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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君子上瘾,江道源抄袭论文“梅开三度”

  
连环抄袭  双双获奖?!
   背景: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厦门行政学院江道源副教授的三篇以近代中西航海业比较为主题的抄袭论文,连续三次发表在我国海外交流史研究的权威刊物——《海交史研究》的开篇上。其中,第三篇论文全文未发完,就获福建省行政院校系统优秀论文一等奖。而被抄袭的主要文本——曾荣膺中国图书奖的《中西500年比较》的对应章节,抄自杨翰球的论文。此外,江又抄袭了罗荣渠的论文,还竟敢与罗”商榷”,使人啼笑皆非。这说明,在”象牙塔”的若干领域,抄袭已如入无人之境;当今中国学界,已沦落为部分抄袭者的”天堂”;浮躁的学风将会影响两代人的学业。

  

连环抄袭  双双获奖?!

   背景: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厦门行政学院江道源副教授的三篇以近代中西航海业比较为主题的抄袭论文,连续三次发表在我国海外交流史研究的权威刊物——《海交史研究》的开篇上。其中,第三篇论文全文未发完,就获福建省行政院校系统优秀论文一等奖。而被抄袭的主要文本——曾荣膺中国图书奖的《中西500年比较》的对应章节,抄自杨翰球的论文。此外,江又抄袭了罗荣渠的论文,还竟敢与罗”商榷”,使人啼笑皆非。这说明,在”象牙塔”的若干领域,抄袭已如入无人之境;当今中国学界,已沦落为部分抄袭者的”天堂”;浮躁的学风将会影响两代人的学业。

  

一    江道源抄袭论文”梅开三度”

  

   1994-2001年,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江道源在《海交史研究》上,分别发表了《思想观念对15-16世纪中西航海业发展的影响》(1994年第2期,以下简称”第一部”)、《政治权力与中世纪末的中西航海业——兼与”中国没有经济动力论”商榷》(1996年第2期,以下简称”第二部”)、《15世纪以来中英航海业逆转的社会生态分析(上)、(下)》(2000年第2期、2001年第1期,以下简称”第三部”)等名称相似、主题重复的三篇论文。这里,我们姑且以”三部曲”冠名。除第一部与厦门大学历史系陈美明(第二作者)共同署名外,其余两部均系江一人所为。

  

   据本人核实,这一学术史上罕见的”三部曲”,其基本观点、讨论思路和核心史料均大都抄自郝侠君、毛磊、石光荣等主编、汤一介作序的《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笔者校对的是”修订本”,1996年版,以下简称《中西》)的上卷——崛起与衰落(16世纪中叶-1840)。被抄袭的重点是第二章第二节——重农抑商思想与重商主义、第三节——拓海政策与禁海政策,尤其是后者,从第38-50页,经江三次轮番作业,近万字的篇幅,己被抄遍。此外,第一、二部又各抄了罗荣渠的《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以下简称”罗文”)近千字;在第三部里,仍可看到罗文的影子。有趣的是,江道源摘引了罗的大量观点和史料没有讲明出处,却在第二部里对罗的一个具体观点——15世纪后对海外商品与市场的需求,西方有而”中国没有经济动力论”进行”商榷”。并非江先生没有这个权利,而是太滑稽。因为,一是在第一部(第2页,21-25行;第3页,23-24行)、第三部(下)( 第59页,21行)江也抄袭、认同了罗的”中国没有经济动力论”或相似观点。另是除非江动笔前就获悉罗荣渠先哲已驾鹤西去(罗于1996年4月4日逝世,江第二部刊发的时间是1996年12月15日),否则,他就不怕回应时,被罗逮个正着?这一细节说明,堂堂的党校副教授,舞弊时就不顾一切后果,那怕自投罗网!

  

   “三部曲”共抄袭了来自上述两论著的文字约1.6万字(内有部分重叠)。其中,第一部约2000字、第二部约9000字、第三部约5000字,大概分别占正文的25%、40%、15%。第三部抄袭的数量与比例式微,并非作者收敛,而是经前两次、特别是第二次地毯式”搜括”,”正版”内容所剩无己而已。这些拿来部分,不仅仅是数量可观,更重要的是构成全文框架的主干和进行论证的基石,离开这些东西,”三部曲”的任何一部,都不成乐章。此处,”三部曲”还有相当多的资料,没有说明其来源。如第三部(下) 第56页,34-36行至第58页,1-9行,整整一页半、1800字的内容,竟没有一个注释!现经核对,这里有7处约一半的内容源出《中西》,但存下的,我们还一时找不到归宿。换言之,”三部曲”不排除有剽窃第三种及以上文本的可能。

  

二  《中西500年比较》剽窃浮出水面

   从当前披露的有较大影响的抄袭、尤其是惹上官司的个案分析,站出来揭发的,主要是受害者,即原著的作者。可此案则不同。江的剽窃行为,即使被《中西》的编者或作者发现,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被抄袭的《中西》本身,有更多的观点、史料、数据没有交待出处,凭常识即可推理,此也是失范之作。这就肋长了江道源的侥幸心理,以致从框架到思路,从观点到史料,从文字到语境,从内容到”注释”,统统大胆地信手拈来,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作案的动因。顺便提及,笔者不是找到了原著,才判定《中西》是失范之作;而是先确认了这也是一部不规范之作,尔后再找到杨文的。所以,这几年学术界讨论学术规范时,反复强调的引文要讲明出处,注释要准确,其目的之一就是——告诫学者要守住底线——不做梁上君子。这一事例说明,只要审稿者、编者、作者细心阅读,失范之作是不难发现的,从而把遗憾消除在发表之前,或阻碍其流传。

  

