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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历史地理学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業師史念海先生這部論文選集,讓我就先生的學術業績寫幾句話,附在後面,以供讀者參考。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業師史念海先生這部論文選集,讓我就先生的學術業績寫幾句話,附在後面,以供讀者參考。

   回想初入師門,問學於先生,一轉眼已經過去三十八年。近四十年來,德勇所學無多,所爲更加寡少,深感愧對先生殷殷教誨。惟放眼整個歷史地理學科,面對許多重大基本問題的宏觀認識和深入研究,若是認真審視一下先生爲我們打下的良好基礎,仍然會帶給我們諸多啓示。

   去年夏天,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週年的慶祝會上,我曾以“歷史地理學的大模樣”爲題,做了一個簡短的講演。講演中,我第一次面向全國同行,公開表述了我對歷史地理這門學科在中國的產生歷程的認識。

   我認爲,真正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或者也可以稱之爲“當代歷史地理學”或“現代歷史地理學”。它是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纔在中國大陸上逐漸建立起來的,而我的老師史念海先生,就是這個學科最核心的創建人之一。

   認識史念海先生相關研究的學科創建意義,需要從如下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是學術潮流的變遷,二是先生個人的研究歷史。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研究相關問題的學科,稱之爲“沿革地理”。這樣的“沿革地理學”研究,主要聚焦於疆域變遷和政區沿革。按照我個人的看法,由傳統的沿革地理研究轉變爲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由顧頡剛先生奠定基礎的,而這一奠基工作主要是通過創設《禹貢》學會和創辦《禹貢》半月刊來實現的。其實更準確地說,我認爲《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對在中國建立當代歷史地理學起到的衹是一種奠基的作用,這本是承自史念海先生的觀點,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這篇文章中(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河山集》六集)先生就明確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不管在《禹貢》學會,還是在《禹貢》半月刊,史念海先生都從一開始,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員。過去,在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界,除了史念海先生和敝人以外,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認爲《禹貢》學會的組建和《禹貢》半月刊的出版發行,就標誌着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

   但《禹貢》學會的基本成員和《禹貢》半月刊的作者,是以在校大學生和剛剛大學畢業未久的青年教師爲主體,其學術經歷、學術視野和學術認識的深度,總的來說,都還相當稚嫩,遠不足以承負這樣的歷史使命。從總體上看,《禹貢》半月刊上所刊載的論文,不僅學術深度有限,而且從總體上看,這些論文所涉及的問題,大多還是局限在傳統沿革地理的範疇之內,這些作者們並不具備超越於傳統的現代學術觀念。

   事實上,據侯仁之先生介紹,在禹貢學會活動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歐美世界的“現代歷史地理學”也還剛剛興起不久。因而,即使當時確實想要全面採用西方現代歷史地理的學科理念和方法,實際上也是難以做到的。

   禹貢學會的成員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國學者的具體研究論著表明,當時並沒有實現由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向西方新式歷史地理學的轉變;甚至根本就沒有人明確提出過這樣的主張。《禹貢》學會所規劃的研究內容,只是編制歷史地名詞典和繪制歷史地圖等,這衹是一些傳統的工具書而已。

   其實瞭解到歐美歷史地理學的實際進展狀況,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基於當時中國學術在整體上相對於歐美國家的滯後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國的深厚傳統所造成的慣性,以《禹貢》學會爲代表的中國學術界所做的研究,其在總體上未能逸出於沿革地理範疇之外,這本來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儘管如此,顧頡剛先生通過《禹貢》學會的工作,聚集並培養了一批有志於從事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研究的青年,爲建立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奠定了重要基礎。後來實際創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幾位代表性學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等,都是《禹貢》學會的主要成員。

