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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英民:一面之识 永久之思 ——记与邵燕祥先生的交往

一面之识  永久之思

——记与邵燕祥先生的交往

  

   8月3日上午,我像以往一样打开手机,蓦然在《学人》看到了邵燕祥先生的名字。不由心中一震,直觉似乎告诉我会有不好的消息。果然,细看名字前边有“逝者”两字,黑白照片的下面,分明说他已与8月1日在京逝世……

  

   我对邵先生的最初了解,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我有一个剪报本,贴满了我喜欢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除了邵燕祥,还有严秀、何满子、牧惠、……他们都是我心中的偶像。后来,见到书店有他的书也会买下来。以致几个书友知道我喜欢他,也会替我收集。所以到九十年代,我架上他的著作竟有了七八种。有时曾痴痴地想,如果能见到他,请他签个名有多好啊……

    2002年,这样的机会来了。这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应兖州市委、市政府邀请组织了一次作家釆风活动。活动由文化局负责接待。我所供职的单位是参观项目之一。应邀的作家都是大名人。但恕我孤陋,除了邵燕祥先生,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大约也正因此,我对邵先生关注得较多些。

   作家们参观考察厂矿企业和先进村庄后,又参观了城东泗河上的金口坝,领导指定我陪同介绍。我告诉他们金口坝就是李白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的地方,使他们兴趣大增,在回程的大巴车上还不时问这问那。我发现,邵先生说话不太多,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静静地听,有时会发问,例如他曾问李白居家东鲁之地就是兖州的论证过程。在博物馆里我向他指认支持此说的证据沙丘城碑和北魏跪石人,他很认真地观看并点头表示同意。

   邵先生临别时填词《留赠兖州》(调寄《忆江南》):

  

   兖州好,汶泗水长流。逝者如斯思远哲,快哉于此觅沙丘。李杜自悠悠。

  

   并自作注:

  

   兖州人文景观甚多。据说孔子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在其地水滨。又,杜甫曾访李白于此,相与盘桓多日,有诗留传。

  

   釆风活动后作家们都写了文章,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十期。邵先生的文章题为《闲话兖州》,排在那组文章的第一篇。此文后来又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出远门》一书。

   我发现收入《出远门》的文本,比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增加了7个黑体字的段落标题:“人文资源,千百年的长流水”;“再丰沛的水源也要珍惜”;“爱护每一寸水土,与大自然和睦相处”;“不是怀旧是怀新,不是守成是创新”;“告诉世界:我们是你的一部分”;“一国建不成现代化”;“走向世界,还要走世界的前列”。很显然,在七年之后邵先生仍很看重那次兖州之行。加上这些标题,无疑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感到这不是一般性的记游之作,而是具有高屋建瓴的视野,从具体的一时一地,联系到了国家的全局和未来。十几年后重读依然能感到切中肯綮,并不过时。

   《出远门》的此文前附有一张他和谢冕、崔道怡、何西来等先生在兴隆塔上的合影。据说建于隋代的兴隆塔,高五十多米,爬上去是颇费体力的。作家们因为听我们介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登塔考察,所以兴致很高。当时邵先生已七十岁,他拒绝了我们的搀扶,不慌不忙,步履稳健,甚至可以说气定神闲地出现在兴隆塔第七层上,拍了这张照片。那天天朗气清,先生们抚栏远眺,烟云苍莽中,依稀可见远处的泗河,他们的思绪应该回到历史的深处了吧?在《闲话兖州》中,邵先生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一千多年前的李杜,他们的沉思、感喟和辩论,他们的‘兴观群怨’之为诗,洋洋汩汩,一泻千里,不仅如地表水灌溉浸润着一方土地,且已是深不可测的地下水了。”从孔孟到李杜,再到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今天的邵燕祥等先生们,这些中华历史中精英人物的到来,确实是恰如水之润物,给这个东鲁小城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厚度和分量,注入了营养和灵气。我想邵先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在为这张照片题写的说明中说:“在林徽因的文集中,有登兖州这座古塔的照片,他曾和梁思成一起到此考察,七十年后我们又来了!”

