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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运:追忆西安事变的见闻

   写西安事变的文章已经很多,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视角, 或追忆或探讨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为尊重历史, 保存记忆, 我将自己的见闻写出来。西安当时市民有20万, 如果有更多的人, 写出底层群众的动态, 是可以丰富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的。

   写西安事变的文章已经很多,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视角, 或追忆或探讨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为尊重历史, 保存记忆, 我将自己的见闻写出来。西安当时市民有20万, 如果有更多的人, 写出底层群众的动态, 是可以丰富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的。

  

   一、东北军、西北军的相互猜忌对立及其与蒋介石之嫌隙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 我在西安书院内西师附小读书。我父亲魏应中原属方振武部下, 参加过第二期北伐和察绥抗日同盟军, 当时在杨虎城警备第一旅特务团任职, 先任营副, 后为二营重机枪连长。团长王子伟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 是个读书人, 为人忠厚, 我见过多次。

   西北军中一般的机枪连只有4铤机枪, 重机枪连也只有6铤, 都是捷克式的, 还有10多匹马和10支长枪。这二营重机枪连原先担任绥靖公署警卫, 驻在新城内, 后被派到钟鼓楼警戒。钟楼是全市的制高点, 俗语以“陕西有个钟鼓楼, 半截在天里头”形容其高度。在当时, 立其上可以俯视全城。以钟楼为中轴, 距城东门2150米, 距西门2106米, 距北门2038米, 距南门620米, 东南西北四大街是城市的干线。因此, 当时钟鼓楼的军事地位特别重要。

   1935年10月, 蒋介石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自兼总司令, 张学良副之。张学良的东北军15万人 (一说13万人) 相继入陕, 与杨虎城之4万人经常摩擦和冲突。担任钟鼓楼警戒任务的重机枪连是提防东北军的。据先父讲:上级要求, 若发生紧急情况, 立即报告绥靖公署。该连为了显示自己的警惕和力量, 经常在四大街跑步和操练。

   蒋介石声称, 要在三个月内消灭陕北红军, 他亲自督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张学良、杨虎城忠实地执行命令, 但每次进攻红军, 都遭到失败, 折兵损将又得不到补充。从沉痛的失败教训中, 他们慢慢地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团结起来, 枪口对外的主张, 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政治路线, 与红军应该是相互支持的, 而不是仇杀, 并对蒋介石已抱有反感。杨虎城在新城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周会上说:“17路军的武器弹药大炮等都是敌人送给我们的, 上级没有给我们补充过一枪一弹”1。这已吐露出他对南京的不满。在此后, 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逐步呈现出来, 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悄悄地形成。这是蒋介石未曾料到的。

  

   二、长安军官训练团

  

   为消除相互猜忌、隔阂和对抗, 增加互信,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议创办军官训练团, 蒋介石任校长, 他们二人任副校长。实际上蒋介石从未到任。

   训练团设于终南山脚下的王曲, 距离西安20公里。因地属长安, 也称长安训练团。王曲在历史上是有名气的, 相传武王伐纣时, 纣王的太师死在这里。军阀陈树藩的将领在此地购置稻田, 附近的居民, 多属佃户。训练团设于绝禄岭, 没有营房, 住于窑洞中, 每一窑洞可容纳三四十人, 简陋得很。

   训练团共办了三期, 学员从连长到师长, 每期三四百人。1936年农历三月初, 第一期训练团开学, 先父是以警一旅重机枪连连长的身份参加的。

   第一期学员按规定于开学前两天报到。开学当天, 张学良乘小卧车到校, 没有欢迎仪式。学员集合在演讲台下, 王以哲等人陪同张学良走上演讲台, 稍为休息, 就举行开学典礼。听众将视线都集中到张学良身上, 目睹长官风采。张学良在典礼上讲话, 他讲话的大意是:同学们!你们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 在国难最严重的时刻, 我与杨虎城将军商量, 将你们召集在这里听训。为使两军打破界限, 团结起来, 联合抗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失地, 救亡图存, 复兴国家, 才办这个训练团, 希望你们多加努力。杨虎城的讲话与张学良的差不多。

   王以哲担负训练团的主要工作。开学的头一堂课是他讲的。首先他讲了训练团的筹备事宜和训练团的目的和要求。大意是:你们是部队的中下级军官, 都是领导者, 对纪律方面我不必多说, 肯定你们是会守纪律的。因为训练团是在万难中办的, 经济十分困难, 一切设备都很简陋, 没有固定教官, 也没有课本。这些教官都是部队的领导人, 由他们给你们作报告、讲话。希望你们要动脑筋, 要记笔记, 讨论时要踊跃发言。其次, 他提出学员们不要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界限, 而是要紧密结合起来, 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在抗日前线上相互支援, 相信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王以哲的讲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第一期训练团, 张学良来了两次, 杨虎城来了一次。他们还到各宿舍看了看。

   先父讲, 有两个人的讲话给他们的印象很深, 一个可能是红军将领张国焘, 身着便服, 讲话有口音, 学员们听不太懂。还有一位, 个子不高, 40岁上下, 讲话时在黑板上写了“领袖”两个字, 然后很激愤地用粉笔在上面打了两个叉。当时学员都有些疑惑, 直到蒋介石被抓, 才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训练团的生活很好, 每餐都有肉, 在饭场上一摊一摊围着吃, 每摊六个人。每周六的最后一堂课, 都是王以哲讲话, 讲完话, 时间到了, 学员们就上汽车, 被拉到钟楼附近, 有家的回家, 无家的回部队。星期日, 汽车开到钟楼和南门附近, 把学员们送到王曲。在训练结束的那一天, 吃得更为丰富。在军乐队中, 张学良和其他领导人讲了话后, 就坐上汽车, 回到各自部队去了。

