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更好资源首页
  2. 爱思想

龚鹏程:读书如大禹治水

   近代讲《文心雕龙》这门课,一般认为最早即在北京大学,所以算是北大一个老传统。当时,黄侃先生主讲,并发表过著名的《文心雕龙札记》。乃是中国学术史上将《文心雕龙》正式带入文学批评领域的划时代专著。

   近代讲《文心雕龙》这门课,一般认为最早即在北京大学,所以算是北大一个老传统。当时,黄侃先生主讲,并发表过著名的《文心雕龙札记》。乃是中国学术史上将《文心雕龙》正式带入文学批评领域的划时代专著。

  

   不过,沈兼士、朱希祖两先生曾有一份听讲《文心雕龙》的笔记原稿,只有前十八篇。两君皆章太炎弟子,故是听章氏所讲。章先生在日本国学讲演会和晚年在苏州都讲过《文心雕龙》,今存稿本是在日本讲的。

  

   另外,在黄季刚之前,刘师培先生已在北大讲中古文学,后来罗常培先生更发表了刘氏的讲记《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此书与刘先生《中古文学史》中都有很多与《文心雕龙》相关之处。刘先生也讲过这门课,但是完整的讲义已不得而详了;我们现在能掌握的只是罗常培先生所记的〈诔碑篇〉〈颂赞篇〉笔记,收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所编的《国文月刊》里。

  

   章刘黄一派之外,桐城古文家姚永朴一九一四年起就在北大教书,他的《文学研究法》,多处称引《文心雕龙》,对其文体论部分尤为关注,我们也不应忽略他。

  

   一、专门之学

  

   近代讲《文心雕龙》这本书,特点是把它当专门的学问来做的。就像“文选学”“杜诗学”“红学”一样,《文心雕龙》也被称为龙学,海峡两岸甚或国际上都召开过多次龙学会议。

  

   这什么什么学,就叫做专门之学。专门研究一本书,成为知名的专家,即专门名家。近代学术,主要培养这种人。

  

   故专门名家之学,首先在于服务于这一本书。

  

   一本重要的书或一位重要的作者,引起的争论也就多,会有很多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我们要能认识这个研究传统,并能进入之,才能称为专家之学,才能当行出色。

  

   专家之学,当然首先要熟于书本子。我们研究的是对象既是这本书,首先就要熟悉它的身世。

  

   关于书,有什么身世要谈呢?每本书从历史上传下来,都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很多中间传承已断,比如《墨子》。《墨子》多亏了清末的孙诒让,如果没有孙诒让以及他前后一批学者,现在《墨子》仍是不能读的。在先秦,杨墨之学遍天下,但尔后墨家并无传承,也没有人做墨家的研究。墨子书若存若亡于天壤之间,且基本上也是没法读的,旁行斜上,错乱不堪。经过了清朝人的整理,今天我们才能讨论墨子学。

  

   《文心雕龙》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读到的《文心雕龙》,其身世甚为苍凉。如今看来这么重要、这么有名的书,在历史上其实是没什么人研究的。

  

   传说宋代有位辛楚信,写过《文心雕龙》注。但这只是个传说,因为没人见过,明朝就已失传了,更不用说现在。明代呢?北大藏了一本明万历七年的张之象本,序说:“是书世乏善本,譌舛特甚,好古者病之”,可见原先也几乎是没法读的。我们现在能读《文心雕龙》,是明朝嘉靖万历以后开始关注这本书、开始做整理,再经由清朝、民国以及现在的研究,所以才能够来谈它。

  

   对这本书,现今所知,实大胜于古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敦煌唐写本、元刊本及明朝的本子等这些清人没见过的东西。黄侃弟子范文澜所做《文心雕龙》校注,汇聚诸本,校勘已颇精审;其后还有杨明照、王利器、潘重规、刘永济、李曰刚、詹锳及日本学者多人不断校正,所以我说现在读《文心雕龙》,跟古代实不可同日而语。

