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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文波: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

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姬文波

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姬文波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先是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旺东地区),随后又进入到克节朗地区,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有意加剧边境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即“874”演习,西藏边防部队进入旺东和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由于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两国军事力量有效的威慑和国际政治的制约,中印两国政府都没有选择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边界纠纷。在中印双方的外交努力下,中印边界危机在1987年8月后逐步平息。此后较长时间,中印边界东段的局势保持了相对平稳。

   关键词:旺东事件;“874”演习;桑多洛河谷;克节朗;拉吉夫·甘地

  

   1987年,由桑多洛河谷事件(即旺东事件)所引发,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领土纠纷。桑多洛河谷(旺东)位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娘姆江曲以东、康格多山以西。属于西藏错那县勒布乡太宗山。这个地区不仅远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以北,而且也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一直是中国的领土。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政府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 [1],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导致1986年6月旺东事件的发生。1987年,印军进一步越过哈东山脊,进入到克节朗河谷(印方称为南姆卡曲河谷),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即“874”演习。中国军队越过拉则拉山脊(印方称塔格拉山脊),在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与印军形成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2]。对于这段历史,由于各种原因,除了英国著名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著述中有所涉及之外,相关的专题研究很少,而有关这方面的非学术文章多有谬误。本文将散见于文章著述、回忆传记等中的相关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旺东事件的发生。

   1962年6月,在印度当局“前进政策”主导下,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对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克节朗河谷以及拉则拉山脊(即塔格拉山脊)的冒险入侵,成为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的导火索。在取得自卫反击作战重大胜利后,中国政府于1962 年11 月21 日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民警检查站。[3]在中国军队撤退后,1963年5月6日,印军再次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河谷(印方称为南姆卡曲河谷)东端的兼则马尼(沙则)据点。距离北面中国军队设立的得芒边防点约有1000米。中方未采取行动予以阻止。此后很长时间,印度未敢再越过哈东山脊向克节朗地区推进。中印双方在克节朗地区基本脱离接触。中国方面一度停止了在这个地区的巡逻。

   进入 20世纪80年代,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印军的战略思想也由70年代的纵深防御发展为强调进攻性的“攻势防御”。[4]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主导下,印度政府重拾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1981年,英迪拉•甘地内阁作出决定,将“保卫”达旺地区作为印军的一项基本任务,强调印军必须使达旺地区得到有效“保卫”。按照印度军方一贯的占居战略制高点的思想,这意味着必须把其防线再次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所谓分水岭,“理想”阵地是其1962年遭受挫败的克节朗河以北的塔格拉山脊,至少也要在哈东山脊占领居高临下的阵地。1982年-1983年间,英迪拉•甘地正式要求印度军方对印度的安全形势进行重新审议。印度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拉奥上将提交了军事计划,建议在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上加快速度部署军队,并大力进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英迪拉•甘地批准了该计划。在上述“前进政策”主导下,从1983年夏季开始,印军每年都派出情报小组,渗透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桑多洛河谷地区进行侦察和试探。英·甘地总理1984年10月被刺身亡后,继任的拉吉夫·甘地政府并未停止该政策。1985年8月26日,印军深入到中国西藏境内松多地区的旺东(桑多洛河谷),并设立季节性据点。[5]这个据点可以侦测到中国军队在拉则拉山脊(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位置特别敏感、重要。[6] 1986年2月3日,所谓“鹰派”将领K•森德吉上将继任印度陆军参谋长,他明确提出,一旦开战要把战争推向别国领土。“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向侵略者本土发动反攻”。印度对华军事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质的变化。[7]

   1986年,印军在旺东地区的渗透被中国军民发现。1986年6月,为捍卫主权,制止印军的蚕食,西藏边防部队受命在旺东地区设点。[8]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先遣连在原始森林地带边寻路边推进,翻山趆岭,长途爬涉,到达目的地,立即組织部队宿营、构筑简易防御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整体防御工事构筑、阵地建设、营区道路、开辟直升机场,形成正面与印军对待。[9]为加强对旺东边防点的控制,6月底7月初,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团长高明诚带领一个巡逻分队在桑多洛河源头“无名湖”高地一带勘定建连地点,突发重病牺牲。[10]印军则迅速增兵设点,向北推进,对西藏边防军旺东守点分队形成包围态势。在旺东哨所,中国军队只有一个连,处于三面受敌。当面印军有三个连,且居高临下。两军前沿阵地相距只有七八米。[11]

   在军事上采取对抗措施的同时,印度外交部向中国方面也提出抗议,指责中国入侵印度领土。不久,印度媒体对桑多洛河谷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渲染报道,在印度国内掀起轩然大波。7月15日,印度官方公开指责中国入侵印度领土。印度外交部官员说,将近40名中国人,其中有些穿着军装,在中印东部边界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侵入印度领土六七公里,这是中国自1962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入侵行动。[12]7月16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驳斥了印度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发言人说,即使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图看,桑多洛河谷地区也在该线以北。印方完全把事实搞颠倒了。中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印方的无理抗议。[13]7月16日晚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议会会见反对党领导人时表示:将在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印中边界谈判中提出桑多洛河谷这件事。他说,自1974年以来,“这种边界争端就一直不断,印度政府除1977年至1980年这段时间外,一直在注视着这类事件。”拉吉夫·甘地并解释说,中印边界并未发生什么反常事件,只不过中国的这次入侵的深度比以前深了些。7月17日,印度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拉吉夫•甘地的讲话。[14]

   7月1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会见了由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文卡特斯瓦兰率领的前来参加中印第七轮官员会谈的印度代表团。吴学谦说,你们把一些事情公诸于舆论,印度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得不作出反应,这样不利于会谈,这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他希望双方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文卡特斯瓦兰说,印度报纸的报道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解决印中两国的边界问题是印中双方所希望建设的友谊大厦的基石。[15]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时说,谈判桌上可以吵,但在边境上不要动武。[16]7月21日至23日,中国和印度第七轮官员会谈在北京举行。双方的会谈气氛友好、坦率,但没有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商定下一轮会谈在新德里举行。

