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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

   摘    要: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自20世纪兴起后在新世纪持续发展,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妇女史又走向妇女/性别史,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史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十余年间成果繁多,形成了多元的视角、多样的课题和广阔的研究范围。文章从论著成果、研究机构、教学课程、学术活动以及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等诸方面对学科发展状况做了综述,评析了理论方面存在的分歧与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肯定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积极意义,并认为随着妇女史的不断开掘和从性别角度研究历史的普及与深入,性别视角必将与阶级、地域、族群等共同成为历史研究的角度或范畴,“从边缘走向多元”是妇女/性别史学科发展的长远走向。

   摘    要: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自20世纪兴起后在新世纪持续发展,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妇女史又走向妇女/性别史,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史学界的认可与重视。十余年间成果繁多,形成了多元的视角、多样的课题和广阔的研究范围。文章从论著成果、研究机构、教学课程、学术活动以及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等诸方面对学科发展状况做了综述,评析了理论方面存在的分歧与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肯定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的积极意义,并认为随着妇女史的不断开掘和从性别角度研究历史的普及与深入,性别视角必将与阶级、地域、族群等共同成为历史研究的角度或范畴,“从边缘走向多元”是妇女/性别史学科发展的长远走向。

   关键词:新世纪; 妇女史; 妇女/性别史;

  

   新世纪之初的十余年,对于中国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可谓意义非凡:妇女史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后,开始进入兴盛和普及阶段;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在妇女史研究的基础上,社会性别史研究逐渐兴起,并形成了“妇女/性别史”这一为学界普遍认可的表述方式;同时,如人们自90年代所期盼的那样,妇女/性别史研究已经由边缘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与重视。

   这十余年间发表的论著以及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无法一一列举;又因其特殊性,这一学科与女性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政治、经济等几乎所有人文、社科学科都有交叉,难以严格划界。以下只能尽量侧重于史学方面,概述其大要。

  

   一、学科发展概况

  

   (一)论著成果

   21世纪初十余年间,中国大陆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妇女与性别史著作、译著与论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致在百种左右。至于社会史、女性学及妇女研究等著作中包含相关内容的就无以胜计了。

   这些著作中既有学科理论探讨著作,也有实证性研究论著和论文集。理论著作如杜芳琴的《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1]《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2],畅引婷的《建构的历史与历史的建构》[3]等。实证性研究有通论性著作也有断代或专题性论著,大体以断代专题研究为主。古史通论性著作如常建华的《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4]、李贞德的《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5]、何俊萍的《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6]、贺云翱的《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7]、高新伟的《凄艳的岁月———中国古代妇女的非正常生活》[8]等。断代史研究如:曹兆兰的《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9]、焦杰的《性别视角下的〈易〉、〈礼〉、〈诗〉妇女观研究》[10]、崔锐的《秦汉时期的女性观》[11]、吴从祥的《汉代女性礼教研究》[12]、姚平的《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13]、陈弱水的《隐蔽的光景———唐代的妇女文化与家庭生活》[14]、张菁的《唐代女性形象研究》[15]、李晓培的《唐代入道女性世界中的性别意识与情欲》[16]、铁爱花的《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17]、衣若兰的《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18]、阿风的《明清时代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以明清契约文书、诉讼档案为中心》[19]、杨晓辉的《清朝中期妇女犯罪问题研究》[20]等。近现代史领域有:邵雍的《中国近代妇女史》[21],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2],须藤瑞代、姚毅的《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23],程郁的《清至民国蓄妾习俗之变迁》[24],陶飞亚《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25],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26],刘人锋的《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27],侯艳兴的《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1927-1937)》[28],颜绍梅的《近现代云南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研究》[29],蒋美华的《20世纪中国女性角色变迁》[30],顾秀莲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31]等。专题性论著如水镜君、玛利亚·雅绍克的《中国清真女寺史》[32],唐明的《香国纪———中国闺阁文化简史》[33],李素平的《女神、女丹、女道》[34]等。

