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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平:知识厄运与制度悲剧——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历史省察

   摘    要:    文革时期, 在“教育革命”的名目之下, “知识”与“制度”在课程“革命”的浪潮中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厄运, 导致了“教育”内涵的遗失与人发展的异化。从根源来看, 它实际上与晚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构筑的偏误紧密相关。

   摘    要:

   文革时期, 在“教育革命”的名目之下, “知识”与“制度”在课程“革命”的浪潮中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厄运, 导致了“教育”内涵的遗失与人发展的异化。从根源来看, 它实际上与晚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构筑的偏误紧密相关。

   关键词:文革时期; 基础教育; 课程“革命”;

  

   一、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样态

  

   “文化大革命”最初是从教育领域爆发的。1966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五·七指示》,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简称《五·一六通知》) 。1966年8月8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在毛泽东对“破四旧”的鼓舞下, 在教育领域, 旋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砸烂旧学校”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 全国中小学也纷纷停课“闹革命”, 使全国教育事业陷入了大瘫痪状态。

   为了制止学校中的混乱局势, 推动“教育革命”的有序进行, 1967年2月, 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草案) 》和《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供讨论和试行用) 》, 要求师生返校闹革命。1967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一次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要求一律立即开学, 一边进行教学, 一边进行革命。在中央的再三强调下, 各地中小学逐渐开始复课, 在进驻学校的“工宣队”的领导下, 开展“斗、批、改”, 对中小学的课程进行“革命”, 就其内容来看, 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 精简课程, 建立“革命化”课程

   文革初期, 全国中小学停课闹革命, 正规的学校课程被打乱。中小学陆续复课以后, 各地开始了恢复知识课、精简课程的工作, 对原来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在上海, 据196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介绍, 上海的一些中学开始试复知识课, 将化学和生物合并为农业基础课, 把数学和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课, 还开设一门革命文艺课[1] (P237) 。1969年5月12日, 《人民日报》刊发了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 (草案) 》, 《大纲》提出:在课程设置上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大纲》规定:小学设政治语文课、算术课、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劳动课五门课;中学设毛泽东思想教育课 (包括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农业基础课 (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地理) 、革命文艺课 (包括语文) 、军事体育课 (包括学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加强战备观念和开展军事体育活动) 、劳动课。1969年6月, 上海印发了《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 规定小学设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语文课、算术课 (包括珠算) 、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科学常识课和外语课, 中学设毛泽东思想课 (包括中国近代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社会发展简史和地理知识) 、语文课 (包括语法、逻辑) 、数学课、革命文艺课 (音乐、美术合并) 、工农业基础知识课 (物理、化学、生物) 、外语课和军事体育课。[2] (P385) 在这些“典型”的示范下, 各地纷纷对中小学原有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合并和砍换, 建立了一套以政治为统帅的革命化课程体系。1974年11月, 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后, 各地中小学普遍搞开门办学。大搞厂校挂钩、大办小工厂、小农场和工农兵同批孔老二等教学活动。学校中阶级斗争成为主课, 劳动成为中心, 教学计划经常变动, 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求;师生纷纷“到大课堂去”, “进进出出, 上上下下”, 学校秩序一片混乱。

   (二) 中小学教科书的“政治化”、“形式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原有的中小学教材被视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而被加以全盘否定。1966年6月13日, 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 “批示”强调中学所用教材不能再用, 要求教育部重新编辑中学各科教材。“批示”指出, 小学语文、历史教材问题很多, 教育部应组织力量着手重新编写和审查, 主张采取过渡的办法, 历史课暂停开设, 语文教材应审查一次, 将其中坏的内容删去后暂时采用。不论初小和高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可以学习一些毛主席语录, 高小可以学“老三篇” (《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 以及其他适合于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1968年, 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小组, 开始自编教材。从“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编写的教材来看, 它们有如下特点:

   一是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在所谓“以政治内容统帅知识体系”号召下, 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牵强附会、穿靴戴帽地加上了与本课程毫无相关的内容。尤其是语文, 大量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语录被选入教材, 以上海为例:1969年8月, 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草拟的《上海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供讨论用) 》明确提出, 教材编写“必须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 坚持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入选的课文力求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 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圈定的选材范围是:1) 毛主席著作;2) 林彪同志的文章;3) 重要社论、文件和革命大批判文章;4) 工农兵写的和写工农兵的文章;5) 其它文章。要求教材编写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突出毛泽东思想, 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 课文编排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红线, 按政治观点和思想内容组成若干单元。一篇毛主席著作 (或毛主席语录) 统帅一篇或几篇其它课文。[3] (P142—146)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操纵下, 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以及“四人帮”用以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材料也被大量选入教材。例如,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被“四人帮”用来进行政治骗局的张铁生的答案以及《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对张铁生的信所加的编者按语, 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等等。1973年3月18日, 国务院教科组发出通知, 将毛泽东复李庆霖的信, 李信、张铁生答卷, 编者按编入中学教材。11月, 国务院科教组按江青的旨意发出通知, 要求学校教材要充分反映文化大革命成果和批林批孔斗争, 将《论语》、《三字经》、《女儿经》等节选、批注编入教材[1] (P239) 。上海中学的政治教材《中国共产党史》, 由张春桥授意, 以市委写作组编写的《党史》为依据, 不仅篡改了党史发展内容, 而且拼命抬高江青, 仅此一书就有五处为她树碑立传[2] (P392) 。充斥着“四人帮”所鼓吹的反动的思想内容。