  

   二、书本的身世

  

   讲文学理论的人,一般不注意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也没有相关的知识。但是假如要研究《文心雕龙》,书本子的学问便不可不知。

  

   因为《文心雕龙》的版本复杂,虽然不至于像《红楼梦》那样,有众多抄本残卷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整理起来也挺不容易。光是北大所收,就有嘉靖汪一元私淑轩刻本十卷、徐校本汪刻三册、嘉靖佘诲刻本、张之象本、万历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崇祯《期赏斋古文汇编》本、顾千里谭献合校本等。

  

   关于版本,入门应知道的,大体有这些:

  

   唐写本残卷(或称敦煌本)。现藏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卷第5478。从《原道》第一“赞”的第五句“体”字起,至《谐隐》第十五篇篇题为止,首尾完整无阙者仅从《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等十三篇。行、草相杂。赵万里谓“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杨明照则由《铭箴》篇张昶误作张旭推之,以为“当出玄宗以后人手”;饶宗颐则认为是唐末人草书。

  

   至正本(或称元本、元刻本、元至正本):元至正十五年乙未(一三五五)嘉兴知府刘贞刻本《文心雕龙》十卷,为今存最早之刻本。

  

   弘治本(或称冯本):明弘治十七年甲子冯允中刊刻于吴中之《文心雕龙》本。

   活字本:明弘治年间活字本,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跋》有著录。

  

   汪本:明嘉靖十九年汪一元私淑轩新安刻本《文心雕龙》十卷,有方元祯序。

   佘本: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佘诲刻本。

  

   张之象本(或称张本、嘉靖本):明万历七年张之象序本。有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初刻或原刻本。

  

   张乙本:亦出自张之象本,但与《四部丛刊》景印本略有不同。

  

   两京本(或称京本):明万历十年胡维新、原一魁序《两京遗编》本。

  

   何允中本(或称何本、遂本):明万历二十年何允中《汉魏丛书》刻本,卷首有佘诲序,盖由佘本出,每卷首题“张遂辰阅”四字。

  

   梅本:明万历三十七年吉安刘云刻于南京之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本,徐跋称为“金陵善本”。卷首有许延祖楷书顾起元序,序后为《梁书·刘勰传》,杨慎《与张含书》,并梅氏识语、凡例、雠校并音注校雠姓氏及目录;卷末为朱谋跋。

   训故本(或称王惟俭本):明万历三十九年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刻本。

  

   凌本(或称色本、闵本):明凌云万历四十年五色套印本。日人户田浩晓称为色本,自注:“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二册。曹(学佺)、闵(绳)二氏序、凌氏凡例、校雠姓氏、分卷等均与铃木博士《校勘记》中所举刘氏《文心雕龙》五卷(闵本)一致,且校语亦同。因笔者所藏本中诸家批点校语均用五色墨,姑称之为色本。”

  

   合刻本:金陵聚锦堂板《合刻五家言》本。其《文心雕龙》出梅庆生万历本而比梅氏天启本早,当刻于明万历之末,有杨慎、曹学佺、梅庆生、锺惺四家评语,分别列于眉端。

  

   梁本:明梁杰订正本。卷首题:“梁东莞刘勰彦和著  明成都杨慎用修评点  闵中曹学佺能始参评  武林梁杰廷玉订正”。内容与金陵聚锦堂板《合刻五家言》本基本相同。

  

   梅六次本:明梅庆生天启二年(一六二二)第六次校定改刻本:卷首顾起元天启二年序,卷一版心下栏前后有“天启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版”十四字,是此本为天启二年梅氏第六次校定改刻者。此本序后增都穆跋一叶,馀皆如万历本,惟次第稍有不同,书名页左下方有“金陵聚锦堂梓”字样。

  

   谢钞本:明天启七年谢恒钞本,卷末有冯舒朱笔手跋。

  