   但中印第七轮官员会谈后,印度领导人又多次指责中国方面人员越过了中印边界东段的所谓“合法”国际边界“麦克马洪线”,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入侵了印度的领土”,一些印度报刊也对此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声明谴责中国故意派兵越过麦克马洪线。

   此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尚能保持理性和克制。8月11日,从国外访问回来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记者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很混乱。麦克马洪线划得“相当粗”,“对于这条线所处的地区是可以谈判的”。拉吉夫·甘地表示,“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双方都已后撤了一定的距离。(中国人)肯定是违背了这一点。我们正在同他们联系,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17]拉吉夫·甘地召集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8]藏南情报分局的官员商讨边界局势。[19]

   中印两国边防部队都加强了在桑多洛河谷地区的巡逻。两军巡逻队不时相遇,距离很近,有时达到面对面的程度。为避免擦枪走火,使事态升级,8月中旬,中印双方派出军事和谈代表举行了边界维稳军事会唔。[20]

   8月23日,中国政府以“中国新闻社答读者问”的形式,公布“中印边界东段桑多洛河谷地区问题的真相”,表明了中国在这次边界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文章说:关于桑多洛河谷地区(即旺东地区)的问题,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已于7月16日讲清楚了。这一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它不仅远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以北,而且也在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中国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即使按照“麦克马洪线”原图,桑多洛河谷地区也在该原图线所标示的纬度以北。这是无法篡改的。因此,印方指责中方人员“入侵”印度领土是毫无道理的。中国边防人员完全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巡逻和值勤,根本没有越过实际控制线一步。尽管目前中印边界东段的实际控制线极不合理,但是在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之前,中方是严守这一条实际控制线的。问题是,印度方面利用中国方面一度停止巡逻的空隙,在一些地段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企图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制造新的争议地区。文章强调:对于印方飞机和军事人员不时越线的行为,多年来中方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一再劝告印方不要这样做。但是,印方的越线活动有增无已。更有甚者,印方还企图扩张到哪里,就把那里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印度的。桑多洛河谷地区的问题就是一例。我已经占的就是我的,没有占的还想占,天下哪有这个道理。中国方面对此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中国政府重申,互谅互让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只要求一方作让步是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的。[21]从《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印度在旺东地区的蚕食扩张,已严重挑战了中国政府的底线。中国政府已是忍无可忍,立场绝无松动。

看到中国政府这次在边界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印度政府内部也在探讨“采取一种新的外交立场”。考虑中的建议之一是,拉吉夫·甘地总理应该致函中国总理,强调有必要达成一项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谅解,并使边界沿线的所有地方保持现状,这样不会损害中印各自的领土要求。[22] 8月30日,拉吉夫·甘地在接见《阿尔及利亚现实》杂志记者时,再次排除了以军事冲突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可能性。拉吉夫·甘地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在谈判桌上求得解决,现在该是我们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了。”中印边界谈判已举行了七次,谈判并不象“我们原先希望的那样富有成果”。拉吉夫·甘地提到1985年在纽约与中国总理的会见“是一次很好的会见。在那次会见后、我曾十分乐观。我们希望我们能使边界谈判恢复到令人乐观的水准上去。”对于“麦克马洪线”,拉吉夫·甘地说:“我们认为这条线是在这里,中国则认为它在那里。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它到底在哪里。”[23]

   但印度军方回应称,印度军队目前的阵地是以印度对这个地区的麦克马洪线的解释和英迪拉·甘地夫人在1981年作出的内阁决定为依据的。印度军方认为,为保卫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头三天中国即占领的达旺地区,印军必须占据达旺北部的几个山脊,设立居高临下的阵地。一旦从这些山脊撤退,对达旺的防御就不能保证,防线也得转移到达旺南部几十公里外上的邦迪拉。印度军方的立场仍然是坚持要中国单方面撤出桑多洛河谷(旺东地区),退到印度所“理解”的麦克马洪线之外,及印度所谓的分水岭以北。

   中方为此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并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坚持要求中国单方面从旺东地区撤退。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明确指示:旺东点一定要守住。它不单是个军事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政治问题。[24]10月初,印度外交部长希夫·尚卡尔和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在联合国再次就所谓桑多洛河谷问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也放弃了写信给中国总理的想法。[25]

  

   二、印度政府决定采取强硬姿态。

   拉吉夫•甘地此时在国内受到多方面的压力。两年来,这位锐意革新的总理经济上举步日艰,政治上积怨甚多,加上党内纷争,使他的威信下降。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拉吉夫•甘地决定采纳军方意见,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对此,外交观察家已明确注意到:印度军方与外交部在旺东(桑多洛河谷)问题上的态度很不一致。之前,拉吉夫•甘地比较重视印度外交部的意见。在时间未取得他所希望的进展时(即中国单方面从旺东地区撤退),在国内政治压力下,他开始更多地听取他的将军们、特别是总参谋长森德吉将军的意见,而不是他的外交官们的意见。一位西方外交官说:“甘地现在孤立了,甚至听不到他的助手们的好建议。在这种时刻,一位将军带着一些草草拟就的图表告诉总理他可以打赢同中国的战争,总理就可能听得进去。”[26]

   1986年11月,拉吉夫•甘地召集有关部长与高级官员召开会议研究对中国的政策,并对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重新作了估价。随后,拉吉夫•甘地政府决定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措施反击中国。

   政治上,作为对所谓的中国军队“长期驻扎”在桑多洛河谷的回击。印度总理办公室提出,应该使“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正式成为印度的第24个邦。这个提议遭到了当时的外交秘书文卡特斯瓦兰[27]的激烈反对。文卡特斯瓦兰认为,这是对中国进行的不必要的挑衅,会使边界谈判变得复杂化;大部分印度外交官都同意这种意见。[28]但是国内的压力使得拉吉夫•甘地拒绝了他的劝告。在印度政府授意下,1986年12月8日和9日,印度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案,将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建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印度的这一举动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印度的这一决定可能使棘手的中印边境谈判进一步复杂化。12月11日,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发言人指出,在中印双方进行边界会谈的时候,印方蓄意采取上述步骤,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12月12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绝不承认“阿鲁纳恰尔邦”的谈话是“干涉印度内政”,“有悖于中国想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12月17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印方所采取的行动,使中印边界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29]1987年2月20日,印度当局宣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正式成立,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出席了仪式并讲了话。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印度这一行为,表示愤慨。中国方面一贯认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合情合理的办法只能是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印度方面只要中国作单方面让步,企图把殖民主义者炮制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人民,那是行不通的。[30]

