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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曲突徙薪: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大变局

   摘要:中国在致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需要积极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全新治理挑战。技术革命已经处在伟大突破的前夜。以量子力学的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与其他新技术携手,从根本上撼动了“现代”系统。建立在经典科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必须进行重构:国家治理必须从确定性依靠转向不确定性考量,摒弃单纯效率化的治理模式,再造人本化的国家治理形式,以此保证国家治理在迈进以科学技术引导的第二轴心期的时候,保有国家治理的基本理由、价值支持、效率追求和公共聚合。

   摘要:中国在致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进程中,需要积极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全新治理挑战。技术革命已经处在伟大突破的前夜。以量子力学的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与其他新技术携手,从根本上撼动了“现代”系统。建立在经典科学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必须进行重构:国家治理必须从确定性依靠转向不确定性考量,摒弃单纯效率化的治理模式,再造人本化的国家治理形式,以此保证国家治理在迈进以科学技术引导的第二轴心期的时候,保有国家治理的基本理由、价值支持、效率追求和公共聚合。

   关键词:技术革命;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善治之道;

  

   自我国确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之生产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但这类文献,主题基本上都限于如何从前现代或非现代的国家治理转向现代的国家治理。对于技术革命引导的深度现代处境中的治理挑战、全新变局、应对方案、前景蠡测,学界似乎缺少兴趣。是时候放宽视界,在科技演进的绵长过程中审视国家治理问题了。这样的审视,不是出于未卜先知、未雨绸缪,而是在技术革命大潮迅速席卷而来之际,在我们似乎完全缺乏相关准备的情况下,必需的应急性反应。所谓曲突徙薪,正是这个意思:需要先期意识到科技突破前夜中人类的巨大收益与风险或危险同在的处境,以预测未来、推进发展、防患未然。

  

   一、技术撼动“现代”

   当下正猛烈席卷而来的技术革命,并不是人类已经从容把握了三百来年的可控技术演变,而是一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处境、既定组织、运行方式、基本目标的技术飞跃。我们处在一场目前还无法充分想象的技术革命的前夜。面对技术革命,人类正处在相当被动的窘迫状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高歌猛进的“现代”给了人类以应付环境、应对挑战的极强自信。人类已经对“现代”习以为常、视之为当然了。从当下情况看,“现代”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惯性化运作的庞大系统。它的相互支持系统,被人们从不同方面加以描述。“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上。”[1]这样的现代特质,在深度上已经大大拓展,在范围上已经演变为全球进程。尽管所谓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已经受到重大 修正,譬如不再强调西方的典范性、不再忽视甚至无视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贡献、不再断言现代化的一元性与一维性,但这些都是一些不影响现代社会总体进程的枝节性修正。总而言之,“现代”确实是一个前现代/非现代情景中无以虑及、出乎想象的复杂精致体系。由于“现代”是从“传统”中脱胎而来的,因此被认为是继承了传统优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结果。故而,“现代”似乎天经地义地接受人们的礼赞。在一种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心态中“,现代”被视为一切思考与行动的当然前提。

   面对“现代”,人们那种理所当然的心态实际上是很成问题的。它可能是造成“现代”的当下困境最重要的精神导因。一旦从历史维度揭橥现代源流,人类恍惚之间才会意识到,“现代”并不是人类创制出的亘古不变、恒久如是的体系,它的降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时间上讲,它起自13、14 世纪,成型于17 世纪,茁壮成长于18 世纪,19 世纪掀动了世界帷幕,20 世纪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洪流。在空间上讲,它起自落后的欧洲地方,在欧洲反超亚洲的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地方性知识、区域性体制、示范性效应,后逐渐推向亚非拉美地区,成为西方性知识演化为全球性浪潮的空间拓展过程。因此,“现代”可能不过是历史演替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一个状态而已。

   在基础的知识结构上,如前所述,“现代”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社会机制。尽管在“现代”自身演变的进程中,科学技术已经突飞猛进,让人很难认定究竟是哪些科技成果奠立了“现代”根基;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现代”是以经典物理学或牛顿力学为基础推演出来的庞大系统[2]。“经典科学在牛顿的工作中获得了独立的存在性。从此开始全面影响人类社会。”[3]这种全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它促成了古典科学向经典科学的整体性转变。它不仅让人类作别了古典科学,而且在科学基本理念上塑造了新的原则。引力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由经验确立的事实。这成为现代世界机械化图景的经典原则。其次表现在它推动形成了不同于古代社会的世界观与认识论。“自从物理学开始打上牛顿思维方式的烙印,与机械论自然观联系最为紧密的概念就是导致运动的超距作用力。对于18、19 世纪的唯物论来说,被认为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基本范畴已不再像17 世纪那样是物质和运动,而是物质和力。”[4]牛顿本打算用来支持上帝信仰的研究,促成了一种与信仰相疏离的新型世界观和认识论。再次,表现在它促成了一种基于可辨因果关系的人类社会运作机制。“牛顿思想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无论是对它们的理解正确与否,启蒙运动的整个纲领,尤其是在法国,是有意识地以牛顿的原理和方法为基础的,同时,它从他那惊人的成果中获得了信心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没过多久,改变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发展方向,道德的、政治的、技术的、历史的、社会等的领域——没有哪个思想领域或生活能避免这场文化突变的影响。”[5]归纳起来讲,在总体特性的辨认上,“现代”最核心的特征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不同于神性确定性的科学确定性。它的参照系当然有不确定性和神性,但科学确定性自身构成了人们面对周遭世界的基本的认知与行动依据。

