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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求证与放弃 ——《父亲的青年时代》 第十三集

求证与放弃

《父亲的青年时代》 第十三集

史啸虎:求证与放弃 ——《父亲的青年时代》 第十三集

父亲史略,时年76岁,摄于1985年冬。

  

   前注:上一章谈了父亲如何了坚持去延安学习而最终丢失了中共党籍的过程。这显然是父亲年轻时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父亲曾进行了不懈努力以求证其党员身份却一直未能如愿。然而当中共建政后求证的机会终于来临时,父亲却决然放弃了。本章主要谈及这件事。

  

史啸虎

  

   在与杨学诚和钱瑛两人谈话并得到批准去延安学习后,父亲史略很高兴,立即就去找到了老朋友黄心学,告诉了他这一消息。黄心学也很高兴,便邀父亲与自己和潘琪他们组成的拟去第五战区国军部队搞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队一起走。

  

   然而当父亲经襄阳到了西安才发现,中共鄂中区委在撤离大洪山之前并没有将其中共组织关系电报告知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来父亲到了延安,找到中央组织部,甚至还找了当时的中央党校代理校长李维汉(罗迈)先生,也毫无着落。这就是说,父亲的中共党员身份就此丢失了(后面章节将详叙这一过程)。

  

   可以说,自 1939 年春离开大洪山区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太行山,一直到抗战结束,父亲始终困扰于其中共党组织关系的丢失与求证的问题。这其中所经历的各种期待、失望、努力,再失望、再努力,又最终失望,确实难以描述并为他人道。

  

   中共建政后的 上世纪50 年代初期,父亲亦曾就恢复其组织关系事宜做过努力,要求上级党组织能从抗战初期的 1938 年而不是抗战结束后的1945 年计算其党龄,并就此问题分别写信给人在北京的老朋友何伟、胡绳和潘琪等人(杨学诚先生于抗战后期的1944 年因病去世了)。何伟接信后回信,答应“有便找钱瑛谈谈”,同时还安慰父亲“这事总能解决”,当然何伟也请父亲“不要从个人得失考虑”,说了一些安慰话,等等(引号处均为父亲在相关材料中引述的何伟回信中的话)。

  

   1956 年年初,在刚成立的安徽省工业办公室就任副主任的父亲到北京开会,终于见到了自 1938 年 9 月从汉口分别后已有 18 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何伟。见面时,何伟告诉父亲说,他接到父亲的信后便找了相关人员作了咨询,也做了工作,但问题暂没解决,还得继续做些工作。不过希望还是很大的。

  

   而前两年就已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的潘琪先生得知父亲到北京后,也与父亲见了面并告诉父亲说,他已给组织上写过证明,上面说“我与你在大洪山的一个支部内生活过”。潘琪还说,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再写(引号中内容引自父亲所写相关材料)。

  

   父亲也电话联系了胡绳。当时已经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副主任的胡绳闻讯后还专门从其工作的中南海来到友谊宾馆看望父亲并对父亲说,他就父亲的党籍问题“已和钱瑛谈过了。钱瑛说她记不清楚了”。胡绳还劝慰父亲说:“你现在已是共产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只是党龄长短的问题。想开了就好了。”当然,胡绳也表示可以为父亲写证明。其实,这已是钱瑛女士第二次说她记不清楚了(引号中内容均引自父亲所写相关材料)。

  

   父亲跟我们说过,1943 年钱瑛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在延安中央军事工业局(那时已更名为八路军总部军事工业部)工作的二叔(史金龙,当时已改名力群)曾专门去找过钱瑛,问及关于他大哥,即父亲的党组织关系问题。钱瑛当时就说她记不清楚了。那时距父亲离开鄂北的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辗转去延安不过 4 年时间。

  

   就在父亲那次开完会、准备离开北京的前夕,何伟可能觉得老朋友的这事儿很重要,而且挺有希望的,是可以再争取一下,就请父亲写一份具体的材料,将其当年组织关系中断丢失的前因后果写一下。他和胡绳都准备签字证明(潘琪早已给父亲单独开具了证明材料),然后经由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门备文再报请中央组织部核定,看能否恢复父亲的 1938 年初的党籍。

  

   有这么多曾经共同战斗过的且在北京的老战友愿意为父亲做证,父亲这些年来所求证的一切似乎在未解决之中又露出了可以解决的曙光。但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从 1939年春到延安,再到1956年在北京,几乎为此不懈努力求证了 17 年的父亲,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居然对何伟说了这样的话:谢谢你们,还是算了吧。我也想通了。你们几位老朋友都认可了,也就够了。父亲居然谢绝了在京的老朋友何伟、胡绳和潘琪等人再努力一把的好意!

