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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从《六经》到《四书》——宋代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建立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诸子地位又次之。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诸子地位又次之。

   但是,儒学史上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其学术形态先后发生过很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四书”原初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从事民间讲学之“语”的记录,是他们“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的诸子之学。由于儒家诸子往往以三代先王的政典文献为创造思想的依据,他们个人讲学离不开“六经”之学,因此到了两汉经学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均转化为“六经”的传记之学。到了两宋时期,在儒学复兴和重建的大背景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受到特别重视,发展成为与“六经”地位同等甚至更高的“四书”之学。可见,“四书”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呈现为诸子之学、传记之学与新经典体系的不同形态。

   本来,儒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汉到唐宋的儒家经典体系,就从“五经”拓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早就以不同形式进入这一经典体系。但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将“四书”合集并注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的建构。此后,中国经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与《五经》系统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四书》系统,后世开始将专门训释《四书》的经学著作称为《四书》学,并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明史·艺文志》专立《四书》一门,进一步确立了《四书》学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独立地位。清代乾隆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中立《四书》类,将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归类其中。

   学术史之所以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独立结集而形成的《四书》体系,看作是宋学型新经典体系,肯定这是一个新经典时代的到来,原因如下。首先从文献形式上看,这完全是一个以先秦诸子学为主体的经典体系,它们的创作时代与主体均不同,“六经”源于上古时期的“先王”,“四书”源于轴心文明时代的“士人”。其次从文献的思想内容来看,“六经”原本是三代先王之治的政典,其思想旨趣是礼乐刑政的政制治术;“四书”是孔孟之道的心性之学,其思想旨趣是完成“天下有道”的人文教化。特别是宋儒对《四书》体系又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在此经典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道中庸而又极高明的思想体系。此后,《四书》体系成为新文明体系的核心经典,取代了《五经》体系作为核心经典的地位,不仅成为宋学的标志性经典体系,也完成了中国儒学史的重大转型。

   当然,《四书》体系的建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几部儒家文献被看作是与《六经》同等重要的经典,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如这一时期《孟子》地位进一步升格,出现了《孟子》由诸子变为经典的升格运动。宋儒将《大学》《中庸》从原来的《礼记》中抽出,对它们作出重新诠释,使其思想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抵御释老、复兴儒学、建构新儒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到了南宋,理学思潮走向集大成阶段,以《四书》学为代表的新经典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完全定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的完成者,同时也是第一位正式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的学者,他编撰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学著作,从而奠定了与原来的《五经》学体系并列的一套新经典体系即《四书》学,推动了中国经学史、儒学史、学术史的重大转型。

   尽管这些文献典籍的元典文本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宋儒奠定的《四书》体系与原来单篇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意义是不同的。譬如《大学》《中庸》来自《礼记》,而《礼记》一书早在唐代就立于学官,成为“九经”之一。但是,汉唐时期《大学》《中庸》在《礼记》中,其实是被纳入以先王治理为目标的《六经》体系,而宋明时期《大学》《中庸》在理学思想中,其实是纳入以儒家诸子“为己之学”为目标的《四书》体系。经过宋儒关于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的经典诠释之后,其思想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发展。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对二者的区别有一个特别的说明:“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呢?

   首先,《四书》学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大变化。两汉经学阶段,《六经》在中国学术史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早期儒家的诸子与传记,均只是学习《六经》之学的路径、手段,《六经》元典才是学问的终极目的。但是,《四书》产生后,《六经》之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读书人首先以《四书》为本,以《四书》的义理去贯通《五经》之学。二程提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他们凸显了《论语》《孟子》在儒家经典体系中“为本”的重要地位。他们进一步解释《六经》与《四书》的关系时,强调《四书》更加重要与优先的地位。二程说:“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之后,也是更加强调《四书》体系在整个儒家经典义理系统中的奠基地位和核心地位。朱熹说:“必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四书”为什么是“熟饭”?因为它们直接集中了全部的天地万物之理,他说:“《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与此不同的是,《六经》之义理与宋代人有“隔”,他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可见,朱熹不仅重视“四书”,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要超过“六经”。

   其次,体现出中国思想体系的重大变化。《六经》与《四书》不仅仅是经典体系的差别,更是思想主体、思想观念的重大差别。《六经》的思想体系是以礼为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为了复兴西周礼乐文明而编《六经》的过程作了论述。而《礼记·经解》一文,认为《六经》之教的目的就是礼教和礼治。南朝皇侃因此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如果说《六经》系统是以礼为本的话,那么《四书》系统则是以仁为本。孔子及早期儒家的《四书》体系,主要是一个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既包括志士仁人的人格精神,也包括仁民爱众的人道秩序。孔子认为礼的社会秩序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个人具有内在仁德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儒家的《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是互补的,即《六经》的礼乐政制思想与《四书》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一种互补关系。但是,《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汉儒重视《六经》之学的研究,故而强调以礼为本的外王之术,将《六经》之学与国家治理、典章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学术直接为汉唐政治服务。宋儒重视《四书》学研究,故而强调重视以仁为本的内圣之道。从汉学的《六经》学演变为宋学的《四书》学,体现出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

   (作者:朱汉民,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19ZDA02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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