   但为经典科学与技术成就的机械论世界图景,正被现代科学技术所打破[1]。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绘制出两幅具有惊人差异性的世界图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出发,人们必须适应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并且在此基础上谋划大大不同于机械论力学给定的认知与行动方案。与此同时,量子力学从科学到技术的演进,将带给人们远远不同于相对论力学的世界图景,因此必将塑造更新的世界图景,促成迥然有别的认知与行动方式。就前者来讲,相对论力学带给人们一个不同于牛顿力学揭示的由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构成的世界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相对时间与相对空间构成。但爱因斯坦自己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相对论力学的革命性意义,他“认为相对论是以前的物理学合乎逻辑和进化式的发展”[2]。但其大大促成人们在思考物理现象尤其是时空问题时的条件性,从而有力促成社会行动与社会/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可变性思维。就后者而论,量子世界的揭示更具有革命性意义。“无论对非科学家还是科学家来说,相对论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科学中革命的象征。而对于那些知情者来说,量子理论(尤其是它的改进形式量子力学)可能是一个更为伟大的革命。”[3]量子理论经历了三波理论发展(前期量子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4],已经进入技术应用领域,量子计算、量子通讯、量子精密测量等等革命性技术由此浮现,这都与量子的波粒二象性、量子隧穿、量子纠缠等经典世界不可理解的物理特性联系在一起[5]。甚至有科学家令人惊奇地声称,人的灵魂出窍与灵魂不死,可以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得到证实[6]。量子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的交互性革命的到来,正在掀动一场前所未有、撼人心魄的全局性科技革命。

   即将到来的全局性科技革命,起码会从四个方面完全重塑人们的理念、认知与行动。其一,它将 彻底改变人们对物理现象的确定性认知,确立起对物理现象认知的不确定性特质。此如前述,不再赘言。其二,它将彻底改变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者,人自身生命的生死界限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这是由遗传工程尤其是基因剪接引导的突破。如果医学临床上的器官移植上达人脑,则是另一 种跨越生命天堑的事情。在现存的生死代际预设基础上设定的各种认知与行为规则,可能需要全方 位刷新。二者,人机关系可能将从界限分明走向人机合一。全脑仿真的人工智能是否会与人类大脑 直接竞争,已经是一个引起尖锐争论的话题。而人机合一实体与人机合一为行为主体的出现,将会根本改变对人的定义。三者,在星际探索突破的前夕,长期以地球为空间范围或依托实体的人类,准备 如何与外星人打交道,已经不是一个科幻话题。根据有待确证的报道,地球上实际上已经生存了近60 种外星人[7],那么,地球人与星外来客之间如何订立新社会契约,似乎不再是一个天方夜谭的古怪问题。其三,它将完全重塑人类活动的关联结构。自现代创制以降,人类与周遭环境的关系愈来愈成为一种人控制性利用资源的关系。尽管在技术革命之前,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已经受到严厉批判; 但在技术革命到来之际,人与环境的互嵌性,人在自己制造的崭新环境中如何求存,已经是一个现实 驱动人们去面对的新问题。人把技术产品作为严格工具使用的既定关联方式,需要做出根本调整。机器人权利的提出与约定,正是人与环境关系改变的一个写照。其四,它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治理自己事务的方式。这种改变,不仅体现为社会自治方式的变化,更体现为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改变。社会的改变,首先是社会成员资格问题的改变导致的,其次是社会契约必须重新订定。国家治理的改变,首先是因为国家不再能够将治理模式建立在确定性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因为国家治理确定的稳定、繁荣长期目标更加复杂化,以至于国家治理不得不重新全盘厘定它的价值目标、制度机制和实际 举措。

  

   二、国家治理: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现代国家及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或机械物理学的知识基础上的。这当然是一种仅仅针对现代国家治理所依托的核心知识的说法。现代科学技术的构成非常复杂。在基本科学原理方面,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农学,都对现代人类的认知与行动发 挥着各自不同的影响。在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因应于基础科学的门类,形成了应用数学、物理工程、化学工程、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等等,其对改变物质形态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发挥了重大作用。科 学技术的非人性化、机械化(以及延伸形态的自动化、人工智能化等等)特点,正与牛顿力学引导出的 世界特征相吻合。

   不管人们对科学技术带给现代社会的影响做何评价,在事实认知上,人们都得承认:一方面,起自牛顿的科学技术发展至今,尽管在深入性、系统性、精致性有了远超经典科学的飞跃性进步,但它在总体上延续了牛顿力学的认知理念与应用精神;另一方面,人类确实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谋划现代社会行动模式的,以此凸显一种标准化、有效性和终局性为特征的行为模式。

   如果说牛顿力学奠定了经典科学的地位,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尚待技术领域的充分应用,那么崛起中的量子力学将带给人类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对人类管理社会事务、对国家展开治理 过程的相应影响,也就可以概括为一个阶段性很强的演进过程:经典力学至今仍然是影响人类自我认知、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最强有力的科学形式;相对论力学的影响有待概括;而量子力学的普遍应用, 必将带来人类认知与行动模式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以叩其两端的方式看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将 目光聚焦于经典力学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以突显其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其 次我们将聚焦于在当代技术革命情况下国家治理模式受到的挑战,以及应对这类挑战可能要对国家 治理做出的重大改变。

自然科学与现代技术的经典模式,携手塑造了国家治理的理念与行动方案。这可以从社会认知与社会管控两个角度加以认识。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人类自我认知主要依据人文理念、历史经验和生活环境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人类自我认知则主要依托于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的兴起,验证了这一点。如果说传统的社会运作与国家管控主要依托于神明指引、领袖意志的话,那么现代的社会运作与国家治理就主要依赖科学认知和技术设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社会管理、国家治理或公共管理的兴起,证实了这一点。

   现代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科学的仿制品。“社会科学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理想,而且即使这种理想如所描述的那样未能实现,它也保持了一定的规范力。例如,‘科学的方法’尤其为那些追求‘真正的’科学的控制力和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家所青睐。”[1]社会科学是现代人类自我认知的基本方式,仿照自然科学客观、准确、精细地认识自然现象,社会科学家勉力尝试以同样的方式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设计与管理好社会与国家。