   二是打乱了知识的学科体系, 鼓吹庸俗的实用主义, 降低了知识水平。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 文革时期的中小学教材在课程合并、删砍的背景下, 也进行了删砍、合并, 许多地区取消物理、化学、生物课, 改设“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课的教材按电工、化工等工业部类来写, 合并入此课的原有物理、化学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农业基础”课由原生物、化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合并而成, 按“三机一泵” (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 、“四大作物”等部类编写, 基本上是以生产为主线安排教学内容。物理学部分讲“三机一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四大作物”等等。打乱了各学科的知识体系。由于片面强调实用, 原来教材中的一些知识被大量删节, 导致教材内容过度浓缩, 教材的跳跃性增大, 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困难。

   (三) 课程实施的“政治化”、“实践化”

   文革时期, 中小学的课程实施上的一大改革便是强调与无产阶级政治、工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吉林梨树县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 (草案) 》规定:“教学方法应当理论联系实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实行官兵互教, 师生评教评学, 采取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相结合, 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等方法, 把‘学’和‘用’密切地结合起来。”[4] (P185) 在课程实施的具体方面, 各地主要采取了这样一些“新做法”:一是学生上讲台;二是“开门教学”。“开门教学”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方面是“走出去”, 另一方面是“请进来”。“请进来”主要是选调工农兵充实改造教师队伍, 聘请工农兵讲师和兼职教师上课, 临时请老工人、老贫农作政治报告和上实践课等等。“走出去”即是组织学生外出参加实践活动或进行现场教学。如广东增城县三江公社溪头小学某班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撒满阳光的宽广道路》两课, 领学生“走出去”访知识青年黄秀如, 大家“一起批判了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习《五指山上大寨花》一课, 又“走出去”参观西水生产队的农田。学习《首次上阵》一课, “走出去”找到妇女队长姚转娣讲斗争事迹。[5]有些学校教学甚至包含了“走出去”、“请进来”、“学生讲”几种办法。从这些“开门办学”的具体举措来看, 它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教学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实际,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开门教学的主观目的不是从学习知识出发, 而是从“以实践经验贬书本理论”、与17年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政治目的出发, 所以, “开门教学”的结果多是:只开门, 不办学。其结果是只突出了阶级斗争、生产劳动, 突出了实践, 削弱了文化教育, 有些纯粹是为“开门”而“开门”, 导致教学效果少、慢、差、费, 其实质是否定了教学为主的原则, 降低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四) 实行“开门考试”

   在考试方面, “文革”前, 考试就被毛泽东批评为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整学生, 对学生进行突然袭击。“文革”爆发后, 称“分数线是对工农子女的封锁线”, 一度取消了考试。1966年7月13日, 教育部发出《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 提出:中小学各年级的学期考试, 凡是没有举行的, 一律不举行, 改由师生民主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 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6] (P404) 后来, 考试又逐渐恢复, 但在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 注重“开卷考试”、“开门考试”。如吉林梨树县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 (草案) 》提出, “中小学都要布置适当的作业和进行必要的成绩考核, 采取开卷考试和实际操作等方法。”《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则提出:“废除旧的考试制度, 建立新的考核制度。……按各门课程的具体要求, 采取师生集体讲评、出题考核和实际操作等考试方法, 实行民主评定。”[7] (P179) 在对开门考试的倡导下, 一些学校纷纷效仿。如北京市密云二中走出校门, 到三大运动的实践中进行考试, 请工农兵检验学生的成绩。[8]“开门考试”比起传统的考试方式来看, 确实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也有一些学校的“开门考试”、“开卷考试”是只“开门”、“开卷”而不“考试”。如河北威县辛店学校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考试, 是由学生带中共十大文件去社员家, 让贫下中农评定成绩;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考试是写本队四类分子和贫下中农的名单。[9] (P154, P229) 这些突出政治性的“开门考试”, 已失去检查文化学习情况的意义。

  

