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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国义:《申报》初创:《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

   摘    要:

   1872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地球说》, 被称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大众科学启蒙。但是, 关于其作者究竟是谁, 却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根据同治年间刊本《诂经精舍三集》等资料, 我们可以肯定《地球说》的实际作者并非是《申报》主笔蒋其章, 而是浙江杭州诂经精舍的青年学子高云麟。

   关键词:《申报》; 地球说; 作者; 蒋其章; 高云麟;

  

   一

  

   《地球说》是1872年《申报》创刊首月刊载的一篇重要言论。2005年10月, 我国自主研制的“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 搭载飞船一起升空的还有丝绸版的《解放日报“神六”纪念特刊》。在这份特刊头版居中的位置上, 便醒目地刊登了百年前《申报》上的这篇旧文, 并配以大字标题, 称地球之说“中国古书早明示, 岂特西人知之哉”。文中指出, “地球说”理论在中国古书上早有记载, 表明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对宇宙的思索。为引起公众更多的关注, 同时在《解放日报》上影印当年《申报》, 并重新刊出《地球说》原文, 加以“编者按”, 称这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上, 刊登的“中国最早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文章, 现将全文登录如下”云云 (1) 。如此, 旧文重刊, 赋以新义, 目的是以之传承文明, 见证历史。

   不过, 关于《地球说》一文的作者究竟是谁, 却是一个百年未解之谜。《解放日报》配发了《〈地球说〉, 奇文当年谁写就?》, 文中开首指出:“先人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是谁, 在133年前, 挥毫写下《地球说》?”指出那时的报刊文章也不署名, 而据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分析, “一般来说, 这篇在头版类似社评的言论, 最可能是主笔写的。” (2) 于是叙写了追寻该文作者曲折详细的过程。由于这段时期中, 申报馆内没有人事档案可资查考。先是找到“申报史编写组”的研究人员, 把视线聚焦到《申报》创始人美查聘请的三位早期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三人身上, 最后聚集到举人蒋芷湘身上。在不排除还有其他作者的可能下, 联系到《地球说》的内容及表述, 认为相对而言, “还是蒋芷湘最有可能”。随之报社人员走访了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乃至刻有全国进士名录的京城国子监的碑林, 逐一查找考证, 但却所获甚少。只是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 知道他名蒋其章, 字芷湘, 浙江钱塘人, “光绪三年丁丑科 (1877) 第3甲第49名进士, 浙江钱塘人。”至于其他有关情况, 则不得而知。再继续追寻家谱, 在堪称收藏家谱最全的上海图书馆, 馆藏计有153种蒋姓家谱, 亦均搜检无果。文章最后说:“我们的追索, 只能暂告一段落了。所有的, 都只能是一种推测;可能性大小, 也只是相对而言。但我们已经找到了, 先人留下的这一份足以遨游太空的厚礼;我们已经找到了, 从百年《地球说》到科学发展观的无尽思索与启迪……” (1) 虽说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谁是《地球说》作者仍留悬念, 不过这样的追寻仍然很有意思,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那么, 《地球说》的作者究竟是谁?他是不是就是《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 抑或是其他人呢?

   由于史料的散落, 关于蒋其章其人生平事迹, 历来鲜为人知。即使是一些报刊史的权威之作, 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刊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等, 在论述《申报》初期创刊时, 对《申报》这样一位早期重要人物, 均甚少记载, 可以说几乎是个空白。但实际上, 在清代科举考试的案卷《清代朱卷集成》中, 则留存了他两次参加科举考试、有关其家族及个人履历的记录:“蒋其章, 字子相, 号公质, 又号质庵, 行一, 道光壬寅年四月二十四日吉时生。浙江杭州府学廪膳生。钱塘县商籍。肄业诂经精舍、敷文、崇文书院、东城讲舍, 前肄业紫阳书院、上海敬业书院。著有《泽古堂集》卷。” (2) 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此外, 在《同治九年庚午正科浙江乡试录》、《杭州府志》、《重修浙江通志稿》、谭献《复堂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以及《申报》和清人诗文集中, 均有不少关于蒋其章的记载。

