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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 郭强:面向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与时空方位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这次飞跃提升到新时代的高度,提升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实践形态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飞跃,而这次新飞跃的基本实现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标志的。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助于从这样的认识高度认识其世界意义。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这次飞跃提升到新时代的高度,提升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实践形态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飞跃,而这次新飞跃的基本实现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标志的。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助于从这样的认识高度认识其世界意义。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

   〔作者简介〕王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郭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北京100091。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发展历程,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一条是马克思主义丰富与发展的理论主线,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的实践主线,这两大主线良性互动、交相辉映,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5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发表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至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从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科学社会主义最先在俄国从理论变为现实,到现在已过百年。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1〕,这需要我们去审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发展新的理论需要以及社会主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新飞跃的实践意义。

   一、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广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表达,狭义上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表达。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实践形态,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如科学社会主义具备理论和实践两种形态,对于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以及时空方位而言,也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种形态着眼。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研究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首先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地位,主要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学者称其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本质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3〕也有学者就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流关系做了探讨,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流”,两者之间是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4〕其次,有学者也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5〕。以上学者的观点都在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必然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肯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空方位研究

   研究实践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处的时空方位,也就是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经历了几次历史性飞跃。对此,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有“三次飞跃论”,也有“四次飞跃论”。较多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改革与超越方面研究新飞跃,有学者认为,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创新,否定了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作法”。〔6〕也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视角分析,“中国道路已从整体上走过和超越了苏联模式阶段,同时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模式的转换”〔7〕。其次,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实践”,〔8〕也有学者认为“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与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做出了积极贡献”。〔9〕多数学者肯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正在成为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重要实践载体和推动力量。

   基于以上对学界相关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要科学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和时空方位,既要科学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又要科学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是有充分论据支撑的,也是学术界普遍可以接受的。理论上的难点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党章明确规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既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仅仅当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四分之一,笼统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地位并不能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体系性,也不能阐明为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之后的独立体系,单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这既不符合实际,也违背党章,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正确看待二者关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者绝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关系,后者都包含了前者的主题,继承、完善和发展前者的基本观点,将前者发展到了新水平。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主题和观点都以发展了的新时代形态包含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既是新发展,又是集大成。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阶段,这丝毫不影响其理论地位和时空方位,反而会因为明确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双重发展而凸显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新飞跃的地位和意义。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地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形态将这次飞跃提升到新时代的高度,提升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开放的体系,不仅指马恩创立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后继者在不同时代和民族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层意义上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实践会提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本质、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去认识、去解答,“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0〕,这就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将马恩生前未能认识到或未能完全解决的重大问题上升到基本原理的高度进行总结和提炼,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由此看来,过去传统社会主义那种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个别结论或者拘泥于发展个别结论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意味着我们要根据历史条件、现实国情及其新鲜经验,重新认识曾经认定为教科书式的金科玉律,破除“道路只能一条”“模式只有一种”的教条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初期主要的出发点就不是照抄经典作家的本本、不照搬苏联等国的模式,而是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鉴于“左”教训和“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国际战略,在相当长时期内尽量只讲“中国特色”,不讲其世界意义。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创性并不会因为我们党的谦虚谨慎就蒙蔽其真理光芒,也不会因为其中国特色就失去其一般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讲“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旨在强调实践在发展,思想还要解放,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突破性创新。实际上是在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社会主义增添中国特色,推动社会主义的横向发展,更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索。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源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突破性创新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性、时代性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建设、和平外交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创建和发展中国道路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考,以及创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面。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曾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一个较高的阶段”。列宁结合俄国实践,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划分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共产主义时期。而斯大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以生产关系“兴无灭资”的标准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在总结反思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1〕党的十九大仍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

   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年代,他们认为的发展动力一般指暴力革命或阶级斗争,但也没有否认“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13〕的可能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苏联,斯大林曾以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同生产力完全适合,阻塞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4〕党的十八大以来,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革命性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进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制是商品、货币已经消失了的产品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苏联,斯大林把指令性计划当作计划的唯一形式,把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作为所有制特征,后来弊端逐渐显现,导致苏联经济持续滑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国经历了一个渐进探索的过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社会制度与经济体制区别开来。党的十九大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6〕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以及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提及的全新理论课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原创性贡献。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时,就和民主、法治、公正联系在一起。马恩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7〕后来列宁进一步推进新型民主建设,但斯大林并未实践列宁晚年倡导的政治改革思想,而是强化中央高度集权,人民群众对权力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8〕,“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19〕面向21世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党的十九大也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马恩没有专门论述文化的论著,但对思想、艺术、文化、精神生活等却提出了科学预见。后来列宁主张文化发展应该交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斯大林时期对文化严格控制,主张文化一元主义,戈尔巴乔夫时期,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多元化带来思想混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加强文化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作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大自信”基础上再添“文化自信”,体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谐社会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和谐社会逐步实现的过程。马恩所预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为未来的和谐社会指明目标样式。社会主义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轻工业发展,必然会使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善受到影响。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概括,“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新创造。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社会主义天然地肩负着人类家园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人与自然辩证统一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人类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1〕在马恩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的社会。列宁也批判了垄断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加剧破坏,提出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但苏联时期重工业发展带来环境的严重破坏。全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寻求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社会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马恩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党”或“共产党”,并强调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2〕。列宁主张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斯大林时期却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滋生个人崇拜。后来戈尔巴乔夫全面革新苏共,放弃党的执政地位,直接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列为基本原则并长期坚持。进入新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党的十九大又将正在推进的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并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标志着党的建设迈上新台阶,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创新与发展。

