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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新民:那年8月,我曾目睹过的4次抄家

   夏新民 (一名:琴台散仙)       一   
   五十六年前,那个猩红的八月,我在积玉桥桥头,曾亲眼目睹过红卫兵的4次抄家行动,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甘家。

  

夏新民 (一名:琴台散仙)

  

   一

  

   五十六年前,那个猩红的八月,我在积玉桥桥头,曾亲眼目睹过红卫兵的4次抄家行动,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甘家。

   积玉桥桥头,是指武昌通向青山的一条主要干道上,中山路口原积玉桥遗址,积玉桥街起始处,到一马路不足100米的地段。这里属于积玉桥居委会1组至4组辖内。

   我对甘家最初的印象,可追溯到发蒙以前。那时,积玉桥街还没有拓宽,就像现在的得胜桥街一样,宽度只有四五来米。他家在我家斜对面,靠近积玉桥头,独门独户。他家大门上挂有一横匾,上面写着“甘元记”三个大字。听长辈们说,这是武昌地区规模仅次于“维新”的第二家百货绸布商店。记忆中,还有他家老太爷的形象,富态硬朗。与以后我见到的,甘家兄弟们父亲的精明俏瘦,形成鲜明的对比。

   1955年,因为武钢建设,必经之道的积玉桥街马路拓宽,再到56年的公私合营,从前临街10余米宽的独门独户,一分为二,由一条宅内小巷,约30米长,隔离成若干房间,两边依次排列,中间经过一个两层楼环绕的天井,通向屋后的沙湖。

   临街一楼,左边的是皮匠铺,右边是一环卫工人家。皮匠师傅姓何,背微驼。我至今不知,当年的他,是因为驼背而皮匠,还是因为皮匠而驼背?

   从宅内巷子进去,路过天井,墙边有一木制楼梯,延壁而上,楼上4间大房, 住4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李五一家。李读小学时,曾在全国少年儿童文学征文活动中得奖,在积玉桥街轰动一时。他的母亲是沙湖咀小学语文老师。

   与天井相连的是厅堂。左边相邻的两个单间,右边的一间暗室,都归甘家所有。这厅堂为半开放结构,任何人可随意进出。

   再往后走,居住的是卖面的杨家,在家压面,做邻里生意。走过杨家,来到屋后,是一个高台土院,毗邻沙湖,高于湖岸四五米,到了初秋,向远看去,就是一片碧绿连天的新荷了。

   整个原来甘家的独立门栋,现在居住着8户人家。

   甘家兄弟五人,老二大我1岁,是积玉桥街桥头处的孩子王,我又被街上的大孩子们称为甘家老二的“军师”,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到他们家去玩。甘家的父母及兄弟,对我都非常友好。

  

   二

  

   少年时期的记忆中,甘家父亲是积玉桥街上父辈们中最聪明的人之一。比他的几个儿子都聪明。这个印象,在狂飙过后的1967年,与我而言,更为亲近和直接。

   我不知道甘家父亲,56年以后,在什么地方上班?是否子承父业?我知道的是,1966年以后,他在武昌民主路上,武昌区医院对门的一家小眼镜店工作,兼修手表。小店有几位修理师傅。我也不知道它归属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他们几位师傅所私有。那个年代,没有私营。

   小店因他精湛的手艺,远近闻名。

   甘家父亲,也是积玉桥父辈们中,与我们这些懵懂少年打成一片者。他在家里玩摄影。教过我们取景,曝光,和景深。教过我们在家洗像和放大,显影和定影。

   印象最深的,还是目睹他在家修理手表。面对桌上圆形玻皿中,拆卸散开的,密密麻麻的精密手表零件,我心生疑问,这怎么还原?他笑着对我说,第一次拆装,将拆卸程序及零件编号即可。

   我很快将这一技巧用于实践。那时“天下大乱”,波及校园。我们学校的1台捷克造135相机,为“新华工”所占用。具体地说,就在我这个摄影初学者手中。

   我当时不解,为何这台机械相机的“快门速度”,能够达到1/2000秒?从画幅的左边到其右边,得多快的速度?这机械动作如何能够实现?