   历史地看,17 世纪是经典科学兴起和兴盛的时期,而同一时期,人们开始以科学方式观察政治生活,尤其是英国的霍布斯创制了现代政治科学,威廉配第则以“政治算术”名义探究了经济问题。这种观察和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新传统,一直延续到19 世纪,最终成为包含不同学科在内、蔚为大观的社会科学。而且社会科学的研究明确疏离了人文历史的老传统,接受并内化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社会科学自己的研究范式。“19 世纪初,随着学者的专业化,以及学科的专门化,除经济学以外, 其他社会科学分支都倾向于摒弃18 世纪先驱的思想,再对科学进行重建。例如,现代心理学沿着威廉·冯特开创的方向,以实验生理学技术为基础进行重塑。现代人类学,可能是建立在18 世纪的哲学历史学基础之上的,后来则变成了人体测量学及种族研究。即使是在奥古斯特·孔德及其追随者引导下的社会学,也不再关注历史的发展情况,到19 世纪后期,进化论思想家们又通过对当代发展的关注重建了社会学。”[1]由此可见,社会科学之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之深之巨。社会科学对客观性、对因果关系、对行为的跟踪研究、对合理性的重视、对复杂现象的还原,都表现出它力图以自然科学为指引以便严格建立关于社会的知识的努力[2]。

   社会与国家治理,或曰公共管理,正是建立在社会科学认识基础上的行为模式谋划。国家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公共管理是以公共目标引导的公众事务管理活动。其中,公共属性受到它的政 治特质制约,而管理则受到经典科学的指引。从公共管理的直接渊源上讲,其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这类自然科学或行为科学的学理支持。从其管理的演进性上讲,从奠基性的科学管理模式, 到相对独立的行政管理模式,再到近期流行的公共管理模式,都充满了科学热情和技术冲动。在这种思维定式中,甚至国家治理的公共管理思考,大都有降低、忽视乃至于无视其公共属性的倾向。正如汤普金斯指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在20 世纪初期,当时像弗雷德里克·泰勒这样的工程师力图把工作表现的每一方面和工业生产置于合理而有效率的基础上,这种理论认为,组织绩效可以通过系统化的工作程序、标准化的任务以及通过提供经济刺激产生良好绩效而得到强化。效率和生产率是最主要的价值观”[3]。当国家治理进入行政管理阶段的时候,管理期待与管理目标在具体性上有所改变,但在结构特征上并无根本变化。“行政管理理论是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一些美国及美国以外的理论家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希望区分出在构建和管理复杂的组织时须遵守的基本的,甚至也许是普遍的原则。这种理论认为,组织绩效可以通过构建一种行政组织得到强化,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从上到下清晰的权力路径,各部门间明确的劳动分工,把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权力分配给行政管理者。结构和行政的合理性是主要的价值观。”[4]科学管理的对象与行政管理的对象,不单是国家,也包括工商组织;但其管理原则之基于科学,则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对象确定、主体明确、界定清晰、组织合理、追求绩效。这都是基于确定性的管理行为。

   公共管理也寻求这样的科学合理性。公共管理的组织结构不仅包括公共组织(如国家),也包括私营组织(如工商机构),但前者是公共管理主要针对的对象。公共管理的目标本来是双重的:公正与效率。但不能不承认,基于实证的效率取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导向。一方面,看重效率的管理学家毫不掩饰地嘲笑那些强调行政管理中的政治属性如民主性的学者,认为他们不过是在采用 “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式的方式来思考和写作”,这种努力除了张扬其“最深的价值观念和先入之见”之外,那种“不严谨的标准”不会在逻辑学的基本课程中“得到及格以上的分数”[1]。另一方面,他们强调行政行为必须坚定不移地确立效率导向,这让公正与效率之争的天平明显向后者倾斜。这种效 率原则是从工商组织转换到公共组织上面的。“对效率原则的理解,从它在工商组织中的应用方面来 看,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这一应用主要是在利润目标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工商组织中,效率准则表示从个人的所有可以利用的备选方案中,选取一个能给组织带来最大净收益(金钱收益)的备选方案。这种‘财务决算表’式的效率包括两种情形:一方面,如果把成本(费用)视为固定的,则谋求最大收入; 另一方面,如果把收入视为固定的,则谋求最低成本。当然,在实践中,谋求最大收入和最低成本,必 须被认为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谋求最大值的真正的东西,乃是上述两者(收入和成本)的差额。”[2]将这样的效率管控移植到公共领领域,就可以推导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绩效的管理原则。所谓以企业家精神改革公营部门,所遵循的改造原则,就正是如此,而改革的目的正是打造“企业化政府”[3]。在这种理念中,公正不说是被遗忘了,但起码在排序上不占优先位置,而效率则当仁不让地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这是人类管理活动现代突破的标志:因为在科技时代以前,人类不能有效保证活动的绩效;在科技时代,人类活动效率愈来愈有保证,以至于对人类发挥了极大的解放作用。但这 种对人类的管理活动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工商管理与公共管理两者寻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最大精神动力,正是经典科学促成的理性。

   管理活动中的“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4]  。在这里,无论是对于后果的重视,还是对备选行动方案的选择,抑或是对满意结果的追求,都充满了经典科学对因果关系的确定性建构理念。因此,面对组织中的个人与组织本身在意图与目标上的差异 性,对理性的构成做出复杂一些的理解就成为必须。“于是,一项决策如果真能在指定情况下使一定的价值最大化,则可称之为‘客观’理性的。一项决策所达到的价值最大化,如果相对于决策者的主观知识而言的,那它就是‘主观’理性的。手段对目的适应如果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就称为‘自觉’理性的。这个过程如果是(由人或组织)有意进行的,则称为‘有意’理性的。如果一项决策是指向组织目标的, 我们就说它是有‘组织’的理性;如果它侧重于个人目标,我们就说它是‘个人’理性。”[5]语境尽管各不相同,但经典科学确定对象、确有所指的“理性”,则是其最大公约数。这可以说是经典科技时代以来 的管理活动最令人瞩目的特质。