   在军事上,印度政府授意军队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抢先进入克节朗河的南岸占地设点。1986年11月24日,印军再次派兵进驻中印边界克节朗争议地区的莫惹打。当年底至1987初又进驻克节朗地区的扯冬等地区,并设立了10余个据点。[31] 这样,印度已基本恢复了它在1962年6月占领的哨所阵地。

   1987年3月后,印度在达旺-克节朗地区大举增兵,使得边界形势进一步激化。在印度陆军参谋长森德吉将军主导下,从1987年3月起,印军相继在印巴边界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沿海和中印边境举行代号为“铜钉”和“棋盘”的演习,这是印军在边界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印度军方将三个步兵师从西部边界调往东部麦克马洪线地段。在这个区域,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数个独立旅。4月,印度东北边界地区军队及战略空军基地已进入戒备状态,至少有5个战斗机中队,特别是将米格–23等战斗轰炸机部署到边界前沿地区。位于“阿鲁纳恰尔邦”的贾布瓦地区的前沿战略基地奉命执行“监视和拦截任务”。[32]

   印军最高指挥部还在印中边界地区进行了针对西藏拉萨进攻的陆空联合“模拟演习”。在这次“有限战争的模拟演习”中,战争一开始,印度一开始,印度空军即对西藏的主要基地和军事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空袭”,平均日出动500架次,于72小时内取得了对该地区的制空权。[33]随后,“在直升机的支援下,陆军以第114山地步兵旅为先锋向拉萨发起进攻”,“途中只遇到战术上的抵抗”,“这次演习使印度相信,它有能力就任何地区性的对抗做出成功的决定。”[34]

   印军抢占了桑多洛河谷附近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通往达旺地区的山口,即苏如拉山口、土伦山口和哈东山口,以及不远处的津山口。印度从这几个山口跨过麦克马洪线,建立了七个哨所。到1987年4月,印度军队已越过哈东山脊,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塔格拉山脊下的克节朗河阵地,那里是1962年边界战争开始的地方。印度陆军曾两次计划使用一个师的兵力来“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带的中国军队,但均在最后一分钟撤消了攻击令。[35]

  

   三、中国边防部队举行“874”演习对印方展开反渗透、反蚕食斗争。

   为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87 年初,下达了“加强边境控制,保持边境稳定”的指示。总参谋部决定采取争锋相对的策略,于1987年1月5日正式下达命令:成都军区组织西藏边防军在朗久、克节朗地区进行设点。任务代号为“874”演习。[36]

   成都军区党委决定由廖锡龙副司令员负责,陶伯钧参谋长协助,共同指导完成这次设点任务。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当面向廖锡龙叮嘱:这次设点政治、外交的敏感性很强,一定要稳妥再稳妥。要采取秘密、隐蔽、迅速、突然的行动。廖锡龙表示:“我们一定争取不打一枪,不开一炮,不让印军抓住任何把柄,来完成设点任务。”[37]国务院、中央军委都极为重视,为做到万无一失,授命总参谋部、外交部、军委空军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总部工作组组长为总参作战部作战处处长陶智。总部工作组于3月中旬赴西藏,就设点事宜展开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总部工作组在西藏调研20天,3月31回到成都。[38]总部工作组组长陶智向成都军区着重汇报了在西藏检查克节朗、朗久地区的设点准备情况及中印边境总的形势,当前印军情况的分析判断,在争议地区设点可能引发的问题,坚守旺东等情况,并转达了西藏军区的建议:总部批准设点方案后,由成都军区首长组织召开一次小型作战会议,以统一思想,统一部署。陶伯钧向工作组介绍了军区所做的工作和进点的准备情况,并转达了傅全有司令员的意见和建议。傅全有的意见是:在对当面印军情况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设点的具体位置、时间和出动的兵力等,都不宜规定得太死。如到克节朗河的南岸设点,则更要慎之又慎,必须要考虑能够站得住,否则就被动了。要在整个态势上逐步创造对我有利的局面,既要考虑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也要考虑军事斗争,只有全面考虑,统筹兼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总部工作组还向成都军区转达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设点问题上的明确意见:这次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是去设点,而不是去拔点。要树立两种思想,一是要敢于对峙,二是不怕犬牙交错。要严格遵循中央军委的指示“既要设点,又要避免武装冲突”。[39]

   成都军区原决定先在克节朗河设点,西藏军区建议,为了防止被印军抢先行动,西藏军区建议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同时设点。成都军区接受了此建议。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认为:如在克节朗河的南岸设点,要慎之又慎,必须要考虑能够站得住,否则就被动了。要在整个态势上逐步创造对我有利的局面,既要考虑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也要考虑军事斗争。傅全有强调:去年印军在旺东失利后,就抢先进入克节朗河的南岸占地设点,企图阻止我过河设点。所以我军若在河的南岸设点,时机和位置选择都是关键,一是要钻空子过去;二是设点要站得住,若被印军挤出来,问题就大了;三要避免武装冲突;四要考虑长期生存。[40]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边境控制的决策和上级关于在朗久、克朗节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的指示精神,西藏军区部队自1987年年初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反蚕食斗争的准备工作:军区专门召开了“874”演习会议,系统地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总部和成都军区关于加强中印边界控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部署了坚守旺东、朗久点和在克节朗地区设点的实施方案;军区领导多次带领军区机关、组织参演部(分)队领导勘察地形;各部队认真抓了临战强化训练;4月3日,参演部队相继进点演习。与印军展开了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