   综合科举档案、地方志、诗文集等相关资料, 蒋其章 (1842—1892) , 字子相, 亦作子湘、芷湘, 浙江钱塘 (今杭州) 人。其祖籍安徽歙县, 家世徽商, 后迁居杭州。曾祖父蒋袁慰, 乾隆时举人。从他的祖父、父亲起, 均是杭州的廪贡生、候选教谕。他自幼即承庭训, 此后又受到正规的教育, 为杭州府学廪膳生。在青少年时代, 曾先后在杭州、上海两地的诂经精舍、敷文书院、崇文书院、东城讲舍, 以及紫阳书院、上海敬业书院求学。后于同治九年 (1870) 考中举人。1872年初美查筹备创办《申报》时, 以“武林名孝廉”邀其加盟。如早期《申报》主笔黄协埙所说:“《申报》者创自英人美查, 而延华人蒋君芷湘主笔政。” (3)作为《申报》第一任主笔, 蒋其章一开始便参与主持《申报》的编务。同时, 他还承担了《申报》附属月刊《瀛寰琐记》的编辑事务。

   在申报馆任职期间, 蒋其章以蘅梦庵主、小吉罗庵主、蠡勺居士等好几个笔名, 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在《申报》开办不久, 他还到过日本, 写有《长崎岛游记》。此外, 还与美查合作翻译了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 在《瀛寰琐记》上连载。后他于光绪三年 (1877) 考中进士, 便离开了报馆, 于次年春赴任敦煌县令。此后又出嘉峪关赴新疆, 在阿克苏、喀什噶尔任左宗棠步将张曜的幕僚, 又随之至济南任职, 前后约有十多年之久。综其生平仕履, 可说是一个经历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人物。有关其详情,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作《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中第三节“蒋其章其人事迹”和拙文《〈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的论述 (4) 。

   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查清了蒋其章的生平资料, 但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即使如有的论者认为, 这篇在头版类似社评的言论, “最可能是主笔写的”,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可能性, 而非必定如此。由于以上所说的《地球说》一文并未署名, 因而事实上我们也难以判定蒋其章即是该文的实际作者。

  

   二

  

   在追踪蒋其章的相关资料时, 笔者却意外地发现, 《地球说》的实际作者并非是蒋其章, 而是另有其人。此人为高云麟, 浙江杭州人, 是蒋氏早年在诂经精舍读书时相前后的同窗学友。

   在同治九年庚午 (1870) 合刊的《诂经精舍三集》中, 其中就有两篇《地球说》, 一篇署名“高云麟”, 一篇署名“戴穗孙”。经比勘对照, 署名“高云麟”的那篇《地球说》, 与《申报》上刊载的《地球说》虽说语句稍有改易, 但基本内容、文字是一致的。从时间上说, 则比《申报》上刊载的早了整整六年。

   按杭州诂经精舍为清代名臣、大学者阮元于嘉庆初所创办, 位于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之麓。此后书院历有兴废。咸丰年间, 精舍毁于战乱。同治五年 (1866) , 又进行重建。不久, 经学名家俞樾主持精舍讲席, 前后掌教达三十余年。作为中国近代江南著名的书院, 诂经精舍对于学业突出、考课优秀的学生, 不仅给予奖励, 还将其诗文佳作结集出版。自阮元亲自主持选刻文集以来, 所谓“简其艺之佳者, 刊为《诂经精舍文集》” (1) , 此后选刻学生佳作便成为书院一项固定的制度。自嘉庆至光绪末, 共刊出《诂经精舍文集》八集, 计八十二卷。而《地球说》一文就收录于《诂经精舍三集》卷二“辞赋”之中。

   《诂经精舍三集》为颜宗仪、沈丙莹、俞樾任书院山长时编次刊刻, 收录了自同治丙寅至庚午 (同治五———九年, 1866—1870) 五年的官师课艺。其中包括:同治丙寅年 (1866) 辞赋二卷、经解一卷, 山长海盐颜宗仪编, 监院谭廷献、钟鸾藻校刊;同治丁卯年 (1867) 辞赋一卷、经解一卷, 山长归安沈丙莹编, 监院谭廷献、杨文杰校刊。以上两种分别刊于同治五年五月和同治六年五月。前有同治六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序, 序文称:太平天国时, 浙江的书院、精舍皆毁于火, 及新贻奉命抚浙, 诸书院以次修复, 而由颜宗仪主讲诂经精舍。“浙东西人文渊薮, 虽遭兵火, 而讲院既兴, 学者弥盛, 阅时既久, 作者如林。太史复为择其雅者, 锓板以传。盖所以作兴实学, 犹文达意也。” (2) 指出刊刻文集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 “作兴实学”。又说:“课艺刻既成, 后将分年续刊, 监院谭君廷献请序于予, 因为言予之所见以为之序。” (3) 至于此后三年的课艺, 则由继任的山长德清俞樾续编, 监院周承漠、孟沅、章浚等校刊, 刊印于同治七年至九年之间。