   但在当代技术大变局到来之际,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并预知,过去那种基于确定性的理性管理活动难以为继了。量子力学的技术化,可能全盘颠覆经典科技带给我们的关乎种种事务的确定性。如前所述,这种正在迅速生成的全方位不确定性,体现在管理活动中,投射于它的各个组成要素、活动过程与活动预期上面,最终形成的局面是自然有一系列中介性的科学观念和管理理念作为桥梁:在科学上,量子力学揭示的测不准原理已经为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理解物质世界提供了启示——精确确定一个原子周围的电子的位置与动量是有限制的,它受到测量对测量物的干扰;而量子世界不是具体的,基于概率的精确测定会受到更根本的限制。这就让经典力学的观念受到巨大挑战,并对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理念产生彻底冲击。“现代物理学完成了两次观念上的变革:相对论批判了绝对时

   间和欧几里得空间,量子论批判了经典因果律。”[1]这一原理不会导致不可知论,但确实让人们意识到科学的经验客观化的可能程度是受到限制的。如今量子力学的技术应用正迅猛发展,加之其他各种突破性技术的进步,大致基于确定性的现代理念受到更大冲击。与此同时,不确定性被人们更加自觉和广泛地接受下来,并可望成为在社会政治事务中展开相关管理活动的基本理念。这种转变,在前述的四大改变中已经提及。而其中攸关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理念的是,这种治理模式不能再沿循简单的经典力学塑就的确定性理念,对建立在经典科学基础上的人、社会与国家,标准化、效率型、终局性的管理/治理模式必须做出结构性改变。

   从国家治理确定性转向国家治理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国家治理挑战。这种严峻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一者,在现状尚能维持的情况下,国家治理从动机到效果的直线型思维模式必须改变,而国家治理举措上的成本效益预期必须更加精细、复杂。二者,国家治理的对象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人、物、环境、治理与绩效的互动结果。除了要考虑这些要素的动态性、测不准,还要考虑物质的新形态、关联性,此外还需要对社会政治事务的治理主体有新思维。针对国家治理来讲,国家主体是否能够维持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建制,也是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三者,即便国家主体还能够维持它的结构与功能,国家治理的方式、手段、举措与目的也可能需要彻底重构。这种重构,不是在超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的,而是在国家与后国家之间展开的。以及,即便展开国家治理,传统治理中那种由国家治理或交付人民自主治理的决断,可能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决断。四者,国家治理必须要考虑此前未曾考虑的治理对象、事务如何纳入治理范围的问题。如打破生死界限与代际问题的永生之人成为国家治理对象,打破人机界限的崭新合体进入治理过程,人工智能发展到控制人自身的情况如何规范,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国家治理长期仰仗的确定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不确定性正迅速成为国家治理不得不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量的问题。

  

   三、国家善治之道

   在当代技术革命结构性突破的前夜,国家治理在总体上依然采取的是“萧规曹随”的既定方略。这是在经典科学的确定性理念基础上,对效率的顽强追求所产生的巨大治理效应所注定的情势。试 想,可以将国家治理诸要素明确敲定下来,并对其可能的变化借助科学工具而了然于心,在此基础上 采取足以让治理者充满信心的措施,并获得令人满意的治理绩效,这种国家治理模式怎么会产生结构性改革的需求与行动呢?

   从总体上讲,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善政良治。这种治理目标,在综合传统政治与现代管理的基础上,体现为优良政体(good government)与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合一。就西方国家而言,尽管政体的形式各异,但在比较确定的意义上,现代优良政体应该是民主的政体。民主政体之所以成为优良政体,一是因为它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国家主权归属问题,人民主权以及内在包含在其中的人民同意,将古代社会那种政治体的意志受个人专断控制,并且以其独裁作风随意处置国家事务的君主专制政治彻底终结了。二是它比较稳妥地解决了国家权力的运用问题,以一定的机制杜绝了权力滥用,并保证民众权利不受侵害。在此基础上,民主的“多数决”原则保证了议而不决的现象甚少出现;同时又以保障少数权利而解决了多数暴政问题。三是它比较合理地解决了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的顺畅贯通问题。这是一个从政治权力落实为行政执行的问题。由于对权力责任的清晰规定,立法正义、行政绩效与司法公正相携出场。并且由此让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益得到保障,让权力不能僭越为国家权力受益者。虽然民主有这样那样的含糊不清、大小缺陷,但作为善政目标,在当代世界被广泛认可。

善治是一个相对于良政更容易获得认同的国家治理目标。这是因为,它更受技术性取向的引导, 更能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政体、不同治理模式情况下治理者提高绩效的期待,也更能让人们遗忘善政 追求中的价值分歧、政治分裂、政策歧见、认同分化和结果利弊。因此,善治、不善治是一个可以在政 体考量之外用确定下来的指标体系衡量的事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逻辑上讲,善政是善治的政治前提条件,善治是善政运行复加治理技术运用得当的必然结果。但实际的善治评价却往往脱离善政的条件,变成可以国 际化的一套治理评价体系。这是“科学”评价是否善治的一个进路。只要比较一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指标、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治理倡议,人们就会发现,除开一些专注于民主治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外,不计政体因素的这类治理指标体系大同小异。在这些治理指标体系中, 即便涉及政治因素,也限于可用数据呈现和评价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性别与贫富导致的参与差异,代 表及其认同,责任的实际落实,政策回应的及时有效等等方面[1]。

