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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京港两地书——我与金耀基先生的学缘与友缘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1993年元旦。因参加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学术年会,意外得此机缘。我们约好在文华酒店一楼咖啡厅见面,交谈近一个小时。当时他已经是多项荣誉在身的中文大学的副校长,但身上脸上无一处看得出与这些荣誉相关的东西。不过是一位健谈风趣、潇洒通达的名教授而已。随后是当年的11月17日至25日,马来亚大学召开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和金先生都应邀出席,有了更多的交谈机会。特别游览马六甲海峡,陡然产生的沧海桑田、天涯归客的历史幽思,使我们的精神潜界不期而然地重合在一起。吉隆坡会后,我应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邀请,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又有机会与金先生一起畅叙。说起来,颇有点像林黛玉讽刺宝姑娘所说的:和贾宝玉的见面过于频密,没有间错开,变成了见过了还不断见面。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1993年元旦。因参加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举行的学术年会,意外得此机缘。我们约好在文华酒店一楼咖啡厅见面,交谈近一个小时。当时他已经是多项荣誉在身的中文大学的副校长,但身上脸上无一处看得出与这些荣誉相关的东西。不过是一位健谈风趣、潇洒通达的名教授而已。随后是当年的11月17日至25日,马来亚大学召开国际汉学研讨会,我和金先生都应邀出席,有了更多的交谈机会。特别游览马六甲海峡,陡然产生的沧海桑田、天涯归客的历史幽思,使我们的精神潜界不期而然地重合在一起。吉隆坡会后,我应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邀请,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镛学术讲座,又有机会与金先生一起畅叙。说起来,颇有点像林黛玉讽刺宝姑娘所说的:和贾宝玉的见面过于频密,没有间错开,变成了见过了还不断见面。

   正是如此,仅过了一年多之后,也就是1995年的11月,我和内子应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请访台,交流匝月。回程过港,承陈方正先生安排,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学一周。除了一次学术演讲,大项目就是和金耀基先生的访谈对话。这是事先和金先生约定好了的。一共两次,一次在1995年12月3日的下午,一次在12月4日的下午,每次两个小时。另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长谈,刘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亦在座。中心题旨是围绕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很快就是元旦、圣诞和春节。二月过后,才开始整理写作与金先生的访谈对话。但访谈的现场速记稿,无论如何找不到了。几乎翻找有一个多礼拜,还是无影无踪。我书房堆垛之乱,在京城是有名的,有时越想保存好的东西,越不易找到。想起金先生几年来厚待我们夫妇的情谊,不仅焦急,而且感到些许惶恐。那时我不会使用录音机,是一边谈一边作简要记录,嗣后如同写文章一样写成文稿。我的速记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谈话时的思想、观点、逻辑,很少会有遗漏。速记稿没有了,几乎无从写起。内子拿来她的简单记录,由于方法与我不同,仍无法理出条贯的思路。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迫使自己重回对话的现场,边追忆边一点一点地写了起来。大约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总算写出了这篇访谈对话的文稿。框架还可以,主要是血肉不够丰满,精要思想多有遗落。

   金先生何等眼力,他一下就看出了全部问题所在。于是亲自动手,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补和修改。有了他的改稿,我重新成文就便利多了。最后,这篇访谈以《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金耀基教授访谈录》为总题目,内分十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一,欧洲是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二,文明秩序的“旧”与“新”;三,“软心肠”和“硬心肠”;四,新儒家问题;五,中国文化的耗散与重构;六,民族文化认同与知识分子;七,家庭伦理可否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资源;八,“家国”与“党国”;九,文化的重建与社会的重建;十,关于挑战-回应模式;十一,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舍弃农村;十二,“亚洲价值”和“中国式民主”;十三,题尾:香港回归暨前景展望。该访谈对话稿文长一万五千言,发表在《中国文化》1996年秋季号,读者反应热烈,京中学界师友也多有称道者。