   妇女群体研究方面有:张远的《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35],邵雍的《中国近代妓女史》[36],安克强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37],王雪萍的《十六至十八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38],陆德阳、王乃宁的《社会的又一层面———中国近代女佣》[39],佟新的《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40],程郁、朱易安的《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41]等。区域妇女史则有:沈海梅的《明清云南妇女生活研究》[42]、汪毅夫的《闽台妇女史研究》[43]、贺艳秋的《浙江妇女发展史》[44]、骆晓戈的《女书与楚地妇女》[45]等。此外,与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交叉,还有不少以历史上各民族妇女与性别风俗为主题的跨学科著作,如王怀林的《寻找东女国:女性文化在丹巴到泸沽湖的历史投影》[46]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以性别与两性关系为研究课题的专著,如:王小健的《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47]、贺璋瑢的《两性关系本乎阴阳:先秦儒家、道家经典中的性别意识研究》[48]及《东西文化经典中的女性与性别研究》[49]、赵东玉的《从男女之别到男尊女卑———先秦性别角色研究》[50]、贾丽英的《谁念西风独自凉:秦汉两性关系史》[51]、张在舟的《暧昧的历史———中国古代同性恋史》[52]、李贞德主编的《性别、身体与医疗》[53]等。此外,南京师范大学还完成了“唐宋时期社会性别制度研究”项目(2005-2007)。

   论文集有邓小南等主编的《唐宋女性与社会》[54],李小江等编著的《历史、史学与性别》[55],王政、陈雁主编的《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56]等,均为会议论文集。此外,李贞德、梁其姿主编的《妇女与社会》[57]是台湾学者论文集,邓小南、王政、游鉴明主编的《中国妇女史读本》[58]则是海内外学者的论文集,各自均收入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十余篇。

   值得提出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陈高华先生与浙江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童芍素教授联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妇女通史》2011年由杭州出版社出版。此书以时代为序,自上古至近代,分为10卷,约500万字,论及妇女阶层状况、生活习俗、社会活动、文化贡献、教育状况、法律地位、女性观等诸方面,并配有上千幅文物图片,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大型中国妇女通史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以往涉猎较少的世界妇女史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收获颇丰,出版了裔昭印的《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59],刘文明的《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60],杜学元的《外国女子教育史》[61],贺璋瑢的《神光下的西方女性》[62],以及有关欧洲、英国、法国、日本、华侨妇女史等多种专著。其中裔昭印主编、多位学者合著的《西方妇女史》[63]尤为引人瞩目,该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西方妇女的通史类著作,它以中国学者的视角,运用历史学、文化学和社会性别理论方法,对西方妇女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阐述,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展现了西方妇女的生活图景。此外,凯瑟琳·克莱、帕梅拉·麦克维等所著《世界妇女史》[64]、拉密斯·萨哈的《第四等级:欧洲中世纪妇女史》[65]等译著的出版,更扩大了国内妇女史学研究的眼界。

   此外,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受到关注,其代表性著作陆续被翻译出版,包括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66]、《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67],伊沛霞的《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68],曼素恩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69],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70],卢苇菁的《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71],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72],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73]等。伊沛霞、姚平主编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74]是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精选文集。汤尼·白露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的妇女问题》[75]则是一部近现代至当代以中国女性为主体的思想史。

   按照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范围较为严格的搜集,2001年至2011年11年间,各类期刊发表的中国古代至近现代有关论文约有1100余篇;而按照河南大学长期致力于妇女学资料工作的谢玉娥搜罗更广、含括也更广泛的“中国妇女史、性别文化史研究”目录统计,2003年至2010年,相关论文则多达2000余篇[76]。总体看,平均每年大约有一二百篇相关论文问世,并且呈现出明显的逐年增多趋势,其中硕、博论文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可见近些年许多研究生选取此新兴学科作为研究方向,也可见新一代史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新领域的关注与兴趣。

   从论文选题看,几乎无所不包。除少量探讨学科理论方法外,更多的是各种专题研究。时段上,从上古到近现代;地域上,从中国到外国、从中原到边疆;族类上,从汉族到少数民族,均有涉及。既有断代通论,也有对某民族、区域、阶层、群体的专论。其中断代专题研究占据主要地位。这些专题既包罗婚姻、家庭等传统题目,也开发了许多以往研究不足或从未关注的领域,如:妇女政治行为与心态、女主政治范式、经济活动与地位、赋税负担、财产权利与纠纷、法律地位、妇女诉讼、妇女犯罪、宗教信仰与活动、价值观、才德观、审美观、女祸史观、名人女性观、妇女书写、女教著作及思想、妇女形象建构、母权、女子孝道、体育休闲、戏曲参与、女性宴饮、女性身体、医疗照顾、分娩场域、战争与性暴力以及地域女性群体性格比较,等等;近现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权思想、不缠足运动与身体解放、女学女校、妇女报刊、留学活动、法学与女性身份建构、妇女教会组织与宣教活动、宗教生活、母亲文化、生育卫生、妇女救助、休闲娱乐、知识阶层妇女观,等等。