   4月3日,西藏军区工兵15团首先向错那方向开进。工兵15团(欠二营)参演人数共852人担负了“874”军事演习的所有工程保障任务,负责完成军区前进指挥所构筑,旺东工事构筑,波勒、得克、勒拉骡马道抢修,勒生、勒得急造军路等七大工程保障任务。改善构筑各种道路65公里,构筑了17个各种工事和隐蔽部。[41]

   4月7日,驻拉萨西藏军区炮兵独立第308团向演习地域开进。第651高炮团负责演习地段的防空火力掩护。

   克节朗河设点任务由52旅和山南军分区边防2团完成。5月1日,山南军分区部队开始举行演习。5月17日,第52山地步兵旅正式出动。5月23日抵达克节朗河北岸的生漠掌–拉则拉山口。

5月6日,总参谋部指示:定于5月下旬寻机设点。再次要求:这次设点的主要原则是,“你设你的,我设我的”,尽量避免迎头相撞。5月11日至14日,西藏军区召开作战会议。反复研究了设点和坚守旺东等问题,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廖锡龙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傅全有司令员再次明确:我过河设点,既不是主动进攻,更不是出击拔点,而是着眼政治、外交斗争需要,想方设法乘敌之隙,钻空子过河设点。避免以攻势行动强行过河,争取“不战而胜”。[42]5月17日,西藏军区和成都军区空军拉萨指挥所联合召开了陆空协同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廖锡龙出席会议指出,这次任务要由地面部队和航空兵部队共同完成,并要有地方配合。会议确定了行动方案。[43]成都军区空军组织空33师97团1个大队12架歼-7型歼击机,于17日由重庆大足紧急转场拉萨贡嘎,首次进驻西藏,担负战备值班任务。该月,成空紧急组织指挥空军部队入藏,开创了解放军高原地区最大规模的空运。[44]

   西藏军区在麻玛开设前线指挥部,西藏军区司令员姜洪泉全权负责前指工作。5月22日,成都军区工作组向军区汇报:由于气候寒冷,克节朗地区积雪没有融化。设点的时机尚不成熟。5月23日,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指示:朗久设点计划不变,照常进行;克节朗地区时机推迟,任务不变。[45]朗久地区的设点行动没有受到印军阻挠,设点任务顺利完成。从朗久向南推进8公里至形琼普张3197高地与印军马加哨所对峙。

   5月28日,总参谋部指示成都军区,要尽快研究制定出先在克节朗河以北地区设点和在南、北两岸同时设点的两种方案。6月4日,成都军区参谋长陶伯钧向军区汇报,当前印军在克节朗河以北活动比较克制,主要是防范我军渡河南进。据此分析:我军在河北岸设点,印军可能加强戒备,但主动对我采取行动,挑起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小。而我军如过河设点,印军可能反映强烈,甚至制造事端,挑起武装冲突。成都军区随即制定了《在克节朗河河北设点的方案》,上报总参谋部,建议先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点。6月11日,总参谋部批复同意:加强对克节朗河北岸的有效控制,过河设点方案暂不实施。6月20日左右设点。[46]

   6月14日,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抵达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6月15日下午,西藏军区前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布置设点工作。要求山南军分区边防二团和第52山地步兵旅各进点部队在17日18时准备就绪,10时行动,争取在18日6时设点成功。6月18日,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分别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立了日廷布、拉丁拉、旺登、杜让尚、踏瓜登、克乃宁等6个边防点,控制了克节朗河北地区。7月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报表扬中印边境地区设点部队。

   “874”演习是从属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环境和范围内采取的军事行动。“874”演习是解放军边防部队自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共投入兵力7603人。为保障设、守点任务顺利完成,西藏军区投入了一个汽车团、1个大轿车车队,参战车勤人员2495人,另有军工、民工等人员8511名,共出动3.6万多台次,运送割裂物资和器材17万多吨,人员5万多人次。演习持续至8月结束。演习中,全体官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吃大苦耐大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坚守旺东点加强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和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的胜利。实现了我国对中印边界东段部分争议地区的有效控制,保卫了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民族尊严;锻炼了部队,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的政治、外交斗争,为今后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中印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努力淡化危机使局势缓和。

   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迅速升温,关于中印可能爆发战争的传闻开始出现,印度防务专家里克耶甚至在《印度时报》上撰文说:“有消息表明,中国今年夏季会发动进攻。”他说:“预计中国会发动一系列小规模进攻,也许会向前推进某段距离,跨过三四个谷地,打入印度境内。”[47]

   中印官方尽量淡化双方在边界的紧张局势,并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同印度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1987年3月3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措辞谨慎地简要提到了中印关系,他表示印度希望和平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这需要耐心,需要克制,需要智慧和政治家的风度。”[48]人们认为这是他向中国传递的一个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的重要信息。拉吉夫·甘地同他的助手就改善中印关系进行了磋商,印度总理秘书处和外交部就改善中印关系而制定新的策略问题多次交换意见。[49]4月,深陷政治丑闻困扰的拉吉夫·甘地开始主动采取行动缓和边境局势。4月16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同他就印中两国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拉吉夫·甘地说,印度和中国应发展文化、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关系,同时寻求谈判解决边境问题的途径。[50]4月17日,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潘特在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国时对北京进行了一天访问。[51]会谈细节未对外公布。[52]中国对接待印度新国防部长的反应是积极的,会谈是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同意早日在新德里举行官员级会谈。[53]印度国防部长潘特对北京进行的这次短暂访问的结果给印度的决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月20日,邓小平会见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合情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如果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国际国内政策,都摆在非常实际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解决国际争端,都照顾到对方,讲“一揽子解决”就是照顾到对方。中国照顾到印度,印度照顾到中国。[54]南布迪里巴德回国后对记者说:“我不想透露会谈的内容,但是我要说,中国看来正在朝着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方向前进,那些问题中包括同苏联和印度的争端。印度政府采取主动,争取同中国政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是合适的。”[55]

