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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航: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系统结构探析

   作者简介:殷航(1993- ),男,河南驻马店人,天津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传播与职业教育研究。天津 300354

   内容提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层规制”和“基层支撑”为主要构成元素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成为影响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动因以及推动国家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力量。基层支撑层面,观念转向、历史契机和宏观统筹表征出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中层规制层面,需妥善处理“本土创新”与“向外借鉴”、各本土治理主体之间与利益相关国之间以及“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等三重关系,以期在顶层设计层面探索出适应本国国情和现实诉求的中国特色职教品牌。

   关 键 词: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复杂系统理论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14JZD045)。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9)04-0006-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消解隔阂、促进共融,以国际对话磋商机制来塑造负责任的、具有世界格局的公民,这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目标不谋而合。伴随世界经济贸易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趋势,国际间职业教育资源、要素的聚集与创新扩散频率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形态、逻辑、范式和理念相互碰撞,但国际化过程中所共同面临的瓶颈问题成为制约各国发展的重大挑战。因此,促进产教对话、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输出和引入相结合的基础上培育具有职业教育国际视野和能力的复合新型通才,推进职教扶贫辐射力度为国际化发展解决后顾之忧,增进与相关国的交往,强化自身输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的基础能力,以彰显大国责任,促进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传承民族精神和传播职业品格等,都应当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使命与责任。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维系怎样的系统结构才能在破解难题的基础上保证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系统运转流程的科学性与完整性,是亟须解决的理论命题。因此,构建包括现实基础和战略布局在内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框架,意义深远。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复杂系统结构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物质系统所构成的,而复杂系统是物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颜泽贤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复杂系统是物质多样化的具体体现,包括所有复杂的事物,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都包含若干个原生层次,各个层次之间相互依赖,不能再生[1]。从本质上讲,职业教育国际化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结构要素或者部件构成,具有涌现性、非线性、开放性、自发组织性和多元性等特点,与人才培养、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紧密勾连,具备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对复杂系统的研究首先要着眼于其结构,因为结构是复杂系统构成的核心要素。复杂系统的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主要关联[2]。所谓稳定,是指在系统演化的过程中,不会受到干扰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失去“原状”。主要关联,是系统要素所形成的众多关系网络中,对系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联。本文将职业教育国际化整体流程视为一个复杂系统进行研究,依托其理论和特性,将国际化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所形成的最主要、最稳定的关联划分为其结构的两大原生层次,即包括“基层支撑”和“中层规制”在内的职业教育国际化系统结构框架。“基层支撑”层次包含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观念转向、历史契机和宏观统筹,是该系统结构具备非线性涌现功能的现实基础;“中层规制”层次从双向互动、协商治理和动态平衡三个角度阐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布局,是该系统结构保持稳定标准的规约界定和瓶颈疏通。

  

   二、基层支撑: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职业教育的观念转向

   职业教育观念由重文理轻技艺向文艺兼修、品技并重转向。教育观念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愿的集约反映,是对教育整体层面及主体性的综合认知与思路[3]。民族的文化传统嵌套于国家发展脉络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逻辑选择。受这种相对稳定且封闭的文化基因累积性浸润,国家和民众对教育观念的认知和选择也会受到一定冲击。“学而优则仕”的教学目标、重伦理轻技艺的学习内容以及“克己复礼”思想对个性自由的压制等现象所隐喻的传统教育观念较大程度影响了社会对劳动与职业能动性的认知,加剧了职业教育积贫积弱的局势,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革新。近年来,我国在重大工程项目领域的建设和输出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得益于以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培养己任的职业教育。国家通过主流媒体广泛传播大国工匠精神、塑造时代劳动模范、推广职业技能人才双创典型案例、营造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这就强化了社会对“大国工匠始于基础工人”理念的认知,也使得职业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得到重视。为扭转重高等教育轻职业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国家在制度层面积极解决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离的状况,调整职普招生比率,统筹推进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转换试点工作,逐步完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此外,诸多职业院校探索精准的人才培养定位,通过校企合作项目、现代学徒制和定制化培养方案来助力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破解就业难题。如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等前沿领域专业的设置,较大程度上提升了职业院校招生聚合力。社会风尚的渲染加之政策举措的落实,从根本上改善了职业教育观念与时代发展脱轨、错位的局面,进一步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奠定稳固的基础性支撑。

   职业教育观念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向。2017年7月继“上海共识”之后,国际职业技术大会在中国通过“唐山声明”,文件中提出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共同体的设想,倡导参与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多元合作,为全球经济持续提供人才动力。在原有教育视阈下,通过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本土化、世界化和现代化的融合嫁接。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实需求和世界格局的反复博弈中,调整职业教育结构同人和社会发展的秩序高度协同,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能兼容、互认同、可通用,最终形成定位精准、交叉通联、层次明晰的中国特色、世界高水平职业教育体系势在必行。这就需要职业教育领域摆脱闭门造车的封闭观念,在基础创造能力、技术水平和行业标准等层面与德国、美国等职业教育领跑者互鉴互融,提升本国的人才素质和研发创新能力,为职业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送人才、经验,主动承担大国责任。