   社会群体研究颇为兴盛,对于后妃、参政太后、公主、贵族妇女、官宦妇女、平民妇女、女工商业主、侍妾、娼妓、婢女、女佣、保姆、女工、才女、寡妇、比丘尼、女冠、宗教信徒、三姑六婆、八旗妇女、客家妇女,以及近现代义和团女性、女教师、女学生、知识女性、女伶、女警察、都市女性、早期女共产党员群体等都有专门论述,还有对某大姓家族妇女礼法的个案研究。

   地域与民族也受到关注,如对山东、江南、云南、徽州、闽台、侨乡等地域,对古代南诏、契丹、党项、羌族以及蒙古族、维吾尔族、苗族、侗族、白族、畲族、壮族、藏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妇女历史与文化以及性别风俗的研究等。

   随着妇女史进入妇女/性别史,性别制度及构建引起关注,相关论文如赵宇共的《对中国史前社会性别制度起源的质疑》[77],杜芳琴的《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制与性别制度》[78],彭卫的《汉代性别史三题》[79],夏增民等的《儒学与汉代社会性别制度的理论建构》[80],杨剑利的《规训与政治———儒家性别体系探论》[81],高世瑜的《唐律:中国古代性别制度的法典化》[82],吕美颐、郑永福的《社会性别制度与史学研究》[83],《性别制度与社会规范》[84]等。

研究还涉及古希腊、埃及、古罗马、拜占庭、欧美、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南洋等国家和地区。论题包括妇女政治地位、妇女权利及选举权、选举中的性别政治、党派妇女政策、妇女公共参与、妇女与革命、女权运动及思潮、妇女法律、妇女教育、妇女职业、经济参与、家庭地位、日常生活、女性医学、卖淫业;贵族妇女、中产阶级女性、工业妇女、城市妇女、乡村妇女、女汉学家、沙龙女性、白领女性、白人妇女、修女院等群体;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女性观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也有对于中外妇女及性别关系的比较研究,如中日妇女教育比较以及对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状况的评介等。

   以上论著大多属于以史实为主的实证性研究,这与中国的妇女/性别史脱胎于传统史学领域,而研究者及导师也大多出身于传统史学界相关;但也有些著作注意吸取女性学、社会性别理论以及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方法,对跨学科研究进行了尝试。

   从作者姓名等提供的信息推断,这一领域或多或少仍存在“妇女史属于妇女”现象,但近年已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妇女史走向性别史过程中,男性学者有了更多的参与意识,不少男性研究生选取相关课题,也有许多男性学者包括著名学者参与研究。王子今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85]或可作为代表,这大约是新时期第一部男性史家撰著、以“性别”为题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著作。荣新江的《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86]也表现出了古史研究对于性别的关注。

   随着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发展,不断有学者对于研究状况及论著等进行总结、梳理与评述。通论者如刘文明的《“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87],臧健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综述(2001-2005)》[88]、《民国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反思》[89],杜芳琴的《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百年回顾与评述》[90]、《三十年回眸:妇女/性别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91]、《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理论与方法》[92]等。还有对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近代等断代妇女史研究的综述。这些文章不仅概述研究面貌与发展状况,有的也进行了理论方法探讨,做出了深入精辟的分析评论。

   目前,中国内地尚无以妇女/性别史为主题的专门刊物,有关论文发表较为集中者,除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妇女研究论丛》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女子学院的学报,如《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都专门辟有妇女史栏目。《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十余年间发表妇女与性别研究文章百余篇,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史论文。此外,可以说,妇女/性别史论文几乎遍布各种社科、史学期刊及高校学报。

   (二)研究机构与教学课程

   1987年郑州大学建立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妇女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据统计,截至2001年,内地已有40多所高等院校成立了妇女/性别研究中心(或学会);进入新世纪,又有多所高校建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妇女史研究中心、大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云南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或组织的研究范围几无例外地都包含有妇女史。它们不仅承担、开展了许多相关课题研究,而且促进了高校教学,同时培养出一批年轻的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目前都活跃在相关领域中。

   自90年代开始,已经有一些高校开设了妇女/性别史课程,进入新世纪后持续增加。目前,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大连大学、云南大学等都相继开设了妇女/社会性别史或相关课程。据胥莉《中国大陆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建设述评》对46家具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开设的本科、硕博士课程的统计,自1995年至2010年,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由5门上升到62门,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这还不包括许多史学专业课程如婚姻家庭史、社会史、风俗史等有关妇女和性别的内容以及女性学与社会性别课程中必然包括的历史层面内容[93]。