   秘书本(或称锺本):明锺惺评秘书十八种本,卷首有曹学佺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序,锺氏评语列眉端。

  

   汇编本:明陈仁锡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刻奇赏汇编本,底本为万历梅本而间有不同。

  

   别解本:明黄澍叶绍泰评选汉魏别解本,刻于崇祯十一年。

  

   增定别解本:明叶绍泰增定汉魏别解本,刻于崇祯十五年,较别解本有所扩充。

   胡本:明胡震亨本。

  

   洪本:日人户田浩晓云:“据铃木博士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可知:所谓洪本,即指《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明张墉洪吉臣参注,康熙三十四年重镌,武林抱青阁刊)。”王利器则认为铃木所谓“洪本”,即洪兴祖《楚辞补注》本。

  

   清谨轩本:清初清谨轩钞本。

  

   冈本:日本冈白驹校正句读本,刻于享保十六年辛亥(一七三一),当清雍正九年,出自明何允中《汉魏丛书》本。

  

   黄注本(或称黄本、黄氏原本、黄叔琳校本):清乾隆六年养素堂刻黄叔琳辑注本。前有黄氏干隆三年序及乾隆六年姚培谦识语。此本为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版本,《四库全书》所收黄氏辑注文津阁本即此本。

  

   王谟本(或称王本、广本):清王谟《广汉魏丛书》本,刻于乾隆五十六年,由何允中《汉魏丛书》本出而间有不同。铃木虎雄《校勘记》曰:“余所称王本,即指此书。诸家称王本者,王惟俭本也。”户田简称“广本”。

  

   张松孙本(或称张本):清张松孙辑注《文心雕龙》,乾隆五十六年刻本。

  

   文津本:《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提要题“内府藏本”,不明何刻。

  

   文溯本:《四库全书》文溯阁本,与文津本略有差异。

  

   黄注纪评本:黄叔琳辑注、纪昀批本,道光十三年卢坤(两广节署)刻本,有芸香堂朱墨套印本和翰墨园覆刻本二种。范文澜《注》即采用此本。

  

   崇文本:清光绪纪元湖北崇文书局《三十三种丛书》本,光绪元年开雕,成于光绪三年。

  

   郑藏钞本:清郑珍原藏钞本,出于王谟《广汉魏丛书》本。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尚古本:日本尚古堂本(据冈白驹本雕)。

  

   赵万里《唐本文心雕龙校记》。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一九六七年台湾版。

  

   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一九七○年香港版。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二版。

  

   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一九七四年台湾版。

  

   王叔珉《文心雕龙缀补》,一九七五年台湾版。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一九八二年台湾版。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

  

   林其锬、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上海书店一九九一年十月。

  

   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一九二八)。

  

   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九五二),收入台湾译本《文心雕龙论文集》。

  

   桥川时雄《文心雕龙校读》,打印本。

  

   户田浩晓《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补》,收入户田氏《文心雕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三、字词意义的了解

  

   所谓专家之学,首先就得要了解这本书的许多版本字句等相关问题。

  

   因为各版本间差别甚大,如〈比兴篇〉:“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梅六次本、张松孙本“通”均作“异”,后来纪昀赞成异、黄侃赞成通。可是通跟异恰好意思相反呀!这样的情况,全书多得是。

  

   明朝大批评家钟惺读《文心雕龙.铨赋篇》“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招字于楚辞”时,对“招字”这两个字特别欣赏,打了好几个圈,并加批语道:“招字句亦佳”。可是“招字于楚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也讲不清楚。唐写本出来,我们才知道:噢,不是招字,而是拓宇!钟惺竟根据两个错字大兴赞叹,完全表错了情。

  

   又如〈辨骚〉结尾,唐写本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矣”。

  

   这是对《楚辞》的整体论断,十分重要。但怎么理解呢?博徒,是好博戏的浪荡子,以此来形容《楚辞》乃雅颂之不肖子孙是无疑问的,可是怎么又说它“体宪于三代”?宪是效法的意思,古人说儒家要宪章文武,即用这个意义;近人喜说大宪法、大宪章,更有准则规范之意。楚辞若体宪于三代,焉能说它不肖?