   “七七”事變以後,雖然由於日本軍隊全面侵華,致使《禹貢》學會的工作被迫中輟,但通過《禹貢》學會的工作,在這批有志於研究中國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青年學者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積極探索在傳統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突破,顧頡剛先生對此給予了積極的鼓勵,並明確指導這些學者,傳統的沿革地理要想實現研究範疇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變化來說明問題,要運用地理學的理論從事論證;爲此,應該盡量學習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地理學。

   正是在顧頡剛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史念海先生開始了突破傳統沿革地理學桎梏的積極探索。大致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開始,在研究問題時,先生已不再僅僅關注傳統的疆域變遷和政區沿革之類的問題,而是着眼於人口遷徙、邊疆開發、交通運輸、都城選址、軍事地理方略、地理環境對社會的影響等一系列歷史時期的經濟和人文地理問題。這些研究,可以說爲他日後在中國參與創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積累了非常切實的體會。

   我把先生這些研究工作衹看作是一種“體會”的積累而還不是實際的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研究工作,是因爲如果單獨看其中某一項內容,當時都還另有一些人也在從事着同樣的研究,而縱向審視歷史學的研究內容,這樣的內容還衹能說是歷史學的常規性研究;頂多衹能說是對歷史學常規性研究內容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擴展。實事求是地講,在這裏,我們並沒有看到歷史地理的圖景。

   很多年來,頗有那麼一些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長的學者,在敘述包括學科、學術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的發展歷程時,動輒聲稱某某學術內容中國古已有之,甚至“自古以來”就生之於斯、長之於斯,這塊地方的東西什麼都不比外邊差,而且儘可能地把啥都算作天下第一。然而真實的歷史並不是這樣。各種現代學科,絕大多數都是起源於西方,而這些學科的產生和發展是基於一個共同的學術和文化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各個學科既成嚴密而又完整的體系,不同學科之間也都存在着內在的有機聯繫。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就不能不首先關注相關現代學科引入中國的背景。

   如果再退後一步,從一個更爲廣闊的學術視野來看的話,或許自然而然地就會觸及學術發展的深層機制問題。在這一方面,中國的歷史學界,很多年來,一直暢行陳寅恪先生的“新材料說”(說出爲陳垣《敦煌劫餘錄》所撰序文),即藉由新史料(如所謂“敦煌文書”)來推動學術面貌的變革,具體來說,就是“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儘管這樣的說法未必能夠真切體現陳寅恪先生對學術發展根本機理的看法,但絕大多數中國學人卻是將其視作升堂入室的不二法門。

   然而我看中國的學術實踐卻不是這樣一種情況。即以北宋中期的學術大變革而言,引領這一變革的,首先是新生的學術思想,是新思想促使學人們競相尋求和利用諸如鐘鼎銘文這樣的新材料,而不是倒轉過來,是由那些盜墓賊的鐵鏟開闢了學術前行的通道。具體看歷史地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更絲毫見不到陳寅恪先生所講的這樣一番道理。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相關的學術背景是:西方的現代地理學已經比較系統地引入中國,其間也有一部分翻譯介紹性的論著,在一定層面上,對歷史地理學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但整個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學科還缺乏最基本的認識,甚至連一知半解還都談不上。如果一定要說西方的學術觀念對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有什麼實質性影響的話,那麼,新式地理學所研究的嶄新而又廣泛的內容,無意間會啓發很少一小部分中國學者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向古代相同的領域和問題——我想史念海先生上述新的探索,恐怕主要就是出自這樣的緣由。史念海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一文中曾經用“地理化”一詞來概括沿革地理學在這一時期所出現的變化,儘管對相關內涵所涵蓋範圍的理解,我同先生還多少有些差異,但在這裏,我想若是藉用此語來表述先生本人的學術探索的話,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產生關鍵作用的一位學者,是北京大學地理學系的侯仁之先生。1950年7月,剛剛從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歸國、在燕京大學任教的侯仁之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的文章,針對1950年春教育部規定的大學歷史系“中國沿革地理”這一選修課程的設置,對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

