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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摘要】根据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认知存在学科差别和时代差别,即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认识又在不断流变。国内外学界虽有不少研究涉及西方历史人类学,但多是兼论,较为零散,缺乏从具体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的专题研究与系统梳理,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整体认知亦处于较为纷乱和模糊的状态。从总体历史进程来看,形成了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两大学科传统。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史学;西方

   【作者简介】刘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人类学是目前国内学界,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界譹訛和历史学界的一个关注热点。以打破学科藩篱为目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兼具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学科优势的历史人类学正在努力筹建和建构过程之中。1986年10月,中山大学成立了由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香港科技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的协助下,重视民间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珠江三角洲、香港、潮州、汕头、福建南部地区的明清时期的地方史进行了批评性反思。2001年2月中山大学重新组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譺訛就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取向,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广泛深入地讨论;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人类学学刊》于2003年创刊,在香港出版。这些举措,正是为此所做必要的铺垫与累积。

   国内学者们在对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也给出了很多以历史人类学命名的实证经验研究,但众说纷纭,内容庞杂,角度各异,缺乏明晰的主导性研究方向。可以说,无论是国内的民族学人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多以社会史研究者为主),都试图从对方汲取“养分”,走出一条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创新之路。而汲取什么,怎样汲取,如何将历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有机结合起来,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毋庸讳言,也尚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

   这种状况,与对历史人类学这种学术现象本身缺乏深入认识有关。众所周知,历史人类学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要洞悉历史人类学的本真面貌,有必要溯本清源,深入考察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源流及最新发展。为此,首先要了解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了解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基本认知状况。本文即在于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认知,为深入和拓展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逻辑起点,对于国内学界在历史人类学理论构架下展开经验研究,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概念、理论、方法及学科体系而言,也有一定的启示及参考价值。

  

   二、国内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一)国内史学界的研究

   国内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予以较早关注的,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史学界。他们主要对战后西方史学出现的“人类学化”倾向(战后西方史学如何借鉴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介绍和评析,因此,他们所讨论的多是史学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荣颂安在1986年第11期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中,撰文《历史人类学简介》,从西方史学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诠释:“所谓历史人类学,就是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去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引入了历史学,试图对它们作出历史的解释。”

   之后,又有很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理解,有关史学脉络中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日渐增多。另外,还有一些世界史学者,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中涉及一些史学脉络中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除世界史研究者外,一些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人员,也加盟到该行列中来。他们在对西方历史人类学(主要限于西方史学学科脉络,也涉及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进行诠释的同时,有的还结合中国史料,生产了一些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实证作品,给出了中国学术语境中历史人类学的诠释方式。

   总的来看,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以局部性的译介和评析为主,并无专门的深入研究。他们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解释虽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认可了荣颂安的阐释方式,即“从历史学这个领域出发去研究和回答人类学提出来的问题”的角度去诠释西方历史人类学,并据此从事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经验研究,形成了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相对稳定的共识与论断。

   (二)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

   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之中,同时也涉及到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与国内史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及形成的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相对稳定的共识与论断相比,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则显得有些纷乱,未形成明显的定论,分歧多于共识。另外,在引介与诠释的同时,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也贡献了一批以历史人类学为研究框架的实证作品。

   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初步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来,且无专门研究,只有零散讨论和初步论断。

   黄应贵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会合——一个人类学者的观点》一文中,从史学的角度对西方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会合进行了回顾,还对史学研究如何挑战人类学已有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讨论;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中主要从西方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对何为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诠释,对萨林斯的“文化界定历史”观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历史事件、历史性所指涉的历史意识、历史性与时间分类、社会记忆、历史文类等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细致考察,另外,还预见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林富士《历史人类学:旧传统与新潮流》将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各种诠释做了较为系统地归纳,从西方史学借鉴人类学概念和理论的角度概括了历史人类学的特质。

