又在西南区域, 宋方供给亦出现困难, 粮道不继, 并且瘴毒日甚, 宋兵“十万之众死亡十九” (6) 。郭逵与众将商议帅大兵济江, 众将领出现厌战情绪, 诸将曰:“九军食尽矣。凡兵之在行者十万, 夫二十余万, 冒暑涉瘴, 死亡过半, 存者皆病瘁。”郭逵面对粮乏兵困的现实局面, 及时调整战略目标, 接受李乾德投降, 命安南行营班师回国, 不失为智者之举。郭逵也不得不悲壮地说:“吾不能覆贼巢, 俘乾德以报朝廷, 天也。愿以一身活十余万人命。” (7) 宋神宗对出师安南的最终结果也是不满意的, 御史知杂蔡确抨击郭逵“移疾先还”、赵卨“措置粮草乖方” (1) 。以郭逵为首的将领也因没有实现起初制定的目标而受到朝廷的责罚。熙宁十年七月, “贬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郭逵为左卫將軍, 西京安置;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赵卨为左正言、直龙图阁, 依旧知桂州。” (2) 熙宁十年八月, “降权广南西路转运使、司封郎中李平一为屯田郎中、监庐州盐礬务;前太常丞、直集贤院蔡晔落职为太子中允, 服阙与监当;权发遣福建路转运判官、太子中允周沃为光禄寺丞, 送审官东院。并坐师出安南, 措置乖方, 及漕运不职也。” (3) 面对复杂的作战形势, 前线将帅根据客观情况及时调整战略计划, 不可轻易断定此次军事行动就是失败的。 (二)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北宋朝廷则完全实现了战略目标, 面对外来入侵者, 组织军事力量予以坚决地打击, 捍卫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利益。李朝军队攻入邕州城后, “尽屠五万八千余人, 并钦、廉州死亡者几十余万人”(4) 。残暴的交趾军队把没有杀掉的普通民众掳入本朝, “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额曰‘天子兵’, 二十以上曰:‘投南朝’, 妇人刺左手曰:‘官客’” (5) 。交趾军队给北宋臣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宋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反击入侵者, 也让交趾看到宋朝的国势并不是交趾可以随意蹂躏的, 使交趾李朝再也不敢轻易挑衅宋政府。

   富良江战役以北宋军队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 这次战争中宋朝士兵和民众为此次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凡兵之在行者十万, 夫二十余万, 冒暑涉瘴, 死亡过半, 存者皆病瘁。” (6) 战争结束后, 神宗命中书、枢密院点检此次征安南行营的兵马数, 所存不及一半。兵四万九千五百六人, 马四千六百九十匹, 除病死及事故, 见存二万三千四百人, 马三千一百七十四匹。在领土和疆域上来讲, 宋方“仅得广源又不可守, 竟弃之。生口十不得一, 而朝廷财费亿万” (7) 。

   安南侵宋给宋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宋方的军事打击, 使得交趾统治者在北宋西南边境的扩张野心有所收敛, 让交趾不敢再轻举妄动, 自此至李朝灭亡, 双方边界人民能够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从这方面来讲, 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双方战后所有的政治方向和政策导向正是这次战争结局的直接影响。从这个纵深战略意义上来说, 宋方反击战取得了战略性胜利。

  

   注释

  

   1 郭振铎、张笑梅:《论宋代侬智高事件和安南李朝与北宋之战》, 《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2 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 《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 (1) 《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 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辛亥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 第6649页。

   4 (2) [宋]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 熙宁十年二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473页。

   5 (3) 《长编》卷二一, 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己亥条, 第476页。

   6 (4) 《长编》卷一九〇, 嘉祐四年九月戊申条, 第4593页。

   7 (5) 《宋史》卷三三三《潘夙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0718页。

   8 (1) 《长编》卷二一六, 熙宁三年冬十月甲戌条, 第5257页。

   9 (2) 《长编》卷二一七, 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 第5285页。

   10 (3) 《长编》卷二一九, 熙宁四年春正月癸卯条, 第5324页。

   11 (4) 《长编》卷二一九, 熙宁四年春正月癸卯条, 第5324页。

   12 (5) 《长编》卷二四〇, 熙宁五年十一月己巳条, 第5865页。

   13 (6) 《长编》卷二一六, 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 第5286页。

   14 (7) 《长编》卷二一六, 熙宁三年十一月乙卯条, 第5286页。

   15 (8) 《长编》卷二四四, 熙宁六年夏四月壬辰条, 第5939页。

   16 (9) 《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 第10728页。

   17 (1) 《宋史》卷三三四《沈起传》, 第10728页。

   18 (2)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条, 第6639页。

   19 (3) [宋]邵博温:《邵氏闻见录》卷五,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年, 第42页。

   20 (4) 《文献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七》, 考2592。

   21 (5)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第五章《李焘笔下的王安石变法》,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22 (6)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八, 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3年, 第91页。

   23 (1)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丙寅条, 第6658页。

   24 (2) [越]黎崱著, 武尚清点校, 《安南志略》卷二《李氏世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第301页。

   25 (3) 《安南志略》卷一二《李氏世家》, 第301页。

   26 (4) 《越史略》卷一《先王》,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8页。

   27 (5) 《宋史》卷六《真宗本纪一》, 第104页。

   28 (1) 耿慧玲:《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叁《七至十四世纪越南国家意识的形成》, 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第275页。

