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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昌兰:宋代明州航济亭设置时间考辨

  

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对外交往活动不断,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使团,国家本着“惠绥远方,优待客使”1的基本外交原则,“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2,一时之间交通往来相当频繁。为此,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周到细致的外交接待与管理制度,其中就包括馆驿设置,所谓“驿之设,所以安远人,节劳臣,息皇华外使之所也”3。北宋时期,“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待高丽,怀远驿待南蛮”4,根据不同来使设置专门的馆驿予以接待,使者来访“止若馆其家,休息燕赐,怀礼铭恩”5,较好地彰显了宋朝国家外交往来中对来访使团“待遇亦得其道”6的外交接待特色。北宋时期,与高丽关系的起伏变化,颇为引人注目。7为接待高丽使团来访,除京师常设驿馆之外,朝廷又于使者赴阙途中建立了诸多驿亭,主要用于赐宴、休憩等临时接待。

   宋时,明州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逐渐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交通要道。史载,明州“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8,因此,明州在宋代海外交通往来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其“海币三垂,北通海岱,东控高丽、日本诸国”9,“商舶往来,物货丰衍”10。外交往来中,明州逐渐取代登州成为高丽使团海泊而来进入宋境登陆的第一站。因而有“高丽使朝贡每道于明”11、“异时高丽入贡,绝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师”12等说法。宋时明州驿亭之设是接待高丽来使必不可少的外交礼仪之需,早在唐朝时期,明州境内慈溪便设置有驿。周锷《凫矶驿记》中有言:“邑之南有驿,曰凫矶,实居其滨。四方之人自越至鄞者,必过于是,而鄞至将迎者,亦至于是也,故越数百年而基址犹在。”13驿馆亭传设置状况关乎国家对外形象与外交政策调整,颇为引人注目,位于明州定海的航济亭便是其中所建驿亭之一。

   关于航济亭具体设置时间目前学界并无关注,而史籍所见记载尚有争议。宋人罗濬《宝庆四明志》中记载:“航济亭,县东南四十步,元丰元年建为丽使往还赐燕之地。”14明确指出设置时间为元丰元年(1078)。比较之下,其他史籍所载航济亭具体设置时间却有细微差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元丰二年(1079)五月壬辰,“赐明州及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15。而《玉海·宫室》中有言:“元丰二年明州及定海县作高丽贡使馆。五月二十五日赐名乐宾(亭曰航济)。”16另据《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见《神宗皇帝·通使高丽》条:“元丰二年五月辛卯,赐明州及定海县高丽贡使馆名曰乐宾,亭名曰航济亭。”17以上,关于明州航济亭具体设置时间,《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所载均为元丰二年(1079)五月。与《宝庆四明志》中航济亭设于元丰元年相对照,前后设置时间存在一定差异。明州作为熙宁以来高丽使团海泊来访接待的第一站,所在驿亭之兴衰见证着宋丽两国外交关系的亲疏变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航济亭具体建于何时,值得探讨。

   第一,宋朝接待高丽驿亭之设。关于宋丽之间的外交往来史籍中不乏记载,天圣九年(1031)二月高丽来使辞归,朝廷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归国,“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直至神宗时期宋丽关系出现新的转机。熙宁三年(1070),针对高丽一方提出的“备礼朝贡”等示好信号,朝臣们出谋划策,提出“可结之以谋契丹”的建议,神宗“许焉”,“谕以供拟腆厚之意”,对其来使“待之如夏国使”。18按照以往惯例,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由于“登州路有沙碛,不可行”,到熙宁七年(1074)“由明州诣阙”,至此,明州成为接待高丽使团的重要前沿,因此有所谓“天圣以前,使由登州入;熙宁以来,皆由明州”19之说。熙宁以来,高丽使者由明州登陆,所在地方接待事宜就显得十分关键,朝廷也相当重视。而“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20,明确指出沿途“亭传一新”。作为接待来使的第一站,明州所在亭传更是需要备加关切。早在熙宁七年,为接待高丽来使,地方上就已经出现“郡县供顿无旧准,颇扰民”之现象,因此,朝廷“诏立式颁下,费悉官给”。21此后,尤其是元丰年间高丽使团来宋相对频繁,22出现了“元丰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23之景象。不仅如此,甚至“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24。元丰年间,朝廷给予高丽来使相当高规格的礼遇,沿路亭传设置为之一新,明州所在航济亭作为接待的重要一站,建设、赐名在情理之中,设置时间在元丰年间当是无误。

   第二,接待外国使团来访程序。宋朝在东南沿海设置市舶司,兼具管理外交事务职能,负责接待海外诸国和从海上来访的使团。迎送外交使团环节,需要经过入境核查身份、上报朝廷、朝廷批准审核通过、护送进京等一系列外交程序,地方政府方能按照相关礼仪予以接待。25明州所在市舶司审查来使时相当谨慎,外国贡使需要交验本国公凭才受接纳,程序十分严格。26由此观之,高丽使团来访,需要提前通报宋方,经过一定审查程序方能进入正式接待环节。高丽使团最近一次来访是熙宁九年(1076),距离元丰三年正月(1080,在元丰三年正月正式进京接受觐见之前,元丰二年十一月底高丽使节就已经抵达明州境内27)再次来访时间相隔近三年。《宝庆四明志》所载航济亭建于元丰元年(1078),在并无高丽使团来访通报的情况下预先修建驿亭等待来使近两年之久,既不符合接待程序,也与当时宋朝政府接待高丽使团“沿路亭传一新”的礼遇态度相悖逆。

