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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迁:“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摘    要:

   20世纪以来, 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 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 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 激发民族主义, 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 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民国史学的发展, 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 均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当时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 但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 既不盲目推崇, 也不一概否定。然而, 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 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 此一恶习不仅至今不衰, 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可谓对中国史坛最大的挑战。

   关键词:民国; 史坛; 汉学; 胡适;

  

   近代中西力量对比悬殊, 政治、经济领域自不必论, 即使国人研究的自家学问, 亦受到多方面的挑战。19世纪以来, 法国汉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汉学大师辈出, 而东邻日本亦不甘示弱, 步武法人之后, 不论是西人擅长的“四裔之学”还是“禹内之学”, 均硕果累累。反观中国, 事事不如人, 学术专业化又晚于日人, 更别说欧美。五四前后, 海外留学生大批回国, 全面推动学术专业化进程的时候, 却发现自家学问早已被外人先行处理过。“先入为主”, 外人所确立的学术典范, 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音韵学, 古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等, 作为后进的中国学者必须要有所回应。这种主客颠倒的尴尬局面, 让神州学人倍感沉重。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等苦心经营, 激发民族主义, 欲夺回汉学中心, 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民国史坛之所以进步迅速, 正是学术界暗藏着与外人争胜的潜流发挥作用所致。中国近代学术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 离开了国际情境, 孤立地观察中国近代学术, 不易厘清学术内在的脉络, 从域外看中国, 别有一番景象, 这正是探讨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互动关系的学术意义所在。

  

   一

  

   19世纪后半期以来, 欧洲汉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渐成一种专门学问。“欧美诸国之研究汉学, 首推法国, 其造诣之深, 人材之盛, 贡献之宏, 他国所不及”1。1920年代李思纯说:“西人之治中国学者, 英美不如德, 德不如法。”2“二战”以前, 以沙畹 (Ed. Chavannes) 、伯希和 (Paul Pelliot) 、马伯乐 (Henri Maspero) 、葛兰言 (Marcel Granet) 为主的巴黎学派在国际汉学界独领风骚, 俨然是汉学研究之中心, 影响颇具世界性。瑞典汉学巨擘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的学术渊源乃师承沙畹, 胡适不无恭维地说:“在西洋的支那学者之中, 除了法国的伯希和先生, 他要算是第一人了。”3苏俄、美国汉学界要人阿列克 (V. Alekseev) 和叶理绥 (S. Elisseev) , 也是巴黎学派的传人;至于日本, “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之进步, 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4;在中国也有这派的众多学生和信徒, 如冯承钧、李璜、徐炳昶、杨堃、韩儒林、张世禄、王静如、陆侃如等, 其势力之大颇类似于兰克学派。

   20世纪初年, 在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社会风潮的带动之下, 欧洲、日本学者热心研究汉学被国内学者引以自重, 成为他们申论保存国粹的外援。然而, 当时中国学术尚未走向独立化的道路, 史学专业化正处于酝酿期, 故本土学术难以真正感受到国外汉学所带来的冲击。直到民国元年前后, 国内学人赴欧美留学渐多, 颇留心他国研究中国学问之情形5。海外留学生成为沟通本土与域外汉学研究的桥梁, 留德学生郑寿麟、王光祈、姚从吾向国内学界披露欧洲汉学发展情形, 留法学生冯承钧、李璜、杨堃、陆侃如、陈绵、王静如、高名凯等人积极向国人介绍法国汉学, 留日者如王桐龄、贺昌群、王古鲁、梁盛志、莫东寅等人报道日本汉学研究动态。经过留学生群体的努力, 域外汉学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 国外汉学成果往往在国内学界得到相当迅速的回应。

   1920—1930年代是民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此时与域外汉学界联系最为紧密。欧美、日本学者热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 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 光彩照人, 以致中国学者手头的那点小家业便显得暗淡无光, 无形中给中国学界以巨大的压力, 时人谓:

   外人之致力汉学, 为期虽短, 而进步惊人。即如欧美汉学家能以科学方法处理史料, 其研究之精细, 立论之精辟, 多为国人所不及;又如日本学者之研究中国学术, 其精密处虽不如西人, 然取材之赅博, 刻苦不苟之精神, 殊足供国人所借镜。6