  

   故宪字,洪兴祖注《楚辞》时附载〈辨骚〉就已经改为“慢”了。苏东坡〈林子宗以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其韵〉施注、朱兴宗本也都作慢。宪与慢,两个字,是两种理解。

  

   底下,风杂于战国的杂字,宋以后多作雅。雅与杂,也是两种不同的理解。

  

   对《楚辞》有不同评价的人,对这里的校勘问题就会有不同的主张。因此,校勘文字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不懂这些而乱扯,就常出糗。例如近来风格(Style)一词甚为流行,有位先生写了《刘勰的风格论简说》一文说:“用‘风格’一词来评文,当以刘勰为始,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两次使用了这一词儿。《议对篇》说:‘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夸饰》篇说:‘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宣广,文亦过恶。’……显然是指诗文的风范格局而言的。”另外,某先生也说:“刘勰是不是明白地提出来了‘风格’的字眼呢?这他是提出来了的。……刘勰在这里论应劭、傅咸、陆机等作家的作品,认为是‘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刘勰这样来明确风格的意义是十分确当的。”

  

   这位朋友不但发现了中国文论“风格”一词的源头,而且也确定了刘勰对风格意义的见解。可惜他不知道:《议对》篇的“风格”,其义与《章表》篇的“风矩”同义,却与当代文坛讲的“风格”迥异。至于《夸饰》篇的“风格”二字,“格”属误书,字应作“俗”,从上下文意来看,乃是“风俗训世”。如此这般,就错字衍义一通,虽然很可显示今日教授们的水准;不过,若把版本与字义弄清楚了再讲可能会要稍好些。

  

   版本之外的字义声韵部分,也有些可注意处。如《诔碑篇》的赞语:“写实追虚,诔碑以立。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顾影岂忒”。立、集、泣,这三个字,《广韵》属入声缉韵;忒则是入声德韵。音值不同,无法通押。所以各本虽都做“忒”,却绝对是错的。唐写本字形是戢的俗体字,戢亦属缉韵,可能才是本字。

  

   又,《奏启篇》赞语,以禁、酖、浸、任四字为韵,也有问题。因禁、浸、任都属侵韵,酖却是覃韵。这两韵,据王了一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考证,在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绝对是不通押的,侵韵皆独用。所以这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刘勰用古韵。因为酖字古代确实在侵部,中古音才变入覃部。刘勰是位抗志希古的人,这样用韵,恰好就是一个小例证,只不过在当时就显得太例外了。

  

   同样的情况,还可见诸《事类篇》赞语的亘、邓、赠(去声嶝韵)和懵(上声董韵)通押。因这四个字古韵皆属蒸部。刘勰的写法也与南北朝诗人都不同。

  

   四、读书为己

  

   第二,当然是有关内容的理解。内容的问题,因为需要更多讨论,以后有机会谈。

  

   熟悉了版本、文字,并对内容有所掌握之后,即可以成为专家。

  

   成为专家倒也不是很难,稍下一两年工夫就可以了。大陆上的学制与台湾颇不相同,大陆本来就是培养专家的。

  

   但是太专了又不是做专门之学的最终目的。专门之学最终是要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在一本书上花这么大的功夫?专门之学,其实就是要以这本书为钥匙,要通过这本书而达到博通。⏤⏤这是为自己服务的,许多人却达不到这一点。

  

   举个浅显的例子。一位武术比赛冠军就算是精通武术了吗?