   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释放出和解信号。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印度报纸毫无根据地说中国“在西藏集结力量”,要“教训印度”,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中国方面已通过外交途径同印度方面进行了交涉。中国边防部队正在进行正常巡逻,没有集结力量。中印边境地区出现新的紧张是由于最近印度军方在中印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并进行以“棋盘”为代号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造成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早日合情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为了维持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方面作出了真诚的努力。中国“希望印度方面要从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避免制造事端”。[56]

   4月23日,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并不想同中国发生任何边境小规模武装冲突。“作为原则问题,我们决心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所有争端。希望中国也这样。我们已为第八轮谈判作好了准备。”[57]4月29日,印度总统宰尔·辛格会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辛格总统在会见时表达了希望印度和中国应尽早解决边界问题和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的愿望。

   5月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面对中印边境地区出现的形势,中国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但也没有象有的报道所渲染的那样。我们希望入侵的印军人员赶快撤走,以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件。中方已经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方提出了交涉。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容易,只要印方停止入侵活动,撤出所有越线的人员,中印边界的局势就会缓和下来。”[58]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随即回应说,“印度部队有不得越过印中边界的严格命令。因此,根本不存在印度部队蚕食或越过印中边界的问题。”这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说:“发生的任何争端都必须通过和平谈判去解决。“我们真诚地希望中国人不要破坏气氛,也不要扰乱印中边界的和平与安宁。”发言人说,印度没有占领“哪怕是一寸的中国领土”,并已严令本国公民不得进入中国境内。[59]

   在新德里的外交观察家们认为,新德里对印中边界的紧张局势采取的是“等着瞧的政策”。

   中印边界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5月14日,芬兰的最大报纸《赫尔辛基新闻》日报援引一位“非常有资格的人士”的话说,在过去几天里,中印边境发生了激烈交战。这个消息引起轩然大波。美国表示“对发生冲突的可能表示关注”,并且敦促这两个亚洲大国举行和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否认了芬兰报纸刊登的一则消息,说它“纯系捏造”。印度政府也予以否认,说:“没有收到关于发生这种冲突的消息。” [60]

   5月14日,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在加尔各答宣布,他将于6月12日左右访问中国,以讨论激烈的边界争端和商定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的日期。他重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不主张对抗。”同日,印度前外交秘书拉斯戈特拉在一篇题为《解决边界争端》的文章中指出,为了使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不管存在什么困难,继续就“边界争端同中国进行对话是必要的”。他认为,“中国是希望同印度实现关系正常化的。”[61]

      5月21日,中国外长吴学谦从北京前往内罗毕途经卡拉奇时向记者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谈判、互相谅解”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他说,印度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在谈到有关中印边界东北段两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消息报道时,吴学谦外长说,“看来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夸大了中印边界的事态。”[62]

   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明智之见”的署名文章,对印度前外交秘书拉斯戈特拉题为《解决边界争端》的文章做了公开回应,文章说:当前中国人民正在集中精力进行和平经济建设,印度也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我们奉劝那些热衷于制造印中边境紧张气氛的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拉斯戈特拉先生所反映的正是广大印度人民的意愿。[63]5月27日,中国外交部再次明确表示,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应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方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64]

   在印度政府施压之下,印度军方也降低了对抗的调门。5月30日,印度总参谋长桑德吉将军在浦那的国防学院讲话时说,在两国有争议的边界地区不存在紧张关系,并说报界作的一些相反的报道“同事实相差太远”。桑德吉将军说,“我国方面没有采取入侵行动,也没有侵犯中国领空,我们只是进行自卫。”当有人要他谈一谈中国关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的指责时,他回答说:“可能是他们同我们的看法不同。”[65]

   6月,中印边界局势开始和缓。6月3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记者表示,尽管有消息报道中印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中国不可能袭击印度。[66]6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在前往廷布参加第四轮中国不丹边界谈判途经加尔各答时发表谈话,否定了中国向中印边界地区增派军队和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谣言。他强调指出,中国主张谈判,反对在边界附近集结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演习。[67]

6月14日,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抵达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拉吉夫·甘地希望他此行能打破僵局,成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具体步骤。6月1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同印度外长蒂瓦里举行了会谈。印度外长蒂瓦里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系。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68]蒂瓦里表示,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尽管为此需要时间,但没有理由不发展两国多种领域的合作。在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之前,要防止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刘述卿说,中印边界问题包括历史遗留的和新近发生的两类问题。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只能通过和平友好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求得解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和照顾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在谈判划定边界之前,双方应严守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缓和边界某些地段出现的紧张,唯一的办法是印方把越过实际控制线的印度军事人员撤回去。双方商定下一轮中印官员会谈于1987年下半年在新德里举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69]国务院代总理万里会见了印度外交部长蒂瓦里一行。万里说,中印两国都是亚洲的大国,又是邻国。两国都希望发展本国经济,都有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我们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蒂瓦里表示,“印度政府希望恢复和重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愿意消除过去的疑虑。我们希望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70]

   除印度外长蒂瓦里访问了北京之外,印度总理还派了一名私人特使前往中国,以求平息边界局势,并且告诉中国人,现在是把边界会谈提高到政治水平的时候了。[71]从中国方面传来的积极消息使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受到鼓舞。拉吉夫·甘地对印度外事记者协会成员说:“要想在同中国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方面真正取得进展,就必须改变谈判的级别和方法。”[72]