   在同来的9位作家中,邵先生年龄最大,但他在这幅照片中处于最不显眼的位置。我注意到无论是乘车、座谈时的就坐,他总是排在后面,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谦虚和低调。作家们住在兴隆宾馆,有一次我偶然看到,就餐时邵先生也是坐在侧位,首位是一位军旅作家——他是这次采风中最风光的人物,领导作介绍时首先要说的就是他的将军身份。

   能近距离地和自己崇拜的作家接触,在我是很值得铭记的经历。只是我这人不善表达,又觉得抱着一摞书去看他未免不妥,所以踌躇中只拿了一本《无聊才写书》去请他签名留念。他十分痛快,笔走龙蛇一挥而就:“谢谢您花钱买我的书读!”真令我受宠若惊。

   我没有什么可送邵先生请教,只带去一本先父的旧体诗集《两间室诗钞》的打印本。我知道邵先生旧体诗写得好,认为也许可以为先父找到一个文字上的知音。

  

   想不到这薄薄的打印本,竟成为我和邵先生此后联系的媒介。

  

     送《两间室诗钞》时,邵先生特地要我留下了通讯方式,说回京后将寄赠图书。果然,很快就收到一本他新出的杂文集《无权者说》。

     不久,又收到他的一封信,其中说:

  

   令尊老大人诗集已拜读,生平志趣具悉一切。其中与潘复生先生酬答之作,尤具史料意义。我想此潘复生当即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被副手吴芝圃当成右倾(反党)打击排斥下来的潘复生(后调黑龙江,文革后又偶入政治旋涡)。我从今年第一期上海《收获》,读到河南作家张一弓写的《姥爷家的杞国》一文,带自传性、纪实性,我认为文中所写一主角即吴芝圃,其中涉及他打击潘复生事。可一读。不知贵处(图书馆)可有此刊?如没有可告我,复印奉上……

  

   当时我对张一弓不算陌生,他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登在《小说月报》第一篇。但对潘复生和吴芝圃的事我一无所知。只记得很多年前我的一个亲戚从齐齐哈尔回来,说起过潘复生是是黑龙江的革委会主任,民间口碑很好。

   邵先生对一个仅一面之识者的诚恳和热情,令我深受感动。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先父和潘复生唱和的过程。

   先父樊光瑾(1923-1992),当时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他一生足迹未出乡里,与高层政治人物更未曾有过接触。他与潘复生的唱和,实是出于偶然。

   先父在上世记八十年代初为了帮我照看小孩,曾寄居县城,与兖州一中的退休教师周先生同居一个小院。周先生字岢峰,山东金乡人,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在鲁中南湖西专署工作时,潘复生是其首长。

   先父一生酷爱诗词,而周老先生学问很好,古典文学根柢尤其深厚,所以两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先父在《两间室随笔》里说:“周岢峰先生极重诗律,大有老杜‘老去渐于诗律细’之概。惜病眚不能阅书报。余尝为其诵蔡若虹《挽郭沫若》二首……谓此二诗大气磅礴,声情并茂,允称杰作。先生哂曰:‘前首平仄不叶,后者对仗不工,岂得谓好诗哉!’……”可见一斑。

   我从网上查到,潘复生于1966年1月调黑龙江任省委书记,文革期间任省革委会主任。 但据说执行了“四人帮”的反动路线,1971年6月起被免除职务,监护审查。

   网上有一篇题为《潘复生:主席把我弄糊涂了》的文章,说一位叫陈连兴的军队干部,于1978年冬因公住进了哈尔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闲聊中偶然得知潘复生就被软禁在这里。陈连兴是河南人,从孩提时代就知道潘复生的名字,说老百姓都说他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任省委书记,如果潘复生不离开河南,就不至于出现那种“人吃人”的惨剧。所以陈连兴“希望目睹一下潘复生这位高干的风采,更想和他攀谈一阵子,以便有朝一日回家乡时向父老乡亲们炫耀此事。”陈连兴的愿望达到了,他这个正连职小军官与“虽然政治上已经潦倒,但依然是6级干部”的潘复生一见如故,畅谈起来……