   待我按照甘家父亲方法,将此相机全部拆卸,并重新安装复原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此相机为“帘幕式快门”,它是通过调整前帘与后帘之间的缝隙宽度,转换成“曝光时间”的。记得当时,曾感叹不已,第一个有此创意的发明者,该是何等的聪明!

   毫无疑问,在积玉桥,甘家父亲,没大没小,与我们打成一片,与他一年前的遭遇有关。

  

   三

  

   1966年8月的一天,风声鹤唳,甘家父亲突然把甘家奶奶,用三轮车送到甘家的老表处。他家老表,住积玉桥天一宿舍“救火龙”(消防队)对面,一栋白墙黛瓦的老房子内。

   那是同屋杨家卖面的运货三轮车。

   我亲眼所见,甘家父亲一个人独踩,上面放置一个黑色的木制小靠椅,载其母亲前行。

   甘家的老表姓姚,天津人,新政以前的银行襄理,60年代从天津搬迁到武汉。兄弟二人,身材硕健,经常来甘家玩耍,一口天津方言,是桥头儿时玩伴们模仿及嘲笑的对象。

   甘家父亲骑车回家,红卫兵已蜂拥而至。我去他家时,发现他们家两间房内,已翻箱倒柜,床上乱七八糟,交错层叠,堆满了毛衣皮货,绫罗绸缎。

   红卫兵们逼迫甘家父亲,要他拆卸在厅堂里的一座水泥灶台。那是当时居民时兴的厨房装置。甘家的灶台,由其父亲,不久前亲自打造。

   待到水泥灶台基座锤开,我在一旁看到,灶台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元(袁大头),整整500大块。

   正在这时,姚家有人将小木靠椅送回,说是甘家父亲将其遗忘在他家了。这事蹊跷!红卫兵接过,感觉异常沉重。威逼恐吓之下,甘家父亲,即刻招之。原来小木靠椅的4只木脚,已被缕空,前后共装有40枚金砖,然后用油泥封住,外表与普通木椅没有任何不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砖。体积约为麻将牌1/4大小。事后,听甘家老二对我说,他们家的金砖,每枚质量为50g。40枚,总共2kg。

   这些金砖银元,被红卫兵们一并抄走,不曾留下一纸收据。所幸甘家,其浮财被弃置于两间房内的床上,难入红卫兵法眼。其家人,也没有受到皮肉之苦。

  

   四

  

   在积玉桥,能与甘家财富相媲美的,有陈家和黄家。在那腥风血雨的8月,两家都难脱被抄家的命运。

   陈家和黄家都是独门独户,前店后院。陈家是土产店,黄家是食品店。记忆中,两家的主人都是上门女婿,不同的是,陈家是女主人当家,黄家则正好相反。

   陈家的土产店,是积玉桥中山路得胜桥一带规模最大的。60年代以前,他们家的女主人,在武昌区工商联工作。她中等偏上个子,身材苗条,短发齐脖,秀丽端庄。她穿过列宁装,以后又穿女干部服,风姿飒爽,精明能干。与我儿时在书本中读到的小业主形象,迥然不同。

   我对她家最早的印象是五十年代的一场法事。她们家大儿子不知患上什么疾病,突然夭折。她们家的法事在积玉桥街上举行。屋前屋后,祭坛香火,袈裟禅杖,连续举办三天三夜,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的法事。

   她们家的抄家,我也曾目睹全过程。红卫兵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在积玉桥,波澜不惊,没有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

  

   五

  

   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才知道,积玉桥街上的黄家,不仅仅是前店后院,新政以前,他们家还曾拥有过一家食品厂,江南食品厂。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家儿子小豪,小我们两三岁,长大以后,跟我们一起玩,七十年代招工,又进了武汉薄板厂,与我同属于一个系统,彼此熟悉。我的初中同班刘同学,八十年代后期从十堰二汽调回武汉,曾任改制后的江南食品厂的副厂长。该厂在武昌复兴路,我高中就读的市9中附近,离积玉桥桥头,乘公汽有五站的距离。我的印象中,这个食品厂的名声和规模,在武汉地区,仅次于两家百年食品老字号,武昌的曹祥泰和汉口的汪玉霞。