   首先, 对于自己“技不如人”, 表现出惭愧、耻辱、不满的情绪。1922年胡适《章实斋年谱·自序》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 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可使我们惭愧的, 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7同年8月26日, 他对来访的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说:“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从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拿文凭, 将来定有中国学生到日本去求学问。”8至1931年, 胡适还认为要做到学术上的独立, 为时尚早, 且不说理科、法科, “即文科中的中国学, 我们此时还落人后。陈援庵先生曾对我说, ‘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我们相对叹气, 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9周作人谓“近来甚嚣尘上的国故整理, 不知道比前汉学家的业绩能够超过多少, 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 这实在是学人之耻。”10

   其次, “知耻而后勇”, 急起直追, 赶超域外汉学。傅斯年《史语所工作之旨趣》集中反映了绝大多数民国学者的心理状态。如《旨趣》有这样一番话:“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 欧洲人求之尚难得, 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 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 即便学问的原料, 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又说:“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 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 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1929年傅在给陈垣一封信中, 表示了他对西洋学术羡妒交加的情绪:

   斯年留旅欧洲之时, 睹异国之典型, 惭中土之摇落, 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 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 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 是若可忍, 孰不可忍?11

   傅斯年以中研院史语所为基础, 聚合一群学者急起直追, 以实践他所提出“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所以顾颉刚也认为:“傅在欧久, 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 且与之角胜。”12在傅氏看来, 学术之所以进步, 甚赖国际间合作、影响与竞胜, 汉学亦不能例外, “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 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 而努力赴之, 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 此非自贬, 实自广也。”13

   面对中国学问“礼失求诸野”的现状, 陈寅恪同样痛心疾首。就陈个人而言, 他极为自负, 对日本汉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1935年在清华大学讲授隋唐史课程时说:“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 ‘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 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 西学略佳, 中文太差;西京一派, 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14即使被日本学者奉若神明的白鸟库吉, 亦未入他的法眼, 1937年1月31日在给陈述一封信中谈论契丹辽史研究, 称“白鸟之著作, 盖日人受当时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 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 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 且日人对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 不过随西人之后, 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 白鸟说若误, 可稍稍言及, 不必多费力也”15。然若整体比较中日学术水平, 陈氏不免黯然神伤, 1929年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赋诗曰:“群趋东邻受国史, 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 要待诸君洗斯耻。”161931年他为《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撰文时又强调:“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 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 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 而国史已失其正统, 若起先民于地下, 其感慨如何?”17

   1930年代胡适认为世界汉学中心有三:北京、京都和巴黎。外人恐不一定认同此说。当年访问胡适的日本学者长濑诚对京都为汉学研究中心之一, 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可对北京是否为汉学研究中心, 他似很不以为然, “如果叫日本的学者来说, 最近在中国的中国学, 只是模写日本的和西洋的方法论而已, 尤其是不能逃出日本所予影响的力圈以外”18。且不论此说是否正确, 但外人轻视中国学界的成绩则无疑。杨堃曾不满地说:“我们很应惭愧, 就是有些英美学者, 想得研究中国文化, 不来中国来, 而倒肯来巴黎来。”19对于外人瞧不起中国学者的努力, 1920—1930年代陈垣多次说到:“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 不是说巴黎如何, 就是说日本如何, 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夺回北京。”20

   傅斯年、陈垣力主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与外人争胜, 论长较短, 在学界得到了普遍响应。这种带有浓厚民族情绪化的主张, 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 亦步亦趋就中国学问与外人争高低, 遂不得不进入欧洲东方学的“论述”, 所注意的范围、材料、问题, 便不能不受其影响, 以致脱出传统史学的范围。陈寅恪所谓“预流”的代价, 即是中国学问日益缺乏自主性, 不得不面对章太炎在《救学弊论》所提出的困境:中国史是为中国人而作, 还是为世界学术社群所作21?与人争胜并不是中国学界所独有, 日本汉学研究动机之一, 即与欧人争高下。面对欧美汉学界, 日本学者相当自信, 他们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 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 所以日本人理应比欧洲人更应当掌握解释中国的主导权22。除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少数学者, 日人很轻蔑中国学界的成绩, 自然没有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作为后进的中国学者欲与欧美、日本较量, 尾随他们的历史论述, 如此才能在同一平台上一较高低。但问题在于, 对欧美、日本学者而言, 汉学只是他们的“外国学”一部分, 这与中国学者对中国学问的态度和立场迥异。国内学者在迎头赶上的同时, 无形中也逐渐迷失自我, 舍己从人, 导致传统学问在西潮的冲击之下全面失语。