   这篇文章说,当时潘住在一个小套间里,每天由六个着便装人员轮流看管。连在院里散步之类单独活动的自由都没有。清明节要求回山东泰安给岳母扫墓,组织上给的钱只够往返路费。不久前老伴亡故,如今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我们知道,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潘复生的问题是直到1981年10月27日才得出审查结论的,而他已于1980年4月29日去世。

   从以上叙述可知,潘复生在1978年年底时还被软禁在哈尔滨。当然由于形势的变化,对他的监管也应该有所放松,至少应该允许他对外联系,所以他能与周先生等故人有书信交流。而先父与周先生交往较密是在1979年以后。正是从周先生这里,先父知道了潘复生其人,并读到了他的诗作。

   《两间室诗钞》中与潘有关的诗有两首,一是《赠潘复生同志》,一是《奉和潘复生同志〈读史有感〉,谨步原韵》。这两首诗后又各附了潘的和作与原唱。先父之作或不足道,而潘老先生的《读史有感》和《步樊少怀先生赠诗原韵,即希郢政》,对于了解这位曾经的“封疆大吏”又身陷缧绁时的精神状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两诗引起邵燕祥先生重视,称为“尤具史料意义”,其原因盖在于此。

  

   2012年7月10日,即读到先父诗十年之后,邵燕祥先生作《樊光瑾与潘复生唱和》一文,文中录有两人唱和诗。

   文章说:

  

   十年前读这本诗钞,就很感兴趣地发现樊先生与潘复生先生唱和的四首诗。为什么感兴趣?因为我一直想了解潘复生的“下落”。早在1958年,他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在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遭到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点名批判。富有戏剧性的是,据说吴在全会上本来迟迟没发言,受到中央领导人“击一猛掌”的批评,他才提高了觉悟。他发言后,毛泽东主席站起来带头鼓掌。这让当时挨了狠揭猛批的潘复生情何以堪,是不会有人在意的了。而潘书记遂成了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铁帽子的阶下之囚。这还没有完。回到郑州,接着在省内对这位“反面教员”施行无数次大会小会批斗,以动员反右倾,以为“大放卫星”、大报高产、“大反瞒产”、大掠口粮的倒行逆施推波助澜,导致全省饿死几百万人。为这些恶政“善”其后时把吴某调往广州完事,而潘复生却没了消息。

直到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最初几个“全面夺权”后成立的“新生政权”之一,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主任潘复生的名字赫然在目,才知道潘在河南落马后发配到北疆去了。其后几年,黑龙江如同全国一样,斗争不断,几经反复,也不知潘后来的动向和去向。反正,文革以后,对原来“革命委员会”所“结合”的干部,除了一些善于变色的灵活人物,多半是重过了一遍筛子。想必潘复生也不例外。

  

   在我心目中,潘复生是当代不正常政治生活中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昔曾呼吁《研究一下“吴芝圃现象”》,那么,潘复生显然也有研究一下的价值。

   我是在以为潘复生“后遂不知所终”的时候,读到他与樊光瑾唱和之作的。

  

   《两间室诗钞》不注各首年月日,从前后排序看,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先是樊有《赠潘复生同志》:

  

   北斗遥瞻未识荆,骤闻奖誉寸心惊。

   欲将小草迎朝日,难得哲人诲鲰生。

   泰岱千寻松柏茂,云霞万古羽毛轻。

   痴怀夜仰关山月,惟觉龙江月倍明。

  

   从樊诗看,那时他和潘并不相识,但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潘对他的“奖誉”,我猜是潘看到樊发表在报刊上的诗作,表示欣赏,经过什么人从“龙江”传告给山东的作者了。