   黄家当家的男主人,脸上有几颗浅浅的麻子,身材魁梧,精明强干。

   他们家女主人,个子不高,皮肤细腻,白白胖胖,是从小养尊处优的那种类型。红卫兵们去他们家抄家,有备而来,冲着的,就是这种类型。

   他们家被抄,没有像甘家那样,有真金白银的损失。但所受的侮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红卫兵们在黄家抄出了大量的绫罗绸缎、皮货和细软。

   那是8月,赤日炎炎,红卫兵们将黄家女主人从家里带出,押到街上,令其头戴貂皮高帽,颈围貂皮围巾,胸挂大小项链,身裹貂皮大衣,脚穿长筒皮靴,挑厚的,一层又一层的穿,挑重的,一圈又一圈的挂,站到没有一片绿荫的大街上,黄灿灿一桩,等候批判。

   街坊邻里,来往路人,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圈,像看动物园的大猩猩一样地看着她,任其受辱。

   红卫兵们的声嘶力竭。黄家女主人的魂飞胆裂。围观者,或起哄,或尖叫,或讪笑,或冷漠,…,这是一幅荒诞不经的画面。

   只有少数几位年长者,路过此地,目睹此景,物伤其类,眉头不由自主地皱起,又赶紧收住,倏然离去。

   我与黄家的男女主人,均不熟悉。不知道当时她内心的感受?事后多年,从街坊邻里处得知,不少人当时在意的,只是黄家的皮货成色,家族八卦。而对当年肆意践踏普通民众人格和尊严的野蛮行径,却不置可否。那只是看客们饭余茶后平添的一点谈资而已。

   我亲眼目睹过的积玉桥上这三家的抄家行动,甘家也好,陈家也好,黄家也好,去这三家抄家的红卫兵,一个也不认识。

  

   六

  

   去积玉桥桥头H家抄家的红卫兵,我不但认识,领头的那位,还很熟悉。

   H家住在积玉桥与积玉桥后街之间的一个半封闭的巷子里。从我家对门老马家房间的窗户看过去,直线距离不足10米。

   H家父亲经营水产,是积玉桥街上隐形的“有钱人”。

   H家有三个儿子。老二英子是我的儿时好友,与我大堤口小学同学,38中初一同学。那时,班上仅有两位同学家里有自行车,他家是其中之一。我学自行车,就是他提供的28型凤凰牌自行车,在积玉桥街的大马路上,穿梭于车辆行人之间,从三角架中伸出1只脚,摇摇晃晃,踩半转,学会的。

   我们升初二时,他对初一课程,恋恋不舍,继续学习。对从前升级的同学,也恋恋不忘。因为这个原因,我与他后来班上的X同学,也很熟悉。

   H家老大,强哥,与我家小舅文革前都是湖北省实验中学高中生,低我小舅一届。两人在文革前,先后考取上海和南京的大学,以后又都曾在陈湖农场劳动,再后又都分配回到武汉,事业有成。

   强哥与我之间,也有故事,以后再讲。

   他们家老三,乳名小妹,小我们2岁,是他们家的小帅哥。

   他们家三兄弟都慷慨随和,是我们积玉桥桥头儿时的好玩伴。

   H家被抄家时,与甘家一样,因为与两家的兄弟都是好友,我很关心,去过现场。我那时年少,没有任何能力。但若遇到两家的父母辈受到欺凌,仅仅只会投以同情的眼光。那是本能,也是残存的一点点勇气。

   我没有想到,带队去H家抄家的是X同学。他出身工人家庭,根正苗红,是班上红卫兵负责人。但他是英子从前的好友啊!

   所幸那天,X带来七八个红卫兵去H家,也没有太多的折腾,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便拨开少许围观的邻居,匆匆离去。英子的父亲和母亲,人缘好,围观者不多,且多有同情。两位长辈,面对窘境,泰然自若,没有看到像我在甘家父母那里看到的惊恐和不安。

   仿佛一场戏,刚刚开幕,人物还未悉数登台亮相,就谢幕了。

   风暴过后很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获悉,X哥带队去H家抄家,系有人指引。而此前一天,他曾私下将此消息偷偷地告诉过英子。

   如此相同,红卫兵们去甘家、陈家和黄家,也都不是漫无目的的自发行为。

   从那以后,我突然醒悟,人性的善恶,有时会超越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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