   从编次刊刻情况来看, 高云麟、戴穗孙两文均作于同治五年丙寅 (1866) 。据集中所附丙、丁两年“校士官师题名”及“集内同人题名”, 又注云:“未选课艺者另外”。在有关“同人题名”中, 其中即有杭府“戴穗孙同卿”、仁和“高云麟白叔” (以上丙寅年) , 以及杭府“蒋其章子湘” (以上丁卯年) 的记载。 (4)

   高云麟撰《地球说》一文, 先后从七个方面论述地是球形的道理, 指出“地球说”理论在中国古书中早有记载, 并非从西方引入的“舶来品”。文中首先指出, “今之谈天者, 均言地球之说始自西人。其证有四。”此下列举四证, 以证明此说。这里引录前三证如下:

   以为天下至平者水, 至广者海, 今试于海岸用远镜遥窥去舟, 必先见舟隐, 后见桅隐;若窥来舟, 则先见桅旗, 后见舟舰。夫舟大桅小, 人所知也;大者易见, 小者难见, 又人所知也。今乃反之, 盖由舟浮水面, 为地之圆处所蔽, 故桅虽小, 转先见耳。其证一也。又当明武宗时, 西洋葡萄亚有人由西驶行, 过大西洋、亚墨利加洋, 由太平洋、南洋、印度洋、小西洋, 仍回大西洋葡萄亚。若地形不圆, 何能自西往, 自东还乎?其证二也。又赤道北则见北极, 不见南极;赤道南则见南极, 不见北极。若地非浑圆, 观星者安有南北之异。其证三也。 (5)

   其结论是:“有此四证, 地圆之说瞭如指掌。虽地静地动, 说有不同, 而地球总无异议。”对照《申报》所刊《地球说》, 文中说:

   夫天下至平者水, 至广者海, 今试于海岸用远镜遥窥去舟, 必先见舟隐, 后见桅隐;若来舟, 则先见桅旗, 后见舟舰。舟大桅小, 人所知也;大者易见, 小者难见, 又人所知也。今乃反之, 盖由舟浮水面, 为地之圆处所蔽, 故桅虽小, 转先见耳。证一。又当明武宗时, 西洋蒲萄亚有人由西驶行, 过大西洋、亚墨利加洋, 由太平洋、南洋、印度洋、小西洋, 仍回大西洋蒲萄亚。若地形不圆, 何能自西往, 自东还乎?证二。又赤道北则见北极, 不见南极;赤道南则见南极, 不见北极。若地非浑圆, 观星者安有南北之异。证三。 (6)

   从以上“四证”来看, 如高文称“其证一也”、“其证二也”、“其证三也”、“其证四也”。《申报》完全采用了前三证的原文, 称“证一”、“证二”、“证三”, 两者的内容、行文基本是一致的。只是第四证文字略有修改 (见下) 。

高文此下又说:“徒以西法言之, 其可证地圆者, 四端之外, 亦尚有三焉。”以下再举三方面加以说明。有关“三说”的内容, 《申报》同样采取了高氏的原文, 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如高文:“盖天形既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则下降之气, 其聚于中心者亦圆, 气之聚于中心者既圆, 则重浊之凝结而为地者, 安得而不圆?” (1) 《申报》作“盖天形既圆, 则下降之气亦圆, 下降之气既圆, 则重浊之凝结而为地者, 安得不圆乎?” (2) 行文上作了一些简略。此外, 如高文结尾时引:

   曾子曰:“如天圆而地方, 则是四角之不揜也。”此地圆之说之最古者。若夫《尚书考灵曜》所云:“地有四游。”又与西人天静地动之说不谋而合。然则地球之说, 岂独西人知之哉! (3)