  

   潘复生于是有《步樊少怀先生赠诗原韵,即希郢政》:

  

   避坑落井掩柴荆,拜读高吟雷震惊。

   黄鹤题诗叹独步,洛阳贵纸显荣生。

   如椽道出高情重,借酒浇平块垒轻。

   安得长房缩地术,谈诗会友燃藜明。

  

   这是说潘自己正在杜门避祸、借酒浇愁的时节,读到樊诗,恍如青梅煮酒刘备听到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那样,突然闻雷难掩一惊,这当然是夸张,只是表达他的知己之感。此诗连用几个典故,可见潘先生至少幼时是学过诗的。

  

   可能在寄出这首诗的同时或其后,他又将一首《读史有感》送樊过目:

  

   乍起风尘日月昏,是非颠倒乱纷繁。

   青蝇樊止谤声起,鹦鹉舌簧谗间喧。

   蜚语三传曾母去,诡词七反颍川冤。

   升沉早已烟云睹,真理长存守拙园。

  

   诗中的“是非颠倒”,不知是指的大跃进时,还是文革前后,总之经过谗言蜚语构成的冤案之后,诗人对仕途已经灰心了。“守拙园”该是他自命的堂号吧。

  

   樊光瑾又有《奉和潘复生同志〈读史有感〉,谨步原韵》:

  

   帮辈原来利令昏,十年跋扈肆纷繁。

   陷身网罟鲲鹏泣,得意阶除鸟雀喧。

   屈子吟成终有恨,邹阳书上总含冤。

   东方又见曈曈日,依旧春光满故园。

  

   樊诗对潘多有宽慰,总归是慰情聊胜于无。不过,在这四首诗之后,诗集里再无二人诗章往来的记录。是继续有诗唱和,但未收录,还是另有缘故,鱼雁断绝,今天就不得而知了。

   我所以对这几首诗发生兴趣,十年来没有忘怀,是因为潘复生和吴芝圃都是知识分子,早年参加共产党,并成为党政高级干部,在河南走到一起,共事多年,竟一朝判然两分,然后若干年各有各的命运: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够典型的。假如能读到他们的传记,可作我们读当代政治史的重要补充。可惜我们的传记作家写成功者的多,写失败者的少;在这里,我是把吴芝圃也划到失败者群中的,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此文作为《诗话二则》之一,收入201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痛与痒》;又收入2019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品诗》。

   邵先生对两人诗的解读是很精到的,唯推测其写作先后似可商榷。他认为《赠潘复生同志》写作在前,但先父此前与潘先生素昧平生,似不可能主动赠诗。他是经周先生介绍得读潘诗《读史有感》,产生共鸣,才有和作。因为先父在文革中也颇受颠踬,此诗未尝不可视为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成份。周先生把先父的和作寄给潘先生,潘先生读后在给周先生信中自然会客气地褒奖一番,所以先父又作《赠潘复生同志》,其中“骤闻奖誉寸心惊”即写此事。潘先生接到赠诗后,才有步韵之作。当然这也无关紧要。邵先生是根据排列次序作推断的,因为他不知道有周先生这个中介。先父在编集时,大概是考虑与前一首《赠秦丹亭先生》并列,所以颠倒了先后次序。(秦丹亭,金乡人,三十年代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山东省文物总店经理。七十年代末与周岢峰、潘复生均有通信唱和。)

   文中说“此诗连用几个典故,可见潘先生至少幼时是学过诗的”。其实那一代革命者中,像周先生、潘先生还有秦先生等,他们的文化知识构成和相互间的交往表达中,旧体诗都是一个重要媒介。据先父的笔记,周岢峰先生处有潘诗多首;周先生现也已去世多年,不知那些潘诗尚存于天壤间否。

  