   各高校开设的课程门类、内容范围广泛,包括女性史研究概论、女性发展史、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理论和方法、历史文献与性别历史文化研究、古代经典文本的性别解读、中国妇女历史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妇女史专题、古代婚姻家庭史、中国古代性别制度史、社会性别与女性生活史、唐宋妇女史、宋元妇女与社会、社会变迁与妇女生活史、近代中国女性史、近代中国社会性别与妇女史、当代中国女性史、女性口述史、世界女性史、西方妇女史、美国妇女史、欧洲历史上的妇女与家庭等等。但需要注意的是,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大量相关课程的开设并不表明妇女/社会性别史在高校教学中已取得主流地位,它们大多依附于史学其他专业上。

   根据教学需要,海内外学者还合作举办师资培训班,并编写出版教材。新世纪初,在杜芳琴、王政的主持下,由诸断代史学者合作撰写,于200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妇女史教材———《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94]。邓小南、王政、游鉴明主编的《中国妇女史读本》[58],李志生著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95]都是近年编写出版的高校妇女史教学辅助教材。

   同时,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立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点,由此也催生了一批视角新颖、选题多样的硕博学位论文。

   (三)学术活动

   接续20世纪90年代,各地高校多次举办规模不同的相关学术会议及其他学术活动。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于2001年举办“唐宋妇女与历史学”国际研讨会,就八个议题展开研讨:(1)文本:性别的表现与解读;(2)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3)生活:门内与户外;(4)图像:风格风貌;(5)性:身体与文化;(6)宗教:信仰与供奉;(7)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8)变迁:性别与社会。会议涉及思想史、经济史、艺术史、家族史、医疗史、宗教史等,体现出对新资料、新视角的运用与评判。此次会议颇为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妇女史研究进入主流史学界的标志之一。2013年,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中古史研究中心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中、德两国学者参加的“跨学科的性别/妇女研究———中国与德国的经验”研讨会,其中历史学内容也占有很大比例。

   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原妇女研究中心)承担福特基金资助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妇女史子课题”项目,持续进行翻译引进、读书研讨、培训队伍、编写教材、出版专辑等多项学术活动。自2004年至2010年,举办多届以“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理论和方法”“中国古代典籍的社会性别解读”等为主题的读书研讨班;2007年在山西举办了“性别历史实地考察与先秦经典读书会”暑期班;并与山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举办了2008、2009年度妇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活动主要致力于学科建设,注重理论方法探讨与传统经典解读,以培养相关研究、教学人才。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于2002年召开了“历史、史学与性别”座谈会,邀请历史学、人类学学者参加,采用个人表述和自由论坛相结合的方式,就史学中的性别研究与妇女史研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双向推动传统史学与妇女史学科建设的进展。会后《历史研究》发表了会议笔谈,并出版了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于2002、2010和2013年分别召开三次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会议与日本中国女性史研究会合作,以“社会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女性史”为题,分别围绕“文本解读与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史中的性别维度”“性别意识与女权运动”几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倡借鉴相关理论与方法以深化历史研究。2010年,再次召开以“妇女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为主题的研讨会,从理论与研究实践两方面进行回顾思考,对于方法论与理论本土化、传统与创新结合、理论与史料结合、国外经验与本土实践结合、研究与教学结合等问题以及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域研究方向进行讨论。2013年会议则以“新视野下的世界妇女史研究”为题目,论文与讨论囊括古今中外妇女、性别史,尤其注重对前一时期研究状况与学科建设的总结评析,倡导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打通中外妇女史研究领域。

   复旦大学历史系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中心于2004年合作举办“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百年中国社会性别的变迁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对话交流。其成果选粹以中英文分别在国内外出版。

   香港浸会大学于2010年举办的“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新貌:研究与教学经验交流会暨语录及书籍展览”别开生面,与会者通过性别视角分别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医疗、地方、民族、性文化、思想、宗教、物质文化、文学、艺术、史学等面貌。会议还举办了相关书籍与语录展览。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于2010年召开“我们如何作妇女史研究———理论、方法、史料和其他”研讨会。会议分为理论、方法、史料和专题四个单元进行讨论,致力于促进多学科、跨学科合作,并尝试引进新的理论方法。

   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于2011年以“历史中的中国女性”为题,举办第一届《文史知识》论坛。主要议题包括儒家文化与女性、近代女权的兴起与发展、如何文史结合进行女性研究等。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2011年召开“二十世纪中国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讨论内容涉及性别研究方法、女性与性别观念的建构、民国的女性文化、女学生的政治参与等诸多议题。

   此外,“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发展网络”下属“妇女史子网络”也于2007至2010年间开展活动,分别在太原、北京、天津举办五次研讨会,就妇女史学科建设以及如何开展学术活动与交流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路与建议。