   在這篇文章中,侯仁之先生不僅主張把“中國沿革地理”這一課程名稱改換爲“中國歷史地理”,同時他還明確提出,這門學科所研究的內容,不能再以歷代疆域的消長與地方政治區劃的演變爲主,而是要以不同時代地理環境的變遷爲主,舉凡每一時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變遷,如氣候的變異、河流的遷移、海岸的伸縮、自然動植物的生滅移動以及地方的開發、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狀況、都市的興衰等等,都應包括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範疇之內。

   侯仁之先生這篇文章,雖然論述非常簡單,但卻明確闡述了所謂“歷史地理學”區別於傳統“沿革地理學”的基本特徵,而且這一學科內後來發表的相關理論論述,在本質上並沒有能夠超出這篇文章。像這樣幾乎可以稱作“空前絕後”的認識,在今天看來,似乎平平常常,並沒有多大理論的深度。但它確實是一項從無到有的巨大變化,在學科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若是評選對當代中國歷史地理學影響最大的學術著述,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選票投給這篇論文——它標誌着當代歷史地理學已經正式走入中國,這一嶄新的現代學科,即將取代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而後者是從東漢人班固撰著《漢書·地理志》以來延綿不斷的一個古老學科。

   侯仁之先生固然是一位卓越的學者,但他之所以能夠寫出這篇文章,首先並不在於其個人有多麼超悟絕俗,而是他在1946年進入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研讀博士學位,直接受教於“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達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三聯書店版《侯仁之文集》卷首張瑋瑛序),系統接受了這個學科體系的基本內容,《“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這篇文章,衹是向中國學術界簡單傳達了當代歷史地理學的基本理念而已。

   前面在本文一開頭我就談到,按照我本人的看法,當代歷史地理學是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纔在中國建立起來的,但實際上現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絕大多數人的看法與我並不相同——他們普遍以爲《禹貢》學會的建立和《禹貢》半月刊的創辦,即已標誌着中國學者對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研究,已經開啓了由傳統的沿革地理向當代歷史地理學的轉變;甚至有人直接宣稱,當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科學的當代歷史地理學。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往往都要舉述《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名稱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最初爲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但從自第三卷起,便改譯爲這一英文名稱)作爲直接而又強硬的證據,因爲這個英文刊名這在今天的直譯就是“中國歷史地理”。

   其實不僅是《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刊名,當時一些大學地理系的教材,在講述地理學的構成時,也都引入了這一學科名稱,將“歷史地理學”列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可是,其實質內容究竟如何呢?

   關於這一點,作爲《禹貢》學會核心成員之一的侯仁之先生,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中就特地辨析說:“‘歷史地理’在我國學術界也並不是一個新名詞,不過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這個名詞互相混用了,以爲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分別,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換句話來講,也就是當時人們在使用“歷史地理”一詞時,衹是把它看作是“沿革地理”的同義詞而已,其固有的實質內容,並沒有得到落實。

在這一問題上,作爲並肩走過這段學術歷程的學者,史念海先生所持的看法,實際上同侯仁之先生幾乎一模一樣。1986年春天,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一文中就明確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這門學問纔“以嶄新的姿態,成爲一門現代的科學,使它不再以沿革地理爲限,而涉及到歷史時期地理學的各個方面”。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眼前實際的情況,實在讓我感覺莫名其妙。不知出於什麼奇異的原因,像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這樣的親歷者和當事人所講的這些話,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竟一直尠少有人知曉。須知侯、史兩位先生同時還是這一學科的學術泰斗,這一怪異現象也就愈加匪夷所思了。不過正因爲這樣,今天在回顧史念海先生的學術業績時,尤其需要首先確認這一點。

   1990年,時值侯仁之先生八十華誕。當時我在協助史念海先生編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史念海先生安排,在這一年的最後一期(第四期),爲侯仁之先生組織一個慶壽專號。爲此,我撰寫了一篇文章,題作《侯仁之先生對於我國歷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開拓性貢獻》(此文後來編入《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在出版社要求下,題目不得不改作《中國歷史城市地理的理論肇建與研究實踐》)。