   邵燕祥先生给我的信中提到了张一弓的小说《姥爷家的杞国》,以及他写的《研究一下“吴芝圃现象”》,我后来都找来读了(后者载《教科书外看历史》,花城出版社2008年出版)。我认为邵先生推测“文中所写一主角即吴芝圃”是有道理的;同时对吴芝圃其人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个主角,在小说中叫齐楚,在姥爷口中叫小殿章。他在姥爷开的私塾中读书,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也读《新青年》、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他参加了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曾是“润之先生的学生”,在豫东一带搞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武装,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担任了首届H省人民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原H省委第一书记被点名批判,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齐楚出任省委第一书记。此后他积极搞“大跃进”,率先在全国放小麦高产“卫星”、小土炉炼铁“卫星”,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但结果却是给H省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个省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创造了全国记录。

   小说写道:“不久前,齐楚同志去Y东农村视察,一进村子,十室九空。他走进一个农家,看见床上躺着骷髅,就一下子晕倒了,醒来后痛哭失声。”齐楚后来受到中央的批评,“他在‘人大’会上作检讨,说着说着,就‘噗嗵’一声,在主席台上跪下了,痛哭流涕说,要向全省人民请罪,要求党中央给他严厉处分。”又写后来齐楚奉调去了广州。“一九六七年七月,齐楚于文革中病逝于广州。”这些情节,和吴芝圃的经历完全相同。

  

   小说写齐楚批判第一书记的发言,说他“攻击农业合作化搞急了,搞糟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了,诋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听说齐楚同志在中央全会上迟迟没有发言,受到了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是那种‘猛击一掌’的批评,他才提高了觉悟。他发言后,毛主席站起来带头鼓掌。姥爷颓然倒在躺椅上,说:‘怪我书生之见,齐楚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啊!’”这一段和上引邵先生文章正可印证。  

  

   我在网上读到杜君立的《酷吏吴芝圃》及其他一些文章,发现对吴的评价颇不一致。但关于因为他大搞浮夸风而造成骇人听闻的灾难这一点上,并无异议。

   不过,这部小说主要写的是建国前的故事,建国后的事只是略为介绍,并没有充分展开。

   我读这篇小说和那篇文章已是很多年之后,自知不可能给邵先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就没有再给他写信。但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他对我国当代政治史和政治历史人物浮沉的高度重视和敏感。我注意到,《研究一下“吴芝圃现象”》作于2002年8月12日,上面说到的邵先生给我的信写于2002年9月4日,可以认为是那段时间他正对“当代不正常政治生活中”潘复生和吴芝圃两人的命运问题感兴趣,所以在给我的信中介绍张一弓的那篇小说。遗憾的是我本人当时这方面知识太少;并且在收到邵先生来信时,正为一些俗事忙得焦头烂额,天天加班,所以不仅没能去图书馆找那本杂志,连回信也是很久后才写的。真是辜负了邵先生的美意。

  

   2006年春,邵先生又给我寄来了《旧信重温》一书。这书所收是邵先生从几十年中所收到的数千封友人和读者来信中精选出来的,共二百多封,其中有我父亲的一封。  

   邵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兖州一见已数年。春节假日捧读光瑾先生《两间室诗》,忽忆旧年曾得老人来函指谬(极符老人坚守诗词格律之旨),记得当时曾拟奉覆,但苦无地址(因系由某报刊转来)。原来老人即令尊。爰附上此书,五十四页收有尊先人遗函一件,供留念。

  

   54页所收父亲那信是1982年11月写的,在作者介绍中写道:

  

   生平不详。这是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看来是一位熟谙诗韵和格律,又十分认真的老先生。

  

   《旧信重温》是1999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我2002年赠先父诗集给先生,而先生在2006年春节还又找出先父诗集读,蓦然发现了他就是那从未谋面又十分认真的老先生,然后给我寄书来。

   在上引《樊光瑾与潘复生唱和》一文开头也提到了此事。说:

  