  

   二

  

   民国学术的发展, 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 无不存有欧洲、日本汉学的影子。“近数十年来, 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 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 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 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 最近二三十年, 尤多可观。老实说, 近年提倡国故整理, 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23从1922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创办, 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成立, 公举伯希和、米勒 (F. W. K. Mueller)与高本汉为该所国外通信员, 欧美、日本汉学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他山之石”。

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23年创刊《国学季刊》, 由胡适起草的《发刊词》, 提出“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认为国外汉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很有参考价值, 要求:

   我们现在治国学, 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 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 方法上, 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 而我们还在冥行索塗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方法, 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 材料上, 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 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 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24

   清华学校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1925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提出:

   所谓国学者, 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而研究之道, 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 (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 , 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研究国学者也。

   强调西学是研究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对师资选择要求极高, 不仅要通晓中国学问, 具备科学的治学方法, 而且要熟悉海外汉学25。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研究院四大导师, 师资实力之强, 谁与争锋, 尤其陈寅恪国学基础雄厚, 又深受欧洲汉学的影响26, 博通东西各国语言, 工具既良, 方法复新, 每出一论, 必有新见, 为海内外学人所折服。伯希和的中国弟子王静如在一次演讲中说:“陈先生之功不仅在著作一方, 其所谈论之学友及指导之门人, 亦莫不受此熏染。或纯理国故, 或治中亚史语, 或研蒙元史, 或治语言文字, 或专于近代外交史, 或上及古史。大概均能参考法国汉学名著, 或赴法请益。现代中国史语研考精深, 方法谨严, 能与西人汉学相竞者, 多是其友人或门人。”27

   20世纪中外学术交流和影响虽然是双向互动, 但由于研究中国学问水平的高低差别, 欧洲、日本汉学者往往以强势的姿态出现, 居高临下, 西方的语话霸权笼罩着中国学界, 要不然中国学人也没有必要提出所谓要抢夺汉学中心之说了。1920年代以来, 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再也无法忽视外人的成果, “我们在现今来治中国史, 若不先知道西洋汉学界与日本支那学界的动向, 那是不能及格的。”1梁园东强调:“欲研究中国史, 实非多读近世东西洋史家之著述, 默测其探讨叙述之方, 以应用于中国书中不可。”2职是之故, 1926年陆懋德在《筹办历史系计划书》一文提出“宜搜罗东西材料研究”, 他认为现当世界大通, 学术互相补助, 吾国史册非但苦无善本, 即材料亦多放失, 如匈奴、蒙古史迹, 多存于欧洲著作, 隋唐明清遗事, 多见于日本记述。又况近数十年, 欧洲人所谓东方学, 日本人所谓支那学, 研究甚力, 进步甚速, 对于专题研究, 往往突过吾国硕学, 譬如关于吾国之文化、哲学、文学、美术、佛教等史, 欧日学者均已成书多种, 而吾国著作依然寥若晨星。现查研究中国古学者, 以英、德、法学者为最, 日本尚居其次。吾人固步自封, 抱残守缺, 常此以往, 岂可与世界学者相见。因此他建议派人赴欧洲、日本搜集汉学著作, 并期交换双方史家意见, 以资参考28。无独有偶,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亦有类似计划, “通函征求外国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研究之成绩及其专门撰述”29。“他山之石, 可以攻错”, 在很多民国学人看来, 治中国学术, 苟不能读西洋书, 恐终难有卓异之成就。

   高校开设的相关历史课程, 亦自觉参证外人之成绩。1930年代傅斯年和劳干在北大合开一门“汉魏史择题研究”, 专门向学生介绍“西人著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形30;1936—1937年度陈寅恪在北大开设“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属专题讨论性质课程, 就此时期内关于民族、文化、政治、社会等问题择要讨论, “并旁采外国书籍, 及近年新发见之材料, 与中国所已知者互相比证, 以期补充旧史之未备, 及订正其伪误”31;韩儒林讲授“西亚史”, “采用晚近东方学采求考证之成绩”;冯家昇在北大开设“边疆民族史”, 研究历史上中国边疆民族之地理分布、文化状况, 尤注意与中国之关系, 强调“旁引他国史籍、域外撰著以资参证”30。在北大、燕大历史系开设“东北史地”, 一是介绍中外学者研究的成绩及最近的新发现, 二是研究各民族的演变及其与内地的关系, 以大半时间讲述欧美人、俄人、日人关于东北史地的研究状况10。

