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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胡塞尔与芬克及其《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内容提要:随着现象学的发展,现象学方法论的独特性问题成为了一个日趋突出并亟待解答的问题。胡塞尔本人曾对此做出过断断续续的思考与论述,并提出过“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在其撰写德文版《笛卡尔式沉思》的过程中,胡塞尔委托芬克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第六沉思,专门论述“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由芬克所撰写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事实上构成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

   内容提要:随着现象学的发展,现象学方法论的独特性问题成为了一个日趋突出并亟待解答的问题。胡塞尔本人曾对此做出过断断续续的思考与论述,并提出过“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在其撰写德文版《笛卡尔式沉思》的过程中,胡塞尔委托芬克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第六沉思,专门论述“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由芬克所撰写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反思,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现象学运动。《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事实上构成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成为了一个里程碑。

   关键词:现象学的方法论/第六笛卡尔式沉思/现象学的现象学/反思和还原的局限性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哲学系。

   一、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与芬克的《第六笛卡尔式沉思》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学说或理论。胡塞尔虽然曾将现象学定义为认识批判、认识启蒙以及描述心理学、本质学,也曾将现象学方法定位为范畴直观、范畴代现、观念化抽象,但他并不认为它们可以代表现象学独有的方法,而是将它们视为所有本质科学共同运用的方法,例如是纯粹逻辑学、纯粹数学、纯粹物理学、纯粹心理学等的共同方法。

   总体说来,胡塞尔是在1905年之后才开始提出现象学的特有方法,即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的。在1905年的西菲尔德研究手稿中,胡塞尔第一次提出“现象学还原”的概念和方法。(cf.Chronik,S.91f.)在1907年的“现象学的观念”五次讲座中,他第一次公开地阐述超越论现象学转向。在该讲座的第一讲,他便提出现象学的定义:“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Hua Ⅱ,S.23)自此刻起,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日趋突出了。在1913年公开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他对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做出系统的阐释,包括了悬搁、还原、排除、加括号、判为无效等等。

   但所有这些都仍然属于关于现象学方法的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方法论的反思。胡塞尔后来曾将其当作“更高的素朴性阶段”加以批判。但需要留意,这种自我批判并非出于胡塞尔在方法论方面的偶发奇想,而是起源于他对现象学做系统表达的思考,而这必定是与对现象学的最终论证结合在一起的。还在1916年到弗赖堡任教后不久,胡塞尔便开始萌生了进行现象学系统研究的想法。他在1920年10月为《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写的“前言”中曾说明:“我在弗莱堡的新教学工作也要求我将我的兴趣朝向主导的普遍性和体系。”(LU Ⅱ/2,B Ⅲ)而在彻底的认识批判与系统阐述的尝试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联系:对现象学的系统阐述意味着对认识批判的彻底论证,当然也包含现象学的自身批判。①

   在1922/23年冬季学期题为“哲学引论”的讲座中,胡塞尔第一次在“绝然的还原”或“对超越论还原的绝然批判”(Hua ⅩⅩⅩⅤ,S.349)的标题下进行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批判,从而正式拉开了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批判的序幕。这个“哲学引论”实际上是两卷本《第一哲学》的前身。在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第一哲学”讲座的第二部分“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中,胡塞尔再次尝试通过“绝然批判”完成对“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的阐释和对一门“具有绝然基础的哲学”的论证。(cf.Hua Ⅷ,S.69ff.)在1926-1935年就现象学还原问题写下的大量手稿中——也即《论现象学还原》的全集第三十四卷——胡塞尔谈到了“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概念以及以此方式进行的“批判的批判”的现象学纲领,这个纲领在这里——如路福特所说——“虽然没有得到更宽泛的实施,但一些简短的暗示却让人预感到:胡塞尔至少是如何预先实施这个纲领的,以及这个纲领看起来是如何不同于芬克的实施”。(cf.Luft,2002b,S.ⅩⅩⅩⅨ;Hua ⅩⅩⅩⅣ,Beilage Ⅻ;Luft,2002a,S.9f.)