   光瑾先生是认真做人、认真为诗的人,晚年曾草拟《维护诗词格律优良传统倡议书》,“约法三章,传檄万里”,在同样认真的诗词作者中获得广泛的响应。他在1982年写信批评我关于昆曲《晴雯》和夜梦杜甫二诗,一有平仄不合与“犯孤平”之误,二有入声字和上、去混押以及韵脚重见之病,指正中肯……现在离樊先生写信批评我已三十年,离先生去世已二十年,重新捧读《两间室诗抄》,深以当年无缘当面聆教为憾。

  

  

   读了邵先生这些话,我一方面为他为人的诚悫与细致、周到而感动,另一方面也为父亲的鲁莽、古板甚至冬烘而不好意思。

邵先生五十年代便以写新诗著名,五七年因文字获罪,八十年代后致力于杂文创作。其实他的旧体诗写得也很好。我买过他的《邵燕祥诗抄·打油诗》。我认为,他自称打油诗,除了自谦,还着眼于这种不避俚俗的诗的民间性,认为“既远离了庙堂和贵族,就必定属于民间”。邵先生认为旧体诗具有自娱性和互娱性(见该书自序)。关于格律,他说:“我不敢妄言对中国的传统诗词及其格律进行‘革命’,连‘改革’也不敢轻言,我怕亵渎了几千年来著名和无名诗人的心血创造,也怕亵渎了历代知音读者的切肤会心,在这方面我可以算个保守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又说:“如果我的诗词不合格律,那不怪格律,是我学得不到家。自然,因为是今人,我写不出古人才能写的诗……”他在1995年为1990年作的《文坛三咏》写的附白说:“旧作三首,打油诗也,只须大体合律,但求心态自由的戏作也……”我认为他这种心态和定位,恰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嬗变的当然和必然,不仅未可厚非,还应抱有尊重,甚至还可以期望形成更适应时代又保有传统的新形式。

   像先父、周岢峰先生以及一些老先生们那样对格律的过份强调,应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当然也应对之持有充分的理解。“保守”这个词在当下颇有贬义,那是因为有认为所有发展创新都是进步这样一个预设的前提。其实至少在文化领域,这种观念未必正确。看现在年轻一代的旧体诗作者,如徐晋如、刘梦芙、魏新河诸君的“保守”

   程度,其实就是对那种以打倒传统为时髦的风气的反动。

  

   《邵燕祥诗抄·打油诗》中佳作不胜枚举,这里只录一首《戏咏五次文代会》:

  

   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定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在令人忍俊不禁中又含有值得深刻思考的内容。这是一首七律,如果胶柱鼓瑟地死扣格律,;可说末句全不合律;但即使作一字的改动,生动幽默的效果就会完全失去。这正是他说的“大体合律,但求心态自由”的实践的成功样板。

   2006年后我开始使用互联网,觉得一下子眼界大开。2007年山西黑窑厂事件后,曾看到邵燕祥先生的一首诗:

  

   谁云多难便兴邦?邑有流亡叹小康。

   遍野尽哀高玉宝,岂因一个世仁黄?

   红包续得红旗谱,白骨堆高白玉堂。

   五十八年夸解放,黑窑奴在黑窑场!

  

