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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强:“战略高危资产”:权力格局、中美关系与台湾战略角色的嬗变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在一个由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国际体系中,体系结构———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对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决策行为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塑造力。纵观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自1949年两岸陷入分裂状态以来,至1979年中美建交联手抗衡苏联,再至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发展演变致使美国对台政策也随之多次出现重大调整。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中美两 国综合实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使得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逐渐开始向中美两强并峙的格局演化,进而导 致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嬗变。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在一个由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国际体系中,体系结构———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对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决策行为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塑造力。纵观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自1949年两岸陷入分裂状态以来,至1979年中美建交联手抗衡苏联,再至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发展演变致使美国对台政策也随之多次出现重大调整。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中美两 国综合实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使得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逐渐开始向中美两强并峙的格局演化,进而导 致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嬗变。

  

  

   一、“战略弃子”: 美苏“两极对抗”格局下台湾的战略角色(1979—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旋即陷入两极激烈对抗、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状态,中国国共内战的走向与结局也直接牵动着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随着蒋介石集团于1949年败逃台湾,杜鲁门政府基于美苏两极对抗不断升级的现实,一度筹划“抛弃蒋介石”,以争取新中国不要彻底倒向苏联阵营并与美国为敌。为此,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于1949年2月宣称“等待尘埃落定”,1949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1950年1月5日发布《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以为“抛弃台湾”做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但是随着 1950 年中苏同盟的正式建立,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试图拉拢中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随之破灭。此后,美国对台政策也从“弃台”转向扶持蒋介石当局,包括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航阻挠大陆解放台湾,在台湾部署大量美军甚至战术核武器,并于1954 年 12 月签署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纳入与中苏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安全体系,也使得中美关系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此后,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在与苏联的两极对抗中渐处劣势,美国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机会,以扭转其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不利局面。在获知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流血冲突的消息之后,亨利·基辛格便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1969年8月8日,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中央情报局联合起草题为《国家安全研究的回应第14号备忘录》的报告,全面评估了美国调整台海政策对改善中美关系的 重要性,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美国既无需要亦无义务征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才能改善中美关系,而美国的目标则是阻止中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任何大国结盟反对美 国及其盟友,但同时要避免直接的中美军事对抗,包括避免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爆发冲突。上述 报告表明美国开始郑重考虑通过“抛弃台湾”换取与中国改善关系。同年10月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 Marshall Green) 进一步提出调整方案,建议通过撤走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的军舰、削减美国在台湾驻军数量等措施,争取在华沙恢复与中国的谈判。1970年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 Walter Stoessel) 在与中国外交代表会面时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对北京并无恶意,美在台湾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并非对华显示军事威胁。当越南战争结束后,可以将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减少,美方愿意做出让步以满足中方的政治需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愿意就“从台湾撤军议题”与中国协商,以换取中国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的支持。

   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开启中美破冰之旅,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尼克松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 Five Principles) ,并明确表示: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障碍,但我们将在我先前阐述的框架内追求正常化。”在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之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就此确立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也迈出了美国“抛弃台湾”的基础性一步。

   此后,美国开始逐步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存在,降低与台湾当局的往来层级与频率,同时着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强中美携手抗苏的战略合作。随着苏联在全球层面发起战略攻势,包括插手安哥拉内战、染指越南金兰湾、出兵占领阿富汗等,为了扭转“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吉米·卡特总 统决心全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7月至 12 月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等关键议题开展了多轮谈判,美方最终同意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只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建交不仅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跨越式提升,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折。

   此后,美国对台政策虽然时有倒退,例如在里根政府初期,便曾因对台军售等问题而引发中美矛盾,但是面对日趋白热化的美苏对抗,里根很快改弦更张,尤其是在中美分歧最为严重的对台军 售议题上做出了重大调整。1982年4月,里根致信邓小平,表示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将采取灵 活态度。时任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与邓小平会谈中也明确指出,里根真诚地想要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协议,虽然里根“不愿接受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并不等于行政当局要永远对台军售”。时隔不久,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由此迎来罕见的“合作蜜月期”。