   经济治理的指标得到高度重视,并且成为治理绩效的一个最重要的显示器。在福山看来,如今美国在治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庇护制让决策显得迟缓不说,还妨碍政府决策的及时有效与公平公正。反倒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决策的及时性、发展的收效性、国家的利益保障方面,更值得人们重视[2]。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绩效评估,在全球流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指标上可以得到更为鲜明的印象。善治似乎首先是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可以体现出来的一种治理情形。“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力量的一个数字。统计学上从没有哪一个数字带来过如此的震撼。表面上看,GDP 仅仅度量一个国民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总量。但如果将GDP 变化情况的增长率放在一起考量,其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就远远超出统计学范畴。GDP 是反映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核心指标。GDP 正增长不仅仅是每个政府都公开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出路。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很大程度上都受GDP 的影响。”[3]何以在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时 GDP 数据具有如此重的分量?简而言之,那就是因为GDP 是硬数据,是呈现经济现状的确定性状态的指标,它可以让人确信无疑地了解经济增长状况。

   究竟怎样的国家治理状态才可以称之为善政良治,是有广泛争议的。争议本身明显动摇了人们 对善政良治的单纯信念。这些争议,首先围绕着善政标准展开。人们质疑,难道只有西方版本的立宪民主政制才是善政的唯一政体安排吗?难道只有分权制衡体制才足以惩治腐败、保证公权公用吗? 难道只有国家与社会分流而为才能保证权力受限和权利可保吗?这类争论不绝于耳,恐怕永远也不 会得到一个全球认同的结论。但这些争论似乎在确凿无疑的GDP 指标面前败下阵来,因为GDP 的增长尤其是持续的增长,似乎呈现出一个不符合善政的规范想象但却实现了善治的结果。这一结果足 以颠覆人们对善政的坚定信念。科学,毕竟以其终局性的特点让人信服。因此,在人们处理相对于善政而言处在其次位置上的善治及其评价问题时,确定性的数据成为最硬的指标。经典科学之对国家 治理及其评价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善治是否能够脱离善政,就此成为国家治理中需要回答的紧迫的现实问题。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但这样的否定,不是一个在既定的善政模式上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因为善政与善治 如今同时处在结构性再造的边缘,回不回应,以及如何有效回应或拒斥关于善政与善治的传统争论, 依然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的问题。但回应技术大变局带来的国家治理挑战,可能已经成为与前述问 题同等重要的议题。

   在技术大变局的前夜,技术带来的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其提供的经济发展手段与社会控制方式,已经显著改变了人们曾经认定的经济社会理念与行动模式。这种改变,对社会公众来讲,可能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变化问题——技术带给人们更为新奇的体验,带给人们更多的便利,带给人们更多的欲望以及满足欲望的手段。技术不经意之间会发挥引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巨大力量。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磨合中,可能会降低收益,也自然会降低风险。但对于国家治理来讲,机遇与风险是同时出场的。一方面,不分政体,任何国家可能都能意识到技术大变局/大革命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在运用种种新技术手段的时候,要想真正曲突徙薪而避免风险,实现国家善治的话,又需要克制技术依赖和技术崇拜,对在国家治理中引入新技术抱一种审慎的态度。一个国家,认识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很难。

   原因在于,技术革命所凸显和潜含的极大效益,很可能带来国家治理的两种倾向:一是不放弃经典科学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基本手段。有些国家会追问政体问题,有些国家可能不会追问政体问题。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在意和追求以GDP 显示的善治目标。一旦这样的追求与种种新技术手段无缝对接,那么可以预想到的是,只要有助于提高GDP 以显示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便会争先恐后地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利用。二是他们会将新技术仅仅用于改善自己治理结果、提高治理绩效的目的。为此,他们会放弃(至少会规避)对这些技术手段引入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管制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这样不仅会鼓励科学技术狂人的肆意妄为,也会激发不同官僚层级的人们奋勇争先地使用新技术来谋求升迁资本。

   这无疑将现代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结构机制固化下来了。本来,经典科学与技术已经造就了一个风险社会机制,让工业社会最终落在了一个风险社会的平台上——风险社会使法律与科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式崩溃,“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人类对科技的掌控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受社会环境、政治体制、行政机制、社会预期、文化传统、科技水平等等因素的制约,风险的社会放大一直是一个尖锐的风险治理难题[2]。因此,风险社会让人们对自然与健康问题之外的骤然降临的意外心怀惊惧——“市场崩溃、资本贬值、对工业决策的官僚化审查、新市场的开辟、巨额浪费、法律程序和威信的丧失。随着烟雾警报、毒物泄露等或多或少地增加,在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是一种灾难的政治可能性。避免和管理这些风险可能包括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3]。如果说这还是经典科学与技术时代及其深化发展的风险态势的话,那么,如今尚难以准确把握的种种新技术,只会让风险更加高企、更加难以驾驭、更加危险重重。因为一个似乎是全新的技术时代正在降临,而其总体的风险尚未展露全貌,仅仅是处在局部显现的可控状态。但这已经让人心生警惕、满腹狐疑。如果这些风险被国家治理者忽略不计,而将相关技术全力地投入运用,那么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强化与风险降临的危险度陡升,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在技术革命前夜,业已浮现的新异技术,已经被人铤而走险地引入了国家治理领域: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尤其是人脸识别已经在公共场合广泛安装。大数据也成为强控型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人脸识别准确度存在技术风险,存在明显的误识误判;大数据使数据收集者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过存在数据安全性的极大风险,公民隐私权几乎不保[1]。如果说这类风险还是在技术可控且在可以预知的范围内的话,那么即将出现突破的一些新技术,可能就会让国家治理遭遇不可预知的重大风险。之所以会如此,一是因为国家对新技术的经济效益太过热衷,二是由于国家对新技术的社会政治控制功能有很高的期盼,三是缘于社会公众对欲望满足和秩序维持的高涨热情。试想,如果量子力学真正揭示出一个人不存在生死界限的新世界,揭橥了物质世界高度能量的获取与效用,那对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控会产生多么根本性的挑战。一旦掌握国家治理权力的人群缺乏审慎态度、甚少制度限制、决策过于勇敢、措施缺少保障,国家治理不仅很难实现善治目标,恐怕还会遭遇空前的混乱,陷入极大的危险境地。