   二、文革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革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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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切入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而文革时期我国中小学课程“革命”则是基础教育“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期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和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加以批判和废除, 整个“文革”期间, 各地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任意减删取舍业已形成的较为稳定和完整的课程设置, 大大削弱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在教材方面, 各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 对中小学教材进行了删砍、合并, 毛泽东著作、毛泽东语录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材料被选入教材, 原有各学科的知识体系被打乱。在课程实施方面, 文革时期实施的“学生上讲台”和“开门教学”从改造教师和“以实践经验贬书本理论”的政治目的出发, 突出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践, 削弱了文化教育, 否定了课堂教学为主和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则。在课程评价上, 强调“开卷考试”、“开门考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克服以往课程评价过分重视书本知识忽视实践的弊端, 而是出于坚决与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否定以往既定课程制度、课程体系的政治目的而考虑的, 丧失了课程评价诊断、反馈师生教与学状况的功能。文革时期基础教育课程的种种“革命”导致了基础教育质量的下滑。尤其重要的是, 这种高度“革命化”课程对“最高权威”的灌输, 导致了对民主的摧残和封建愚忠思想的泛滥, 造成学生普遍地缺乏应有的民主意识和批判精神, 盲目顺从, 甘当权威的“驯服工具”, 以至毅然地投入到那骇人的狂潮中而无怨无悔。给我国的教育和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

   在文革时期“教育革命”中, 与教师作用、课堂教学、书本知识、基础知识被极度贬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学生的直接经验、实用知识、生产劳动和实地教学被极端地夸大。这反映出文革时期的课程“革命”实际上不过是毛泽东所推崇的战争时期非正规教育的某些经验在新形势下的简单套用和极端化发展。毋庸置疑, 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强调课程的政治性、生产性、实践性 (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具体化)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是必须的, 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 虽然教育依然存在一个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但此时的政治内涵已与革命战争时代有可很大不同,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际上已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之下, 依然强调课程改革的阶级斗争意义, 贬低正规化教育, 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改革教育、否定正规化的教学方法和制度、迷恋于简单、实用的生产劳动而贬低课堂教学、将战争期间官兵互教的民主教学经验简单地运用到教学中, 将战争时期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扩大化运用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说明: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积累的教育经验实际上成为毛泽东视为建设理想教育制度的神圣的万能的准则, 对毛泽东形成了一种禁锢力, 文革时期的课程“革命”将“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的基本规律视为“三脱离” (无产阶级政治、生产劳动、工农) , 用“开门实践”代替“学校以教学为主”, 让学生大量参与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 实际上是将直接经验的作用绝对化。从当时“开门教学”、“开门考试”等等举措来看, 实际上是将其与课堂教学对立起来, 反映出当时狭隘经验主义的恶性发展, 已达到了反逻辑、反常识的荒诞程度。教劳结合实际上是以劳代教, 教劳结合对于书本知识学习的意义, 被庸俗到滑稽的程度, 相反, 教劳结合的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和意义已经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运用于教师身上的“教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革知识分子命”的手段, 使教师倍受摧残和迫害, 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 蒙受了无尽的苦难。

   文革时期的基础教育课程“革命”实际上打上了浓厚的文化平均主义的烙印:课程改革的“三结合”、“学生、工农兵上讲台”不仅仅有将教师等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因, 更有平均主义地对待教师作用的因素。“取消或削弱考试竞争”、“推荐入学”、“用啥学啥”, 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课一度被取消和合并, 仅学习一些实用的知识等等, 其实就是文化平均主义逻辑在课程“改革”上的必然体现和结果。而“文化平均主义”的最终目的, 就是实行毛泽东晚年所设计的“大同”社会理想。从毛泽东晚年来看, 他想建立的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理想社会。在教育上, 毛泽东希望通过学工、学农、学军与教学并存, 通过批判资产阶级, 在教育领域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 建立“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用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大学校”, 来改造现代正规教育从而消灭三大差别, 实现人人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决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 而是政治斗争的道具。在这种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教育之下, 教育自身的使命以及它的对象——“人”遭致了极大的扭曲, 教育的使命就是将人培养成为对“阶级敌人” (假想的) 无限的恨、对毛泽东以及后来的“四人帮”无限的爱、无限的忠诚、无限的崇拜、无限的服从, 无限蒙昧、无限盲从的政治工具, 为实现毛泽东构建的社会理想和后来“四人帮”篡党夺权和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 (教育的意义后来曾被迟群“经典”地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 。尤其是后期, 在“四人帮”提出的“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 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的政治叫嚣下, 文化知识的学习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打出‘智育第一’等骗人的幌子, 以十倍的努力, 百倍的疯狂来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进而将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 将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 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 将文化考查、择优录取与阶级路线对立起来, 与用狭隘的阶级政治、简单的生产劳动冲击取代文化科学知识和必需的教育制度, 实施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教育完全被当作了实现阴谋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使得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不仅异化了人, 在社会功能方面, 文革时期在对极端狭隘化了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高度强调之下, 教育的其他社会功能逐渐受到弱化直至最终丧失。