   6月下旬,在完成克节朗河北岸设点任务后,中国已准备将演习部队大部分回撤。

   在如何处理中印边界危机问题上,印度军方仍然与印度政府存在着分歧。印度政府开始向军队施加压力,要求考虑撤离它在边界的前沿防御阵地,以促进同中国的边界会谈的重新开始。印度政府的一些官员,尤其是总理秘书处和外交部的官员,试图争取印度军队撤离边界。而印度军方不愿接受任何撤军的建议。印度军方认为,从军事意义上说,将军队从边界固定据点撤离不是轻而易举的抉择。理由是部署在西藏高原的中国军队通过公路运输只需一至三个小时就可到达边界地带。而印度一侧的道路状况糟糕得多,印度部署在边界地区的阵地离公路至少也有几天的路程。因此不愿将军队从边界撤退。为打破僵局,一些外交人士建议在一些容易发生冲突的地点实施部分撤军,即将达旺地区绒日拉的两个阵地和苏如拉的一个阵地对峙的中印部队共同撤回到主要的防线。[73]而印度军方甚至还想再搞小动作。为了向中方施压,再次向争议地区增兵。6月19日,印度国防部长视察中印边境地区,表示:不会放弃“一寸土地”。[74]6月底,印军一个山地旅越过苏如拉山口向中国“肖”哨所方向推进。克节朗河南岸的印军也增加了兵力。形势骤然紧张。西藏总前指命令参演部队搞好一切战备工作,随时准备打仗。但印度军方的冒险行动很快被拉吉夫·甘地所制止。

   7月,中印军队指挥官在边界举行了会谈。7月下旬,中国参演部队大部回撤。印度军队也开始“部分撤军”。撤军是中印军队指挥官在边界举行的谈判期间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在今年下半年在新德里恢复中印正式谈判之前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双方商定的方案,中印两国将把各自军队撤退到各自在麦克马洪线一带的主防线。[75]从8月开始,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迅速缓和了下来。

  

   五、几点结论

   1.印军坚持所谓“分水岭”划界原则,自信军事力量已占优势,恢复前进政策,抢占战略制高点,是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直接原因。

   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是东经91度39.7分、北纬27度44.6分处向东延伸的,也就是经过哈东山口、沙留山口向东延伸的。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却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中国军队现在守卫的地区都在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亦即在哈东山口、沙留山口之线以北,而印度军队侵占的兼则马尼(沙则)、扯果布、扯冬、卡龙、章多地区,也都是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亦即在哈东山口、沙留山口之线以北。[76]1962年11月21日,在中国边防部队已取得自卫反击战重大胜利时候,为了释放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大善意,中国政府宣布主动停火和后撤,并在边界设立若干民政检查站。对位于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内的扯东地区(克节朗河南岸)和朗久等四个地区,中印双方对停火安排存在争议。中国政府“为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决定把他们空出来,在我边防部队后撤以后,也不设立民政检查站。”[77]在中国边防部队后撤后,印军逐步派军队回到麦克马洪线,恢复了之前丢失的据点。1963年5月,印军再次非法占领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河谷东端的重要据点沙则(即兼则马尼),没有受到中国的阻止。其后相当时间,印军未敢越过哈东山脊进入克节朗南岸。但由于中国在1962年撤军之后没有在塔格拉三角地区(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拉则山脊)之间的三角地带)保持阵地,并一度在这个地区停止巡逻,给了印度以可乘之机。1984年后,印度军队趁机渗透到桑多洛河谷,企图向克节朗地区进一步推进。

   几十年来,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依然如故,坚持以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印度的“边界线”,“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78]即使这些分水岭位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仍然将这些地区任意划为印方的领土,并坚持“寸土不上”。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采用了曾在60年代初使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前进政策”。新的“前进政策”思想的倡议人是时任陆军参谋长的K•R•克里希那•劳上将(任期1982-1986年)。“其战略是以主力部队在尽可能靠前的战术要地打一场大的“防御战”,以期在这场短期高强度的战争结束时,能在谈判中使之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此外,以主力前推,使战术上便有可能发动有限攻势,越过边境进入对方防守薄弱或未占领地域。”[79] 1983年,印军突然在巴属克什米尔东北角锡雅琴冰川设点,翌年又抢占了巴方的两个山口。印军基本控制了该地区后,直接威胁到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巴国际公路和新藏战略公路,并使中巴在1963年划定的现行边界线名存实亡。它的前进政策尝到甜头。于是在下一步,将其前进的触角伸向念念不忘的克节朗地区。终于造成了桑多洛河谷事件(旺东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在克节朗地区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对峙。

   2、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被公众舆论干扰和裹挟,有意加剧边界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

   印度自恃兵力优势,恢复前进政策,获得甜头。印度军方鹰派势力崛起。甘地政府在国内地位不稳,也企图通过边界争端来获取政治优势。但与尼赫鲁相比,拉吉夫·甘地则相对清醒和克制。

   在桑多洛河谷事件(旺东事件)的发生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初期的反应是比较温和的。因此,“印度军队在坚定地坚持他们的立场的同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法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以避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80]但是,由于拉吉夫·甘地现在在国内的地位不够牢固,面对党派纷争,地方选举失利和各种政治丑闻,为巩固其政权。拉吉夫·甘地顺从军方意志,自1986年11月起,相继在印巴和中印边界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实战化军事演习,意图制造危机转移国内压力。特别是1987年3月后,拉·甘地与总统的关系公开恶化;国大党在一系列邦议会选举中失利,让党内对拉甘地领导能力产生信任危机。印度国大党内部矛盾日趋激化;而博福斯军购弊案更使得拉·甘地总理在印度国内的威望急剧下降。

   此时,印度国内媒体正大肆炒作美国可能向巴基斯坦提供侦察机并盲目认为美国热衷于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巴印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在南边,斯里兰卡最近对泰米尔族分裂主义者的进攻使新德里同科伦坡之间的关系紧张化。一些印度政客认为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同印度西北部和东北部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之间有联系,并大肆宣扬。在这种情势下,拉吉夫·甘地顺势拿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为号召,以挽回他日益下降的政治影响力。1987年5月16日,拉吉夫·甘地在国大党召集的大约有五十万人参加的集会上指责一些“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企图在印度制造不稳定。他说,为了印度的团结和领土完整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81]拉吉夫·甘地又谈到了他已故母亲即他的前任英迪拉·甘地总理提出的一些论点,说“印度正受到包围”。观察家们认为,拉·甘地重提担心“外国力量”的目的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82]