  

   二、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

  

   妇女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或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史和妇女学兴起的双重背景下于中国大陆起步以及在此后的发展中,有关学科建设、理论方法的探讨始终未曾间断。

   新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学者们逐渐从学科初建时期注重引进西方女性学、妇女史理论,日益走向试图将其与本土研究相结合并致力于建设中国的妇女/性别史学科理论。其中杜芳琴着力最多,她一直致力于中国妇女史的学科建设,试图将社会性别理论引进中国妇女史研究并进行本土化探索,期冀达到“学科化、本土化、主流化”的目标。继20世纪90年代后,她撰著并与王政共同编著、发表多种相关理论著作、论文集及论文,如《引入社会性别:史学发展新趋势》[1]、《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2]、《论妇女史的学科建设:历史进程与现实努力》[96]、《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兼谈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的关系》[97]、《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90]等,一方面引进国外妇女史学者有代表性的理论方法著述,一方面致力于探讨本土的学科建设。此外,裔昭印的《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与当代史学》[98]、刘文明的《“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87]与《困惑与思考:关于妇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99]、高世瑜的《发展与困惑: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100]、王小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探索》[101]、林小芳的《妇女史对传统史学的启示》[102]、秦晓红的《声音、姿态与对话———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理论构想》[103]、金利杰的《对女性主义史学的再认识》[104],及海外学者贺萧、王政的《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105]等,都对于学科理论建设提出了看法。

《历史研究》2002年发表了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题的一组笔谈[106]。郭松义强调,性别史研究在起步阶段更应着重于对具体史实的研究,提倡持有客观、平静的心态。商传提出,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审视角度不同,将女性史转变而成为社会性别史不仅是方法论问题,更是观念问题。赵世瑜提倡引入历史人类学,从非文字遗存如田野收获与地方文献档案中发掘女性的历史记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定宜庄认为,妇女史引入“社会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全新视角;应该尽量开拓史料收集范围,但不能置传统史学文献与优良传统于不顾。李伯重检讨中国妇女史研究存在的自我封闭状态、两性对抗论思维,以外来理念重构历史而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等缺陷,认为应该进行理论探索,并融入主流学术之中。李小江关注当今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霸权”与“后殖民”问题,担心gender作为西方主流话语进入而使中国历史被随意阐释;指出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兼顾传统史学和性别研究的优势而避免各自的局限,是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高世瑜对妇女史定义、发展与特色、研究与撰写、理论困惑等发表了看法。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了《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一组文章[107]。杜芳琴阐述了学科称谓和性质,认为性别维度和社会性别视角在史学界已成新趋势,但性别史研究仍应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史学新的生长点,担负着对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容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裔昭印强调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并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这一新兴学科不仅其吸收的理论方法对史学深入发展具有启发作用,而且丰富扩大了史料来源,带来了史料革新。刘文明主要讨论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定位问题,不赞成将社会性别史学科建成传统意义上的分支学科,认为应该是一种史学理论与方法;并提出应立足于本土历史与史料,归纳出规律,以构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史学。李银河综合诸家观点,简述了远古时代和父权制时代两性地位的演变过程、男权制的发生及表现方式。郑永福、吕美颐着重论述社会性别理论对于妇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将社会性别范畴引入历史研究,最佳切入点应是社会性别制度以及相关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秩序结构,由此才能使女性史研究走出肤浅与琐碎,女性的历史主体地位才有可能真正确立。

   《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刊发了《性别史研究相关问题探究》一组笔谈[108],包括游鉴明的《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吕美颐、郑永福的《性别制度与社会规范》,侯杰的《文本分析与中国近现代性别史研究》,孙鹏的《“再发现”与“文化建构”:拜占庭性别史研究》。2010年3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也组织刊发了一组有关妇女史理论的笔谈。

   以上诸文作者均为在此领域取得一定成果的专家学者,讨论涉及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由此也可见史学界及主流刊物对于这一新视角或新领域的重视。

   关于学科称谓,目前学者们基本都认同“妇女/性别史(或社会性别史)”的表述方式。也有学者提出:“妇女史”仍可作为一种统称;“社会性别史”是用社会性别视角作为分析范畴和方法写历史,是妇女史的一种发展;“妇女/社会性别史”是提醒人们在用社会性别概念范畴研究历史的时候,避免出现“性别中立”而忽略了妇女[92]。