   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和平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政策最先由列宁提出,宣布愿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斯大林却认为有“两个平行的也就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23〕,人为地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苏联走上封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后苏联领导人也未能在冷战格局中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24〕,这一崭新理念揭示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追求和平的,为我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奠定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崭新命题,是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原创贡献和当代选择,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零和博弈冷战思维,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诉求。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空方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形态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讲清楚这句话,还需要置于社会主义500年大历史以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大视野中,回顾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前三次历史性飞跃,正确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处的时空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次飞跃得以基本实现的标志。

   (一)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前三次历史性飞跃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19世纪到21世纪,从西方到东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时代主题在转换,发展空间在转移,历史任务也在转变。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事物发展都是量变与质变、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同样如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历史性飞跃是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时空方位进行与时俱进认识的前提。社会主义的飞跃应当包含三个条件:一是飞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判断时代的标准,最根本的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发展基本矛盾规律,其中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主要标准。二是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解决时代发展的基本问题。构成社会主义的飞跃,一定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发展与创新,从而对时代基本问题给予系统科学回答。三是以标志性事件为代表,推动社会主义实践质的飞跃。标志性事件既区别前后两个发展时期,又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跨越式发展。基于以上条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史已先后经历四次飞跃性发展,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传统到现代,可以以社会主义发展史前三次历史性飞跃来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既可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源头及发展脉络,又能为清晰界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空方位提供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这一时期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显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加剧,工人运动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宣告诞生,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因素,批判了其唯心史观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凭借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揭示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现实矛盾又决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9世纪末,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以及工人运动新情况,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发展,经受住了工人运动的检验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确立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当时各种主义和思潮中唯一能指导工人阶级和改造旧世界的科学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这一时期处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的斗争引发世界大战,战争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相结合,在1915年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可能首先胜利的科学新论断,推动十月革命的发生与胜利,以此为标志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随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行新经济政策,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最初经验。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却中断实施新经济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农业集体化,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经受住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这种模式也推广到战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这一时期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即被压迫民族解放时代,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濒于瓦解,被压迫民族既要开辟解放之路,又要探索解放后的建设之路,社会主义成为被压迫民族的希望之光。战争与革命世情以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情决定这一时期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社会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在本国范围内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开创不同于苏联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成功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为战后世界和平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二战后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有两种类型,一种主要靠苏联帮助建立的,一种以中国为代表主要靠自身革命成功建立的。斯大林逝世之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进行过改革探索,然而前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中都垮掉了,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却基本都坚持住了。其中深刻原因是,前一种采取简单对待和照搬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做法,使得社会主义教条化、模式化,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而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扎根于本国大地,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党际平等等重要思想,打破了苏联模式的一元化,独立自主地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二)社会主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飞跃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第四次历史性飞跃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兴起,实现传统模式向现代体制的转变,这一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迎来了空前高速、相对稳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促成了生产力质的飞跃,综合国力竞争加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照搬过于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而出现种种问题,一股社会主义改革潮流开始兴起。和平与发展的世情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革潮流决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符合时代新特点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和新体制。因为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是有严重弊病的社会主义,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长期改革不力或改向,这种带有严重弊病的社会主义终究被人民所抛弃。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在中国,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成功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年多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习近平又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载体,正在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发展的崭新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与实践上都全面超越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代表社会主义从整体上已经走过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阶段,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飞跃。首先,苏联模式应对的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与马恩论述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发达社会主义不同,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更需要继续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纠正苏联模式背离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本质的做法,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实现方式相统一。其次,苏联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弊端,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而不能只在原有高度集中的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不是细枝末节的改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顺乎时代和世情变化实现对苏联模式反思与改革,纠正其对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和背离性歪曲,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飞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标志的。〔2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6〕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地引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更改变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称得上是一次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新飞跃。这一新飞跃“并不排斥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多样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代表着社会主义从一条道路到多条道路的历史发展,而不是相反”〔27〕,也绝不包含任何输出模式的意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其他国家不可能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复制了也不会成功,但所包含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是可以选择性借鉴的,这是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我们尊重各个国家、民族的个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包含社会主义的共性,而这一共性正是面向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从而开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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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1.

   〔25〕〔27〕秦刚,郭强.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新发展——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J].科学社会主义,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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