   执政的国大党地位越来越脆弱,拉吉夫·甘地政府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强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拉吉夫·甘地政府既希望造成一定程度的边界危机,同时也不敢采取难以控制冒险行动。由于缺乏尼赫鲁那样的政治强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拉吉夫·甘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选择余地,同时也使他不敢在边界问题上冒险。印度军方上层所谓“鹰派”的军事挑衅行动始终受到了印度政府的限制和利用。因此,当其国内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固之后,在边界危机达到最高点时,拉吉夫·甘地断然采取了缓和危机的措施。

   3.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平息,除了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国际政治的制约,更重要的现实因素是中印两国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

   “874”演习是解放军边防部队自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为了与入侵印军展开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中国边防部队在海拔2900-4500千米的山间、丛林展开了山地作战背景下的“874”的军事演习。“874”的军事演习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战斗规模和式样呈多元化发展;部分部队20余年未参加过战斗;演习区域的地理环境复杂而恶劣;运输线长且道路崎岖难行,后勤补给及其困难。这些特殊的战场地理环境造成的困难,使得中国的战争潜力及军队的综合作战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而印军在前沿兵力部署和空中力量等方面据有优势。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傅全有上将曾向中央军委报告说:从西藏现有兵力上看,是一线空、二线弱、三线远。一线现有兵力,只能守在口子上,人家从其他地方进来,就管不了;二线只有第52、第53这两个旅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再要缩编[83],难以承担繁重的维稳任务;三线的部队也不多,且距离太远。[8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印军的战略思想也由70年代的纵深防御发展为强调进攻性的“攻势防御”。印度防务专家估计,中国在边境上只能在短期内维持9个师的供应。[85]而印军则可以部署数倍于中国的军队。印军自认为其空中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印度军方一致认为,在1962年的边界战争中未敢动用空军支援地面作战,是个“战略性的错误”。[86]针对中国空军在中印边界所处的劣势:装备落后、数量少、航程远、海拔高和地面部队补给线长、防空能力弱等弱点,印军认为初战便可以迅速夺取整个战场的全面制空权。

   但中国的核力量和远程导弹威慑从战略上抵消了印军的常规军事优势。这一点,印度政府以及狂妄自大的印军高层也非常重视和敏感。印度一向依赖苏联的核保障来对付中国。印军将领认为,“在印度未取得对中国核武器进行有效反应的能力之前,印度对西藏采取的任何有影响的行动都只限于防御……或者为了加强北线防御儿实行有限地推进”[87]印度防务专家认为,印度在对华常规作战领域里的行动自由为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所制约,印度只有具备与中国相对称的核威慑能力后,才能充分发挥印度在中印边界已取得的的常规的威慑效果。[88]而配置在西藏高原北部和中部的中程导弹无疑对印度是一个巨大威胁。[89]在中印边界危机达到最高点时刻,1987年6月5日,中国在新疆自治区的罗布泊试验基地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验。在荷兰比尔特的观测站的发言人说,这次在格林威治时间5点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在里氏震级表上测到的震级为6.2级,估计威力在20万到40万吨TNT当量之间。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的世界物理研究所的地震仪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说,这比中国在1983年进行的爆炸当量最大的核爆炸的威力大5倍。[90]中国这次核试验可能在时间上仅仅是个巧合,但无论如何,这个威力巨大的爆炸有助于使那些自信心已严重膨胀的印军将领冷却一下大脑。

印度政府首脑和军方坚定认为,只有在印度能够部署核导弹时,印度才能对中国保持“慑止”姿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最大的好处是在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时,中国的核弹不再能使我们屈从于不利的地位”。[91]1998年5月,印度当局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公开拥有核武器,中印两国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微妙变化。

   4、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和平解决使得此后中印边界东段保持了相对平稳。印度军方找回了自信,认为稳固了其在边界争端中的优势地位。

   虽然中印双方军队在旺东地区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中印边界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但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的解决方式对于中印两国两说都是可接受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取得了坚守旺东点加强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和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的胜利”。印度则将防御阵地向北推进至哈东山脊,并在克节郎河谷站稳了脚跟,离它理想的“分水岭”塔格拉山脊仅一步之遥,基本上收复了它在1962年战争中失守的阵地。印军高级将领骄傲地表示,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92]印度陆军参谋长K•森德吉上将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93]

   1987年边界危机后,印度国家领导人决定将若干山地部队前推至边界线附近,修筑防御工事并常年驻守。而在此之前,印度的山地部队并没有部署到这么远,他们驻扎在距边界线很远的后方地域。根据印度国家领导人的明确指示,印度陆军开始全力建设保证分水岭部署计划所需的后勤和防御设施,为此印军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印军认为,它在同中国分界的锡金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分水岭一线已取得军事优势。此后,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实行“东守西攻”的军事战略。印度军方认为,在中印边界东段,印中双方能展开一个师以上兵力的地形只有达旺和亚东两个地区。达旺北高南低的地形不利于印军采取攻势;而在锡金边界的亚东方向,印军具有进攻的有利条件。该地区临近铁路,公路交通较为发达,兵力与后勤支援迅速;空中支援便捷;地形开阔平坦,适于印军出动坦克和装甲车,有利于印军发动进攻。[94]印度当局认为,印军在边界上的这种军事优势在外交上会产生深远影响。“国家政治领导人现在已经有能力同中国解决边境问题。我们的谈判地位得到加强,我们可以实力为后盾同中国进行谈判。”[95] 印军在洞朗地区的越界对峙,充分体现了这种战略思想。

  

   结语

   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和平解决为改善两国关系长期僵持的局面提供了契机和条件。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中印关系正常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印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1992年,印度从中印边界东段撤走了3个山地师。1993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并成立了专家小组,讨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取得一些积极进展。1995年11月,中印双方撤除了两军在边境东段旺东地区过于接近的哨所,使边境局势更趋稳定。尽管中印边界尚未划定,但是1987以来中印边境地区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摩擦或冲突,总体上保持了和平安宁的局面,这对中印双方都有有益的。

   在边界危机应对中,积极有效的沟通十分重要。避免因误判导致军事冲突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提条件。中印边界谈判机制有助于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也是保持中印边界稳定、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佳选择。1996年11月底,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中印双方已签署的协议和议定书对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方应致力于加强边防合作,积极开展两军总部和相邻军区年度访问和交流,努力开通两军总部间热线电话,通过在中印边界各段设立边防会晤点等措施,实现边界线上两国边防部队积极有效的沟通。