   在這篇文章中,我明確談到,侯仁之先生在全國“率先公開撰文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學的舊框架,建立新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並且在文中“闡述了新的歷史地理學與傳統的沿革地理學的聯繫和區別”。所謂“公開撰文”,指的就是《“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這篇文章,而我說是侯仁之先生在全國率先提出要打破沿革地理學的舊框架,建立新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這就意味着當時在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基本上還是在沿承着沿革地理學的舊框架。

   拙文發表前,史念海先生不僅認真審閱了文稿,還特別對我的這些評價予以讚許。此事更加清楚地表明,先生是承認侯仁之先生在中國創建當代歷史地理學過程中的倡導者地位的。

   總之,在明確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產生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侯仁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纔把這樣的學科傳入中國這一前提之下,我們纔能更加清楚、也更加準確地認識史念海先生爲在中國創建歷史地理學科做出的卓越貢獻。

   回顧這一段學術歷程,我們還應注意的是,侯仁之先生《“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這篇文章中所說的“中國沿革地理”課程,是指這一年春天教育部所規定的大學歷史系課程中的選修課目,所以直接針對的並不是學術研究,而是大學歷史教育。在這篇文章的末尾,侯仁之先生還特別寫道:“舊日大學裏被稱作‘沿革地理’的這門課程應該儘早改爲‘歷史地理’,這不應該單單是換湯不換藥的名詞上的更改,而必須是從根本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上把這門課程徹底地改造過來。”

   一般來說,人們對大學基本課程的要求與學術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民國時期學術界主流所推崇的文史研究,乃是紹承清代乾嘉舊規的那種深而又深的專題探索,然而面向年輕學子的普通教學工作,卻要求授課者來講授某一方面最一般的整體狀況,即傳授通論性的基本知識。這種情況,迄今依然,自有其合理性在焉。

   對於一個成熟的學科來說,做這種通論性的課程教育,或許並沒有太高學術的難度,需要的往往衹是適宜的取捨剪裁而已,但在當時,對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歷史地理學課程來說,卻不是這樣。侯仁之先生之所以會大聲疾呼,希望把舊日的“沿革地理學”改造成爲與國際通行學科接軌的“歷史地理學”,正是因爲這種當代歷史地理學在中國還是一片荒蕪。這片學術的原野,還在等待人們的墾殖。

   關於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也就是說它到底應該屬於歷史學還是屬於地理學,多少年來,一直是一個很多人十分關心的問題。其實這本來相當簡單,根本沒必要對其議論紛紛。但不管是你把它劃入歷史學科,或是歸到地理學科,這兩個學科實質上都是研究和解決具體問題的學科,而不是空談抽象理論的學問。人們傳播、接受西方學術觀念是一回事兒,具體怎樣建設這一學科又是另一回事兒;也就是說,要想把侯仁之先生所倡導的學科理念落實成爲一個像模像樣的歷史地理學科,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真可謂“談何容易”。

   基於地理學的區域特點,歷史地理學也有着濃重的區域色彩;或者說區域特徵與區域差異的發展變化是歷史地理學的核心內容。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來說,迄至今日,所面對的核心問題,依然是中國這一地域範圍之內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區域特徵和區域差異問題。因而,對於中國初建的歷史地理學這一學科來說,學科的實際內容,也衹能是中國疆域範圍之內的各項歷史地理問題。上下文對照通觀地理解侯仁之先生的倡導,他所要建立的“歷史地理學”實際上也衹是這樣的“中國歷史地理學”。