  

   精通武术,除了能把某种拳路练得纯熟,如跳舞、体操选手一般;或练散打,整天搏击之外,该不该知道些跌打损伤、推拿接骨之类的医疗知识呢?该不该同时晓得经络穴位以及丸散膏药?不知道这些,不但打了人或被打受伤了都不能治理,就是点穴、铁沙掌等功夫也练不成吧!台湾所有国术馆都是医馆,就是这个道理;黄飞鸿开的武馆即是宝芝林医馆,亦是此理。

  

   而武术又都是有传统的,了解武术史,就需史学工夫,颇涉考证。这还关联少林武当等佛教道教历史与哲学。不知这些,如何深入太极八卦三才剑七星阵六合刀五行棍的世界?

  

   再说,中国武术是跟中国整个侠义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侠文化、文学上的武侠诗武侠小说,岂不也是练武的人必知之事?

  

   此外,武术与梁山水泊、天地会、罗教之类游民或反政府团体也渊源深厚,能不略考之乎?

  

   也就是说,只要一门深入,真正精通武术,你自然也就同时博通了文学、历史、宗教、社会、医药等等。若啥也不懂,光会练一二套路或当过打手,便夸口说他精通武术,不是笑死人吗?

  

   无奈目前学界就常以此为精深、以此为专家,其实是……哈哈哈!

  

   因此,我们读《文心雕龙》,也是希望把《文心雕龙》当做一扇门、一把钥匙,让你至少能由此博通整个中国文学。

  

   例如,通过《文心雕龙》,横向的,我们可以与同时代的《文选》进行对比,通过这两本书来了解汉魏六朝文学以及当时的文学观念。六朝的经学、史学观念,亦能由此进窥。

  

   纵贯的,我们通过《文心雕龙》,又往上可以谈李充的《翰林论》,往下可以通贯各种谈文章流别的文献;再与后世的文论、文学批评、讨论作文方法的书结合起来,探讨彼此关系。

  

   因此一个专家之学,不仅仅是在讨论这本书,还要讨论这本书与其他书,这本书跟它的时代的关系、跟思潮关系怎样。然后往下贯通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博通的目的。好的专家之学,是可以从一个点上无限展开的,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等许多问题。

  

   另外,也有横向的。我们跟西方的文论亦可以做许多比较。这是做专家之学必须要注意的几点。

  

   五、古今异谊、中外异理

  

   了解《文心雕龙》还有几个原则。第一叫古今异谊。

  

   古人看《文心雕龙》与今人是不同的,甚至每个时代对它的理解也都不甚相似。

   你不要以为《文心雕龙》本质就是一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书。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了解《文心》很重要的一点,要了解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文心雕龙》。

   第二,中外异理。

  

大家谈《文心雕龙》,常会谈它与佛学有什么关系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与玄学又有什么关系啦,或用西方理论来解析《文心雕龙》啦。我在三四十年前,亦曾用思洛普·佛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原型(archetype)批评来谈《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写了一部小书《春夏秋冬》。其后也有很多人走这样的路数,参考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谈《文心雕龙》。但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个路子是错的。

  

   刘勰的《物色篇》谈的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因物象变化,我们的心态、感情也随之改变。这看起来跟原型批评很像,而其实内容底子完全不同,佛莱甚或容格(C.G.Jung,1875-1961)都不可能有中国的气类感应思想。我们谈《文心雕龙》,并非不能做中外理论上的对比研究,从而贯通之;但我们要清楚两者的理论脉络,否则就会产生若干不恰当的比附。

  

   以《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一书为例。他认为比较《文心雕龙》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可从雕龙(形式论)和文心(意义论)两方面入手。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哲理探讨力度很深,故这些文论流派可与“文心”对应;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较多关注读者的阅读、反应和接受,则可与“雕龙”对应。在有关文学发展史观、独有的艺术语言形式、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文学意象的有机构成、作品形式结构分析等方面,形式派文论与《文心雕龙》间存在许多相类似的观点和主张,甚至表述方式也存在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在涉及文本的意义阐释时,刘勰比较看重读者从复意文本中阅读、理解得来的“意味”,则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观点有相通之处。

  

   你看,这不是极精彩、极有学问吗?可惜《文心雕龙》是一本书,有它自己的结构和宗旨,怎能既是形式批评又同时是现象学?