   《申报》只是在“曾子曰”前加了“《大戴礼》引”四字, “不揜”改做“不掩”, “岂独”改做“岂特”, 其余在文字上均一仍其旧。

   就全文来看, 《申报》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高氏原作。自然, 两者在译名与文字上也略有改动。如:高文“葡萄亚”, 《申报》作“蒲萄亚”;高文“层层相丽”, 《申报》作“层层相附”;高文“四时昼夜均平”, 《申报》作“四时昼夜相平”;高文“日光仅及温道”, 《申报》作“日光仅过温道”。都仅是文句上一些小的改易。由此可见, 《申报》上刊载的那篇《地球说》, 无疑是从《诂经精舍三集》中直接移植而来的。从时间上说, 高文在先而《申报》在后, 两者的渊源、承袭关系是十分明显的。而此文明确标出作者是“高云麟”, 则使原先的不解之谜豁然明朗。真可谓如俗话所说,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应当说, 在《诂经精舍三集》课艺中出现《地球说》并非偶然。从书院传统来说, 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一直比较重视“实学”, 书院课士“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 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 (4) , 虽说其内容还是以经史为主, 但有关天文、算学、地理等科技方面的内容, 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随着鸦片战争以来西学的刺激, 精舍作为当时享有盛誉的浙江“名牌学府”, 其教学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其中包含了不少西学方面的内容。从《诂经精舍三集》所收录的课艺内容来看, 如集中有《以冬至为长至辨误》、《三江既入考》、《黑水考》、《用西洋法制造活字板议》和上所说《地球说》诸篇, 便涉及天算、地理和自然科学知识等有关西学的内容, 就是明显的例证。

   联系《三集》中另外一篇戴穗孙撰写的《地球说》, 戴文开头说:

   推算之说, 西法密于中法, 今术优于古术。言古术者, 以地居中心也;言今术者, 以日居中心也。其以地为中心者, 谓地静而方也;其以日为中心者, 谓地动而圆也。

   文中又引《易》、《春秋元苞命》云“天左旋, 地右动”, 《尚书考灵曜》云“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 譬如人在大舟中, 闭牗而坐, 舟行不觉也”, 以及《河图括象图》、《尸子》、《白虎通》等, 并言“地动之明证”, 来说明地球“惟圆故能动”的道理。戴穗孙指出:“读泰西人书, 又得地圆之证四……言之凿凿, 固已明辨皙矣。《大戴礼》引曾子曰:‘如天圆而地方, 则是四角之不揜也。’谓地体而圆, 自古而然, 不自西人始也。然则地之得名为球者, 非以其体圆之故乎?”以下又称, “考地球经度, 自北而南, 分为五带”云云, 讲述了地球分为五带和五大洲, 地球如橄榄, 是椭圆而非浑圆, “略举管窥所及者如此” (5) 。同样论述了地圆说的理论及其基本证明。

   由上而言, 虽说两文各有侧重, 然其引证内容与基本原理均差不多, 又都出自诂经精舍学生之手。这显然与当时书院在教学上重视西学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说, 在某种程度上, 诂经精舍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旧式书院, 而是已带有近代气息的新式书院。精舍刊刻学生的优秀课卷汇为《文集》, 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鼓励。而两篇《地球说》之所以被评为佳作而选入集中, 也正是书院教学风气与导向的重要体现与反映。

   而高云麟《地球说》一文之所以刊于《申报》, 则应与后来成为《申报》主笔的蒋其章直接相关。关于高云麟其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留待后面再说。据前所说蒋其章自填的《履历》, 他曾在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在《诂经精舍三集》“集内同人题名”中, 也列有“蒋其章子湘”之名。集内除上所说《地球说》二篇外, “辞赋”卷三并收有蒋其章所作《玉带生赋》 (丁卯年) 和诗作《南屏山谒张忠烈公墓五排一百韵》。作为精舍学生中的习作范文, 两人均有考试课卷刊刻于《三集》之中。由此可知, 蒋其章与高云麟均是诂经精舍的高材生, 是前后级别相近的同窗校友。就在高云麟撰写此文的次年即同治六年 (1867) , 高氏即考中浙江的举人。时蒋其章正在书院学习。而在三年之后, 蒋氏也于同治九年中举。虽说尚不清楚两人在诂经精舍时期交往的具体情况, 但两人既为同窗学友,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几年后蒋其章应美査之邀, 入申报馆任报社主笔, 为了宣传有关天文科学知识的需要, 便将高文略事修改, 将其刊登于《申报》上。