   刘永华在《历史学家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历史学》(该文系2001年7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之参会论文)中介绍了海外历史人类学的新发展。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一方面是人类学对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反思和批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学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和新文化史发展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历史人类学其实是多种学术兴趣的笼统称呼。不同的学科,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传统,对历史人类学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心态史和民间文化;英美主流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着重讨论政治经济过程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展示民众的历史观,注意在“写文”时结合对历史因素的考察;中北欧民族学的历史人类学,注意发现本土丰富的民俗学资料,讨论欧洲人自身日常生活的变迁。

   庄孔韶从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史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对历史人类学的原则进行了诠释,认为历史人类学强调的重点是:意义的历史、文化的镜头、整体性的研究目的和对变迁的关注。

   张小军称历史人类学是被史学“抢注”的,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与人类学的历史化两个维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分析。

   笔者从人类学“历史化”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兴起的学术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西方学界有关“ethnohistory”一词的诠释给出了历史考察,还从ethnohistory的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孕育及兴起进行了考察。

   另外,还有一些讨论,在论及其他有关问题时,零星涉及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

  

   三、国外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在关注和研究历史人类学时所展示出的学科分野不如国内学界那样较为明显与清晰。若概而论之的话,根据大致的学科发展脉络,西方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基本上也可分出两大类:史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一)西方史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此类研究,主要由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来体现,但其中也不乏其他史学家、人类学家或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及参与。其中,法国“年鉴”史学派对史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及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英(以社会史学派为主)、美(以文化史学派为主)、俄、法(年鉴学派之外)等新史学的相关人物,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理论诠释,并贡献了一些实证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在《跨学科历史期刊》〔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History(Vol.12,No.2Autumn1981)〕上出版了一册专号《80年代以来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The1980sandbeyond(II)〕,回顾了西方历史学60年代以来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汇合。另外,对人类学和历史学关系进行讨论的代表性史学家还有皮特里弗斯(JulianPitt-Rivers)、肯斯·托马斯(KeithThomas)、伯纳德·科恩(BernardS.Cohn)等,他们的有关讨论,对历史人类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最新发展趋势之一的新文化史,对历史人类学也备加关注。在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可参见中译本,即林·亨特主编:《新文化史》,江政宽译,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中,将历史人类学放在自法国年鉴新史学之后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野中来考察,揭示了历史人类学的新变化。作为西方新文化史的旗手之一,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也对西方史学发展的新方向进行了归纳,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理论之间互相借重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并将新文化史称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history),展示了人类学对历史学新变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另外,美国印第安史学(IndianHistory)中的ethnohistory,作为美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史学界的重要体现。

   在最近的国外世界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也是一个热门议题。例如,200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东南欧历史研究的著作,就是当前西方世界史学界对历史人类学及其如何应用进行探索和热烈讨论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脉络之中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Historicalanthropology(历史人类学)一词在人类学中出现得很早。在1866年的Vol.4,No.13的《人类学评论》(AnthropologicalReview)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西欧的历史人类学》(OntheHistoricalAnthropologyofWesternEurope),目前还不能考证这是最早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但也足以说明历史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发轫的理性—进化论阶段(1725~1890年)就已开始被学界使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该文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维度对西欧的起源进行了考察,没有对历史人类学本身进行解释和说明。

   20世纪70年代之前,人类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讨论并不多见,且多以探讨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的关系为主。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人类学家博阿斯(FranzBoas)、克鲁伯(A.L.Kroeber),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布朗(AlfredReginaldRadcliffe-Brown)、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RonaldLeach)以及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少数西方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见解,对当时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一统天下的西方人类学界而言,仅仅是“浪花几朵”,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1968年,刘易斯主编的《历史和社会人类学》(I.M.Lewised.,Historyandsocialanthropology,London:TavistockPublications,1968.)之出版,标志着上述状况开始逐步改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外在时代需求的促动下,西方人类学界开始大量出现有关历史人类学、人类学的历史化、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人类学与历史学之关系等的理论述评和研究,内容庞杂,角度各异。主要有如下代表性作品。