   汉学著作可资参考者不一而足, 译刊欧洲、日本汉学名篇名著则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之要途。在欧洲汉学中, 巴黎学派的汉学著述最为国人注意, 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高本汉每出一论一著, 纷纷被译, 必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桑原骘藏、内藤湖南、青木正儿等人论著亦常被译刊。以译者论, 日文方面有王古鲁、钱稻孙、陈裕菁、方壮猷、贺昌群、江侠庵、隋树森、张宏英等;西文方面则有陆侃如、何炳松、姚从吾、张世禄、赵元任、冯沅君、杨丙辰等, 尤以冯承钧和张星烺两位贡献最为杰出。

   1930—1940年代, 国内出现影印欧美原版汉学著作之风潮, 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影印或直接出版不少西文汉学著作, 如北平的勤有堂书店、中原书店、文殿阁书庄、法文书店、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杨树岛印刷局、上海的别发书局等。文殿阁书庄在影印西文汉学书籍方面最为突出, 数量相当可观, 除语言学著作外, 大多属中西交通史方面。譬如, 1935年影印夏德、柔克义合作译注《诸蕃志》, “附有注释笺证, 其精确详实, 久为欧美学术界所称赞, 乃研究史学者必备之参考书”11;1936年影印霍渥斯 (Henry H Howorth) 的《蒙古史》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 是“中外学者所公认为研究元史必读之书”;瓦达斯 (Thomas Watters) 的《大唐西域记笺证》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A.D.) “系英文翻译唐人辩机所撰之《大唐西域记》, 且附有注释笺证。其精确详实, 久为欧美学术界所称赞, 乃研究西域史者必备之参考书。”32这些经典著作在国内影印出版, 对推动中国学术发展自有所助益。

   中原书店除了影印专书, 还影印在中国发行的西文期刊上的汉学论文, 数量甚多;法文书店在国民学界知名度颇高, 1920年代由法国书商魏智 (Henri Vetch) 创办于北京。魏氏所经营的书店不仅出售西方新书, 而且影印或直接出版西文汉学著作, 寓华欧美汉学家如艾克 (Gustav Ecke) 、卜德 (Derk Bodde) 、卫德明 (Hellmut Wilhelm) 多愿将著作交给法文书店出版;此外, 有些汉学书籍被多次多处影印, 如葛鲁贝 (Wilhelm Grube) 的《女真文字语言考》, 不仅文殿阁书庄影印, 1941年也曾在天津影印;法国学者加恩 (Gaston Cahen) 的《早期中俄关系史》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英文本和法文本均被影印。从1920年代开始, 国内学者有一定规模地翻译汉学著作, 至1930年末数量颇多的西文汉学著作在华影印或直接出版, 可充分说明国内学界对域外汉学新知之需求。

  

   三

  

   不论汉学家还是汉学著作, 民国学者都兴趣盎然。1920年代以来, 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 但对异域汉学却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 既不盲目推崇, 也不一概否定。梁绳袆《外国汉学研究之检讨》一文认为外国汉学研究之优点:采用科学实证方法、辅助学科的发达、保存搜集特殊资料、注意冷僻资料、公开合作之精神、研究机构之确立、印刷出版之便利33。梁氏所总结的汉学研究之所长, 正是民国史学建设努力的方向, 1940年代周一良所认为的现代史学特征, 几乎都能折射出异域汉学的影子。第一是科学方法的应用。无论是考订史实或解释现象, 都根据客观的观察与归纳的步骤;第二是与辅助学科联系之密切。“法国伯希和先生精通中国、印度、亚拉伯以及中亚语言等, 所以能在东西交通史上享有卓著的成就, 触类旁通, 得心应手。研究近代各国历史, 更没有人不通那一国的语言文字而敢着手”;第三是观点与资料之入时 (即指陈寅恪所谓的“预流”) 。“我们看国内如陈寅恪、胡适、向达、王重明诸先生的著作, 国外如伯希和、那波利、贞藤枝晃诸家著作, 便知利用这些新资料来证成新学说或补充旧史文, 正是现代史学所应尽的责任”;第四是工具书之运用;第五是运用史料范围之广泛。“举凡四部之书, 古今上下, 只要利用得法, 无一不可供考史……不唯本国的资料有用, 有时本国资料不足, 非采用外国资料不可……现代史学上材料运用是‘兼收并蓄, 待用无遗’。”34周氏所归纳的现代史学特征, 大体上反映了民国史学的特质或追求取向, 与域外汉学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换言之, 欧美、日本汉学在民国史坛扮演了“路标”角色。20世纪中外学术交流趋于互为渗透、交融会通, 差异减弱。国内学者的治学方法、研究领域以及在学术建制层面如集团研究、机构建置、出版发表等方面日益与国际汉学接轨, 以致马伯乐感言欧洲汉学方法影响于中国学界, 且被后者采用甚速, “欧美与东方学者之作品渐不可分辨”35。