  

   父亲突然决定放弃求证党籍的这个态度让何伟等人很是惊讶。他们知道父亲那次到北京跟他们谈及恢复党籍问题是有原因的,即那年下半年中共安徽省委将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当时的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也说了,父亲这次去北京如能成功证明自己是 1938 年的党员就很有可能被提名并当选为那届安徽省委委员。可是到了最后关口,父亲居然放弃了。

  

   我迄今不知道父亲在最有可能获得他孜孜以求结果的关键时刻为何却最终放弃了求证自己抗战初期党员的努力?也不知道父亲在他谢绝何伟的那个很可行的建议之前,他的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我知道父亲最后选择不再求证而是放弃显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有原因的,也是他在北京那些天里深思熟虑的结果。

  

   现在看来,父亲的这一选择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也是有逻辑可循的。那就是又一次证明了父亲当初选择加入中共并非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更好地抗日救国。这就是父亲心中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也就是青年时代父亲的最大的理想和抱负。八十年多前,父亲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全面侵华、上海南京接连失守、武汉大会战即将展开之际抛妻弃女、破家纾难,全身心地投入抗日工作,不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和抱负吗?

  

   父亲在后来多年的抗战期间一直孜孜以求自证党籍显然也是与此有关的。但是,当中共建政后机会开始出现时,父亲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决然选择了放弃。这是出于怎样的思考呢?

  

   我在写这本书稿时在想,也许父亲觉得再这样求证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也许他觉得即便恢复其抗战初期的党龄了,最多也就是被提名并当选中共安徽省委的委员。而且,届时即便当选,也无非官阶高一点,收入高一些,但是,如不当这个官应该也没什么吧?我现在的工作不也很好吗?

  

   虽然以上这都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揣测,也许会有差错,但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生性恬淡的父亲似乎一直不太看重官阶和级别。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和 60 年代初期,安徽省的高级干部至少有两至三次普遍性的或有针对性的行政级别升级调薪,而每次升级调薪时,在省直各有关部门任职主官的父亲都将升级的机会和名额让给其副手和其他干部了,而自己的行政级别自 20 世纪 50年代中期确定后就一直没有升调过。由此可见,父亲确实是一个对于所谓官阶和宦途生性看淡的人。不过,父亲虽然放弃了自我求证,但其抗战初期党员的资格最终还是得到了中共组织上的认可。

  

   1989 年 3 月 26 日父亲去世后,他生前曾经努力求证过的心愿也最终得以实现。中共安徽省委在其讣告上写道:史略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做法显具人性化,也尊重历史事实。当然,此时的父亲是不可能知道的了。

  

   从现代眼光来看,一个人只要不贪恋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是否中共党员或是否党员高级干部本都没有什么。现在是和平发展时期,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除了官场宦途,还可以有很多很好的路可走,也会有很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任何人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与抱负,而且能生活得很好。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之路也无不如此。当然,在时下依旧官本位并存在特权的中国这也许是另当别论。

  

   在时下中国,有人可能会因没有官场人脉及其背景而遭遇到一些不公正或不公平的事儿且难以申诉。但是话说回来,人在官场又将如何呢?中共建政后的那一次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以及打倒一切的“文/革”,打倒和批斗了多少所谓的“反党集团”和中共高级干部?即便是现在,由于权力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监督,那些在官场里浸淫多年的中共高级官员们,官阶就是再高,资格再老,不也有很多人已因或将因各种政治或经济的问题而倒台、降级,甚或饱尝牢狱之灾吗?

  

   而八十多年前的中国,正是处于决定民族存亡与否的残酷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父亲认可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也怀着极大的热情加入了这个刚刚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的革命党组织。对此,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为何非要孜孜不倦地去求证党籍?不加入中共,做一个非党人士不也可以抗日吗?