   对勘高氏原作与《申报》刊出之文, 经蒋氏修改的主要有以下几处:1.高撰《地球说》开头说:“今之谈天者, 均言地球之说始自西人。其证有四。” (1) 《申报》文改作:“近世言天文者, 辄谓地球之说创自泰西。不知古书中早具言其理, 特未详辨其形, 非至利玛窦、汤若望诸人始独辟奥窔也。其说盖有四证。” (2) 突出说明中国古书中已经阐明此理, 而非始于明末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诸人。2.高文第四证谓:“又地影蔽月则月蚀。惟地体圆, 故闇虚之蔽月者亦圆, 若地形方则影亦方矣。其证四也。” (3) 原文写得比较简略, 也较难懂。《申报》则修改为:“又地影蔽月则月蚀。凡月蚀时, 有一黑影遮盖月光。因此时日月相对地毬适在中间, 日光照着地毬, 不能射到月中, 故地影得以遮盖月光。而其影正圆, 可知地毬全体必圆。证四。”文字上作了较大的改动, 使说理显得更为清楚。3.此下高文小结说:“有此四证, 地圆之说瞭如指掌”, “似其理惟西人知之矣, 不知中国古书虽未明言地球, 而《周髀》所载测日景之法, 与《授时》所载测月蚀之法, 实已隐具其理。” (4) 《申报》则改作:“按之中国古书, 如《周髀》所载测日景之法, 《授时》所载测月蚀之法, 实已明明揭示矣。”将原文中国古书“虽未明言”地为球形, “实已隐具其理”, 改而强调“实已明明揭示矣”。在语气上更为肯定, 以与文章开头相呼应, 彰显了中国古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与作用。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饰与改动。

   《地球说》经蒋氏修改在《申报》头版上以类似社说的形式发表, 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说, 高撰《地球说》最初在《诂经精舍三集》以课艺的形式刊印, 既是书院学业成果的展示, 同时也对外发卖, 作为诸生课艺的范文, 在江浙一带的书院及应考的举子中自然会引起一定的反响。但其传播的范围, 仍局限于科考应举的知识精英层面, 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就当时来说, 那时一般的国人尚囿于“天圆地方”的认识, 惊讶于“地球是圆的?外国人不掉下去?”的迷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 蒋其章在1872年申报馆任职之初, 对此文作了若干修改, 并在《申报》这一公共传媒上刊载出来, 确实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次“见诸报端的天文地理知识”的大众科学启蒙。而此文一经在《申报》这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刊出, 显然扩大了《地球说》科学内容在民众中的传播与影响, 使当时一般普通大众知道了地球说的科学知识与原理。应当说, 蒋氏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此文也可以说是高、蒋两人合作的产物。

  

   三

  

   高云麟似乎名不见经传, 故需对其情况作一必要的考察。

   据现有的资料可知, 高云麟 (1846—1927) , 字白叔, 浙江仁和 (今杭州) 人。其家族是杭州著名的大族。祖先世居山阴前梅里, 从高祖高士祯起始迁居杭州。曾祖高崇文、祖父高凤墀, 曽参与创建杭州普济堂, 都热心于当地的慈善事业。其父高锡恩 (1804—1869) , 原名学淳, 字古民, 是道光咸同间著名的诗人。数岁能为诗, 长益肆力经史, 并究心经世之学, “讲求河漕、水利、舆地之学, 究极本末” (1) 。与郭麐、姚燮、龚自珍等诗歌唱酬, 文采照耀。曾七应乡试不中, 遂绝意进取。后累以助军赀授官同知, 加道衔, 阶中宪大夫。一生写诗数千首, 史称其“诗典丽自喜, 多近梅村” (2) 。著有《友石斋集》。其叔父高学治, 字叔荃, 一字宰平, 也是当时的名儒。从事朴学, 治三《礼》及四家《诗》, 旁罗金石, 亦好宋明儒书。治学严谨, 尤注重操守。以贡生选乌程训导。后执教于诂经精舍, 又为东城讲舍山长。光绪年间章太炎就读于诂经精舍, 曾向其问学。后章氏还写过一篇《高先生传》, 以纪念他们的一段交往 (3) 。

   从高氏的教育环境来说, 他出身于诗书传承之家。高父很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传载高锡恩中年丧偶之后, “旁绝姬侍, 督课诸子, 引掖后进” (4) , 亲自督导诸子。其家有兄弟三人, 他排行第三, 自幼即承庭训, 此后又受到正规的书院教育。谭献《复堂日记》便称, 高氏“父子兄弟怡悦家巷, 授受文史” (5) 。李慈铭《中宪大夫仁和高君墓志铭》也说:“人多言高氏之昆, 力学有文, 皆本庭诰, 父子兄弟之相师法。” (6) 在太平天国时期, 高锡恩携家人避乱渡江, 居住会稽。五年之后, 至同治三年 (1864) 后才返杭。据此, 高云麟应在此后入杭州诂经精舍学习。