   29 (2) 《安南志略》卷一二《李氏世家》, 第298页。

   30 (3) [越]吴士连编纂, 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卷二,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献丛刊, 第238页。

   31 (4) 《宋史》卷二九〇《狄青传》, 第9720-9721页。

   32 (5) 《大越史记全书》卷二, 第235页。

   33 (6) 《大越史记全书》卷三, 第245页。

   34 (7) 《文献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七》, 考2592。

   35 (1) 《大越史记全书》卷三, 第245页。

   36 (2) 《大越史记全书》卷三, 第246页。

   37 (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三六,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57年, 第6905页。

   38 (4)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第八编《军事统帅机构与地方治安机构类》,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年, 第442页。

39 (5) 《文献通考》卷五九《职官考一三》, 考540, 北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 1986年。

   40 (1)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辛亥条, 第6649页。命知延州、天章阁待制、吏部员外郎赵卨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 昭宣使、嘉州防御使、入内押班李宪副之, 龙冲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刺史燕达为副都总管, 光禄寺丞温杲管勾机宜文字。《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二月戊子条, 第6674页。

   41 (2)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庚午条, 第6659页。

   42 (3)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三月癸未条, 第6697页。

   43 (4)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乙亥条, 第6661页。

   44 (5)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庚戌条, 第6648页。司马光《涑水记闻》里记载:“今王师前军三将已达桂林, 一将暂戍长沙, 置局。后军三将分屯荆、鼎、澧三州, 一将辰州。”文中不记时日, 可能为此时事。

   45 (6)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二月己亥条, 第6682页。

   46 (1) 《长编》卷二七六, 熙宁九年六月壬子条注文, 第6764页。

   47 (2)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己酉条, 第6647页。

   48 (3)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二月癸巳条, 第6680页。

   49 (4) 《长编》卷二七四, 熙宁九年夏四月丁酉条, 第6706页。

   50 (5)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甲寅条, 第6653页。

   51 (6) 《长编》卷二七五, 熙宁九年五月戊寅条, 第6733页。

   52 (7) 《长编》卷二七七, 熙宁九年秋七月己巳条, 第6771页。

   53 (8)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三月庚申条, 第6689页。

   54 (9) 李复:《潏水集》卷二《谢赏功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 (10)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乙亥条, 第6670页。

   56 (11)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己酉条, 第6647页。

   57 (12)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癸未条, 第6666页。

   58 (13)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癸未条, 第6666页。

   59 (1)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己酉条, 第6647页。

   60 (2)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戊寅条, 第6662页。

   61 (3)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二月癸巳条, 第6680页。

   62 (4) 《长编》卷二七四, 熙宁九年夏四月庚寅条, 第6704页。

   63 (5)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二月丁未条, 第6687页。

   64 (6) 《长编》卷二七四, 熙宁九年夏四月癸巳条, 第6706页。

   65 (7) 《长编》卷二七七, 熙宁九年秋七月癸亥条, 第6769页。

   66 (8) 《长编》卷二七五, 熙宁九年五月戊寅条, 第6733页。

   67 (9) 《长编》卷二七四, 熙宁九年夏四月丙戌条, 第6700页。

   68 (10) 《长编》卷二七四, 熙宁九年夏四月丙戌条, 第6700页。

   69 (1) 《越史略》卷二《仁宗》, 第39页。

   70 (2) 《宋史》卷四四六《苏缄传》, 第13157页。

   71 (3) 《宋史》卷四四六《苏缄传》, 第13157页。

   72 (4) 《长编》卷二七一, 熙宁八年十二月丁酉条, 第6640页。

   73 (5) 《越史略》卷二《仁宗》, 第39页。

   74 (6) 《越史略》卷二《仁宗》, 第39页。

   75 (7) 《宋史》卷四四六《苏缄传》, 第13157页。

   76 (8) 《越史略》卷二《仁宗》, 第39页。

   77 (9) 《长编》卷二七二, 熙宁九年春正月庚辰条, 第6665页。

   78 (10) 《宋史》卷一五《神宗纪二》, 第291页。

   79 (1) 《长编》卷二七九, 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巳条, 第6832页

   80 (2) 《长编》卷二七九, 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条, 第6844页。

   81 (3) [法]马司帛洛著, 冯承钧译:《占婆史》第六章,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第68页。

   82 (4) 黄纯艳、王小宁:《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 《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83 (5) 《长编》卷二七三, 熙宁九年二月甲辰条, 第6689页。

   84 (6) 《东轩笔录》卷八, 第91页。

   85 (7) 《长编》卷二七九, 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条, 第6844页。

   86 (1) 《长编》卷二八三, 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亥条, 第6940页。

   87 (2) 《长编》卷二八三, 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亥条, 第6940页。

   88 (3) 《长编》卷二八四, 熙宁十年八月戊寅条, 第6945页。

   89 (4) 《大越史记全书》卷三, 第246页。

   90 (5)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第14069页。

   91 (6) 《长编》卷二七九, 熙宁九年十二月癸卯条, 第6844页。

   92 (7) 《东轩笔录》卷八, 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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