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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新民:我的大学室友刘晓康

我的大学室友刘晓康

  

  

   少年时代,母亲曾对我说起某人,“人得志时,不可猖狂。失意之时,不能潦倒。”

   母亲平素话少,很少与我交流。那人,我不熟悉。她说过后,我没有细问。她也没有进一步详述。但这话,无形之中,存于心底。

   若干年后,我与刘晓康君同学沙湖,突然想起母亲说过的话,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先让我想到这句话的人。

   文革结束不久,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在中国大地上恢复。那年,全国570万青年参加考试,其中,不乏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及师生。但像晓康家里那样,一家3口,同时走进考场,三人又先后被大学录取的,不说绝无仅有,至少我个人耳闻目睹,至今,仅此一例。

   1977年的高考,晓康考试的成绩远远过线,但他们家首先录取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夫人,黄老师。

   黄老师是晓康武汉市6中67届高中同班同学。当年的她,分娩之前,挺着大大的肚子走进考场,迎来了监考老师及考生们一片惊异钦佩的眼光。

   考试结束,大约一周,他们家,一个女孩诞生,乳名恒恒。

   第二年,晓康卷土重来,考取了湖北大学化学系。该校的前身是武汉师范学院。再前,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再再前,是湖北省立教育学院。这是一所濒临沙湖,有90年历史的大学。

   而早于半年入学的黄老师,就读的是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数学专业。

   1977、78两年,老三届学生中,考入一般大学高分者,不计其数。我知道的,汉阳钢厂的同事,一位王姓工程师的兄弟,77年高考成绩,居全省前10名,因岳父原因,未被录取。他到省招办反映,补录到武师汉口分院,与黄老师同校。他的岳父,是中共历史上,二十八个半中的那半个,矮个子,王盛荣。

   我进湖北大学时,78级中文系的韩同学。当年考分,400多分,全省也是前10名。比他分数低得多的老三届同学,进武大华工的,比比皆是。

   黄老师,家有渊源。大学期间,晓康曾对我一人私下讲过,他夫人的亲姑姑,当年就读西南联大时,李政道博士曾对她姑姑有过追求,未允。

   若干年后,一位科学新星,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横空出世。另一位,默默无闻。我甚至不知道她姑姑的名字。晓康没说,我也没问。

  

  

   进校以后,晓康与我分配在同一个学生宿舍,一起学习生活了4年。他大我1岁,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兄长,这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差距。

   也不只是我,所有与他有过交集的人,都视他为兄长。这与年龄,性别,知识,金钱,地位等等,统统无关。

   我们那个寝室,是系里唯一的混合寝室。从76级工农兵学员,到80级的小学弟,共有5届学友,常住7人,进进出出,住过的,共有15位校友,只有我和晓康,两位78级的“老杆”,从进校到毕业,始终在一起,四年没有分离。

   不要说79、80级的小学弟,他们的年纪比我们两人都小10多岁。就是同过寝室的前两届,76、77级同学,也都比我们小好几岁。

   这也许是恢复高考前后,不少学校都曾出现过的窘景。

   但这,多属无奈。当时校舍容量有限,校方又想尽可能地扩招,这样,系里将各个年级的“落单者”汇聚一起。晓康是本系第二高分者,我高考因故失常,考得很不好。不知道校方按什么标准划分,把我们分配在一起。这前后几届,先后入住者,均有入“另册”之感。只好各自,惺惺相惜。

   但几十年过后,回头看去,我们这个小小寝室,出过不少人才。从国家某专业委员会专家,到中学校长,大学校长,私营业主,国企厂长,上市公司董事长,上市公司总工,市局局座,合资公司总经理,……等等,还都有。

   如此人才密度,在我们这所大学,堪称空前。这恐怕为校方始料未及。

   这,也许是因为混合寝室的“杂交优势”吧。  

  

  

   他实在没有必要给他女儿取名“恒恒”。他们家的基因和传承,不缺这个字。

   1978年进校的那批大学生,当时的学习热情,“老杆”引潮,空前高涨,一个个,自发地,要把10多年耽误的时间赶回来。

   所谓“老杆”,是汉味名称,专指“新三届”大学生中的原“老三届”学生。以后,又分别流向各行各业。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除了“学”,应有尽有。

   这个群体,我们年级共有16人。他们中,最小的,1950年出生,进校时,28岁。最大的46年,65届的杨同学,32岁。属于“误入革命队伍”里的“回乡知青”。

   杨同学,后来因教学卓越,曾被评为湖北省“十大名师”,那是另外一段佳话了。

   我们年级中的“老杆”,论坚毅,刻苦,持之以恒,以晓康为最。

   每天早上,早餐前后,他都会在校园里,草坪上,绿荫下,朗读英语课文,或背诵单词。晚上,或在寝室,或在教室,或在图书馆,做作业,及预习明天的功课。

   我和晓康虽然是好友,但我们之间,在专业学习上,却很少交流。只有在同班同学来我们寝室探讨问题时,两人才共同参入。我们是混合寝室,与同班其他同学的寝室不在一层楼。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多半是,遇到比较深奥疑难的问题,才有同学来到这里。记忆中来我们寝室多的,有杨同学,吴同学等少数几位。此时此刻,我才应邀参入讨论。