   高氏出生于这样的家庭, 对其成长是很有影响的。作为著名的诗人, 其父高锡恩对西学有较浓厚的兴趣。如所著《友石斋集》卷八《夷闺词》, 其中第三首云:“寄语侬家赫士勃, (自注:夷妇称夫曰赫士勃[husband]。) , 明朝新马试骑来。”第八首:“纤指标来手记新 (自注:夷俗定妇, 必婿亲以戒指插女之指。) , 度埋而立及时春 (自注:夷人呼娶亲为‘度埋而立’[to marry]。) ” (7) 是在近代以音译外语入诗最早的诗篇。钱锺书在《汉语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 便列举了他的以上二首诗作 (8) 。其兄长对高氏也颇有影响。大哥高炳麟, 字昭伯, 号我庵。童年即好诗古文辞, 一疑末彻, 恒废寝食, “读书锐敏, 识解尤异” (9) 。治经, 精小学, 为仁和附贡生, 后官候选训导。以积瘁得心疾早卒。著有《我庵遗稿》。二兄高骖麟, 字仲瀛。仁和廪贡生, 好学深思, “温温学古, 通天文步算” (10) , 也为才俊之士。

   据载, 他们兄弟几个与后来著名的学者如谭献、李慈铭等均有密切交往。高炳麟与谭献订交, 又往复论文, 在《与谭子论文书》中称:“与足下交久, 诸同人中具高才卓识, 足以远轹千古, 近驾一世者, 莫足下若也。” (11) 李慈铭与其大哥也甚为相得, 于咸丰初游杭州时, 两人相晤西湖上, “与谈古今学术文字, 甚得也” (12) 。同治六年, 李氏应聘在杭校勘经籍, 又与其二兄高骖麟共事。当时他俩均在书院就读, 谭献是诂经精舍的监院, 并称高氏兄弟“学行方著, 称于时” (13) , 谓其“两子竞爽, 家学益昌” (14) 。

在诂经精舍的几年间, 高云麟受到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 也接受了西学的影响。他以一些学者、名儒为师, 专心治学, 心无旁骛, 如有记载称:“季子云麟亦勤稽古, 有文行” (1) 。关于高氏兄弟在书院学习的情况, 如谭献《复堂日记》同治四年记载说:“高仲瀛来谈艺。究心实学, 有志于天文律算, 乃欲通西人之术, 以求制夷, 可谓大义凛然。” (2) 从中可以看出, 高骖麟讲求经世实学, “有志于天文律算”的情况, 云麟在这方面应受其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欲通西人之术”的目的, 则是为了寻求“制夷”之法。《日记》中还说到与高家有通家之谊, 追怀其论交的情况, 称与其兄昭伯“结昆弟之好, 又唱酬相得。仲瀛、白叔童幼亲密, 予弟畜之。……而仲瀛好学深思, 白叔才气飚举, 皆可一日千里。” (3) 这些评价均反映出高氏兄弟才学过人的挺秀之姿。而高云麟之所以能写出《地球说》, 自然是与书院的学习氛围及其个人的好学深思分不开的。

   作为诂经精舍的高材生, 高云麟在撰写《地球说》一年之后, 于同治六年 (1867) 中举。此年翰林院编修张之洞来主持浙江乡试, 所取多知名之士, 高氏在考试时名列前茅。据《同治六年举行丁卯科并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录》记载, 此年中式举人二百三十四名, “第五名高云麟年二十二岁仁和县学附生” (4) 。在当年刻印的《浙江闱墨》中, 还保留了高氏作为乡试第五名, 所作的《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 见贤焉然后用之》两篇科考的文章 (5) 。他与谭献、孙诒让等为同科举人, 时年二十二岁, 可谓年少得志。蒋其章比他年长三岁, 也参加了本年的科试, 但未中举, 后于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 比他晚了三年。

   又, 查《杭州府志》卷一一三《选举七》, 国朝举人“同治六年丁卯科”下载:“高云麟仁和人, 内阁中书。” (6) 《重修浙江通志稿·选举三》清代“历科举人题名”, 于同治六年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也载:“高云麟仁和人, 内阁中书。” (7) 可知之后他又任内阁中书之职。其兄高骖麟后也于同治十二年中举, 试用训导, 报捐内阁中书, 光绪时捐升道员, 历直隶清河道, 后官至署直隶布政使。民国初任杭州电报分局总办委员 (相当于电报局局长) 。