   在获得高丽使团来访信息后,朝廷会启动相应接待准备工作。元丰二年(1079)六月,神宗指出,“高丽恐今岁九月间遣使入贡,可预选引伴官二员,令于明州少待其 至”28,与 高丽使团于该年年底抵达宋境时间相差不过半年。同月,朝廷又“赐两浙路度僧牒百五十,修高丽使亭、 馆”29,到十二月,朝廷下令“增明州公使钱为二千六百缗,以高丽贡使出入故也”30,做 好各项接待准备事宜。由此观之,元丰二年为迎接年底即将到来的高丽使团,国家对各项准备工作相当重视,明州政府在朝廷诏令之下进行驿亭设置属于正常。因此,航济亭之设,在元丰二年五月,即高丽使团来访前半年左右进行合理规划并获得赐名,较为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宝庆四明志》所记疏漏。《宝庆四明志》是宋代明州地方志,由知府胡榘所修,其先命校官方万里主笔,据《乾道四明图经》旧本修订,后因方氏调离而中断,于是请游历至此的好友罗濬代笔。此书修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绍定二年(1229)刊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国史经籍志》《续志》等史志均有著录。全书二十一卷,前十一卷为郡志,包括郡、山、水、产、赋、兵、人、祠、遗九门,又于各门下分立沿革表、沿革论、境土、分野、风俗、郡守等四十六子目。第十二卷以下,则为鄞、奉化、慈溪、定海、昌国、象山各县志,每县均自立门目,不与郡志相混。原刻本已不传,有明钞本、清钞本,《四库全书》据两淮盐政采进钞本著录,故宫博物院有宋刊孤本影印本。全祖望评价其“成书过速,多讹谬”31。而对于该书修订所依据的《乾道四明图经》,清人李慈铭指出:“观其总叙一篇,其中舛误已多。”32加之《宝庆四明志》修于理宗宝庆三年,距离北宋元丰元年有149年,书中记述航济亭所设时间出现偏差不无可能。

   南宋初年,航济亭在战乱中遭到损毁。建炎年间,“敌既破四明”,“遂焚其城,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有存者”。33对此,明州人楼钥不无痛心地感慨:“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诸父仅得生全,故庐焚荡,一物不遗。”34经破坏后,绍兴元年(1131)四明已呈现“残破之余,荒芜单弱”35的衰败景象,与往昔“舳舻相衔”之盛况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明州定海航济亭所建时间为元丰二年。

  

   注释

  

   1《宋史》卷四八八《交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65页。

   2《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13981页。

   3[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二六《都亭驿记》,《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12页。

   4[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后山谈丛·萍洲可谈》,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2页。

   5[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二六《都亭驿记》,第10—12页。

   6《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第13981页。

   7陶晋生先生指出,宋之基本外交政策为联合高丽以制辽。凡有机会,即与高丽通好,对高丽使人亦特别优遇(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7—148页);黄纯艳先生认为,宋对高丽政策围绕着宋、辽关系而变化,经过了联丽制辽到疏远高丽再到联丽制辽的反复变动(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0页);另有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魏志江《中韩关系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诸多著作、论文,关注宋丽关系之变化。

   8[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877页。

   9[宋]楼钥:《楼钥集》卷五五《沿海制置司参议厅壁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03页。

   10[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877页。

   11[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六《湖田》,《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061页。

   12[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一二《叙水》,《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49页。

   13[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一一《凫矶驿记》,《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第6579页。

   14[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一八,《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230页。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元丰二年五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51页。

   16[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七二《邸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3166页。

   17[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八九《神宗皇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54页。

   18《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46页。接待礼仪和款待规格与来使所在国家和政权在朝廷的外交地位有直接关系,甚至有“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诸蛮”的规定,实际接待礼仪及规格“有杀焉”(《宋史》卷一一九《礼志》,第2813页)。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元丰六年九月庚戌条,第8164页。

   20[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第143页。

   21《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46页。

   22宋、辽、金、高丽以自身利益为准则呈现出“三角”政治关系。自熙丰以来,辽国力渐呈衰落,逐渐失去对高丽的控制,使宋、丽关系在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达到鼎盛时期(参考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第160页)。另,可参考该书第二章“宋丽关系年表”,第58—76页。

   23[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第143页。

   2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4页。

   25参考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0—73页。

   26参考曹家齐《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的考察》,《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二年十一月辛卯条,第7323页。

   2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元丰二年六月乙卯条,第7257页。

   2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元丰二年六月庚子条,第7253页。

   3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元丰二年十二月癸丑条,第7332页。

   31参考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45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9—420页。

   32[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513页。

   3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页。

   34[宋]楼钥:《楼钥集》卷七四《跋先大父嵩岳图》,第1335页。

   35《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第14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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