   杨同学就是“误入”的那一位。吴同学后来海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在海外的一家科学院工作。

  

  

   晓康的恒,也体现在体育锻炼上。他每天早晨的跑步,沿着操场的跑道跑,跑到沙湖边,跑到隔壁的油料所,日复一日,从不间断。这在本校,虽属罕见,但也没有超出我的想象。

   超出我想象的,是一种并不为人认可的坚持。

   我们混合寝室处二楼,里面平行摆放着四张上下铺床,八张铺,住七人。另一铺,放置行李。我和晓康靠窗,住下铺,相对而卧。窗户边置放着我们两人独立的翻盖书桌。在他的书桌靠窗的一边,以及窗沿上,摆放的是七八个形状不一的玻璃瓶,里面装满风行一时的红茶菌。窗外是一片浓浓的梧桐树绿荫。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大大小小的玻璃瓶上,洒在晓康摆动的双臂上。他正在晨练。那是七十年代沿袭下来,仍在坚持的,每日一课的“甩手疗法”。歌曰:

  

   用脚踏实肩下沉,上三下七有恒心。能去头重脚轻病,精力充沛体轻松。

  

   紧接着的,是要诀:

  

   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椭。

   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

   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

   跨宜松,肛宜提,跟宜稳,趾宜抓。

  

   晓康身高约1米8,健硕匀称,有我们那个年代人中,少有的好身材。我不认可他的“红茶菌”和“甩手疗法”。但我对他的凡事持之以恒,相当尊重。尤其是后者,他深得《达摩易筋经》之密义,已经升华到一种美的境界。很多年后,我看到电影海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脑海里首先跳出的,不是白墙黛瓦,烟花杏雨,小桥流水,一棹扁舟的江南水乡画面,而是我们混合寝室窗边,绿荫摇曳的光影下,晓康摆动的双臂,又奔放,又舒缓,又紧凑,又抑顿。

  

  

   他正直,持重,善良。进入大二,我更发现他的敏锐和思考,绝非某些同学想象中的刻板。

   那天,他给我看了一张雕塑照片,约15*8cm尺寸,那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他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大卫身上,从头到脚,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局部,每一种姿态,都充满张力,阳光向上。多美!

   那是我看到的第一张全裸雕像照片。给我强烈的视觉冲击。

   约三十年后,我随家人自驾游欧,专程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一睹米开朗琪罗原作,以逐多年心愿。

   那时,八十年代刚刚开始。国门大开,各类思潮蜂拥而入,中外文明交汇,晓康和我,濡染其间,自然而然,时时交流各自的阅读和思考。

   比如,我们读到的,“贝尔公司的科学家说,他们最大的实验室在食堂……”

   比如,李政道博士讲到的,国外大学,一流的科学家或教授,常给本科大学生们讲基础课。这些科学家或教授,通常都会将自己在前沿科学研究中的进展,融入基础教程的教学中。很多还不一定是成熟的想法。他们在黑板上写出的,都是最新的思路,错了,黑板一擦,换一个新的思路,继续写下去,……

   比如,民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等等,等等。

   这些交流,多半发生在我们的混合寝室,发生在通往图书馆的林荫道上,发生在沙湖边散步的泥土路上。

   四年大学的生活中,这种交流一直在继续,及至多年,各自走向工作岗位,仍然在进行。以至1994年,当我们听说冯天瑜先生离开沙湖,去了珞珈山时,我们同时悲叹,这一调动绝非“零和博弈”。它对于湖北大学的损失,远远大于对武汉大学的增益。

   冯先生是国内著名学者,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大师级的人物。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他是仁者,也是智者。他的研究领域,与我们所学的化学专业相距万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冯先生的敬重。他是我们心目中永远仰止的一座高山。

   我有时想,地处沙湖滨宝积庵,有着九十年历史,由民国湖北省教育厅长黄建中先生亲自创建,以后又得到乡贤李四光教授鼎力支持,由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国立西南大学教授,乡贤陈友松先生曾亲自执掌的母校,没有得到我们后辈校友所期盼的发展,是否与当初的选址有关呢?