   作为杭城的望族, 高家世居杭州双陈巷, 并有“高半城”之喻。光绪年间, 高氏在西湖杨公堤建有“红栎山庄”, 亦称豁庐, 俗称高庄。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西湖诸别业》条云:“光绪间, 高白叔舍人筑红栎山庄, 地为明戴大有读书处, 有且住轩、小仇池室、藏山阁、鸥渡, 此可通舟处。田田榭、听雪、荦确亭诸额, 室宇精絜, 朴素无华, 骚人墨客每乐宴游于此。” (8) 高庄在湖上的众多别墅中向以幽雅著称。俞樾撰有楹联云:“选胜到里湖, 过苏堤第二桥, 距花港不数武;维舟登小榭, 有奇峰四五朵, 又老树两三行。” (9) 便描绘了此处的胜景。高庄后在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时被毁, 但遗迹仍存, 现在则并入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内。

   辛亥革命后, 1912年高氏接替其兄高骖麟任浙江省商办电话公司董事长。20年代初, 又与孙鲁钦发起创办浙江典业银行。在此期间, 作为当地著名的士绅, 他在杭州参与许多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如杭州钱王祠的修复一事, 自民国初该祠即渐倾废, 1923年杭县知事陶镛与钱氏后裔钱士青谋商后, 即由高云麟、吴士鉴领衔, 上书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阳请求拨款修祠, 后又捐募集资, 修复该祠。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 高云麟的夫人金英也是一位颇为新潮的人物。金氏字亦茗, 满族人, 幼通汉文, 涉猎书史, 喜吟咏, 能诗歌。1903年2月, 即在杭州组织了中国女性自办的第一个放足会。据1903年《浙江潮》上《记杭州放足会》载:“杭州高白叔中翰之夫人, 母家金氏, 杭垣绅族”, 因世变日亟, 每念国事, 辄唏嘘欲绝, “杭垣巨室大族, 命妇之多若鲫, 明白通达未有若夫人者。”此年正月, 她与同城孙淑仪、顾啸梅、胡畹畦等在杭州发起成立放足会。先期刊发演讲稿, 俾家喻户晓。然后在西湖之滨张勤果公祠开放足会, “士绅眷属, 来会者八十余人, 演说及三时之久” (1) 。会后合影留念。金氏当场演说, 赢得众人赞赏。此后, 她于1904年创办了杭州女学校, 以实行女子教育。当时英国传教士梅籐更在杭州创办广济医院, 1906年又开设了广济医学校, 她又首捐六百金, 托梅氏附办产科于院中, 每月由其夫高云麟及杭绅金月笙、顾养吾等十人捐助百元, 作为学生、产妇、工役伙食之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上海女界发起女界协赞会, 劝募捐款, 协助军饷。杭州方面也由她等发起, 成立浙江女界协赞分会, 在皮市巷协和讲堂召开成立大会 (2) 。于此亦可见其爱国心之一斑。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 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自也应有其一席之地。

   高云麟与其夫人琴瑟相和, 感情深笃。1924年4月, 是他与夫人金氏结婚六十周年纪念, 两人重谐花烛之礼。这在当时被传为盛事, 有不少人相与诗词唱和。如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载:“夫妇偕老, 诗人播为美谈, 其有结褵至六十年者, 尤为古今所罕见。”指出“近岁仁和高白叔中书云麟”等俱以“白首齐眉, 重行花烛之礼。家庭盛事, 较重宴鹿鸣琼林者, 更为难得已” (3) 。当时孙中山先生也撰写了“白首如新”的题词, 以示祝贺。后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 在此年北京召开的追悼大会上, 高云麟还撰写了一副挽联:“白首尚留千载字, 青天忽偃半空旗”, 以表示对孙中山的纪念。挽联注中云:“中山先生夙末谋面, 壬戌岁重谐花烛, 蒙以‘白首如新’四字见赠, 兹闻仙游, 感慨系之。武林高云麟。” (4) 后二年, 高云麟也逝世, 享年八十一岁。

   纵观高氏一生, 现虽藉藉无名, 但抹去历史的封尘, 他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位趋新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其早年撰写了《地球说》, 为大众科学启蒙作出了贡献。尤为可贵的是, 直至晚年, 高氏仍保留了青年时代的一种锐气, 如《新语林》卷五记载说:“高白叔八十不蓄须, 日与群少年嬉游。豪于饮, 既醉, 津津道故事, 声亮如洪钟, 隔室闻之者曰:‘甚似白叔说话。’”并称其“思想新奇, 四座称赞” (5) 。这些自然已是后话。末了顺便提及, 其子高尔翰、高尔登, 也是民国时期浙江相当著名的人物。两人早年游学日本, 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陆军, 曾参加军国民教育会, 后加入东京同盟会, 参加辛亥革命。之后高尔登还历任浙江财政司长、浙江银行总理等职。故其家族在杭州也属势大财雄的一族, 从家族史研究的角度来说, 高氏家族似也应引起史界的重视, 值得认真加以探研。