   时间来到1929年。2月23日与25日,胡塞尔应邀在巴黎索邦大学做了关于“超越论现象学引论”的两次讲演。“巴黎讲演”是以超越论哲学方法的主张结束的,胡塞尔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欧洲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超越论发展脉络之中,成为它的现代环节。之后,胡塞尔计划以《笛卡尔式沉思》为题发表加工并扩展他的巴黎讲演。初稿由五项笛卡尔式沉思组成,首先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当时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的芬克参与了对《沉思》的加工,他从第六节开始加入各节的小标题,同时还做了大量润色,所有这些都得到胡塞尔的赞同和认可。

   1929年5月17日,芬克将胡塞尔的“笛卡尔式沉思”文稿寄到法国。之后,尤其是在发现1931年出版的法文本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之后,胡塞尔开始考虑发表该书的更为系统的德文版。他计划与芬克合作进行扩展,并增加两个沉思。(cf.Hua Brief.Ⅲ,S.274)②芬克对前五个沉思的加工进展较为顺利,而且在1932年8月至10月期间,芬克也完成了他自己的“第六沉思”的撰写,分四次将他的总共123页文稿交给胡塞尔审阅。(cf.Chronik,S.415-419)根据施特拉塞尔所依据的芬克的说法:“胡塞尔当时想把新的《笛卡尔式沉思》,连同芬克的第六沉思一起,以共同作者的名义发表。”(Strasser,1991,S.ⅩⅩⅧ)③然而,由于1933年纳粹攫取政权,胡塞尔在德国国内的发表已经变得不再可能,加之胡塞尔此后开始专注于1935年的维也纳和布拉格的讲演以及此后开始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论文组的撰写,《沉思》的修改完善与出版被暂时搁置。1937年,胡塞尔意外摔倒患病,随后于1938年去世。他与芬克合作修改和几近完成的六个《沉思》最终也未能在他身前出版。

   直到二战结束,芬克才以《第六笛卡尔式沉思》(以下简称《第六沉思》)的文稿在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申请任教资格考试并随即获得通过。然而这部书稿在其1945年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便被芬克存放起来,始终没有列入发表计划,甚至在胡塞尔的德文版“前五个沉思”于1950年作为全集第一卷出版之后,他也没有在最初的应允之后最终满足施特拉塞尔的希望,即:“在我们的文本发表出来之后,欧根·芬克将由他修改并补充的新《笛卡尔式沉思》——如果可能,连同胡塞尔那些常常是如此富有启发的眉批一起——提交给读者。事实上,这样一种发表将会是尤其令人感兴趣的,而且会让胡塞尔研究者的一些疑惑得到更好的解决。”(Strasser,1991,S.ⅩⅩⅧ)实际情况是,直至1975年去世芬克也未决定将其正式发表。

   这部由芬克撰写、加有胡塞尔批注的书稿最终是在芬克去世后才经他的遗孀允许而收入《胡塞尔全集·文献》系列,作为其中的第三卷,分上、下册公开出版(cf.Ⅵ.CM Ⅰ;Ⅵ.CM Ⅱ),从而为世人所知。施特拉塞尔在1950年表达的希望在近四十年后才终于得以实现。

   二、关于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及其局限性的反思

   芬克撰写的这个《第六沉思》的标题是“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此前,方法论一词从未在胡塞尔的著述中作为标题出现过。大致从1922年的伦敦讲演起,胡塞尔开始考虑他的“系统著作”的计划,并将方法论的问题放在其布局的开端。《笛卡尔式沉思》实际上可以视作这个系统著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尤其偏重方法论的一部分。但以方法论观念为标题的沉思在最后才被列入讨论的范围,这是由实事的性质决定的。

   对此可以用两个现象学家的例子来加以引证:

   其一,1933年夏季学期,帕托契卡在弗赖堡学习期间见证了胡塞尔与芬克每天的散步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便与第六沉思有关,亦即与现象学还原或现象学方法论的问题有关。他回忆说:“芬克和胡塞尔两人都一再强调,应当面向一个具体的个别问题,由此出发才能学会理解现象学方法的普遍意义——这个方法的整个效果是在很久以后才为我所领会的。”(帕托契卡,第280、283页)

   其二,类似的说法还可以在另一位现象学运动主要成员盖格尔那里读到:“谈论方法——宣传一种方法却不能指明这种方法如何导向具体结论,不能通过它的运用来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幽灵——这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是同样可疑的。”(Geiger,S.136)

   可见,将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放在最后讨论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尤其对于作为一种工作哲学的现象学来说更是如此。正如数学的学习不会从抽象的方法谈起,而是首先要在具体的运算中掌握方法一样,现象学对方法的反思总是要跟在对方法的运用之后的。

   至于在五个沉思之后增加一个关于超越论方法论的沉思的主张最初究竟是发自胡塞尔还是芬克,如今已经无从查证。但至少可以确定:胡塞尔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长期的思考和阐释,而且他委托芬克撰写这一沉思最为恰当,因为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是芬克的长项。而芬克对现象学方法的兴趣由来已久。还在他1930年的博士论文《当下化与图像:非现实性的现象学论稿》中,他就已经在关注现象学的方法论问题。论文的引论基本上是对现象学方法的讨论,尤其是在第四、五节中专门讨论了现象学还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在第六节“现象学分析的特性”中提出了现象学分析的三个原则性命题:“1、任何现象学分析本质上都是暂时的;2、任何现象学分析本质上都是时间分析;3、任何现象学分析本质上都需要一条指导线索。”他接下来说明:“这显然不是一个穷尽性的特征刻画,但它可以被用来恰当地澄清这里所做的专项研究的局限性。”(Fink,1966,S.16)