   域外汉学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学术的同时, 国内学者并未顶礼膜拜, 完全丧失批判反思的能力, 对其缺陷或局限亦有清醒认识, 尤其国学修养较深、又谙熟西方学术的留学生群体, 这种意识更为自觉也更为明显。早在1910年章太炎对罗振玉“延缘远人以为声誉”, 大为痛斥, 进而点名骂遍日本汉学界新老各派36。章氏批语对日本汉学界刺激甚大, 多年之后日本学者仍不忘此事。章氏对日本汉学批评虽不尽客观, 然其指出日本汉学者多为“覬以尉荐外交, 不求其实”, 则极显其学术眼光, 与延缘远人以自重者不可同语。同年, 章氏又在另一文批评域外汉学以及舍已从人者:“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 约略已有一千多年, 究竟训诂文义, 不能明白, 他们所称为大儒, 这边看他的话, 还是许多可笑。……日本人治中国学问, 这样长久, 成效不过如此, 何况欧洲人, 只费短浅的光阴, 怎么能够了解?……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 还不敢任意武断, 对着中国的学说, 只是乱说乱造, 或者徐福东来, 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士, 这个遗传性, 至今还在。欧洲人自然没有这种荒谬, 到底时候太浅, 又是没有师授, 总是不解;既然不解, 他就说是中国学问, 比天还要高, 中国人也不必引以为荣。……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 不可像卖古玩一样, 一时许多客人来看, 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 就贱到半文不值。自国的人, 该讲自国的学问, 施自国的教育, 像水火柴米一个样儿, 贵也是要用, 贱也就要用, 只问要用, 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37在“五四”一代新派学人看来, 章氏此论或被视为顽固陈腐, 然百年之后细细品味, 极有洞见, 对时下亦有针砭作用。

留美学者梅光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 西方汉学家多出身传教士或外交官, “久寓我国, 娴习华言, 涉猎古籍, 贸然著述, 既非卓绝之天才, 又不得老师宿儒为之指导, 无以窥见学术之源, 更挟其成见, 有为而作, 无传播文化之精意, 不过侈陈闻见, 以博雅誉耳。”38即使像傅斯年那样以域外汉学作为竞争对手, 同样只认可其“半汉”的成绩, “西洋人治中国史, 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 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 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对“全汉”问题, 欧美其实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他说:“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 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 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 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 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 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39熟悉西方汉学界的陈受颐说:“有一位美国人还未懂得《尚书》有今古文之分, 便肆意讥评中国学者的古史研究;一位欧洲人才从高本汉念过一点中文, 认识一千几百个中国字, 便高谈中国古代哲学, 说中国学术界没有人才。”40西方汉学家虽非全如此不堪, 但确有些浅薄的汉学者, 形形色色, 或缺乏基本的汉学根柢, 或专门以暴中国弱点以为名高, 或出于学术投机, 研究汉学多非出于对中国学术的求知欲。

