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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银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探讨——基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的延展性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这就明确了财富这一基本范畴以及创造财富的源泉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增进社会财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促进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构建财富理论,不仅要系统研究马克思的财富理论,还要研究其财富理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发展。

  

   一、 财富范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对一定社会的经济理论分析需要基本的经济范畴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分析。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既有价值理论也有财富理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范畴是价值,贯穿始终的是价值理论分析。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能否继续以价值范畴作为基本经济范畴并相应进行价值分析呢?这要从价值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的原因分析起。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论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明确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依据其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明确活劳动创造价值,进而揭示出在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劳动者得到的只是相当于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剩下来的均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大。剩余价值资本化产生资本积累,进一步揭示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2一极为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为无产者贫困的积累,由此发现无产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并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因此,价值论分析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揭示过程。

   二是揭示商品经济从而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于每个部门投入的劳动时间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经济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直接计算出来,因此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只有在消灭了商品经济的未来社会中,“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能够直接计算出来,“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3

   以上价值论分析的原因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时仍然需要价值论的主要方面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仍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仍然需要价值规律作用,仍然需要利用价值论分析来认识其存在的矛盾,以及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是财富尤其是公共财富的增长。需要的是财富的增进,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服从于这个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不能只是进行价值论分析,更要重视财富理论,甚至需要以财富论替代价值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相应地,财富这一概念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从而财富理论应替代价值论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需要全面了解马克思的财富理论。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价值分析和财富分析的理论逻辑来揭示。研究财富理论不能不提及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斯密代表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强调增进国民财富的意义和途径,明确提出分工和交易可以极大地增进社会财富。他的研究既有财富理论的分析,又有价值理论的分析,最早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既包含价值理论也包含财富理论,但主要服从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需要尤为重视价值论分析,创造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经济分析的逻辑从商品开始。《资本论》一开头就开宗明义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6马克思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将财富的商品形式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马克思在创造价值理论时从商品这种财富形式中抽象出价值,把与财富相关的因素一步步舍象掉并抽象出价值范畴。反之,当我们考察财富时,则要将马克思关于价值分析的理论逻辑由抽象还原到现实,也就是从抽象的价值回到具体的财富范畴中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分析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财富理论那里得到滋养。根据马克思的财富规定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反映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首先,财富的物质内容就是使用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财富是属于使用价值的范畴。“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7根据定义,成为财富的使用价值必须是有用的,是对社会有用的,这样“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2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和财富不是同一个量。产品的总价值包括转移的旧价值即生产资料价值(C)和新创造价值(V+M)。V+M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价值产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C的评价。价值分析认为C是转移价值,不是新创造价值。但财富分析则非常重视C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第一,它本身是财富的一部分,新创造的财富是C+V+M之和。第二,C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对财富创造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现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财富是社会总产品的概念,生产总值指标不过是以价格计算的财富数量(而非价值量)。

   其次,财富的积累及其属性。在马克思那里,财富的积累是基于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资本积累,积累的资本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大。这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7由资本积累形成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7从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马克思基于价值分析对资本积累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与财富的创造者发生异化,劳动者的存在只是为了用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增加别人的财富。就如他所说,积累意味着征服社会财富世界,扩大资本家的私人统治,增加他的臣民的人数,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也就是说,资本家财富的增长,同吸收别人的无酬劳动的多少和强迫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基础是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因此所要重视的财富不只是社会总产品的增加,还要关注资本积累。虽然在民营经济中仍然存在私人财富的积累,但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表明积累的财富主要是公共财富。资本积累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增大,更是增进社会财富的基础。习近平把公有制经济看作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8公有资本积累是为人民谋福祉,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增进居民家庭财富,从而贯彻习近平所强调的“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9

   第三,财富的形态。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体现在,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9这些美好社会的需要是由各种社会财富来满足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财富下的定义是“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10他所明确的财富是物质财富,后来马克思所认定的财富也是物质财富,相应的生产财富的部门是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可以明确财富是实体经济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只是指物质财富。马克思当时已经发现服务对资本家来说还只是资本家享用的奢侈性财富,但由于不被广大人民所享用因而还不是财富。而在当今时代,许多服务也已经成为劳动者必需的,因此服务也成为财富,服务作为社会财富也从个人服务扩展到生产性服务,进而扩大到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范围包括了物质财富和服务财富,相应的财富生产就有三次产业部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当时还预见到在未来社会中自由时间是衡量财富的重要尺度。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那时“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1显然,精神财富将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形态。不仅如此,随着工业文明时代转向生态文明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12生态也是财富。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这种财富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求财富的增进必须建立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相应地,GDP的计算也有绿色GDP指标。所有这些表明,现代的财富形态包括物质财富、服务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

   基于上述财富这一基本范畴建立的财富理论将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成为分析的主线。