   横眉怒目义愤填膺,表现了先生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勇敢担当。

   大约2008年起,先生的旧体诗不定期的以《云水山房散诗》为总题在《新民晩报》陆续发表。我收集网上所有,得一百五十多首,恐怕还不是全部。这些诗风格上是《邵燕祥诗抄·打油诗》的继续。如“洄溯前朝三百春,深宫曾见费宫人。匪成官日官成匪,谁为神州挽陆沉?”(《咏史感事二首赠华一律师事务所浦志強夏霖二律师》之二);“价值不容遵普世,江山只许属孤家”(《无题有感》);“势力可怜分黑白,功名原是出胚胎。风筛黄叶纷紛下,日暮红歌阵阵来。”(《川江》);都是一针见血直斥时弊,使人读后精神为之一振。《阅读恶人发家史》云:“笔头加减复乘除,揣着明白装糊涂。跟风每指鹿为马,瞪眼仍看碧作朱。硬说三七二十五,逻辑链细权力粗。宦游何处无知已,廉耻遥看近却无。”是对世上常见现象的写实概括;《怀柔黄城舍雅集偶得二绝句》之二:“不写青词讨自尊,我行我素复元神。呻吟何似歌吟好,敢对天乾与地坤。”《病房中自嘲老朽效绀弩笔意》:“一颗丹心血渐壅,两肩瘦骨朽而松。梦里也难担日月,敢夸敲骨作铜声?”都鲜明地表现出先生的特立独行和九死无悔,其文字的风格也颇似他素所推崇的聂绀弩(按“担日月”是用聂诗《挑水》:“一担乾坤肩高下,双悬日月臂东西。”)。《贺岁二律呈百0七岁寿星周有光先生》中有“行也有知归理性,莫之能御是潮流”,则表现了作者建立在对历史清醒认知基础上的乐观。

   “百篇皆诉生民病,一念惟存天籁真”(《二0一三年六月十日》)这两句堪称夫子自道,是邵先生为人为文的基本原则和终极追求。这里的“百篇”,当然包括他大量的杂文作品。虽然我对邵先生的作品沒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认为其所反映的人格力量,足以和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

  

   我退休后,打算对先父遗留的一包稿子进行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以前沒有见过的诗稿。其中有《长歌集》,是一些以文革为题材的旧体诗,小序说,“丙午丁未之秋,烈焰弥空,洪流满地;遍及全国,持续十年,今亦称为浩劫矣。虽成陈迹,不如忘却;但因亲历,记忆常新。回味成吟,藉抒抑郁。鲁迅云:‘长歌当哭,必须是在痛定之后的’,的系至言。痛定思痛,痛何言哉!……”这就是其命名的来源。

   看到这些诗,蓦然想起邵先生,想请他看看是否有发表的价值。

   我已多年没和邵先生联系,自己疏懒当然是主要原因,但也确实考虑到卲先生年事已高,各种社会活动又多,无端打扰实为失礼。2015年我网购了他新出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写了点读后感寄去,信上附了我的电话。三天后他便发来短信,说“具悉一切。请尽快告知电邮”。此后,我们就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

   我曾把自已的几本小书给他寄去,很快接到邮件:

  

   ……您所赠四本书,都很有价值……乡邦文史是国史的重要部分。您所校笺的二本诗文集,除了作为乡邦文献外,也还有为清代文学钩沉的意义。我是乐于拜读的……不过我想提醒您,不能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面。年纪大了,必须有必要的活动(不是指狭义的体育运动或锻炼),室内的,还有室外的(如散步),所谓接地气,晒太阳,极为重要!切勿忽视!当然,大寒天气,不宜到室外“冒险”。

  

   我第二天回邮表示感谢,

   他一个小时后回复:

  

   这么快就收到您的复信,证明我猜您成天坐在电脑前面,果然猜中。因此,您要注意眼睛保健(我去年动了白内障手术,迁延五六个月),还有肩臂,主要是右边。腿脚活动不必多说,我现在健康状态还好,主要得力于腿脚,因为人老先从腿上来,它的健康会影响到食慾,肠胃。不多说了,不多打扰您的“时间”,您在盛年(按现在联合国的算法,尚属中年),干的又是有兴趣的事情,谨祝硕果累累,笔耕丰收。                                

  

   他的平易和亲切,蓦地缩短了两人间的距离,多么可爱又可敬的老人!这样的人,是值得信赖的。几天后,我发去了先父的《长歌集》。很快就收到先生回复,而且附诗一首:

  

   岂因纪史乏良材,莽莽神州陷重霾。

   死难几人能瞑目,真实何事竟成灰。

   钩沉幸见春秋笔,咏史长抒家国哀。

   已逝流年过半百,忍教警句再沉埋!?