   据笔者考查,被江重点抄袭的《中西》上卷第二章第三节(据书后附录名单获知,系肖方忠执笔),抄自杨翰球的《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杨文”)。《中西》该节的基本结构、基本观点、基本材料及内在思路,与杨文第三节和第一节第一自然段相同,两者重叠的文字约4000字,占”拓海政策与禁海政策”全节的40%,且无一提到杨文。相对于后继者,《中西》更”忠诚”于原著——基本上没有做技术处理,大都是按顺序直接抄,尤其是最后三个自然段,约1500字,几乎是杨文结尾的翻版。此外,作者还顺手牵了杨文的6个注释。但粘贴时,若干条目的基本信息被剪切。这不仅说明”持刀”者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也为我们判断”三部曲”的辗转抄袭性质,提供了技术依据。当然,也不排除江道源怕露出马脚,而故意走曲线的可能。因为,一般地说,收集、参阅某领域的现有成果,特别是权威学者发表在权威论坛上的论文(通常这种文论不大有人敢抄),是研究者切入该学科的前提。

  

   《中西》在引文注释格式和尊重他人成果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除下卷第二章第三、四、五节(作者分别是卢军、蒋伟、陈建新)外,其它章节的注释大都不规范。其中,没有作者姓名的有之,如第281页;既无作者姓名,又无文章标题的有之,如第294页;均没有作者姓名、没有出版单位、没有出版时间的有之,如第41页;而没有出版单位、没有出版时间,几成该书注释的基本范式之一。若干章节,恐怕找不到一条完整或标准的注释。而有的章节干脆不安排注释,如上卷第一章。由是观之,不排除《中西》其他章节还存在抄袭之嫌疑。

  

三  双双获奖,学界苦果谁酿?谁咽?

   尽管我们已进入了抄袭的时代,但像江道源那样培植同一主题的抄袭论文”梅开三度”的还不多见。严格意义上的连环抄袭,在中国学界,也许还凤毛麟角。故本宗地道的连环抄袭案的走光,对象牙塔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然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连环”成果”,都披金戴银, 双双获奖。那么,是谁酿成了这些苦果?又由谁来吞吃苦果呢?

  

   “三部曲”除第三部因篇幅过大,分上下部,下部放一般位置外,其余一、二部及第三部(上),都安排在《海交史研究》当期的开篇上,可见,”三部曲”的每部,都被作为力作推出的。更何况,”三部曲”的核心史料大都没有讲明出处,或注释内容不全,很容易认出是失范之作的。这说明,至少在这个个案上,该刊物的审稿制度似乎已形同虚设,

  

   据网上搜索,”三部曲”之第三部,于2001年5月9日获福建省行政院校系统首次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第一名。可《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的出版时间是2001年6月15日,到读者手中的时间,还要推迟,也就是说,获奖时,第三部的下半部分,也是篇幅过半、份量最重的部分,还未正式问世,根本不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因此,即使不涉及抄袭、重复问题,这种为评奖而评奖的激励机制,本身就是违反游戏规则的。本文的主人公,如此不择手段地摄名、迫不及待地获利,活生生地折射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部分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心态。

  

   据说,《中西》是中南财经大学等10多所高校数十名研究人员经三年努力,”解决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 (汤一介先生的”序言”)。1989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翌年即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1年在共青团中央与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青年读书节”中被评选为”青年喜爱的书”。又被多家网站推荐为”好书”。同时,不少参与该课题的教授,都把此当作自己的主要学术成果推介。

  

   正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选题到立项,从取材到行文,从内容到形式,从发表到评估普遍存在的浮夸与庸俗,才导致社会科学许多专业低水平重复研究成为主流,抄袭剽窃构筑成世纪之交中华学界的一道风景。奇特的、痛心的、连环的抄袭案的产生与携手折桂,便是当代中国学术界自食其果之结晶。

  

四  连环抄袭举偶

   杨文:”葡萄牙人一四九三至一六0六年,从非洲殖民地运走了黄金二十七万六千公斤,西班牙人一五0三至一六五0年,从美洲殖民地运走了黄金一十八万零八百五十三公斤,白银一千六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公斤。海盗掠夺的进项也很惊人。荷兰海盗仅在一六二三至一六三六年,就抢劫了五百五十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虏掠了价值四千万盾的财富。英国海盗仅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带回英国的虏获物就达一千二百万英镑之多”(第104页,28-30行,第105页,1-3行)。

  

   《中西》:”葡萄牙在1493-1606年间,仅从非洲殖民地就运走黄金27.6万公斤,西班牙人在1503-1605年间,仅从美洲殖民地就运走黄金10几万公斤,白银1600多万公斤。西方各国的海盗掠夺收人也很惊人。如荷兰海盗,仅在1623-1636年间,就抢劫了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掠取的价值达4000万盾。而英国海盗仅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从海盗手里分利就达1200万英镑之多”(第49页,9-15行)。

  

   江文第二部:”葡萄牙殖民者用公开掠夺的方式,自15世纪末迄16世纪的100年中,从非洲运走的黄金达27.6万公斤”(第13页,13-14行)。”西班牙在1503-1605年,仅从美洲殖民地就运走黄金10多万公斤,白银1600多万公斤。西方各国海盗的掠夺收人也很惊人。如荷兰海盗,仅在1623-1636年间,就抢劫了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掠取的价值就达4000万盾”(第14页,32-35行)。”英国海盗仅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带回英国的掳获物,即达1200万英镑之巨”(第13页,19行) 。

  

   限于篇幅,不多举例,但此一例已勾勒出这种”曲线”剽窃案的轨迹。

  

2020年9月18日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用以破解”钱学森之问”。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4年11月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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