  

   为此,这里我想将父亲加入中共前后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以及中共后来的相关政策修正过程用少许篇幅稍微介绍一下,以便读者从中得到更多的比较和体认。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华北事变(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 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及其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后不久,中共自成立起就一直坚持的政治纲领与主张均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36 年 5 月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就提出召集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不再坚持前一年其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仍然学习前苏俄以建立那个所谓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共更是改弦易辙,做出了重大的也是颠-覆性的政策调整,正式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至此,中共在中国推行了十年的、残酷的、血与火剥夺式的土地革命宣告结束。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和建国一直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抗战就是抵抗日本侵略。这人人都知道。而所谓“建国”又是指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呢?帝国的,共和专制的,抑或是民主共和的?在这个问题上,如后所述,中共当时提出的政治主张无疑是很受欢迎的。

  

   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1937 年 7 月15 日,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提出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937 年 8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与 1938 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乎是一致的。

  

   这表明,当时国共两党在各自的最低政党纲领,即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民主共和国问题上,愈益相近,很多方面几乎趋于一致了。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多次说过,“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以上引文分别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11)》第 158、278 和 606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938 年 10 月,也是父亲在汉口加入中共的那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抗战胜利后要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那么,何谓“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呢?我觉得,这个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确实非同小可。即便现在来看这个“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除了《十大纲领》所提及的那个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外(民-主集中制其实只是一种组织制度,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但这只是一个政治概念的认知问题,无关宏旨——作者注),似乎都没有过时,仍然很吸引人,也很符合时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倘若我们将其作为八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恐也不为过。因其很重要,下面还是引用三小段吧。

  

   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相互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

  

   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

  

   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以上引文均引自《毛-泽-东文集(3)》,人民出版社,1996)。

  

   我知道父亲八十年前加入中共是为了更好地抗日,但我不知道父亲当时加入中共是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过,从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父亲在五叔要求其联合申诉以索回泰州老家祖宅问题上用沉默表示拒绝一事以及其过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遗产来看,父亲至少在思想感情上是认可并在言行上是遵循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详见本书稿第八章)。毋庸置疑的是,前述的这些中共于 1937 年前后确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显然都是进步的,也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以及国际上民主潮流的,甚至在时下中国,很多方面也并未过时。

  

   对此,很早就具有民族救亡和民主思想的父亲也显然是认同的,否则,当时已有家小且生活稳定的他也不会冒着风险去和何伟等老朋友一起参与组建汉口读书会和武汉职业界救国会去呼吁抗日,甚至到后来抛妻弃女而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当然,要不是具有如此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父亲更不会后来非要坚持去延安进一步系统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即将 28 岁的父亲才会在诸多好友,特别是何伟先生的影响下,最终选择并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和共产革命。

  

   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并最终在中国建立他心目中的这个辉煌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他除了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送回老家以示抗日的决心外,还先后将自己的两个颇有学识和能力的胞弟(即我的二叔史金鳌和四叔力群)和一个堂弟(史敬棠)都引荐到了抗日以及共产革命的队伍里。

  

   我认为,父亲当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在当时,对于他本人以及对于其他很多与他一样选择了参加共产革命去抗日的年轻人来说,既理所当然,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其满怀热情步入的道路却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坎坷和委屈。仅仅是父亲的一次个性张扬和自我选择,就让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如此蹒跚——居然丢失了组织关系,也不被承认是中共党员了。

  

   抗战八年,虽然他始终兢兢业业地不断地在各个地方创办各种抗日报刊,孜孜不倦地做着中共的抗日宣传工作,但却不得不一直游离于他所倾心和挚爱的中共党的组织之外并被甄别审查了近乎七年。对父亲而言,这段经历显然是痛苦的,也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是,当 20 世纪 50 年代求证的机会终于出现时,父亲居然最终选择了放弃,坦然接受了现实,这真让我感到意外。但我想,这显然是父亲在思想上的一种开悟,也是其政治意识的一种升华。

  

   然而,父亲那次究竟开悟出了什么而最终选择放弃求证呢?父亲始终没说,我们迄今都不得而知。也许这就是历史,而历史,如果当事人不说出来,也是可以被淹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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