   训练团没有军事训练, 全是政治训练。培训时间不长, 但是学员收效极丰。训练团实际上为两军合作发动西安事变铺平了道路, 奠定了基础。

  

   三、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

  

   1936年12月12日六点左右, 我被枪炮声惊醒, 起初以为是放鞭炮。像往常一样, 七点多我背起书包上学堂。路上静悄悄的, 没有行人, 十字路口上有站岗的, 端着枪, 我走过两个十字路口。我家住在东仓门附近马厂子三道巷, 走到东厅门和木头市交道口, 站在十字路口和房屋上的军人, 大声喊着, 不准我再向前走。我看到南城墙上的机关枪对准了设于碑林旁边的宪兵营。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只好按原路返回。下午我到菊花园附近的东大街, 看到街上的商店都关着门, 人们一群一群地听着年轻的战士和救国会的人士宣讲张、杨的八大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的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他们还讲到拘捕了蒋介石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政府高级官员。《西京日报》 (后改为《解放日报》) 和《西北文化日报》印发号外散发给群众, 大街上没有骚乱和抢劫。

   西安旧貌换新颜。剿匪总司令部被取消了, 新的陕西省政府成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召开了各种集会, 全城贴满了抗日的标语。救国会和学生联合会展开了宣传。群众大会举行了多次。13日由救国会在革命公园召开的群众大会, 张学良出席作了演说, 据史沫德莱《中国之战歌》记述:“他 (指张——笔者注) 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政府的行动和他屡次和委员长的论战作一番检讨。据他指出, 那论战是关涉到一个‘不合人民要求的政策的’。张将军当即声称:我愿意和抗日战线上的武装同志们站在一起。全国人民必须起来奋励前进。有力的出力, 有钱的出钱。让我们的血为保卫国家而流吧。”2

   当时《申报》登载西安被抢掠了三天, 这是无稽之谈。考察事实, 杨虎城部队冲入西京招待所时曾有抢掠行为, 但立即遭到军官的制止和训斥, 物归原主。美国作家詹姆斯·贝特兰极客观地叙述了自己的见闻:“西安城内整日戒严, 店铺都关上排门, 银行不开, 商业停顿了整整一个上午。但到了下午, 人们又在街上走动了。虽然任何群集都有被士兵们阻拦和检查的可能。没有什么抢掠的事情, 在一度惊慌之后, 一切都很平静。”3史沫特莱应邀及时在西京广播电台以英语广播了西安的实情说:“没有出现任何的动乱。”这是对造谣者有力的回击。《大公报》《申报》所发表的时评和时论, 将蒋介石九一八以来对日的屈辱和妥协, 使国土丧失了大半, 说成是爱国的, 将张、杨要求抗日, 实行兵谏说成叛国, 颠倒了历史。

  

   四、军事背后的政治谈判

  

   人们当时关心和议论的话题, 不是蒋介石何时释放, 而是西安局势如何发展, 从事变发生的那一天, 南京就派飞机在西安上空威胁, 随后又在渭南、三原等地狂轰猛炸。动员陆军20万人分东西两路进犯西安, 东路由顾祝同、樊崧甫指挥入了潼关华县渭南, 西路由胡宗南指挥进至凤翔等地。还派了监察院长于右任赴陕, 名为宣慰, 实为离间、分化、收买张、杨旧部。驻大荔的杨部冯钦哉被收买了, 12月19日任渭北“剿匪”司令;张部刘多荃师及唐君尧第一旅也倒向南京, 对西安采取包围形势。东路南京军也占领兰田等地;西路方面, 警一旅和胡宗南部交锋后由凤翔向西安退却。西安构筑了城防工事, 呈现出与中央军决战的态势。

   在军事包围的背后, 是政治谈判。12月16日, 张学良派飞机迎接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到西安共商国是。周恩来以充分的论述, 说服各方面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蒋介石“对于副司令及虎城等救国主张, 已表完全容纳, 即定返京施行”4。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 但其军队仍猛攻如故, 要会师西安。被称为“叛都”的西安仅存了44天。南京政府军队开进西安了,

   生机勃勃的西安, 顿时为恐怖气息所笼罩, 街上原有的抗日标语也都被取消。

  

   五、千古功臣张、杨两将军

  

   但历史从此的确有了巨变。詹姆斯·贝特兰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景:“蒋介石在西安牢狱里念着圣经, 跟善于说服人的周恩来谈话的时候, 民族危机的探照灯, 照明了南京政治猎场某些黑暗的角落。”5周恩来在蒋介石被释放后, 最初在潼关和顾祝同会谈, 后又飞往南京, 与南京政府代表张冲谈判。结束内战, 一致抗日, 国共已达成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中国近代史开始了新的一页。西安事变, 功莫大焉。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对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地位, 给予极高的评价, 称:“张、杨两将军是值得怀念的, 他们是千古功臣。”细读历史, 在民族面临危机, 中国向何处去时, 他们提出了八大主张, 这是划时代的大事, 其思想光芒必然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 永远具有显著的地位, 这是历史的结论。

  

   注释

   1 (2) [美]史沫德莱著, 丘融译:《中国之战歌》, 展望出版社, 1946年, 第14—15页。

   2 (3)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 林淡秋译:《中国之新生》, 新华出版社, 1988年, 第122页。

   3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6年, 第79页。

   4 (5) [英]詹姆斯·贝特兰著, 林淡秋译:《中国之新生》, 第135页。

   5 (1) 《魏应中回忆录》手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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