   讨论更多集中在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学科属性与性质,即它究竟是一个新学科抑或新视角、新方法、新范畴?还是史学(或社会史)的一个新增研究领域抑或研究对象?大体上说,较多汲取西方理论、从女性主义介入者更多强调其学科独立性以及与传统史学的切割,即认为它不是传统史学的分支或领域,而是一种全新方法、范畴或视角;不是在传统史学中添加有关内容,而是要使用社会性别视角或范畴重构整个历史,即主张所谓“女性主义史学”。而从传统史学介入者则多不愿割断它与传统史学的联系,无论从理论陈述还是实际研究看,都更倾向于认同它是史学或社会史一脉,即属于所谓“新社会史”学派。不过二者也并未形成截然分立的两个阵营,即使是后者,也多认同它不只是社会史新增的研究领域或对象,更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视角。

   致力于学科建设的杜芳琴等学者明确主张前者,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始,“妇女史学科意识的提升,告别了妇女史长期作为政治史、社会史附庸和商业卖点的尴尬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强调妇女/性别史不是传统史学或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而是在一定学理指导下的关于妇女的、为了妇女的、与妇女在一起研究的历史学与妇女学交叉的学科”。“它不只关注妇女的生活与命运,以及历史上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因此,它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中观察、分析、阐释的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故而,妇女/性别史必须作为独立学科进行建设。一些研究者更明确认同“女性主义史学”,王莉等认为它是以“女权主义”为本,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去研究和观察整个历史;张宏则指出,“女性主义史学”既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又是一种政治观,它不仅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妇女经验,而且强调用女性的眼光看历史[109,110]。实际上都肯定“女性主义史学”是一种新的视角或史学方法,亦即一门新学科。金利杰则通过对“女性主义史学”与“女性史学”的比较,阐述了女性主义史学的研究主题、认识视角、分析方法,认为“女性主义史学并非对传统史学的彻底否定,它更多地是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方法与立场。”[104]刘文明持“妇女史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的观点,提出:社会性别史研究要取历史的“史”和女性学的“学”,“史”为材料,“学”为理论,由此构成“史学”,成为一种史学理论与方法;他还提出了“新妇女史”概念,认为它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妇女史,也不是作为社会史分支的妇女史,而是一门“在开放中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而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兴学科”1。有的学者则进一步提出,这一新兴学科应该颠覆传统、突破主流史学男性话语的封锁和实证主义的束缚,并且反对所谓“客观”“中立”原则。

   更多学者虽未着意论述学科定义,但都肯定“社会性别”概念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范畴的意义。上文已述,裔昭印认为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是把社会性别概念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郑永福、吕美颐也认为社会性别理论的意义就在于推出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和新范畴。王小健则指出“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后,结果并不理想,人们更多地看成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的改变,实际上应该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社会性别对妇女史研究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研究妇女而研究两性关系,而是探讨两性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101]。另有学者提出,妇女史不仅是为妇女所写的历史、关于妇女的历史或女性主义观点的历史,而且是性别观念和两性社会关系的历史,即更强调其含括两性的一面,但大体仍属于社会史学派。

   与上述强调妇女/性别史与传统史学的分离甚至是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倾向明显有别的是,也有学者强调不能对外来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亦步亦趋,甚至试图以此建构中国历史,而必须重视中国史料与基础性研究工作,同时摸索中国历史的规律性,以建设本土的相关理论。如前引郭松义、定宜庄文都谈到了继承优良史学传统、重视传统史料等问题。这方面的论说也成为一种较强的声音。正如畅引婷所论,在主流史学领域,对于妇女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强调“衔接”或“对接”,而不是“彻底颠覆”或“全盘否定”。在治学路径上,主张妇女史应与女权主义保持适当距离,反对用现代价值判断裁剪妇女史[111]。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论从史出、客观中立、用事实说话,是大部分从传统史学进入妇女史研究的男性学者和部分女性学者倡导和坚持的。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讨论的深入,实际上两派学者殊途同归,如何使外来理论本土化日益受到关注,渐成重要议题。如侯杰、李净昉在为叶汉明妇女史著作所写书评中提出,中国学者要想真正认清中国性别历史与文化的各种面向,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就应该从中国的性别历史与文化出发,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经验的研究范式。并特别强调,在西方经验中社会性别关系更多表现为冲突,而在中国虽然冲突长期存在,但共容与互动却是不容忽视的[112]。刘文明也持类似意见,认为欧美的女性主义流派、社会性别理论这种全球性话语,有的并不适用于中国,例如有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概念及其二元分析模式等理论;只有出自中国妇女经验总结的理论才更有解释力[99]。从总体倾向看,至新世纪,随着新一代史学研究者的成长,上述“女性主义史学”与“新社会史”的分野已日渐模糊,研究者大体都认同既不能无视和拒绝外来理论,也不应全盘照搬套用,故探讨理论的本土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也有研究者对于西方、日本的妇女史研究包括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及代表人物的理论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而注重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研究以及由“她史”走向两性史的转变,做了研究与评析。如张宏关注“女性主义史学”产生后在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争议,包括在解释妇女“缺席”上如何区分性别偏见与时代局限,如何认识妇女之间的差异,如何处理妇女史与通史的关系,如何在通史研究中运用性别分析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近年美国对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嬗变做了评介[110,113]。苑莉莉翻译了法国学者Laur Lee Downsd的《从女人史到性别史》,此文评述了欧美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三个时段,从作为社会史的女人史到性别史,再到后结构主义性别史的发展路径[114]。