   总体而言,在美苏全面且激烈对抗的两极权力格局下,美国因美苏争霸的压力所迫,基于联中 抗苏的战略所需,逐步对其对台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为起点,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美国在官方层面正式“抛弃”台湾当局,台湾也就此沦为美国的“战略弃子”。此后尽管中美关系依然多有波折,但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基本能保持克制,保证了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历史证明,美国“抛弃台湾”以换取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对于美国挽回 对苏争霸的战略颓势,恢复两极格局下的战略平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战略棋子”: 美国“单极独霸”格局下台湾的战略角色( 1992—2012)

   1991年12月,苏联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轰然解体。伴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体系大国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诸多领域所拥有的超群优势,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就此开启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时代”。通过收割冷战胜利的红利,同时借助以互联网革命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自1991年3月起直至 2001年3月,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20个月的增长,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从1992 年时的25.7%一路攀升,更在2001年一度高达31.8%,可谓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龙头。此后,虽然由于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下降,但是直至2012年仍然保持在22%左右,相对优势依然明显。

   此外,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美国军事实力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而且显著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仅就军费开支而论,美国始终高居全球榜首,且连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以维持美军的全球存在和战争能力。例如在1992年,美国军费开支便已高达3250亿美元,2003年突破4千亿美元( 4405亿美元) ,2008年突破6千亿美元( 6568亿美元),2011年更是高达7523亿美元之巨,达到历史峰值。在巨额军费的支撑下,美国以F-22 隐形战斗机、B-2隐形战略轰炸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代表的主战装备的先进性更是远超他国,普遍拥有显著的“代差”优势。加之美军在作战理念、指挥体系、实战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所享有的优势,更是令全球所有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面对冷战结束后险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对内则矢志不移地聚焦于经济发展,稳步缩小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1992年,中国GDP总量仅为4269亿美元,1998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03万亿),2010年则跃升至6.1万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依然相当明显。例如在1992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为美国的6.5%。而在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之际,中国GDP仅为美国的12.6%。即便是在奥巴马2009年上台执政时,美国因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总量不增反减,但依然高达14.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35.4%,远不足以撼动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

   在军事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则更加悬殊。自1980年代起,中国国防建设便以“服从经济建设”为指导思想。随着冷战的结束,由于来自北方边境的安全压力迅速减弱,也使得中国军费开支增长极为缓慢。例如自1978年至1985年,中国国防经费从168亿元增长至 192 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8%。与之相应,中国与美国军费开支的差距更是逐年拉大。例如在冷战刚刚 结束的 1992 年,中国军费开支约为124亿美元,仅为美国军费的4%。小布什上任之际的2001年,美国军费开支为3,318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约278亿美元,为美国的8.38%。奥巴马上任之际的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059亿美元,中国为1056亿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4.96%。如果考虑到中国装备普遍老旧,技术含量较低,陆军占比过高,海空军力量羸弱等因素,中美军事实力的对比更加不容乐观。苏联的解体成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而长久维持美国霸权也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根本目标。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甚至动辄以单边武力手段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包括克林顿政府1994年9月出兵海地,1999 年 3 月发动科索沃战争肢解南斯拉夫联盟,小布什政府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奥巴马政府2011年参与轰炸利比亚等,不一而足。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则自认综合实力远超中国,因此无需在台湾问题等议题领域继续“迁就”中国,而且将中国视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目标,试图通过“以压促变”,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为此,美国“重启”台湾这枚地缘战略棋子,开始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包括不断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加强对台军售的力度,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默许甚至支持“台独”势力的壮大,纵容和鼓励台湾当局“拒统求独”的图谋,如此种种,使得中美关系屡屡遭到严重冲击。

   例如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发布美国对台政策评估报告,大幅放宽对双方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包括允许台高层官员“过境”美国,允许主管经济及技术事务的副国务卿及以下官员与台湾代表在官署以外地点会晤等等,实质性推动美台走向“准官方的双边关系”。1995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允许李登辉访美,直接引爆了第三次台海危机。1996年3月,台湾当局举行所谓的首次“总统直选”,大陆在福建沿海举行导弹发射以及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以震慑“台独”势力,而克林顿政府则派出以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为首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近台海,同时命令驻日美军进入24 小时战备状态,公然进行武力恫吓。