   (二)职业教育的历史契机

   20世纪初,在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型社会构建的初始阶段,为满足我国经济复苏和各行各业对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一大批以夯实实践技能和满足实业诉求为培养目标的职业院校。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我国现存的职业技术人才素质结构与高新技术产业实践出现严重脱轨,电子技术、机械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急需能够连接和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能够服务和对接国际化大型企业的新型复合人才梯队的培育与供给,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需要。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就业人口供给量严重失衡,加之以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革命的冲击,我国人力资源供给速率逐渐下降,人才结构与产业实践需求出现脱轨[4]。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不断探索“本土创新”和“向外借鉴”相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纵观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一,人类生活、社会变迁同职业教育的改革着力点相互影响,彼此制约;其二,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众多领域中,职业教育最早实现了对外开放,当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教育贸易市场,说明我国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转型上已经具备了扎实的观念积淀和探索基础。此外,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人力资本强国和创新驱动等系列战略举措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正由“输入型”向“输出型”迈进,逐渐与世界通行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接轨。在中国稳步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国际化成为服务“一带一路”整体布局的中坚力量。

   (三)职业教育的宏观统筹

   新常态下,中国欲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稳步跨越,更好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发展需要,离不开职业教育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育。制度设计层面上,在过去的历史阶段我国职业教育的输入比重远高于输出的比重,因此在国际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充分梳理本土品牌特色,将制度规范予以标准化和定型化。近年来,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系列政策文本中可以管窥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系统性变革,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国际化的要求,希望能够建立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系列战略举措旨在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交流单向度过强、通用性孱弱、参与性低迷等问题,使得职业教育国际化有章可循,强化其可操作性,用适应时代变化的视角明确职业教育在国际教育发展大坐标中的定位。

   世界著名教育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认为,教育国际化“是在充分聚合与梳理全球化、国际性资源的基础上,实现跨文化信息传播、资本流动、技术扩散与能量交互的过程”[5],因此需要从经济、政治和科研三个角度理解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国际化趋势。经济层面上,作为世界经济开放网络结构中的重要节点,中国不仅扮演着资源供给与疏通的媒介元角色,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经受多种形式的碰撞与摩擦。而职业教育也逐渐呈现出“去中心化”和“无边界化”的现实镜像,个别的、区域的市场壁垒被打破,全球范围的市场结构被构型,职业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中国急需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合作以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其中作为“外交政策第四个层面”的教育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近年来,我国逐渐认识到了教育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特殊价值,不断强调教育的对外联络功能。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离不开发达的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加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认知,探索与先进国家职业教育经验模式的对接机制和兼容体系,已经成为教育强国崛起的有效途径。科研层面上,托马斯·萨缪尔·库恩(Kuhn)最早对“范式”进行了界定,用以指代范例、模式、模型,即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秉承的一整套规定等。作为一项动态发展的系统工程,职业教育兼具“认知”和“学用”的双重功能,需要前沿科学的理论研究来驱动产教实践探索。而关于职业教育国际化内涵外延、动因特征和系统结构的研究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局势,在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教育热点问题。在其演进的生命周期历程中,尚不存在成熟通用的科学范式以推进本领域进展。因此,急需全球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针对国际化进程中的难题和热点,通过思辨比较并行、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与实践接轨的多元研究取向、多重研究派系的科学范式构型。

  

   三、中层规制: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双向互动——妥善处理“本土创新”与“向外借鉴”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本土创新”和“向外借鉴”双管齐下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路径所蕴含的逻辑主线和探索实践理应秉持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相结合的双向互动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双向互动应该包含两大层面:

   其一,构建“引进来”的长效机制。即在教学层面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信息技术、评价体系、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等为优质教学内容系统的搭建提供借鉴;在经验层面吸纳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的质量保障体系、北美的“CBE教育”等为提升国际化系统的创新基础能动性奠定基础;在办学机制层面,拓展多种形式的中高职衔接、联合办学、集团化办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为国际化发展提供多元平台。但应该认识到的是,国际化欲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和服务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节点,过分向外借鉴的路径依赖将严重阻碍本土的创新能力,不利于中国特色职教品牌的形成与输出。近年来,由于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梳理,因而在国际化进程中多以一般性交流和访问为主,阻碍了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检验评判和“中国职教故事”的海外声量传播。因此,国际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引进多、输出少的困局,在“拿来”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国情的方案,变单向互动的线性传播为多点开花的大众传播。