   武汉地区的知名大学,都依山傍水。武大是东湖珞珈山,华工是东湖喻家山,华师是南湖桂子山,武汉理工大是南湖马房山,华农是南湖狮子山,中南财大(老校区)是紫阳湖蛇山。只有拳拳于心的母校,濒临沙湖,有水无山。

山啊,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二那年,春季,血库缺血,国家号召捐献。京都一位很有名的医学教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献血有利于降低人体血液粘度,对身体不但没有坏处,反而有益。

   这理论,如此玄妙深奥,晓康与我,一时无法理解,便束之高阁。

   不久,班上谭同学,张同学,王(女)同学三位报名献血。他们都是本年级,乃至本系,本校的田径高手,其身体条件,先天后天,自然大好,他们无偿献血,出于爱心和血性。

   学校食堂给了他们几天营养加餐,这哪里够?于是,晓康与我商议,在班上号召,老杆带薪者,每人出资2元,到徐家棚菜场购买老母鸡,给三位学友,额外给养,补身润心。汪金陈毛赵柳诸带薪老杆纷纷响应。

   柳同学提议,在他岳母岳父家煨汤(岳母在前,排序没错)。柳是我多年好友。此君急公好义,身后不乏“跟班”,那是班上小我们10多岁的当年高考应届生。柳的岳母岳父,是一墙之隔的湖北省农科院油料所研究员,家里有那时平民百姓罕见的煤气炉灶,弃之不用。一大队人马,用2辆自行车驮起土鸡土罐煤炭炉及一干杂物,由湖大,再徐家棚,再到油料所,浩浩汤汤。

   到达柳家,生炉的生炉,杀鸡的杀鸡,钳毛的钳毛,煨汤的煨汤,指导的指导,文火土罐,不到3个时辰,那气味,随着袅袅的白烟,扑鼻而来。真香啊!闻的。在场的,都是没有献血者,均不够资格品尝一口这原汁原味的土罐鸡汤。

   若干年后,我们78级的邓同学,因身体原因休学一年,成为79级中的一员,从此进入我们混合寝室。毕业以后,先在中美饲料公司做技术做市场,以后自己创业建饲料厂,做鸡饲料猪饲料鱼饲料,做得风生水起。我去过他们厂,颇具规模。也同时知道,那饲料催生的猪牛鸡鸭鱼,味道不堪的原因了。

   行文到此,我想起,与张谭王三位同学也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下次相会,一定得问问,从80年以后,四十年间,你们是否喝过比当年油料所土罐土鸡文火煨出的更鲜美的鸡汤了呢?

  

  

   晓康的坚毅,善良,永不潦倒,与他的成长经历相关。

   大学期间,他告诉过我,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仅仅小他几岁。他的兄弟没有读大学,做一点小生意,做得不错。他儿时少年的生活,即便对我这个同寝室的知心朋友,也没有讲得太多。

   他是一个自强的人,不希望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怜悯。

   他下放枣阳山区农村,那里的农民生活,比我下放的荆门乡村,差得太远。他跟我说,那里的农民灶台的大锅上方,挂着一块油抹布。炒菜时,从来不用油,取下油抹布,锅上旋转一擦,代之放油,常年如此。他说起那个场景时,声音不觉咽切,对当地农民的生活的贫困,充满同情。

   他招工时,进了省航运局,在一个小轮船上当水手,流年漂浮于汉水之上,风吹雨淋。

   大学毕业分配,彼时的政策,带薪的学生,原则上“哪来哪去”。他回到原来的系统,去了省航运专科学校。那个学校在墨水湖,我去过,说是“中专”,但与文革前的那些部属中专,如河运学校,仪表学校,测绘中专,船校等等六大中专,不啻云泥。

   不久,该校办不下去,他又调去了武汉肉联子弟学校。我也去过。

   即便在这些学校任教,英语毫无用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直到九十年代初,他调到武汉商业职工医学院,从事分析化学专业,英语才派上用场。以后,该校并入江汉大学,这才有了好的归属。那时,他才四十多岁,只是在人生的马拉松长跑中,因故落后了几里。但以我对他多年的了解,我坚信,他的专业基础,他的持之以恒,他的永不放弃,都会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出不俗的成绩。

  

  

   但晓康,我的大学室友,在人生的长跑中,终究没有跑赢时间。

   1996年,我听说他患上白血病,住进了协和医院。我赶紧探望,只见他的精神状态尚好。他跟我说起白血病,轻描淡写,仿佛在讲邻家大爷的一件稀松平常的生活琐事。

   那几年,我工作特别忙,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去看他了。我在他住院的病房,碰到了恒恒。我才知道,恒恒在上一年,考取了同济医学院德语师资班。1977年11月21日,她和她的妈妈同时走进考场,一个多星期后,她来到人间。晓康一家三口,那一天同时参加高考,却先后入学。她离她妈妈上大学时间,相隔了18年。

   一个月后,晓康故去。

   再往后二十年,我曾拜访我的汉钢同事王工,问起他的兄弟,王盛荣的女婿。王工说,他的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留学澳大利亚,是国内首批留学的学子之一。他于10多年前,因肝癌去世。

   再往后,3年前,我的大学同学,混合寝室居住,78,79两级,都读过的,民营企业家邓同学,也因肺癌去世。

   人的一生,无一不是从此岸走向彼岸。有的历经坎坷,有的一帆风顺,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平平淡淡。路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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