  

   三、“教育革命”与晚年毛泽东:

  

   教育悲剧的生成逻辑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而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起的, 因此, 文革时期我国“教育革命”的爆发, 与晚年毛泽东个人紧密相关:一方面,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不仅直接地与毛泽东对社会现实的错误估计相联, 另一方面, 更与晚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构筑中对“理想教育制度”的追求相关。

   从晚年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来看, 理想的教育制度不应是由知识分子管理、让学生闭门念书的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制度, 而应该是直接为工人、农民领导和管理的非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则是这种理想教育制度的原型。如此一来, 通过建国初期的调整、整顿和以苏为师的正规化建设而在新中国业已建立起的正规、新型的学校教育制度必然会遭致毛泽东的不满与反感。事实恰好如此, 也就是从1958年开始, 毛泽东开始公开表达他对以苏联教育为模式的在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正规化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一再批评指出, 建国之初以俄为师的教育建设没有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 立志在中国探索一种新的学校教育制度。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正是毛泽东建立理想教育制度的具体实践和探索。

   与“大跃进”相伴随的“教育革命”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指导方针, 它采取了“两条腿走路”办学、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改造和进行学制改革实验等诸多措施, 但这种尝试和探索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如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想结合, 结果是正规的教学受到冲击, 以生产劳动代替教学的现象比比皆是;搞“两条腿走路”导致脱离中国具体的国情盲目扩大教育事业的规模, 兴办了大量的全日制正规学校和半工半读、业余学校, 超越了国民经济和教育基础所能承受的能力;教育权限的下放与学制的改革导致地方因过于狂热、混乱和冒进影响了教育质量。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 在中央的领导下, 从1961年开始不得不进行了重新调整, 压缩和减少了学校的规模, 整顿了教学秩序, 颁布了一系列大、中、小学的规章制度, 恢复并完善了以往的正规学校教育制度。教育领域内这种对“教育大跃进”实践层次的否定, 实际上宣告了毛泽东教育革命蓝图的破产, 也同时必然意味着重新确立起的正规化教育制度会引来毛泽东更多的指责。事实也正是如此, 从1964年开始, 毛泽东对教育的不满已不囿于对教育中某一方面如教学方法、课程等等的批评, 而是逐渐开始抨击整个教育制度, 表现出对当时整个教育制度失望与不满。在1964年2月2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 毛泽东强调当时的学制、课程、教材、教法、考试方法都有问题, 必须要改, 甚至通过肯定李时珍、祖冲之、孔夫子、高尔基、富兰克林、瓦特等自修成功的典型, 来贬低正规学校教育的作用, 通过褒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王实甫、曹雪芹、关汉卿、蒲松龄、明太祖、明成祖, 贬低梁武帝来说明书读多了要害死人的道理。

   从晚年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来看, 毛泽东对于绝对平等的教育制度的追求不仅有着极浓厚的心理情结, 而且打上了很深的文化平均主义的烙印。在毛泽东看来, 20世纪50年代以俄为师建立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它并未能实现教育的平等, 这体现在此种教育制度下工农大众子女根本无法取得与其他阶层子弟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必须加以改革。早在1957年1月, 毛泽东就指出,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 据北京市的调查, 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 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 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10] (P333) 1958年, 毛泽东提出了改革的方法, 即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大跃进”运动, 将大批知识分子拉到农村、工厂“劳动化”, 在各地大量兴办学校, 实行向工农子弟开门, 借以消除事实上的教育差别。然而, 当“教育大跃进”失败之后, 随着教育的整顿和正规化的恢复, 教育中存在的差别依旧如初, 导致了毛泽东萌发通过更大规模的“教育革命”来实现建立平等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念头。

   另外一方面,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的发生还与晚年毛泽东对于社会形势、教育形势的错误估计紧密相连。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就是毛泽东错误判断阶级斗争的形势的产物, “反右”之后, 毛泽东将这种错误的判断进一步扩大到党内, 开始将党领导集体内部之间的正常的意见分歧错误地认为是党内的两条阶级路线之间的斗争, 从而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毛泽东看来,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不仅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而且还大量混进了文化领域里, 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各、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言人, 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 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同时, 也只有培养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才能防止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而在毛泽东看来, 建国以来的教育虽有一些进步, 但是由于一些人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 把持着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不仅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而且脱离生产劳动, 脱离工农。[7] (P179) 在学校教育中存在着“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ⅰ白什准蹲宋薏准兜恼”的严重现象。因此, 除了另起炉灶、并对现有教育进行根本性的革命外, 别无他途!这样, 也就使得文革时期整个教育的“革命”极具“左”的政治化的非理性意韵而缺失理性的色彩。使得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道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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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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