   概括地說,中國這一區域的歷史地理問題,也就是所謂“中國歷史地理”的內容,所涉及的時段長,變化多;所涵蓋的地域廣,差異大。這給具體建設這一學科,提出了嚴峻的挑戰,而在當時真正敢於直面這一挑戰並取得相應成效的學者,衹有業師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爲中國歷史地理學這一學科建設所付出的努力,主要體現爲《中國歷史地理綱要》這部大學授課講義,而這正直接呼應了侯仁之先生把“中國沿革地理”課程改變爲“中國歷史地理”的倡導。據史念海先生自己公開的表述,這部講義在1953年時就已形成雛形,當時包括歷史經濟地理、歷史人口地理和歷史政治地理這三大部分(見史念海先生《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序言)。但我清楚記得,讀碩士研究生時在先生家中看到的大約爲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油印的講義,卻還包括歷史氣候變遷的內容。當然論述的地域範圍,都是中國。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歷史地理學十講》,其中的前三講,即《我國古今氣候的異同》、《我國歷史上人口的遷徙》和《統一的封建王朝的版圖規模》,還有第七講《黃河流域經濟地區的再造和長江三角洲的富庶》,這四講中最基本內容,就出自當年這本講義。

   這部講義稿雖然由於史念海先生治學嚴謹,精益求精,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從50年代初起,內部油印本即散布很廣,很多院校的相關專業也曾採用爲教材,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武漢大學的著名歷史地理學前輩學者石泉先生就親口和我講過史念海先生這部講義當年的流行情況。它在歷史地理學界之內,應該是盡人皆知的)。其更爲實質性的意義,在於這部講義豐富、系統的內容,正很好地構建起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那樣一種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基本形態,可以說已經搭建起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視作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已在中國全面建立的重要標誌。

   除了這部講義之外,體現先生對創建中國歷史地理這一學科所做貢獻的另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是他在1963年出版的學術論文集《河山集》。這部論文集中最多的內容,是專題闡述中國歷史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重大基本問題。這些論文,大多都是從敘述自然環境基礎入手,分析中國經濟地理的大格局,所論述的問題,較諸傳統的沿革地理學,顯示出一派全新的氣象。其中個別與這種大區域地理格局稍微有些區別的文章,如《石器時代人們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也是首先着眼於自然環境對早期“聚落”這一地理現象的制約和影響,其眼光和方法,不僅與傳統的沿革地理迥然不同,而且還具有很強的超前性;甚至在今天考古學家對古代聚落遺址的研究中,仍具有很強的典範性意義。總之,《河山集》這部文集同《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中的歷史經濟地理部分正相輔相成,即《綱要》是概述基本地理狀況,這些論文則是展開具體的論證。這部《歷史地理學十講》中的第六講《春秋時代的交通道路》一文,是對中國早期交通道理格局的全面復原,最早就收錄在《河山集》中。

   回顧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實際研究狀況,如果說中國歷史地理學作爲一門新型學科的面貌已經基本形成了的話,那麼,史念海先生的上述研究無疑在這當中佔據着首要的位置和核心的地位,先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當之無愧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同時,還需要指出,儘管如上所述,侯仁之先生在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過程中,發揮了更爲關鍵的轉折性作用;此外,像譚其驤先生和其他一些學者在這一過程中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前輩學者們努力的方向和重點各有不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宏大而又具備整體的體系,因而先生對構建中國歷史地理學學科體系所發揮的作用是遠超於其他學者之上的,在這一點上,其重要性也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正因爲在這一方面史念海先生做出的努力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爲豐碩,所以,“改革開放”以後教育部組織全國各高校編著重點教材時,便指定由史念海先生來撰寫“中國歷史地理”的教科書(見先生《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序文)。

   在充分瞭解史念海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史上這一創建者的身份和地位並瞭解到先生在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過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之後,我想告訴各位讀者的是:史念海先生終其一生,都在不斷豐富他親手創建的這一學科體系,幾乎先生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出自這一內在追求。因此,以這樣的認識爲基礎,來閱讀這部《歷史地理學十講》,纔能更好地領略史念海先生是在說些什麼。

   2020年5月28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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