   强大的军事威慑和认真的军事应对准备是应对边界危机的最有效的手段。近些年,印度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不断发展,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地区加强部署,咄咄逼人,不时制造事端。如1999年在错那地区浪波乡发生的82天“东章对峙”、2013年在阿赛克钦天文点西南楚天南河谷(德普桑峡谷)的“帐篷对峙”、2014年楚木惹地区的千人级别武装对峙和2017年的洞朗危机等,虽然没有酿成流血冲突,但也不得不让我们对印度的军事冒险提高警觉。为应对突发事件,必须加强西藏地区的防空力量和空中打击力量;重视运用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加强对边界地区形势的掌控;加强装甲兵力和炮兵火力,特别是增加远程火箭炮和中近程地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部署数量,大力增强中国军队的军事威慑力和实战能力。

原文发表在《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略有修改。

  

  

   注释:

  

  

   [1] 1960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侵占中国领土,又进一步酝酿向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这一侵略计划,后来被印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边界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最终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

  

   [2]马克斯韦尔撰文评中印边界局势(上),《参考消息》1987年5月9日。

  

   [3]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4]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5]《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页。

  

   [6]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7]《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8]《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页。

  

   [9] 李家宝:向党致敬, 德阳市科普资源网,http://www.dykpw.org.cn/s/102/t/358/7d/9c/info32156.htm。

  

   [10]杨献平:内心的隐忍,《雪线上的西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69页。

  

   [11] 《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

  

   [12]《参考资料》第21992期(1986年),第12页。

  

   [13]《人民日报》1986年7月17日。 

  

   [14]《参考消息》1986年7月19日。

  

   [15]《人民日报》1986年7月20日。

  

   [16]《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8页。

  

   [17]《参考消息》1986年8月13日。

  

   [18]所谓“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后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基本上就是被印度侵占的中印两国传统习惯边界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中国领土。

  

   [19]《参考资料》第22040期(1986年),第58页。

  

   [20]李家宝:向党致敬, 德阳市科普资源网,http://www.dykpw.org.cn/s/102/t/358/7d/9c/info32156.htm。

  

   [21]《人民日报》1986年8月23日。

  

   [22]K·雷迪:为防止入侵而对中国采取新立场,《印度教徒报》1986年9月11日。

  

   [23]《参考消息》1986年9月1日。

  

   [24]《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80页。

  

   [25]《参考资料》第2156期(1986年),第9页。

  

   [26]《参考消息》1987年5月26日。

  

   [27] 1987年1月,文卡特斯瓦兰向拉吉夫?甘地总理提出主动辞职。

  

   [28]《参考消息》1987年5月26日。

  

   [29]《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8 日。

  

   [30]《解放军报》1987年2月22日。

  

   [31]参看《傅全有传》,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477页和480页。原书477页原文为1985年和1986年 ,比较各种资料,时间上似有错误,应为1986年和1987年。

  

   [32]《参考资料》第22270期(1987),第25-26页。

  

[33]《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99页。

  

   [34]《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页。

  

   [35]《印度时报》1987年4月16日。

  

   [36]《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页

  

   [37]《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8页。

  

   [38]《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8页。

  

   [39]《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页。

  

   [40]《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479-480页。

  

   [41]西藏军区政治部编:《世界屋脊风云录》(4),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42]《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481页。

  

   [43]《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 481页。

  

   [44]

  

   http://sichuan.scol.com.cn/ggxw/201601/54266034.html.

  

   [45]《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482页。

  

   [46]《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483页。

  

   [47]《参考消息》1987年4月28日。

  

   [48]《参考消息》1987年3月5日。

  

   [49]《参考资料》第22227期(1987年),第9页

  

   [50]《参考消息》1987年4月20日。

  

   [51]《参考消息》1987年4月24日。

  

   [52]《参考资料》第22274期(1987年),第13页。

  

   [53]《参考资料》第22274期(1987年),第12页。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页。

  

   [55]《参考消息》1987年4月30日。

  

   [56]《解放军报》1987年4月16日

  

   [57]《参考消息》1987年4月25日

  

   [58]《解放军报》1987年5月7日。

  

   [59]《参考消息》1987年5月9日。

  

   [60]《参考消息》1987年5月17日。

  

   [61] M·K·拉斯戈特拉:解决边界争端,《印度斯坦时报》1987年5月14日。

  

   [62]《人民日报》1987年5月22日。

  

   [63]《人民日报》1987年5月22日。

  

   [64]《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65]《参考消息》1987年6月2日

  

   [66]《参考消息》1987年6月5日

  

   [67]《人民日报》1987年6月9日。

  

   [68] 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69]《人民日报》 1987年6月16日。

  

   [70]《人民日报》 1987年6月16日。

  

   [71]《参考消息》1987年7月27日。

  

   [72]《参考消息》1987年7月1日。

  

   [73]《参考资料》第22367期(1987年),第39页。

  

   [74]《参考消息》1987年6月21日。

  

   [75]《参考消息》1987年8月16日。

  

   [76]《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4日。

  

   [77]《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页。

  

   [78]《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79]《印度防务评论》1989年7月号社论。

  

   [80]《参考消息》1986年9月1日。

  

   [81]《参考消息》1987年5月18日。

  

   [82]《参考消息》1987年5月19日。

  

   [83]1986年底,总部赴藏调查组以西藏“养兵难”为由,向中央军委建议撤销驻藏的第52和第53两个山地步兵旅。将两个旅缩编为两个步兵团。

  

   [84]王学东:《傅全有传(上)》,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466页。

  

   [85]《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86]《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87]《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88]《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144页。

  

   [89]《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

  

   [90]《参考消息》1987年6月7日。

  

   [91]《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128页。

  

   [92]阿肖克·K.梅塔将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土?,《印度斯坦时报》1995年9月13日。

  

   [93]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94]《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95]《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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