在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于2001年上台执政后,更是加速全球战略扩张的步伐,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巩固美国的“单极霸权”。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戒心,小布什政府在竞选期间便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试图从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加大对中国的围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在一个由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国际体系中,体系结构———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对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决策行为具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塑造力。纵观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自1949年两岸陷入分裂状态以来,至1979年中美建交联手抗衡苏联,再至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发展演变致使美国对台政策也随之多次出现重大调整。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中美两 国综合实力的差距不断缩小,使得国际体系权力结构逐渐开始向中美两强并峙的格局演化,进而导 致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新一轮的嬗变。

  

  

   一、“战略弃子”: 美苏“两极对抗”格局下台湾的战略角色(1979—199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旋即陷入两极激烈对抗、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状态,中国国共内战的走向与结局也直接牵动着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随着蒋介石集团于1949年败逃台湾,杜鲁门政府基于美苏两极对抗不断升级的现实,一度筹划“抛弃蒋介石”,以争取新中国不要彻底倒向苏联阵营并与美国为敌。为此,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于1949年2月宣称“等待尘埃落定”,1949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1950年1月5日发布《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以为“抛弃台湾”做舆论和政策上的准备。

   但是随着 1950 年中苏同盟的正式建立,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试图拉拢中国、离间中苏关系的希望随之破灭。此后,美国对台政策也从“弃台”转向扶持蒋介石当局,包括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航阻挠大陆解放台湾,在台湾部署大量美军甚至战术核武器,并于1954 年 12 月签署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纳入与中苏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安全体系,也使得中美关系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此后,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在与苏联的两极对抗中渐处劣势,美国开始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机会,以扭转其在美苏争霸过程中的不利局面。在获知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流血冲突的消息之后,亨利·基辛格便意识到“机会终于来了”。1969年8月8日,美 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中央情报局联合起草题为《国家安全研究的回应第14号备忘录》的报告,全面评估了美国调整台海政策对改善中美关系的 重要性,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美国既无需要亦无义务征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才能改善中美关系,而美国的目标则是阻止中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任何大国结盟反对美 国及其盟友,但同时要避免直接的中美军事对抗,包括避免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爆发冲突。上述 报告表明美国开始郑重考虑通过“抛弃台湾”换取与中国改善关系。同年10月6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 Marshall Green) 进一步提出调整方案,建议通过撤走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的军舰、削减美国在台湾驻军数量等措施,争取在华沙恢复与中国的谈判。1970年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 Walter Stoessel) 在与中国外交代表会面时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对北京并无恶意,美在台湾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并非对华显示军事威胁。当越南战争结束后,可以将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减少,美方愿意做出让步以满足中方的政治需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表示美国愿意就“从台湾撤军议题”与中国协商,以换取中国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的支持。

   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开启中美破冰之旅,访问北京。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尼克松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 Five Principles) ,并明确表示: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是实现关系完全正常化的障碍,但我们将在我先前阐述的框架内追求正常化。”在经过一番艰苦的谈判之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就此确立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也迈出了美国“抛弃台湾”的基础性一步。

   此后,美国开始逐步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存在,降低与台湾当局的往来层级与频率,同时着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加强中美携手抗苏的战略合作。随着苏联在全球层面发起战略攻势,包括插手安哥拉内战、染指越南金兰湾、出兵占领阿富汗等,为了扭转“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吉米·卡特总 统决心全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7月至 12 月间,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等关键议题开展了多轮谈判,美方最终同意接受邓小平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只与“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建交不仅推动了两国关系的跨越式提升,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折。

   此后,美国对台政策虽然时有倒退,例如在里根政府初期,便曾因对台军售等问题而引发中美矛盾,但是面对日趋白热化的美苏对抗,里根很快改弦更张,尤其是在中美分歧最为严重的对台军 售议题上做出了重大调整。1982年4月,里根致信邓小平,表示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将采取灵 活态度。时任副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与邓小平会谈中也明确指出,里根真诚地想要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与中国达成协议,虽然里根“不愿接受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并不等于行政当局要永远对台军售”。时隔不久,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两国关系也由此迎来罕见的“合作蜜月期”。