   从方法论上说,引进女性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文化学、阐释学、图像学、统计学等多种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潮流。如王小健提出使用“文化要素分析法”,认为妇女史研究存在重描述轻分析、理论滞后等问题,关键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社会性别史要探讨两性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及其如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化的性别机制和结构,进而发现男尊女卑的社会根源,就需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科手段与方法,而这正是文化史学的文化要素分析法的长项[101]。其《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一书便尝试采用文化学方法,探讨历史上作用于两性关系的文化因素,对男权社会的建立过程及其法则进行探索[47]。姚霏《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及新文化史、图像学、地理学、人类学等方法,审视近代转型时期上海特殊时空背景下的女性生活。他们都在方法论上做了新的探索[115]。在近现代史领域,口述史尤其受到重视,李小江主持的“中国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所出版的《让女人自己说话》[116]系列,包括“亲历战争”“文化寻踪”“民族叙事”“独立历程”,是口述史的代表性成果。游鉴明的《口述历史与性别史研究》[117],杨祥银的《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118],魏开琼的《中国妇女口述史发展初探》[119]等都对口述史的方法、价值、意义、实践等进行了专门探讨。魏开琼还列举了1995年以来的25种妇女口述史著作,指出2000年后此类书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侯杰提倡运用文本分析法,解读近现代的传记、回忆录、小说、日记、档案、报刊、诗文、传说、故事、民谣、戏剧、图画及宣传品等丰富多彩的文本,认为这将使社会性别史研究大有可为[112]。刘秀丽则强调要从女性“情感”与主体经验角度重新观察妇女史[120]。

   从史料角度说,搜罗范围大为扩大,除传统文献外,简帛、卜辞、方志、州县档案、族谱、契约、神话传说、民族资料、考古遗存、器物、墓志、碑铭、出土文书,以及民歌、诗赋、小说、绘画、图像等文学艺术作品无不受到关注。如以古文字演变、文学形象探讨历史上的妇女与两性观念成果众多、蔚为风尚。上述“文本分析法”实际上同样是扩大了史料范围。也有论者论及各类文献史料的价值及运用,如陈超的《论‘四库’明人文集中女性碑传文的特征及其史料价值》[121],杜家骥的《满族家谱对女性的记载及其社会史史料价值》[122],吴欣的《民间文献:妇女史研究资料的价值与利用》[123],陈瑛珣的《清代民间妇女生活史料的发掘与运用》[124],周婵娟的《简帛所见妇女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综述》[125]等。

从选题看,上文所列研究论著已显示出学科深入发展的趋势:一是题目涉及领域之广泛前所未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课题几乎无所不包;二是妇女地位、作用等笼统通论逐渐减少,细化、微观和个案研究日益增多。随着妇女史走向妇女/性别史,研究视角或范畴也明显扩大或转移。除了对妇女群体的关注与研究的热度仍然持续外,历史上的社会性别结构、性别制度的建构以及两性关系开始受到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

  

   三、总结与简评

  

   继20世纪末妇女史在中国大陆重新兴起,新世纪初这十余年是其持续发展时期。十余年间,这一新兴学科成果繁多,已为史学界所认可。它摆脱了初期的粗略概括性描述与两性对立、妇女受压迫—反抗的简单思维方式以及“地位”“作用”“贡献”类宏大议题,形成了多元的视角、多样的课题和广阔的研究范围。但也存在诸多不足:(1)论著数量惊人,但质量有待提高,这可能与大量著述属刚入门的硕博论文有关。(2)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现象,即题目越做越细,缺少宏观思考与理论关注。(3)学科理论建设存在脱节现象,即注重理论探讨者将其用于研究的示范性成果不多,故只局限于小范围讨论;而从事实证研究者则大多沿用传统史学方法,并不特别关注运用新的理论方法,或只是作为标签,罗列一些名词概念。(4)妇女史虽然从理论上实现了向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华丽转身”,但成效有限,研究成果仍以妇女群体史为主,社会性别、两性关系仍是需要大力开掘的领域。