   作为佐证,不妨讲一个与这篇访谈录有关的后续故事。十年后的2006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手边有没有合适的文章给他们发表。我说其实报纸应多刊载一些有思想的文章。他们说正是此意。我说有倒是有,但已经发表了。我是指2006年8月13日《文汇报》“学林”专刊,发表的我在纪念费孝通先生逝世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是《“文化自觉”和“美美与共”》。他们说,正因为看到了,才特地约稿。当说起什么样的文章才算作有思想,我提到了与金耀基先生的对话。不料他们看了此篇访谈文章之后,立即表示可以重新刊载。我说已过去十年,他们说完全适合当前。《21世纪经济报道》有一个专栏,叫《重塑新时期的基本价值》,于是便在2006年10月2日和10月9日,用两个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访谈文章。原来的题目是《为了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编辑马娟小姐,改作《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苍凉与自信”是她阅读文章时感觉并捕捉到的情感认知。显然比原来的题目好。因此当后来中华书局出版我的《学术访谈录》的时候,就是以《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作为全书的书名。

   至于为什么关注经济与社会的敏锐的报纸编者,会认为一篇旧文仍具有当今的价值,读者如果细详自然有分晓。我要说的是,这得归功于金耀基先生,是他的思想的浓度和活性,把旧雨变成了新知。如果不是金先生耗费心力对文稿加以修润,不可能有大家现在看到的那样的思想深度。

   金耀基先生本来一向以研究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现代化著称。他早期的《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等著作,所关涉的都是此一方面的内容。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四卷本著作精选,包括《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研究》,更成为研究者奉为典要的必读之书。金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本国文化土壤之上的多方探讨。他当然深知就中的纠葛与张力,但他不得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命定的,只能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出发,厘清自己在多元国际化社会环境中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潜能,为可预见的将来构建新的文明秩序。他引用墨西哥诗人帕兹(Octavio Paz)的说法,认为现代化既是“命定的”,又是“被诅咒的”。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具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试图抛开本国固有资源来实现现代化的诉求,是不可想象的。就文明类型而言,他说中国是“文明体国家”,有自己独立发生发展的文明建构的历史。他的这一思想,经常为我所引用。

  

   他的另一本广为学界人士推重的著作,是《大学之理念》。此书对现代大学的发展过分侧重知识传授,而忽略健全人格培养的“止于至善”的目标,作了深切的反思,最能见出他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前瞻性合一的教育情怀。这里,需要讲述一件与此直接相关的事情。2015年春节前夕,我们通电话,讲到近来我颇为关注当代文化的价值重构问题。嗣后他寄来一篇文章,即《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寄示此文的同时,附有一信,抄录如下。

   梦溪先生如见:

   岁末来电话,闻音而喜,虽不能畅谈,亦年尾快事也。

   兹奉上2009年之讲演《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文中所论与先生近年所关怀之文化问题颇有契合处,特请指教。今年中广东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我之选集,题曰《中国文明之现代转型》,届时当寄上请教。

   方正兄月前带来先生写庞朴先生一文,读后感慨无已。

   特此祝

   羊年吉祥

   金耀基 2015.2.18.除夕

   当我细读金先生的《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文章之后,感到深获我心,当即写信告知我的阅读心得。他得信后,又打电话与我继续交谈此一话题。金先生的文章虽然已先期披载于香港的学术刊物,考虑到其对百年以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检讨与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建构的点睛和切中,经征得金先生同意,我还是决定在2015年的春季号《中国文化》杂志,重新予以刊布。我的信的原件,金先生在他的《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一书中作了收录,不妨也抄录出来,供读者参酌。

   耀基先生道鉴:

   乙未除夕之手示并大著《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拜悉。三复其义,获益良多。我近年之所思,在返归六经,重构中国文化之价值系统,从而厘清国学的概念,使之与文史哲之现代分科不相冲突。中国人做人暨立国之基本依据实在六经,此上世纪熊逸翁、马一浮诸贤所论定,可谓典要至理。此理经数年前惠示齿及拙《论国学》欲在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一语,益感豁然。今次之大著则从中西大学之道转换之背景,梳理其“道”变之过程,理据物则无可迈越,行文逻辑亦严密流贯,叹服叹服!且此义之大,在今日之中国,尤显急迫,与唐、牟之时代又自不同。盖内地经不间断的反传统,加之文革之祸,近二十年的物欲横流,不止道亦无道,人亦不知何为其人了。“从经学到科学”之立说,我想是基于历史事实之叙述,自为的论。揆之内地,尚衍生出一科学变形之史实,即以一统之学说为唯一之科学,以至科学泛化,终致取消了科学本身。今日之价值由流失到混乱,此亦一重要原因。所引西方哲人鲁易士、普南之论,亦甚具启发。而归之为“求真”之外,须补之以善、美,诚然诚然。求真带来了科学爆炸,也带来了欲望的无所节制,及自然环境的破坏。此事久难全也。王国维上世纪初曾有哲学之“可信与可爱”的矛盾,金岳霖也有过中国哲学未来方向的游移:回到中国的古圣或亚理斯多德,还是数理逻辑分析哲学?他说他很困惑。则耀基先生此文,不仅可解梦溪之惑,王、金大师之惑并为之解矣。文集乞得便寄下,先此为谢。不备,即祈