   1937年留学英国的郭子雄在《英国的汉学家》一文, 告诉我们几则英国汉学者的学术“八卦”, 实有助于国人对海外汉学的“去魅”。有一位著名汉学家, 他研究的是中国古董, 时常从殷周的铜器上摹下古老的文字与诗铭, 请中国学生替他译成英文, 他再稍事润色, 即成为他的大作。他用的方法很精, 总是喜欢请初到英国的中国学生去他的家里喝茶或是吃饭, 在英国住得稍久的人他便不请了, 因为他知道阿木林易欺而老资格难对付。中国学生初到英国, 看见有人请喝茶或吃饭, 怎好意思不去, 一去他便拿出许多东西来请你解释给他听, 一面他用笔详细记下, 总要经过三四个钟头客人才能够脱身。他每次只请一个人, 所以没有第二人知道, 结果是死无对证。有一次他寄了一篇东西请一个中国同学给他翻译, 这位中国同学因为事忙, 且系义务性质, 过了一个多月才给他译好寄去。他回信来说:“我因为久未得到你的回复, 故已自行动手, 现已译峻, 结果同你的一样。”这位中国同学看了信大为生气, 嘴里不停的骂“流氓”!心里想要是算一道数学题目, 可以结果相同, 由汉译英何能两人一致, 况且是古文。凡是同学们上过当的对他都有戒心, 相约不再去, 可是每年新到的同学甚多, 他总有方法可以找着替死鬼。几大册著作铸就了他的地位, 可是有谁知道这是中国学生们的心血, 心血费了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酬报。这种情形或不是个例, 欧美汉学者对自己的工作也有所检讨, 德国汉学家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亦承认, “利用中国助手以解释例证, 代寻引证, 及解决语言困难问题之办法, 在东亚居留之西人固常用之, 即在欧洲方面之汉学家亦尝为之”, 并要求明示中国助手之名, 不应在著作中含糊了事, 必须使读者得知此项解决所由来。他充分意识到利用中国助手之益处, 能使著者工作加速, 成绩增高, 纠正翻译错误41。美国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说:“在欧洲和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 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 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 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 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42。

   郭氏在文末有段挖苦英国汉学者的文字, 颇耐人寻味。他说:

   近年来英国人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很起劲, 学习中文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一般人的投机。在外国的学术界里, 要想露头角确是不容易的事。一个人读到头发白了还未见能成大师, 要是他研究哲学、心理、政治、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学, 或是希腊文、拉丁文、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 或是其他。要是他够聪明, 他可以研究中国文字, 几年功夫便可成一个大师, 在大学里做讲师或是教授, 在社会上做学者与名人, 到各城市与各乡镇讲演, 在报章杂志上做专论, 可以吃庚款, 可以骗得大学里的荣誉学位, 可以有着一切的好处, 终身吃著不尽。这般人到中国来是镀金, 是混资格, 是学几句北平话, 是收买几部线装的旧书带回本国去做幌子, 再便是学打麻将。可是洋鬼子最知道利用中国人的弱点, 他们知道我们是讲究精神文明的人, 凡事马马虎虎, 不肯认真, 所以他们到中国进了学校后, 显然是特别学生, 教师可以免费教中文, 同学可以尽量的指导, 他们也就受之无愧。想到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出钱请教师, 表是摆在桌上的, 一点钟过后, 便是一分一秒的时光, 教师也不肯通融, 权利与义务的观念非常清楚。他们到中国来学点东西, 回去都是值价宝, 我们也应该把钟表拿出来, 问他们要求偿付相当的学费。《儒林外史》上的丑态岂是我们中国人所独有?43

   郭子雄所批评的虽是英国汉学界的众生相, 但这种现象恐怕也通行于西方其他国家, 即便套用于今日西方汉学 (中国学) 界, 似乎也并不过分, 可谓切中时弊。

   国民时期国势衰弱, 学术研究刚刚走上专业化之正轨, 面对咄咄逼人的国外汉学, 国内学者沉着应对, 理性对待, 本着“迎头赶上”的精神, 出现了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一代学术宗师, 即使西方第一流的汉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成就。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较好处理中西关系, 不仅在研究领域上追踪国际学界之热点, 而且在方法和工具上始终与国际同步, 也就是陈寅恪所谓的“预流”。然“预流”不等于“同流”, 国内学者的中国研究必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外学者的“汉学”, 它必须逐渐建立中国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在西方的学科制度和研究意识全面侵入中国现代学术界的时候, 他们始终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立场, 不是在贩卖西方知识, 而是力图挽回对中国的解释权, 试图重新理解中国44。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已无法摆脱西学的影响, 只有中西兼顾的学者, 面对西力东渐, 始不乱阵脚, 既不盲目排外, 又不画地为牢, 冷静评估域外汉学, 充分吸取对手的优势, 取珠还椟, 化外为内, 而不削足适履, 生硬地用外来理论框架诠释中国。然而, 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 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的恶习, 加深格义附会的流弊, 有碍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本意45, 此一风气不仅至今不衰, 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可谓对中国史学界最大的挑战。