   1975年,康克林的《历史和人类学中的表达和概化》〔RobertConkling,ExpressionandGeneralizationinHistoryandAnthropology,AmericanEthnologist,Vol.2,No.2(May,1975),p.239-250.〕对人类学与历史学中的表达和概化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1982年约翰·卡马罗夫的《辨证体系,历史和人类学》〔JohnL.Comaroff,DialecticalSystems,HistoryandAnthropology,JournalofSouthernAfricanStudies,Vol.8,No.2(Apr.,1982),p.143-172.〕探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重点解决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单元问题。罗伯特·C.尤林(RobertCharlesUlin)在《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1984,2001)(何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对敏兹的《甜蜜与权力》(SidneyW.Mintz,Sweetnessandpower:theplaceofsugarinmodernhistory,NewYork:PenguinBooks,1986.)、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们》(EricR.WolfEuropeandthePeopleWithoutHistory,Berkeley,LosAngel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的《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多部历史人类学的实证作品进行了述评。在《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SherryB.Ortner,TheoryinAnthropologysincetheSixtie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Vol.26,No.1(Jan.,1984),p.126-166.〕中,奥特纳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以及实践理论进行评价的时候,涉及到了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马尔库斯(GeorgeE.Marcus)、费彻尔(MichaelM.J.Fischer)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1986年)(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对涉及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实验民族志进行了述评。在《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和神秘力量》(P.StevenSangren,HistoryandmagicalpowerinaChinesecommunity,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Pr.,1987.)中,桑格瑞也间或讨论了人类学与历史的融合问题。罗萨多在《伊龙戈特人的猎头》〔RenatoRosaldo,Ilongotheadhunting,1883-1974:astudyinsocietyand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0;罗纳托·罗萨尔多(RenatoRosaldo)著、张经纬等译:《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导言中、敏兹在《甜蜜与权力》(SidneyW.Mintz,Sweetnessandpower:theplaceofsugarinmodernhistory,NewYork:PenguinBooks,1986.)的导言中也审视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对人类学忽视历史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批评。尼古拉斯·托马斯的《时间之外》(NicholasThomas,outoftime:historyandevolutioninanthropologicaldiscourse,Cambridge[England];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对人类学研究历史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布莱恩·莫里斯(BrainMorris)的《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对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为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年版)、《历史之岛》(1985年版)(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述中,借助实证材料,从统合“结构”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历史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界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其间,还有很多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作品问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的“历史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也越来越多样化。原来的“浪花几朵”、涓涓细流终于汇集成为一种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热潮,同时它也构成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和组成部分。吉尔茨在《历史和人类学》中〔CliffordGeertz,HistoryandAnthropology,NewLiteraryHistory,Vol.21,No.2,Historyand…(Winter,1990),p.321-335.〕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二者如何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大贯惠美子主编的《文化通过时间:人类学方法》(EmikoOhnukiTierney,Culturethroughtime:anthropologicalapproaches,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中有多篇文章涉及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其中大贯惠美子的导论《人类学的历史化》(Introduction:TheHistoricizationofAnthropology)则重点论述了人类学的历史化问题。凯奇的《民族史的现况》(ShepardKrechIII,TheStateofEthnohistory,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Vol.20,1991,pp.345-375.)从民族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人类学。福克斯(RichardG.Fox)主编的《重新把握人类学》(1991年)(和少英、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的有关文章对历史在人类学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加拿大人类学者西佛曼、格里福主编的《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1992年)(MarilynSilverman,P.H.Gulliver,eds,Approachingthepast:historicalanthropologythroughIrishcasestudie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以实证材料为依托,从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两个维度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讨论。在《他者的历史》一书的导论〔KirstenHastrup,ed.,Otherhistories,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2,pp.1-13;[丹麦]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Hastrup)编、贾士蘅译:《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之作》(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中,哈斯特鲁普从关注“他者”历史的角度对社会人类学中历史的性质进行了揭示,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过程,阐述了她的历史人类学观,指出了历史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人类学家杰克·古迪的文章《历史学与人类学——会同与分歧》(JackGoody,HistoryandAnthropology:ConvergenceandDivergence,《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5期,1993年),通过对东西方家庭史的比较,对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互相借重的关系进行了检视,认为这两个学科应该更加关注比较的视角,这样才能更好地合作,产生新的理论突破。弗宾的《人类学中的历史》(JamesD.Faubion,HistoryinAnthropology,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Vol.22,1993,p.35-54.)中,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理性主义时期)、从民族史学到人类学的历史化、朝向历史化的人类学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过程。在德克斯、埃雷、奥特纳主编的《文化权力历史》(NicholasB.Dirks,GeoffEley,andSherryB.Ortner,Culture/power/history:areaderincontemporarysocialtheor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中,学者们从文化、权力、历史互相关联的角度对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进行了探讨。爱吉美在《历史中的人类学和人类学中的历史学》(GoranAijmer,AnthropologyinHistoryandHistoryinAnthropology,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华南研究中心1997年)中从历史学中的人类学、人类学中的历史学的角度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1997年)(古塔AkhilGupta、弗格森JamesFerguson主编,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三章《定位过去》中,德斯·策尼(MaryDesChene)认为“最好称之(历史人类学)为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亚学科”。《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1997年),(麦克尔·赫兹菲尔德著,刘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第三章《历史》,作者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Herzfeld)则从多方面展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联,揭示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汇。澳大利亚人类学学者罗伯茨(MichaelRroberts)的《历史》(1998年)(王琼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对历史人类学给出了个人的诠释,同时回顾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在《跨越隔阂: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旅行》(BronwenDouglas,AcrosstheGreatDivide:JourneysinHistoryandAnthropology,Amsterdam,Netherlands:HarwoodAcademicPublisher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98.)中的导言《现在进入过去:跨学科遭遇》(NowIntoThen:DisciplinedEncounters)中,作者道格拉斯也对人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介绍。该书是StudiesinAnthropologyandHistory(人类学和历史系列研究)的第24卷,该系列旨在发展新的理论观点,将历史研究与比较民族志研究联合起来。美国学者卡罗林·布赖特尔在《资料堆里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徐鲁亚译,《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中则专门讨论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深入他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他们越来越重视问题意识,学科视角越来越淡薄。