   春安撰吉。

   梦溪拜上 三月十四日

   本人正在关注并深研的问题,得到向所服膺的耀基先生的理据支持,内心的充实和欢悦可想而知。当时的激动之情和所激发的学理兴趣,不可遏止地在信中流溢出来。不仅此也,在刊发金先生《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这篇大著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引申论述的编后记,后来曾作为单篇文章发表在报刊。

   这件事,其实还和我们之间的另一故事有关。2008年年初,我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和《论国学》两书寄请金先生指正。他于3月8日写来一封四页纸的信函,这是金先生写给我的最长的一封信。开头一段写道:“周末返中大研究室,欣见大著《论国学》《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两册,甚感。大著所论问题,所写人物皆我深感兴趣者。三日来,拜读十之七八,诚通古知今,博洽周证,厚积薄发之作,识见与气局,非时流可及。写王国维、陈寅恪,笔意高卓,最获我心。写马一浮,故事说的好,寓意深沉,但我总觉他是有宋以来讲德性之知的通儒,殿后意义大过启后,较之王、陈承先而又开启学术新运者颇有不同。”除却谬许之言,让我感动的是,金先生以繁忙之身,竟用了三天的时间,几乎将两本书读竟。而评王、陈、马,称马作为宋以来倡德性之知的通儒,其“殿后意义大过启后,较之王、陈承先而又开启学术新运者颇有不同”,此一断判,只有慧高识卓的通儒方讲得出。

  

   信中涉及国学的部分尤具启发意义。拙《论国学》梳理国学概念的缘起和流变至详,列举了胡适、钱穆、马一浮等各家的论述,认为国学作为一门学问只是一现代学术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的概念。古代也有“国学”的名称,但都是指国家所立学校的意思。金先生认同我的说法,故回应说:“国学二字,即中国之学,确是依‘他’而起,无西方之参照,即无国学之可说。”又站在他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立场,写道:“中国与中国文化之涵义,是有永续性而又有变动性者,此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可久可大也。鄙人讲中国现代化已四十年于兹,从学术文化观点说,亦只是这个意思,即现代化后之中国文化,其内涵必不可不有西学之元素,此应是中国文化之内涵的第二次扩大化也。”金先生此义极为重要,即和老辈如梁任公一样,绝不把中国的学问与外国的学问对立起来。他因此将中国文化中的西学元素,视为中国文化的扩大化。佛教传入,他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扩大化,而晚清的西学进入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扩大化。大哉,斯论!吾往矣,吾往矣。

而在此信的结尾一段,金先生又提出:“尊文《论国学》中‘一点设想’,建议在小学设国学一科,内容以六艺为主。读来叫我又惊恐,又欢喜,此是文化教育绝大事情,此涉及为‘价值教育’(或‘伦理教育’)在今日(中、西均然)垄断的‘知性学’外寻求一位置,也是在今日学校(特别是大学)的课程中寻求一位置。我最欣赏尊文所说‘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面,都有我们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之奠基,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一段话。鄙意与尊见略有不同者,以为学校应不限于小学,中学、大学或更紧要。”已往我所申论的方向,应与金先生无不同,但未能像金先生这样,从百年教育的大格局的角度,提升到在为现代知识教育所垄断之背景下,为价值教育谋求合法的位置。得金先生此教,我之后写的众多有关当代文化的建设与价值重构的论著,都把金先生斯论作为重要理据。而涉及国学课的设置,也力主不止小学,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并在其中。然则耀基先生于我是在在可考的亦友亦师,其谁曰不然。

  

   我和金先生的通信很多,常常寄一本新出的《中国文化》,他也会来信致谢。如果寄书,他更是读之评之,并就书中的议题与我讨论。2012年我寄拙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给他,不久就接到来示。原信不长,兹抄录出来与读者一起分享。

   梦溪先生:

   自退休以来,看书以兴趣为主,每得一书,鲜少读毕,读大著则兴趣满满,读竟为快。尊著《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无疑是袁宏道、章学诚后论狂之又一篇大文字,若言析理之精,判事之平允,实有超越前贤者。读完大文,固然余味无穷,惟亦有言犹未尽之憾。论“狂之两忌”,虽非大著题旨所在,却是写“狂的思想小史”不可或无的重笔,而愚以为此篇太过精简,实还有太多可说之处也。再者既为写史,最贵者在乎史识,愚对大文中“治史者如果以为士风可以决定王朝体系的兴亡,则与将江山的兴废归罪于美色惑主的道学者言一样荒唐无稽”一段话,最是认同赞赏。

   谢谢赠书  匆颂

   研安

   金耀基

   2012.7.25

   这已经是在金先生退休之后,他很少有兴趣再去读完友朋的赠书,可是对我的著作却另眼相看,硬是读完了全书,并对最后一章“狂之两忌”写得过简,感到遗憾。但对拙著论魏晋士风一段所说的:“治史者如果以为士风可以决定王朝体系的兴亡,则与将江山的兴废归罪于美色惑主的道学者言一样荒唐无稽”,表示认同和赞赏,认为是史识之所在。

   金先生的著作,除了早期的几种,都承他有赠书。特地安置在一个意大利书橱中。他送我的随笔集《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也为我所乐赏。社会学家的美文,离不开理趣,即使写人文胜迹和自然景观,也是“有我之境”。这就如同他的人格与思想,总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他风度潇洒,谈吐优雅。我们每次见面快谈,都能生出审美的欢悦。后来已经记不清楚到底见过多少次面。总之只要到香港,我们就会见面,见面就快意地大谈特谈。如果与内子一起,他不会忘记请我们吃buffet,他知道祖芬是自助西餐的爱好者。

   我们谈什么呢?学术动态固然不无涉及,但主要是纵论天下大事。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欧洲难民,中东格局,气候变暖,台湾选举,香港走向,以及各国领袖人物的资质,都在我们的一谈为快中。所以然者,是彼此发现我们是可以快谈的谈伴。如果遇到世界上发生了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我们又不在一地,只好电话交谈了。这种情况,往往是我打电话给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如果碰巧都到了某一城市,我们也不会放过见面的机会。2002年5月23日,我在南京参加我的一名博士生答辩,住在西康宾馆,恰值耀基先生莅东南大学演讲,当晚10时通电话,他还是来我的住地畅谈一番。还有一次,是香港对话之后的1995年12月底,我致信请他担任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学术评议委员,及《中国文化》学术顾问,他回了一封短简:

   梦溪先生有道: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手教谨悉,谢谢。承邀为贵所学术评议委员,及《世界汉学》与《中国文化》学术编委,不止“敢不从命”,而且欣然同意。

   年前先生与祖芬女士来港短聚,快何如之。长谈有乐趣,只是苦了记录人。罪过罪过。照片二桢收悉,再谢,匆颂

   春节吉祥

   耀基敬上 一九九五 元月四日

   元祯同候

   此可见金先生对笔者的信任,以及我们的第一次长谈,已有乐趣存焉。我们前此一年在马六甲海峡的特殊感触,他也念念于心。当时曾寄照片给我,附函写的是:“马六甲古堡‘读壁’一张,甚有味道,‘远眺’一张不见海峡,而海峡如湧眼前。”又云“来春如到港,当谋良叙也”。马六甲海峡的经历,于我可谓出人意外。站在山丘之上的纪念碑前,回头望海,竟莫名所以地掉下泪来。此犹我第一次去海南的三亚,朋友开车刚转过山坡,天涯海角在望的一刹那,我也有泪涌出。后来想,可能是历史的沧桑感和即将去国离乡的忧思所致吧。

   近七八年,我因患有腰疾,行走不便,外出时间减少,香港很少再去。但2013年8月25日至28日,在香港召开的中华国学论坛,由于友情难却,我去参加了,与内子同行,受到主办方的热情接待。离港前一天的晚上,打电话向金先生致以问候,告以会议议程紧凑未克前去探望,不料金先生说他现在就过来。虽然我们住的沙田凯悦酒店,离中大不算太远,但已是晚上十点,金先生前来让我和内子深感不安。他带来一幅装裱好的书法送我,展开观赏,是东坡的七律:“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字体娟秀,古典今情,至今铭感。2014年和2015年,我们又多次通过电话。一次他谈起许倬云先生的近况,动大手术后,仍有口述新著问世,不禁让人叹美。他收到我的三联版《陈寅恪的学说》后,也曾打来电话,称有“独特深度”云。有时电话是内子接的,喊我来听,笑称是金先生的热线。