  

   参考文献

  

   ①《解放日报》2005年10月14日“神六专版”。

   ②郭泉真:《〈地球说〉, 奇文当年谁写就?》, 《解放日报》2005年10月15日。

   ①郭泉真:《〈地球说〉, 奇文当年谁写就?》, 《解放日报》2005年10月15日。

   ②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42册, 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第329页;又参见第258册, 第39页。

   ③黄协埙:《本报最初时代之经过》, 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 申报馆, 1922年, 第27页。

   ④《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期。

   ①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阮元编:《诂经精舍文集》卷首, 嘉庆六年 (1801) 刊本, 第3页。

   ②④《诂经精舍三集》, 同治九年庚午 (1870) 刊本, 第1页。

   ③末署“同治六年岁在丁卯 (1867) 夏五月抚浙使者菏泽马新贻序”。《诂经精舍三集》, 第1页。

   ⑤《诂经精舍三集》卷二, 第47页。

   ⑥《申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二 (1872年5月8日) 。

   ①③《诂经精舍三集》卷二, 第48页。

   ②《申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二 (1872年5月8日) 。

   ④孙星衍:《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阮元编:《诂经精舍文集》卷首, 第3页。

   ⑤《诂经精舍三集》卷二, 第48、49页。戴穗孙 (1840—?) , 原名所恒, 字同卿, 一字药洲, 号秋畦, 浙江钱塘 (今杭州) 人。初为廪膳生, 肄业杭州诂经精舍。同治六年 (1867) 举人, 后任浙江龙泉县训导、永康县学教谕。著有《剑川集》、《春到庐诗钞》、《郑司农年谱》。

   ①③④《诂经精舍三集》卷二, 第47页。

   ②《申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二 (1872年5月8日) 。

   ①瑏瑤?谭献:《清故中宪大夫道衔候选府同知高先生行状》, 《复堂类集》卷三, 《丛书集成续编》第141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年, 第97页。

   ②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三四,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第5777页。

   ③章太炎:《高先生传》, 《太炎文录初编》卷2, 《章太炎全集》 (4)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209页。

   ④⑥⑩瑏瑢?李慈铭:《中宪大夫仁和高君墓志铭》, 《越缦堂文集》卷九,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 第1559册, 第224页。

   []⑤谭献:《复堂日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42、43页。

   ⑦高锡恩:《友石斋集》卷八, 光绪十五年 (1889) 刊本, 第6、7页。

   ⑧钱锺书:《七缀集》 (修订版)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第165页。

   ⑨瑏瑣?谭献:《我庵居士传》, 《友石斋诗集》附《我庵遺稿》卷首, 第1页。

   瑏瑡?高炳麟:《与谭子论文书》, 《友石斋诗集》附《我庵遺稿》卷上, 第4页。

   ①谭献:《清故中宪大夫道衔候选府同知高先生行状》, 《复堂类集》卷三, 第97页。

   ②③谭献:《复堂日记》, 第34页;第42、43页。

   ④《同治六年举行丁卯科并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录》, 同治六年 (1867) 刊本, 第14页。

   ⑤《同治丁卯科并补行甲子科浙江闱墨》, 同治六年 (1867) 刊本, 第15—18页。

   ⑥陈璚修:《 (民国) 杭州府志》卷一一三“选举七”, 《中国地方志集成》,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 1993年, 第2册, 第1026页。

   ⑦浙江通志馆纂修:《重修浙江通志稿》第110册, 浙江图书馆影印本, 1982年, 第4页。

   []⑧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西湖诸别业》,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 第95页。

   ⑨俞樾:《春在堂楹联录存》卷三《湖上高氏别业联》,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 (414—415) ,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4年, 第996页。

   ①江东:《记杭州放足会》, 《浙江潮》1903年第2期。

   ②谈社英编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 《民国丛书》第二编第18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 1989年, 第45页。

   ③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272、273页。

   ④刘作忠选编:《挽孙中山先生联选》, 济南:山东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年, 第21页。

   []⑤陈灨一:《新语林》卷五,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7年, 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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