  

   注释

  

   1 李承荫译:《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德国方面·编者识》, 《史学消息》第1卷第6期, 1937年5月1日。

   2 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 《学衡》第19期, 1923年7月。

   3 张好礼 (杨堃) :《中国新史学运动中的社会学派》, 《读书青年》第2卷第4期, 1945年2月25日。

   4 梁园东:《兀良哈及鞑靼考》, 《人文月刊》第5卷第3期, 1934年4月15日。

   5 陆懋德:《筹办历史系计划书》, 《清华周刊》第25卷第16期, 1926年6月11日。

   6 《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年报》 (1936年) , 第78页。

   7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 (1935年度) , 第198页;第195页。

   8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 (上)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346页。

   9 (1) 胡适:《提要与批评》, 见《左传真伪考》, 上海:新月书店, 1927年。

   10 (2)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第4版。

   11 (3) 见姚从吾:《德国佛朗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之贡献》, 《新中华》第4卷第1期, 1936年1月10日。

   12 (4) 《本刊下年度编辑计划》, 《史学消息》第1卷第8期, 1937年7月1日。

   13 (5) 《胡适文存》第2集, 合肥:黄山书社, 1996年, 第131页。

   14 (6) 《胡适日记全编》 (3)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772页。

   15 (7) 《胡适日记全编》 (6) , 第152页。

   16 (8) 于式玉编:《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序》, 北京: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 1933年。

   17 (9) 王汎森等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1年, 第190页。

   18 (10) 《顾颉刚日记》 (2) ,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 第160页。

   19 (11)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第4版。

   20 (12)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487—488页。

   21 (13) 《陈寅恪集·书信集》,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183页。

   22 (14) 《陈寅恪诗集》,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152页。

   23 (15)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三联书店, 2001年, 第361—362页。

   24 (16) [日]长濑诚:《日本之现代中国学界展望》, 《华文大阪每日》1939年第2卷第6期。

   25 (17) 杨堃:《在法国怎样学社会学》, 《中法教育界》第44期, 1931年6月1日。

   26 (18)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 见《郑天挺学记》, 北京:三联书店, 1991年。

   27 (19)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 第443页。

   28 (20) 详参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第237—241页。

   29 (21)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 (1932年9月) , 转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45页。

   30 (22) 《国学季刊·发刊词》, 《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1923年1月。

   31 (23)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清华周刊》第24卷第2号 (1925年第351期) , 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374页。

   32 (24)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 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增订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50页。

   33 (25) 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 1943年8月1日。

   34 (26) 《文殿阁新旧书目》1936年第3期。

   35 (27) 该文连载于《再建旬刊》第1卷第8期 (1940年4月11日) 、第1卷第9期 (1940年4月21日) , 后改名《外国汉学研究论》, 又发表于《国学丛刊》第3册, 1941年7月。

   36 (28) 周一良:《现代史学的特征》, 见《现代学术文化概论》 (第2册) , 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 1948年。

   37 (29) 何永译:《马伯乐之近代“汉学”研究论》, 《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9期, 1935年12月19日。

   38 (30) 《与罗振玉书》, 《章太炎全集》 (四)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171—172页。

   39 (31) 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原载于《教育今语杂志》第3期, 1910年5月, 见吴齐仁编:《章太炎的白话文》, 上海:泰东书局, 1921年。

   40 (32) 梅光迪讲, 何惟科记:《中国文学在现在西洋之情形》, 《文哲学报》第2期, 1933年7月。

   41 (3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6、235页。

   42 (34) 陈受颐:《西洋汉学与中国文明》, 《独立评论》第198号, 1936年4月26日。

   43 (35) 王光祈译:《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 《新中华》第1卷第17期, 1933年9月10日。

   44 (36)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第41—42页。

   45 (37) 华五 (郭子雄) :《英国的汉学家》, 《宇宙风》第43期, 1937年6月16日。

   46 (38)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第274页。

   47 (39) 桑兵:《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 《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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