   我们的热线,2018年以后,中断了一段时间。内子染恙,我们在台湾治疗前后有半年多。中间也回来,但很快又再去。不料一次竟有了新巧遇。2018年12月22日,金先生的“书法及文献收藏展”在荣宝斋举行,我们刚好在北京,即使带病之身,也一定前往。不仅见到了金先生,也和金夫人陶元祯见了面。他们觉得祖芬的状况还好。

   展览的规模很大,嘉宾众多。分“文心墨韵”“学术语丝”“人间有知音”三部分。开幕式金先生致辞,几次提到本人。会上送给嘉宾的两本书:一是《金耀基书法作品集》,一是《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知音》收有我两封信的原件,并以很大篇幅的文字,记述我们之间多年来的学缘和友谊。金先生是这样写的:

   我曾将《再思大学之道》书中之《从大学之道说中国哲学之方向》一文寄给刘梦溪先生,供他主编的《中国文化》选用,这里刊出的信(图134)是刘先生对该文读后的回应,显然他是十分高看并是同声相应的共鸣者。

   刘梦溪先生是北京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是名重当代的文化学者,我久有耳闻。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我第一次与刘梦溪先生在香港见面,那一次见面实际上是我们连续两天,每天三四小时的访谈(正确说是对话)。刘夫人,儿童文学名家陈祖芬也在座,帮做记录。这个访谈成为一篇一万五千字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的长文。通过这次对话,我们成为无话不可谈的学问之友。其后,他与夫人来港,我们一定会有聚会,而我亦成为《中国文化》的顾问了。近二十年来,他在北京,我在香港,我们淡交如水,但交往从未间断。刘先生有新著时,常厚我寄下,我拜读后多喜与他电话讨论,甚是乐事,有时亦借书信寄意,这里刊出一信(图135)是他以信答信。刘先生极善书(信),每书(信)必有高论。读他的信多有享受,难得的是他的钢笔字写出了书法的趣味。

   刘梦溪先生近年出书既多且精,赠我的有《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论国学》《陈寅恪的学说》《马一浮与国学》,一本本都是厚积厚发的深思之作,去岁又收到他上、中、下三卷本巨制《学术与传统》,真有惊艳之感。刘梦溪先生晚年有“文化托命”之思,返归六经,最服膺马一浮之说。他的学术志趣与我的现代化论述似北辙南辕,了不相干,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明除构建“知识之学”外,必须有“价值之学”的树立,则所见正多交集,我们之交实有缘而亦相知也。梦溪先生以为然乎?

   金先生的记述,不仅可作为我这篇文章的参证,更主要是可以作为印证。所谓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同为记述彼此的学缘和友缘,我是这样写,他是那样写,两厢对照,格外有趣。时间、细节,彼此的记忆容或有歧,但感受和结论完全若合符契。因为我有日记和纪事年表,涉及时、地、人,我记述得应更准确。他说自1995年之后,我们“成为无话不可谈的学问之友”,诚然诚然,我也是这样写的。他说我有“文化托命”之思,所以服膺马一浮,返归六经,更是人间难得的知音之言。虽然,他的现代化论述,无法离开科学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上的优先地位,此点与我的观察微不相同;但在当代价值建构题义方面的交会,用金先生的话说,又使我们成为“同声相应的共鸣者”。没想到金先生那样看重我的信函的书写,而且谬许我的钢笔字“写出了书法的趣味”。其实我毛笔字小时候有点根底,几十年不写,就不会写了。此次观赏耀基先生的书法展,启示我今后确应该多写写毛笔字。

   金先生是浙江天台人,大学和研究生就读于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香港中文大学,为社会学系讲座教授,199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亦曾任新亚书院院长和中文大学校长。有一次我当面问他,以他的才学、胸怀和治事能力,想没想过在合适的高位上一展怀抱。他说他不是没有这个机会,甚至也有老辈提议过,但他不想走那条路,他愿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做一个独立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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