   总体而言,在美苏全面且激烈对抗的两极权力格局下,美国因美苏争霸的压力所迫,基于联中 抗苏的战略所需,逐步对其对台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为起点,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标志着美国在官方层面正式“抛弃”台湾当局,台湾也就此沦为美国的“战略弃子”。此后尽管中美关系依然多有波折,但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基本能保持克制,保证了两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历史证明,美国“抛弃台湾”以换取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对于美国挽回 对苏争霸的战略颓势,恢复两极格局下的战略平衡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战略棋子”: 美国“单极独霸”格局下台湾的战略角色( 1992—2012)

   1991年12月,苏联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轰然解体。伴随着冷战结束,国际体系大国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美国凭借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诸多领域所拥有的超群优势,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就此开启了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时代”。通过收割冷战胜利的红利,同时借助以互联网革命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自1991年3月起直至 2001年3月,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20个月的增长,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从1992 年时的25.7%一路攀升,更在2001年一度高达31.8%,可谓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龙头。此后,虽然由于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下降,但是直至2012年仍然保持在22%左右,相对优势依然明显。

   此外,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美国军事实力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而且显著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仅就军费开支而论,美国始终高居全球榜首,且连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以维持美军的全球存在和战争能力。例如在1992年,美国军费开支便已高达3250亿美元,2003年突破4千亿美元( 4405亿美元) ,2008年突破6千亿美元( 6568亿美元),2011年更是高达7523亿美元之巨,达到历史峰值。在巨额军费的支撑下,美国以F-22 隐形战斗机、B-2隐形战略轰炸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代表的主战装备的先进性更是远超他国,普遍拥有显著的“代差”优势。加之美军在作战理念、指挥体系、实战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所享有的优势,更是令全球所有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面对冷战结束后险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对内则矢志不移地聚焦于经济发展,稳步缩小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1992年,中国GDP总量仅为4269亿美元,1998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03万亿),2010年则跃升至6.1万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依然相当明显。例如在1992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为美国的6.5%。而在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之际,中国GDP仅为美国的12.6%。即便是在奥巴马2009年上台执政时,美国因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总量不增反减,但依然高达14.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35.4%,远不足以撼动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

   在军事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则更加悬殊。自1980年代起,中国国防建设便以“服从经济建设”为指导思想。随着冷战的结束,由于来自北方边境的安全压力迅速减弱,也使得中国军费开支增长极为缓慢。例如自1978年至1985年,中国国防经费从168亿元增长至 192 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8%。与之相应,中国与美国军费开支的差距更是逐年拉大。例如在冷战刚刚 结束的 1992 年,中国军费开支约为124亿美元,仅为美国军费的4%。小布什上任之际的2001年,美国军费开支为3,318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约278亿美元,为美国的8.38%。奥巴马上任之际的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059亿美元,中国为1056亿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4.96%。如果考虑到中国装备普遍老旧,技术含量较低,陆军占比过高,海空军力量羸弱等因素,中美军事实力的对比更加不容乐观。苏联的解体成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而长久维持美国霸权也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根本目标。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甚至动辄以单边武力手段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包括克林顿政府1994年9月出兵海地,1999 年 3 月发动科索沃战争肢解南斯拉夫联盟,小布什政府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奥巴马政府2011年参与轰炸利比亚等,不一而足。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则自认综合实力远超中国,因此无需在台湾问题等议题领域继续“迁就”中国,而且将中国视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目标,试图通过“以压促变”,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为此,美国“重启”台湾这枚地缘战略棋子,开始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包括不断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加强对台军售的力度,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默许甚至支持“台独”势力的壮大,纵容和鼓励台湾当局“拒统求独”的图谋,如此种种,使得中美关系屡屡遭到严重冲击。

   例如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发布美国对台政策评估报告,大幅放宽对双方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包括允许台高层官员“过境”美国,允许主管经济及技术事务的副国务卿及以下官员与台湾代表在官署以外地点会晤等等,实质性推动美台走向“准官方的双边关系”。1995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允许李登辉访美,直接引爆了第三次台海危机。1996年3月,台湾当局举行所谓的首次“总统直选”,大陆在福建沿海举行导弹发射以及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以震慑“台独”势力,而克林顿政府则派出以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为首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近台海,同时命令驻日美军进入24 小时战备状态,公然进行武力恫吓。

在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于2001年上台执政后,更是加速全球战略扩张的步伐,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巩固美国的“单极霸权”。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戒心,小布什政府在竞选期间便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试图从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加大对中国的围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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