   技术革命给国家治理提供新的手段、新的预期、新的愿景、新的局面,但技术革命也会对国家治理提出严峻的挑战、颠覆性的问题、棘手的议程、进退维谷的尴尬。简而言之,技术可以助人,也可以毁人;技术可以促成国家治理的喜人局面,也可以造成悲剧性后果;技术可以帮助人们获得自己所急于得到的东西,也可以毁掉人们心中珍视的东西;技术可以用于维持国家权力心心念念试图维持的秩序,也可以将人们强控起来,让社会陷入死寂的状态。技术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在技术处在社会应用的时长与空间可控的情况下,偶发性的失控,已经导致了国家治理的紊乱,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如果当下的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导入一个缺乏准备的变动不居状态,国家治理——如果说国家还能保有存在的理由、还能作为治理的最强有力主体的话——便有必要紧急应对,既避免陷入渴求新技术效益而不计后果地推进新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混乱,又避免在治理过程中因对技术自身的强控而丧失国家发展机遇且丢掉国家间竞争先机。

   由于技术的全局性突破还处在萌动阶段,技术革命真正坐实以后的国家治理状态,也就是一个无法做出全方位刻画,而只能在预期的条件下进行展望的状态。基于此,归纳、总结在现代科技兴起之前、当代技术革命之中,国家治理实现善治所必须信守的基本信条,并且凸显国家善治之道,就变得非常必要和极端重要了。

   面对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解套的方案,这一方案对在技术革命前夜筹划国家治理新局,具有启发意义。风险社会的解套及其对技术革命前夜的国家治理的启发,是两个需要分别讨论的问题。就风险社会的治理而言,首先需要对造成风险的两重重要原因进行分析。从科学的一端来看,需要以反思性现代化理念为引导,揭示科学(技术)自身的不安全性,从而将科学怀疑论指向科学自身。让急于寻求科学有效性的初级科学化,发展到慎思科学的反思性科学化。进而让科学知识成为一种非垄断性的知识。“现代性方案,即启蒙,尚未完成。它在对科技的工业理解中的实际上的僵化可以被理解的复活打破,并转化成为一种科学理性的动态理论,这种理论融入了历史经验,并以这种方式进一步以一种可以学习的途径来发展自身。”[2]这是对科学自身得以规范发展提出的一条约束性路径。

   从社会政治的一端来看,“风险取决于决策。它们以工业方式被生产,并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政治上的反思性”[3]。这就意味着,公私分化的政治形式需要重构,政治平衡性理念需要重思,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拓展,政治与非政治的关系需要再界定。从总体上讲,“政治决策过程都不能再被理解成几个智者或领导——他们的理智不受争议并且必须被执行,就算要压制那些从属机构、利益群体、公民群体的意愿和‘非理性反抗’——预先决定的某个模式的强制或执行。程序和决策过程的表述,以及这些决策的推行,必须被理解成一种集体行动的过程,而这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下也意味着集体学习和集体创造。然而,这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官方决策权威必然是分散的。政治行政体系再不能是政治实践的唯一和核心的场所。伴随着民主化,协议和参与的网络、协商、再解释和可能的反抗,就跨越权威化和权限的形式上的水平和垂直结构形成了”[1]。这是对风险社会政治态势变化的一种概观,在风险社会中,集权治理模式需要让位于民主治理模式。

贝克针对风险社会提出的两条治理思路,对技术革命大变局到来之际的国家治理谋划具有启迪意义:面对科学技术的全局性突破,充分意识到反思科技本身的重要性,推动国家治理对科技之作为人的发展手段的严格规范;同时,需要以各担其责的民主治理来解决技术革命带来的治理难题。在技术革命前夜,国家必须更加重视和全力尊重人,以应对国家治理的严峻局面,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因应全面的高风险,在技术革命前夜,需要对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具有预应力,从而以三个急遽扩展有效应变。一是权利的急遽扩展。因为权利的载体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机器权利、人机混合体权利、器官移植的权利、人的其他新型权利、突破生死界限的永生权利、打破经典科学确定性的物的权利,都需要在权利哲学的维度慎思明辨。二是民主的急遽扩展。民主治理意味着依宪治理、多元治理、程序治理、共同治理。因此,不仅需要急遽扩展治理主体队伍,而且需要主体间的高效协作;进而需要治理议程、资源聚集、治理过程、治理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都能够为参与治理的主体所认同。三是限权途径的急遽扩展。限权的目的不是让权力无所作为,而是让权力规范作为。权力的规范作为,不仅显现为权力必须为公众谋求福利、为公共目的服务、公权公用;而且必须克制权力的急功近利,并以此避免社会的急躁牟利,从而让社会寻求一个宁静有序的发展进路。如此,则可避免技术革命引发治理紊乱,并将技术飞跃发展纳入一个可治理的良性轨道。

  

   四、迈进第二轴心期

   如前所述,科学与技术联姻,已经造就了一个十分富足、高度发展的人类社会。经典科学实现了让经典意义上的人对实存之物的充分利用,以科学研究发现物质世界运动的基本情形,以技术改变物质存在形态以适合人类的需要。现代科学正在突破启蒙时代尘埃落定的“人”的定义,也正在突破实存之物的既定概念。因此,科学技术将给人类带来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与生活方式。