  

   又有附言:

  

   固知有令禁言文革,但我还是想怎样力争能够使这一组小型史诗面世,不知能藉今年民间纪念文革开始五十周年这一机缘否……

  

   我回复道:

  

   谢谢邵老!承蒙先生青目赐诗,且谓先父遗作为“春秋笔”,为“小型史诗”,可谓评价甚高,设先父九泉有知,亦必深感荣幸!……这些作品在我们手中,再如何什袭珍藏,将来也难逃湮灭的命运。先父的心血得以传之后世,对我们来说这是无上的功德。在此谨代表我们全家向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接着,先生要我写一份父亲的简历,我遵嘱发去。

   果然如先生所言,这个“五十周年”波澜不兴,但是邵先生在他的《云水山房散诗》中,把上录的那首诗收入,题为《读兖州已故诗人樊光瑾组诗长歌集》,发表于上海《新民晩报》2017年3月14日的《夜光杯》副刋。

  

   考虑到邵先生年龄越来越高,此后我除了春节照例发短信拜年外,基本上不再主动打扰他。但常在网上关注他的动态。他2016年后新出的书,如《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孤独不是生活》《品诗》《五十弦》等,大都通过网络购得,只有《闭门日札》是他寄赠的。

     2017年年底我曾询问他《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中的一些问题,他有邮件回复。最后说:

  

   近年体力日衰,出了新书已顾不上遍赠亲友。兄乃购读,让您破费了。近日东方又推一新书,题为《闭门日札》…… 请告家庭确切详址和手机号,以便快递呈阅。

  

   不久我就收到了有他签名题字的新书。

    2017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题为《旧锻坊题题题》的丛书,共四种,邵燕祥、钟叔河、姜德明、朱正各一卷,都是当代极负盛名的作家。我网购了邵燕祥卷。此卷由邵先生和萧跃华合编。萧先生多年收藏邵先生著作的不同印次版本,又请邵先生逐一签名题跋,他自己再就每书情况作以介绍,汇为一书。书的装帧雅致,并附赠有邵先生木刻像的藏书票,确是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令人爱不释手。

   从这书知道,截止到2016年,邵先生已出书97种(包括一些篇目重复的选本)但仍非全部。我在网上读过的他的很多重要文章,大概都未结集。前面说过,我在九十年代初已有邵先生的著作七八种,后来陆续购求,现有六十多种。不过我清楚知道,凭我的条件和能力,想收集全邵先生的著作很难,即使在网上可以高价购买早期作品,而像非卖品或在国外出版的书,也是不太可能买到的。想到这里,我集全邵书的决心动摇了。

   这令我想起四十年多前的往事。那时家中的藏书早已毁失一空,但漏网之鱼中还有几本鲁迅著作:《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且介亭杂文》……多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释本,那些注释包罗万象,我翻来覆去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当时多想读到鲁迅先生的全部著作啊,可那也是不可能的。所幸后来出了一套白文的单行本,但身居偏僻的农村,想买到也不容易。记得其中的《两地书》和《汉文学史纲要》竟是在我去挖河工地时途经一个农村代销店里买的。我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终于收齐了除日记和译文的鲁迅著作单行本。而此时十六卷本的《鲁迅全集》注释本早已出版,当然也还是要买的。

   我当时竭力收集鲁迅著作,目的只是为了读。因为祟拜他的为人,喜欢他的文章,所以总想穷尽他的一切文字。现在收集邵先生的书也是一样。我相信邵先生的文字在历史的进程中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意义。当然我无意把邵先生简单地比为当代鲁迅,但我认为他以及一大批当代学者薪火相传地继承了鲁迅传统。读他们的文章,总使人想起“肩起黑暗的闸门”和“中国的脊梁”那些话。他们为这个充满了权谋和金钱崇拜的世俗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价值必将永存。

   我只是一个因偶然机缘而得识邵先生一面的普通读者,不敢谬托知己。但我觉得即使是如此的简单过从,仍然是值得自豪的永远记忆。现在老先生已经成为古人,我把点滴过程写下来,也算是表达对他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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