   其二,塑造“走出去”的通用能力。通用性是制约“走出去”的关键问题。职业教育的通用性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资格、课程、制度、经验等内容被别国所认可并使用。提升职业教育的通用性,一方面要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在提炼我国职业教育模式时,厘定所隐射的规律性、可复制性,并积极向海外推介,以获取深层次互信、认可和采纳。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社会职教标准的制定或牵头开发高质量的职教标准,将职业教育的资格证书标准和课程标准与企业和“一带一路”合作地区或国家相应企业的技术标准体系对接。

   (二)协商治理——妥善处理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本土主体之间及利益相关国之间的关系

   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疏通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

   其一,各本土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政府、企业、学校等各主体建构要素共享、关系通达、联系紧密的循环式社会网络模式。在传统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中心-边缘”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政府越位、企业缺位和学校错位的畸形结构产生。[7]而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是一个融合制度理念、实践操作与文化环境,关涉人力、财物、组织和信息等要素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各层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各司其职。政府应当在顶层设计层面充当领航员和调停者的角色,为国际化提供方向指导与政策支持,权利执行由完全主导过渡为有限主导,防止越位和空位等失范行为滋生。职业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具体实施者,其对外开放的程度、自主办学的空间、参与国际合作的热情以及其对一线实践经验的探索总结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处于全球经济和产业链核心的企业在职业教育国际化中扮演着媒介元角色,洞悉国际产业经济变局、掌握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前沿诉求,是职业院校培养理念和育才模式革新的风向标。积极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与学校共同承担职业人才培养的责任是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疏通职业教育国际化各治理主体的关系可以借鉴公共管理领域的“多中心”治理结构,即“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社会、企业、政府、学校、行业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均被赋予决策和管理等公共权力,引入平等对话。沟通协商、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形成集体行动的自组织治理网络”[8]。

   其二,各利益相关国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命题,离不开有责任大国的协商治理,中国在参与职业教育国际化竞合的过程不可避免会与多国发生形式多样的利益链接关系。职业教育国际化与利益相关国的利益诉求互为充要条件。因此,中国应当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提升在等级制度、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对环境的把控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等层面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并通过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诉求的分析预测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为本国争取最优化的规则筹码。

   (三)动态平衡——妥善处理“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之间的关系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在战略全局和细分领域谋划与国际标准的嫁接,不断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当前我国尚未掌握绝对的话语权,处于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因袭和被动接受层面。职业教育的双边多边政策沟通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有待于完善。在单向度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中通过因地制宜的创新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标准与规则是衡量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职业教育实现弯道超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强化对国际规则的认知和研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一方面,可以较为直接地吸收先进的职教理念,在国际平台上进行平等对话;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国际平台传播本土职教经验,对落后于现实发展的规则通过正当的流程发表修订建议。因此,“规则适应”与“规则制定”的动态平衡是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增强自身发展动能,实现创新引领的关键[9]。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系统结构的完善需要在资源整合和要素共享的基础上实现教学内容、管理体制、办学机制、培养模式和交流平台等细分领域充分开放、对外接轨,其着力点在于通过“基层支撑”和“中层规制”等逻辑关系的梳理在“顶层设计”层面建构国际化发展的思路与方略,探索出适应本国国情和现实诉求的中国特色职教品牌。从品牌传播的角度而言,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和品牌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以完善的系统结构为基础,进而从“顶层设计”层面塑造其综合传播力。综合传播力包含传播能力和传播效力两大层面。传播能力是着眼于传播的硬件支持和辐射范围;传播效力包含传播的广度与精度。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依赖于“内容-平台-声誉”模式所构建的循环交互生态闭环,包括内容传播力、平台传播力和声誉传播力。内容传播力是由职业教育主体的能力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科学范式等所输出的优质内容体现的;平台传播力是以线上线下联动、教育信息技术创新为主的媒介渠道体现的,是实现语境链接和跨语际交流的载体;声誉传播力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赢得国际市场高美誉度、强话语权,从而倒逼系统结构优化的保障。传播力三个层次互为前提、相互反哺,任意一方的撕裂都将阻碍内容的变现,导致国际化的发展困局。

   参考文献:

   [1]颜泽贤,范冬萍.系统复杂性本质之潜在、激化、外显形式[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3,(4):35-38.

   [2][英]欧阳莹.复杂系统理论基础[M].田宝国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10.

   [3]赵功,王瑜.中国文化传统对教育观念现代化的影响[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8):12-16.

   [4]肖凤翔,张荣.德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动因、改革与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7,11(4):9-15.

   [5]KNIGHT J.Updated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2003,(33):2-3.

   [6][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1.

   [7]肖凤翔,邓小华.“多中心”理念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中和位育”思想的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8,12(2):66-73.

   [8]安东平,朱德全.论职业教育公平的多中心治理[J].职教论坛,2015,(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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