   截至今天,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可以溯源到公元前800—公元前200 年那一时段。这一时段被雅斯贝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准确地讲,应该是第一轴心时代。第一轴心时代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文明突破(civilization breakthrough)。这一文明突破,突出地体现为中国、印度和西方同时发现了人类生活的隐秘。“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 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 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意识再次意识到自身,思想成为他自身 的对象。人们试图通过交流思想、理智和感受而说服别人,与此同时就产生了精神冲突。人们尝试了各种最矛盾的可能性。讨论,派别的形成,以及精神王国分裂为仍互相保持关系的对立面,造就了濒 临精神混乱边缘的不宁与运动。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 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经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这一 过程的结果是,以前无意识接受的思想、习惯和环境,都遭到审查、探究和清理。一切皆被卷入漩涡。

   至于仍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性的传统实体,其表现形式被澄清了,因此发生了质变。”[1]雅斯贝斯对第一轴心时代根本特征的论述,让人知晓了这一时代的文明突破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第一轴心时代的核心价值,直到今天为止还支配性地作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基本价值,正是“大 写的人”的价值。在古代科学阶段,科学与人文的拮抗结果,是人文绝对主导了人类的精神生活。科 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文理念的一种投射。这正是经典科学兴起之际,牛顿辨认自己的科学方法与 古代科学(亚里士多德)方法之间差异的时候所重视的一点[2]。但经典科学兴起时,并没有从价值理念上颠覆轴心时代所确立的根本信念。相反,它倒是借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让古代人文理念(以及中世纪的价值信仰)为现代社会和经典科学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就此而言,确如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时代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仍为人类所享用:宗教的深刻价值信仰、哲学的总体(整体)理念、文化的总体反思行动、精神上的自觉意识、价值建构的普遍追求、对已知未知事务的探究冲动、不同主张之间的相互驳难,一直是“现代”发展的深厚观念动力与行为驱动力量。

   但援引雅斯贝斯的人们,常常在引用他的第一轴心时代的见解时,没有对他论述的第二轴心时代的看法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大多数引用者都没有提及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正在生成的第二轴 心时代。在技术革命正在引发大变局的今天,回顾雅斯贝斯的相关论述,可以说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雅斯贝斯明确指出,“我们时代全新全异的因素,就是现代欧洲的科学与技术,它不仅与亚洲的产物迥然不同,甚至与希腊的成果也不是一脉相承的。回顾起来,迄今为止的历史总图像展示了一种连续性,一种真正的统一性。其最后的辉煌描述包含于黑格尔的历史观中。现代技术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3]。需要注意的是,雅斯贝斯这里对现代社会正在创制的全新世界的判断,基本上还依赖于经典科学及其所表现的技术能量,也大致限于经典科学技术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记录。经典科学追求 的确凿可靠的普遍性、对不完美性的承诺、着迷于微观现象、刻画一个科学的宇宙、寻求具体认识的彻底性,都是不同于此前人类认知的新特征。现代科学确曾出现畸变,但对真实的追求可以保卫科学、深化科学。

   从现代技术来看,雅斯贝斯指出18 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乃是一场人类存在整体的革命。但技术推动人类走上大生产道路之后,技术的变质需要人类予以控制。技术减少了体力劳动,也相应增加了劳动;技术与机器的使用改变了劳动;技术推动了大规模的组织运作;技术引发了官僚制度成长……但是,技术是一种手段,需要指导;技术限于无生命的和普遍的东西;技术是对特定时刻的有限物质和动力的约束;技术必须接受人的约束;技术被其结局预先决定。简言之,技术不能超越于人的价值而进步和发挥作用。人类已经无法脱离技术的重大影响,回到诞生时期的状态。因此人类必须明白一点:“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4]一旦技术挣脱人类就会变成怪物手中的狂暴,而对技术的主宰端赖于人类驾驭它的综合能力。

   基于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估价,雅斯贝斯用犹疑性的口吻表达了对人类进入新轴心期的看法。“如果能出现新的轴心时期,它必定在将来,正象第一轴心期紧跟在一个漫长的间歇期之后,即普罗米修斯时代,这一时期奠定了发现的基础,最终使人类生活脱离了动物界。我们可能已面临新的轴心期,它一定会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定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着要去创造它。没有人知道它会带来什么。”[5]新轴心期,是相对于第一个轴心期而言的,因此当然可以称之为第二轴心期。第二轴心期因为是科学与技术革命带来的,因此相比于第一轴心期的人文觉醒而言,其特点将是科技主导;第二轴心期的可预知局面是统一的世界实体,这样的实体,其实在科技合作、市场拓展、跨国建制、全球组织等方面已经呈现出轮廓;相对于第一轴心期长达两千余年的充分发展而言,第二轴心期的未知性特点还非常突出。尽管雅斯贝斯对第二轴心期的到来所做出的宣告抱持慎重的态度,但在他身后科学技术的一日千里,已经给人类业已进入第二轴心期的断言以强有力的支持。

   第二轴心期的特征还不足以完整刻画或深度描述。但一些关键特征的凸显,已经让人们可以大致了解其构成特点: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大数据、航天工程、量子技术等等的疾速发展,第二轴心期已经凸显了它从前轴心期人与动物共存,转变为第一轴心期的从动物到人的飞跃,进而转进到自然限度明显的人腾跃为长生与永生的临界点。在第二轴心期,人类将不再是一个生物性与社会性限定的存在,可能会是生物性、社会性与跨界性的复杂存在。处在第二轴心期的人类,在政治社会的建构上,必须具有国家和超国家两种视野,以便为超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治理准备心理与物质条件。尽管第二轴心期的未知性早已不像雅斯贝斯断言的那样明确,相反其已知性得到了鲜明的展现,但技术的高风险,尤其是某些技术所带有的足以毁灭人类的风险,促使人们对第二轴心期抱有审慎甚至疑惧的态度。就此而言,因应于第二轴心期轮廓逐渐鲜明的展示出来,动用现有一切可用的手段控制技术风险,并保证新技术造福于人类,就成为人类引导第二轴心期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而这些可动员的控制技术的手段,无疑首推国家治理。