  

   刘勰论作品的形式,主要在其文体论。而每一文体都推源于经典,风格也以经典为依归,请问西方形式批评又有哪一家是如此说的?

  

   形式批评反对历史主义,刘勰却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岂能不顾其整体脉络,随意割裂比附?

  

   像这样的所谓中西比较,其实在我们学界触处皆是,诸位皆当引以为戒,勿复步其后尘才好。

  

   很多人谈《文心雕龙》与佛家的关系也是这样,不懂佛教而比附字面,乱扯一气。

  

   六、观其要、知其蔽

  

   第三,“观其要”,了解其主要的理论内涵。《文心雕龙》内在的结构比较严密,我们对于其理论内涵要能掌握重点。

  

   最后,也要“知其蔽”。

  

   《文心雕龙》当然有其缺陷和局限。每本书都有其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其关注不到的地方。这个局限,并不是一般过去讲《文心雕龙》的人套用通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说法,说刘勰有其时代与阶级局限,所以刘勰所主张的文学内容,只是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没有结合到社会现实。并且,刘勰早期是文士,替几个王做秘书,后期又出家做了和尚。这样的人,脱离社会现实,也没有社会斗争的经验,所以论文主要谈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跟社会现实和社会环境没有关系等等。

  

   这一类文章都可以不用看。我说《文心雕龙》有局限,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文心雕龙》在理论上有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或者内部有没有矛盾。

  

   比如《文心雕龙》有一篇《情采篇》,“情”是我们内在的感情,“采”是表现的外在的文采。我们写文章,内在的感情与外在的文采能够结合,才是好文章。这,作为一个理论的原则,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创作上,刘勰也知道有很多的文体并不是“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情”的。比如,某某人死了,其家属拜托你写篇传记。这是委托的工作,并不是你自发的感情。刘勰自己长期替人家做秘书,其工作就是代人家写文章。老板要演讲,需要一篇讲稿;有人送老板东西,则需要代写个答启。这些文章,情感都不是作者的情,而是为文造情、代人啼笑。

  

   另外,《文心雕龙》所谈的某些文体,往往也与感情没有关系。比如史传的写法,主要就不是抒情而是叙事的;又如诸子,诸子论理,以立意为宗,也不主抒情。论说文亦是如此。至于诏策、代言等,皆不本于自己感情。有些公文书,写好之后由老板修改修改便发表了,发表时也未必署上自己的名字。

  

   就像李商隐。李商隐是唐朝的宗室,但到了李商隐时已然没落,很小的时候父亲又已过世。所以他自幼就替人家抄写文字维生。稍微长大,跟着令狐楚,既做学生、秘书,又做幕僚。令狐楚死后,他考上进士,出去自己做官。做官不得意,则又回来替人做幕僚。李商隐的文集叫做《樊南四六集》,收在文集中的文章,大部份都是代笔。这些文稿“代人啼哭”“因人做笑语”,文字与自己的感情都是松开的。文章中,有许多确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说这里面便没有好文章。其中好文章还是挺多的,只是写作形态不一样而已。

  

   在《情采篇》中,刘勰已注意到了这类情况,但是他把情采当做写作的总原则时,碰到刚才所说的情况,就会有些矛盾,出现讲不通的地方,理论不甚圆通。所谓的“知其蔽”,就是要明白这一类问题。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

  

   以上,大体就是我们在做一部专书研究中所要注意的原则。这也不仅做《文心雕龙》研究是如此,其他的专书研究大抵皆然。

  

   善读书者,如大禹治水,需疏通其脉络,此即治水之常经也。

  

  

转载文章,作者:更好,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链接:https://makebetter.best/archives/6735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联系我们

400-800-8888

在线咨询: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邮件:[email protected]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30-18:30,节假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