   在《来自边缘:历史人类学和它的将来》(BrianKeithAxeled.,Fromthemargins:historicalanthropologyanditsfutures,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2.)一书的导论部分《历史人类学及其变迁》(Introduction:HistoricalAnthropologyandItsVicissitudes),作者阿克塞尔(BrianKeithAxel)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解释,同时回顾了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变化。韩国人类学者金光亿的《新时代的人类学》(《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朴承权译),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文章认为历史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一样,都是人类学在认识论上发生的一种断裂,即由原来的经验、实证到解释,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2004年,雅各布·坦纳(JakobTanner)在其专著《历史人类学导论》中,将历史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归纳为三类:一、人类的自我形象如何演变?二、人类如何利用社会实践和符号形式来调节社会生活?三、人类本性是否也有其历史?在此基础上,雅各布·坦纳追踪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渊源,回顾历史学和人类学在20世纪的接近和趋同,呈现其多学科的思想来源、众说纷纭的种种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并且批评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些相关学科将人类学非历史化的研究趋向,进而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人类学之对象与方法的理解。

   这一阶段,有关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述评和研究还有一些,也贡献了很多有关历史人类学的实证作品。

  

   四、结语

   从上述公开发表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认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存在学科差别。不同学科的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第二,存在时代差别。不同时代,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也是不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认识是在不断流变的。

   第三,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外学界虽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但多是兼论,较为零散,缺乏从具体角度对西方历史人类学展开的专题研究与系统梳理,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整体认知亦处于较为纷乱和模糊的状态。

   第四,历史人类学,作为发轫于史学、人类学学科交叉地带的一种学术现象,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视角在中外学者(包括史学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越来越淡。但从总体历史进程来看,对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和认知(包括实证作品和理论诠释作品),则具有明显的学科分野,形成了史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脉络中的西方历史人类学研究两大学科传统。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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