   何以国家治理成为引导第二轴心期发展最有力的手段呢?从目前情形来看,国家仍然是相对于其他所有社会政治组织而言最为发达、组织最为严密、发挥功能最为健全、控制社会效果最为令人满意的实体。个人的精神自觉与行动投入,自然是让科学和技术健康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科学狂人与技术天才可能随时挣脱政治、法律与伦理规范,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闯进某些人类尚无驾驭能力的技术禁区时,强化个人尤其是科学家与技术能手的责任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个人聚合性的力量才足以惊人,完全分散的力量就十分有限。各种社会组织,无论是科学研究组织、技术创新组织、工商企业组织、社会兴趣组织、公益活动组织等等,尽管聚集了不少物质与精神资源,但这些组织的利益分化与聚合形式,限制了它们的作用范围与作为效度。唯有国家,在技术革命的前夜,仍然是具有最严密组织形式的政治实体,维持着最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发挥着最令人瞩目的效能的建制。面对未知性仍然很强的科技革命,与其强大动能相抗衡的力量,只能是国家力量。而且,在一波全球化进程之后,当今国家进入了一个复兴阶段[1],恰好可以应对技术革命的管控需要。

   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就此构成相伴而在的关系。这不是说国家治理因此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应对技术革命。从两个端点向健康引导技术发展的中心目的看去,面对技术革命,国家治理必须做出结构性调整;而面对国家治理,技术既不能被压制,也不能被过度利用。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就二者各自发挥推进人类发展的动能来说,国家治理必须因应技术的长足发展或全局刷新,而对自身做出全局性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分权的政治体来讲,关键必须进一步坐实尊重人的价值、保护人的自由、捍卫人的创造力、提升人的发展境界的诸种治理目的。对于集权的政治体来讲,关键必须转变将技术作为控制人的手段,转进到技术为人所用、张扬人的价值的一端。因此,国家治理的单纯效率取向需要矫正;国家治理的自由、民主、法治与公正的机制必须确立。

   在对科技革命具体实施治理的行动中,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家权力治理自身的调校是最为重要的。这意味着对国家治理现状的重大改变:面对技术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步,技术创制者、公司机构、社会组织与公众做出相应的调适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国家权力,尤其是政府组织治理能够稳步跟进和适时发挥作用。面对第二轴心期的加速到来,对政府提出的治理要求,核心是强化政府的自信心和积极性。“首先,政府必须在监管领域进行创新,就像科技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一样。政府不必等每一个问题完全暴露,可以更快行动,并采取渐进的方式,先实施有限的初步监管措施,然后从中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1]这对政府来说,自然不是一劳永逸和一蹴而就的事情。但积极进行技术治理,远比袖手旁观或者为统治讹诈技术要好。在积极介入技术治理的进程中,政府的治理水准就会稳步提高。进而稳健地发挥技术治理的国家功能。其次,“更积极的监管方法要求政府官员对科技趋势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反过来也需要创造科技的人和必须对科技加以监管的人进行更多的对话”[2]。这正是重视政府积极作为、政府与社会紧密合作的公共管理的基本精神。这自然要求政府在尊重科技 人员及其从业机构的基础上,富有技巧地与相关各方实施合作共治。再次,需要明确高新技术的治理所具有的跨国复杂性。“信息技术以及创造信息技术的公司已经日益走向全球……它的影响力和地理覆盖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技术,并且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单一政府。……政府如何监管一项比自身规模更大的技术?……科技不可阻挡的发展进程正在迫使更多国际合作的出现。”[3]治理新技术,确实颇为有力地促进国家间治理的紧密合作。最后,国家或政府对高新技术的治理,不是单纯贯彻其政治意志或政策意愿,“许多问题需要妥协”[4]。对科技公司来讲,不能只是一味自信自己的创造力;对政府来讲,必须把握好过度监管与监管不及之间的分寸。相互间的妥协,或许是达成对高新技术最有效监管的管治方式。这些设想,还是基于技术革命前夜中信息技术疾速发展的特定视角做出的。试想,如果技术的全局性突破降临,国家治理需要多么广阔的视野、如何积极的作为、怎样有效的合作、怎么长远的前瞻,才足以保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根本性、全方位、持续化的变革。一场国家治理的大变局,循此展现在人们面前。

   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双重转型的巨大压力:一重转型是前现代/非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另一重是转型是现代向后现代或现代替代方案的转型。中国处在前现代/非现代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刻。这意味着基于经典科学的国家治理任务,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仍然是改进中国治理现状的首要任务。但这不应限制人们虑及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治理大变局的想象力。仅仅局限于国家治理的当下任务,确实会限制人们的相关想象。一是人们会对成熟现代想象不足,因此将国家治理的想象限于对中国怎么成功迈入现代门槛的设想。二是对现在的替代方案想象力贫乏,因 此长期徘徊在以中国方案替代西方方案的激亢情绪之中。三是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家治理大变局的想象基本匮缺,没有太大兴趣关注国家治理大变局的种种挑战及其应对方略。这对中国的远期发展, 自然是不利的。为了保证国家长期、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需要由近及远,在聚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议题的同时,认真关注技术革命降临之际、人类迈进第二轴心期的关键时刻,国家治理 何去何从的大问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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