   从妇女史研究起步较早的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中,似乎可见三个层次的发展态势:首先,在历史中发现女性、关注女性,以女性群体为研究课题或领域;进而,从性别尤其是以往被忽视的女性视角解读整个历史,并尝试以两性平等立场重新建构历史;最终,妇女/性别史研究逐渐融入主流,性别与阶级、地域、族群等共同成为历史分析工具,从而使史学呈现纷繁多元的面貌[126,127]。也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添加史”—“她史”—“社会性别史”三个阶段,即:首先将妇女添加到男性史学中;进而构建完全属于女性的历史;继而把性别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等因素交叉考察和分析,发展成差异与多元的“社会性别史”[109],其内涵大同小异。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必然性或逻辑性的发展趋势:历史研究者首先要通过“发现”历史上“妇女”这一群体的存在,进而才会领悟或注意到妇女或“性别”这一新的历史视角,也才会考虑以此视角或工具观察和建构既有的整个历史;最终,随着历史研究的日益多元化,它也必将与其他范畴一样成为观察、研究历史的工具或视角之一。在中国,史学界曾长期以“阶级”作为唯一历史分析工具,对于将“性别”引入史学、作为与“阶级”等同的分析范畴,尤其是从性别视角解读、重构整个历史,或许接受起来更有难度。但是,史学的多元化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必然走向。

   总体上说,中国目前的研究大体还是处于第一层次者多,即在历史中发现妇女、以妇女为研究对象。这在目前已成潮流。总体上说,史学是颇重传统的学科,妇女史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史,由于大体仍属传统学科范畴,被视为史学新增领域,故而从开始便并未受到主流史学界的排斥;相反,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文化史的蓬勃兴起,它日益成为受到关注的热门课题。但与此同时,主流史学界对于引进的所谓“女性主义”“社会性别”之类理论方法,则不大认可与重视。上述令人炫目的繁多著述,大多仍属“发现历史中的妇女”。这不仅因为作者以及导师均属于传统历史学学科,对于社会性别等新理论并不熟悉,可能也寓含对外来的时髦的“女性主义”之类理论的不认同。尽管诸多著作在理论上或许未能有所革新或突破,但其填补空白的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从浩瀚史籍及其他各种文献中“打捞”妇女应该是妇女/性别史研究必须做的第一步,这是一切“主义”及研究的基础。由于中国各类文献与文物的众多,这一层次的工作还需要长久地进行下去。

   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妇女史作为传统史学分支的社会群体史,或说是补充、添加史,比较容易为史学界所接纳的话;那么,由于主流史学界曾长期流行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同时对所谓“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等理论等并不熟悉、认同,故而对于第二层次,即以女性视角或以性别作为分析工具重构整个中国历史,接受与实行起来可能就难得多。因为它几乎可以说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颠覆。但是,相对于女性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地区,在中国史学领域引进“社会性别”视角,与稍显偏激、带有明确性别立场的“女性主义”相比,似乎更容易受到接纳。在中国学界,由于未曾有过激烈的女权运动历史,传统文化较为注重两性和谐,而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妇女史也始终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具有较为纯粹的学术属性;故而,“社会性别”这一视角或理论方法,由于其立场的中立、模糊,更容易为研究者所接纳,因而应该更具有正面积极意义。因为它不仅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吸引了更多的男性学者参与研究,对于最终建构两性平等的历史叙述应该更有好处。

   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工具探讨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论著;以其重构或改写历史,则在短时期内可能不会有大的进展。但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新貌:研究与教学经验交流会暨语录及书籍展览”便是代表。本次会议论文集《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新貌》即尝试从性别角度、以性别为工具,重新考察、解读中国历史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礼仪、教育、思想、宗教、文学、史学、艺术、科技、医疗等各个方面[126]。它实际上也是改变上述理论与实践脱节局面的努力与成果,即提供一个以性别作为分析工具,从各个方面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示范。尽管其论及的课题不能包罗史学所有领域,每个论题也都有待深化和细化,但这一方向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随着妇女史的不断开掘和从性别角度观察、诠释历史的普及与深入,相信性别视角必将不再是史学的边缘和另类,它会与阶级、地域、族群、年龄等等一起将成为历史研究的角度或范畴,即最终实现史学的多元化。“从边缘走向多元”[127]———这应该是妇女/性别史学科发展的长远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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