  

   二、 以财富增长衡量生产力水平和供给能力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需要对生产力水平进行科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7供给能力实际上反映生产力水平,以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增长来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明确增强供给能力的途径。

   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逻辑中,以价值衡量生产力和以财富衡量生产力效果结果是不一样的。他对生产力水平作价值论评价主要用于阶级矛盾分析。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成反向变化,由此对资本和劳动者产生不同影响。活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在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进行分配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降低劳动力价值,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这样所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生产力都被资本占有,同时资本积累所带动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失业的增加。因此,价值分析的结论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与劳动者的利益相对抗的,这符合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本意。

   价值本身衡量不出生产力水平,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3价值量只同劳动时间相关。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活劳动,可以创造较多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较高生产率的活劳动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劳动生产力只是指同一劳动时间内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不管生产力发生什么变化,在同一劳动时间中仍然凝结着相同的价值总量。因此,只是从价值方面评价难以评价生产力发展水平,更谈不上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源泉。

与价值量变化方向相反,财富量与社会劳动生产力成正向变化。财富分析就会在建设新社会的理论中得到充分应用和发挥。马克思的财富分析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是由同一劳动时间中创造的使用价值来衡量的,即财富量是衡量生产力的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13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但要以财富增长来衡量生产力水平,还要准确判断各种生产要素对财富增长的作用,以明确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

   首先,虽然劳动是财富之父,但在现代经济中,直接劳动的作用在明显下降。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分析发现:“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14因此“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2这个结论对新时代寻求增进财富的动力非常重要。就转变发展方式以增强供给能力来说,直接劳动只有同资本、科技、管理要素结合才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更少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更好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资本是财富创造的第一推动力。在价值分析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被称为不变资本。由资本积累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活劳动比重的相对下降,因此创造的价值量呈下降趋势。财富分析则相反,强调资本不仅是财富创造的物质条件,而且资本的运作会使资本具有扩张能力。“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15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物化劳动即劳动的物质要素比重上升,是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标志,对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增加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仅要肯定资本的生产力作用,还要特别重视资本积累对推动社会生产力提高的作用。

   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习近平所说:“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最终取决于科技创新。”16马克思以价值评价科技的生产力作用是不充分的,只是限于首先采用先进技术的生产者比其他生产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17也就是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当全社会都采用此项新技术时,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超额剩余价值随之消失,产生相对剩余价值。其说明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结果是劳动力价值(必要劳动价值)的下降。用财富来评价,科技对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就充分显示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8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的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科技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用途,从而扩大投资领域,“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19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循环经济思想。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起,“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0进入新时代科技要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关键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21

   在建设新社会的条件下,财富增进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就是财富的增进,所有财富创造的参与者(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建设者也就是各种要素的所有者都可能分享到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从而财富增长的成果。

  

   三、 财富创造的要素及各种要素对财富增进的结合作用

   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要素不同,财富创造是多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因此习近平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22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分析不仅指出了财富创造的要素,还指出了各种要素结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价值创造的要素和财富创造的要素是不一样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价值增殖的途径,或者是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提高劳动强度,或者是降低必要劳动价值(依靠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显然,这种分析符合寻求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目标,但无法说明与财富增进相关的经济发展问题。

   财富理论是寻求财富增进的源泉和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财富创造过程就是劳动过程本身,“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 件”。23这 样,财富增进就涉及各类生产要素的作用和动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错误观点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 泉’。”24这 一段论述可以概括为这样两个重要观点:第一,除了劳动,自然界也可以成为财富的源泉。第二,劳动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劳动同其他要素结合的过程,就是通过社会的劳动过程,即人和自然的结合过程。这样,财富创造要素就成为要素报酬的说明因素。

   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创造是具体劳动过程。劳动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因此财富分析需要研究创造财富的各种要素的组合关系,以及在生产方式变迁中的历史特性和动态结合关系。要素包括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关的要素包括资本和土地,劳动要素也是不均质的。马克思提出了复杂劳动的概念,“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25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和管理属于复杂劳动,都是财富创造的要素。这样,与资本、技术、管理并列的劳动准确地说只是指直接劳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3随着社会和科技进步,直接劳动以外要素对财富创造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它们直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

   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但他不仅提出了各种要素的生产力的概念。如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土地生产力,而且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思想。他认为每个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孤立的。现在讲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指的财富创造中各种生产要素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财富创造中要素的高效组合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离不开三类要素的作用:

   一是自然力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在财富创造中“人和自然,是携手并进的”。26人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2恩格斯进一步将此解释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可见自然资源在创造国民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里所讲的自然资源是广义的,除了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外,也包括了环境和生态,以及生物多样性。马克思从经济上将外界自然条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另一类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这两类自然富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起着不同的决定性作用。“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7当然,财富创造不能依赖自然,也不意味着自然越富饶,经济越发展,财富越多。恰恰是“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7自然资源对增进财富作用,“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3在人类历史上,人和自然的关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27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建立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二是资本要素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用“第一推动力”来说明资本作为要素结合的粘合剂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是被资本并入生产过程的。不仅如此,资本还将科学技术并入财富生产过程。这不仅在于技术生产力可能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且在于它能够使资本有更高的生产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它本身的投入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要素的粘合剂,在不同要素之间的配置所起的提高生产力作用。资本更多地投在要素数量投入上,还是投在提高要素质量上,是更多地投在物质要素上,还是投在人力资本等创新要素上,所产生的财富增长的效应是不一样的。可见资本要素配置所推动的要素组合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三是管理要素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因此管理不仅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管理活动,还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管理活动。28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管理不同,财富创造的管理活动,不只是管理劳动,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和配置投入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根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9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财富创造要素的结合呈现出的趋势是,“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30对财富增进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日益由有形的物质要素转向无形的管理、技术、知识等要素。这些要素所有者将会成为现代财富创造的中心。

  

   四、 财富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分配是生产的反面。上述财富创造要素的分析表明,基于财富分配的收入分配,必然提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要求。其目标是让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完善按要素分配机制的要求。

基于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分配分析服从于揭示阶级矛盾的目的,认为收入分配就是在V和M之间的分配。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区分为必要劳动价值和剩余劳动价值,劳动者的工资定义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各种非劳动要素获取的收入都是剥削收入,是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收入就是占有的剩余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建立在绝对延长劳动时间和在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缩小的基础上。因此,价值论的收入分配反映劳资对抗的关系。接下来的分配就是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家之间的分割。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是要说明工人阶级面对的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剥削。显然,价值分配的研究结论不可能解决更好地实现财富增进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在批判“斯密教条”时指出的分配关系的本质:“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是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本身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看作与生产关系相对立而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那种东西。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31

   基于财富创造的分配,也就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根据马克思的提示,财富的分配首先要解决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的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即C的分配应当是对社会总产品的直接扣除。就是说,“应当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32财富扣除了用于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后,余下的部分用于收入分配。这就是分配的对象——社会总收入减去生产资料价值(或物化劳动的价值)——社会净收入,即(V+M)。对这部分收入的分配则可以从价值分配和财富分配两种角度进行分析。这意味着财富分配和价值分配的内容是同一个量,都是对新创造价值(V+M)的分配。但由于分析目标不同,收入分配的财富分析同收入分配的价值分析的着力点不相同。收入分配的财富分析服从于增加财富的目标,与价值分析不同。财富分析的目标是解决各个要素所有者为增进财富而提供生产要素的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33财富增进的机制或者说制度安排就在于“财产形式”的安排,使所有要素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要素所有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和协同的关系,财富分配则是在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所有者之间按照各自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进行分配。财富增进要求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充分涌流,就要使各个要素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意味着虽然可分配的财富是新创造价值,但分配的原则是各种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这种机制一旦形成,就能有效解决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因此,财富分配研究的是“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34由于各种要素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由此产生财富的占有,从而产生财产概念。财产是具有明确所有权的财富。财产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表现为一定制度所保护下的权利。根据马克思的提示,财富的占有关系也就是财富以财产所有权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关系。这个理论解决了用价值理论无法解释的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具体地说,要素所有权实际上是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财产占有关系,如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资本所有者的财产权,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等。财富就根据要素所有权进行分配。马克思在批判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时明确指出,工资、利润、地租等收入分配形式,都是相应的要素所有权的实现,如资本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现阶段还有企业家的人力资产,知识产权等。这说明,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分析,各个要素所有者参与财富分配有其合理性。这是实现各个要素所有权的诉求。面对各个要素所有者,要能够形成创造财富的各个要素充分涌流的机制,就必须解决财产所有权在收入分配中的有效实现问题,使得各个要素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说明了各种生产要素凭借其要素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进一步要研究的是各种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路径。是凭投入?凭贡献?还是凭供求?从增进财富考虑,目标只能是有效解决财富的一切源泉,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要素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按此目标,只能是投入、贡献和供求结合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贡献只能由市场评价,各种要素的报酬只能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决定。这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由市场评价贡献,由贡献决定报酬”。由此可发现收入分配的财富分析同价值分析的区别,与价值分析所要说明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占有不同,财富分配的分析是要明确,各种要素的分配份额不是谁剥削谁的问题,而是谁贡献大谁得到更大份额的问题。市场评价的贡献越大要素报酬越大。这种公平原则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与要素组合的效率原则是一致的。这种要素分配体制体现的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其效应就是真正实现马克思所期望的社会财富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

   总的来说,根据问题导向的要求,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与此相应需要把财富作为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把财富分析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系统研究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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