   芬克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他的关于“非现实性现象学”之专项研究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现象学的专项研究,而且也完全有可能延展到一般的现象学研究上。他在这里使用的全称命题“任何现象学分析”已经明示了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他在几年后的“第六沉思”第一节标题中再次提到“局限性”,而且已经涉及一般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性:“至此为止的诸沉思的方法局限性”。(Ⅵ.CM Ⅰ,S.3ff.)

   可以说,芬克对待超越论现象学方法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审慎性和怀疑性的色彩或印记。它们并不代表某种否定性或隐含某种批判性,否则芬克不可能再去鼓吹和弘扬需要依仗这种超越论方法的超越论现象学;而是涉及一种力图探寻和确定超越论现象学方法之边界的思考取向,同时也关系到对其运用的小心收敛和仔细节制。这种思维态度与此前胡塞尔在尝试与他当时的助手海德格尔合作撰写“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的“现象学”条目时曾遭遇过的思想走向并不相同,也与此后在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普莱斯纳那里可以发现的立场观点不尽相似。(参见普莱斯纳,第60页)不过,与海德格尔和芬克不同,普莱斯纳并非现象学的业内人士,而且在胡塞尔的生活中只是个匆匆过客,因而胡塞尔即使知道普莱斯纳的看法也不会在意。相反,对胡塞尔更为重要的、也是使他更为伤心的,还是他的“最亲近的学生和朋友”——应当也包括芬克在内——未能与他同行。(Husserl,1968,S.77f.)

   那么,究竟是胡塞尔本人错了,还是他的学生和朋友错了?抑或两边都没错或都有错?而如果有错,那么究竟错在哪里?

   三、方法论反思在现象学系统中的位置

   上述问题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现象学的自我批判问题,现象学本身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现象学的现象学”问题。胡塞尔在1930年的文稿中使用了这个概念。此后芬克在《第六沉思》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cf.Hua ⅩⅩⅩⅣ,S.176;Ⅵ.CM Ⅰ,S.74)

关于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自我批判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路福特指出,胡塞尔在他一生的方法论反思中已有多次的实施,因而常见的认为胡塞尔从来不做自身批判的说法是错误的。(cf.Luft,2002a,S.9,Anm.11)路福特在这里首先批评兰德格雷贝:他作为胡塞尔私人助手受其委托而将1922/23年的“第一哲学”的速记体手稿做了转写,但却在四十年后于1962年的“胡塞尔告别笛卡尔主义”的经典论文中奇怪地声言胡塞尔从未进行过自我批判!(cf.Landgrebe,S.133-177)其次路福特也批评耿宁在《胡塞尔与康德》论著中接受了兰德格雷贝的看法,即认为胡塞尔的这个自身批判被遥遥无期地(ad calendas graecas)推延了。(cf.Kern,S.202)

   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兰德格雷贝和耿宁所说的“自身批判”(Selbstkritik)。(Luft,2002b,S.ⅩⅩⅩⅨ,Anm.2)路福特自己也认为可以在胡塞尔那里区分出两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第一种便是以“现象学的现象学”的方式进行的自身批判,这也是本文关注和讨论的论题。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自身批判涉及对“超越论的素朴性的克服”,它带有对进行现象学活动的本我的一种自身关涉的批判的特征。但路福特认为除此之外在胡塞尔那里还可以找到“自身批判”的第二种含义:在对现象学的明见证据(Evidenzell)之批判意义上的“批判的批判”,即胡塞尔在《笛卡尔式沉思》中所说的“带有对范围与边界、也包括对绝然性模态进行规定之意图的自身批判”(Hua Ⅰ,S.178)。而这也是胡塞尔在1922/23年的《哲学引论》讲座中实施的自身批判。(Luft,2002b,S.ⅩⅩⅩⅨ,Anm.2)这就意味着兰德格雷贝和耿宁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胡塞尔的确始终没有进行过第一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即使他早已完成第二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

   第一种意义上的“自身批判”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的现象学”,或路福特所说的“对现象学的自身理解以及它的‘目的意义’、它的系统性(Systematik)的方法论研究”,或凯尔克霍芬所说的“现象学的自身反思”。(cf.Luft,2002a,S.2;Van Kerckhoven,2003,S.23)这也是芬克在《第六沉思》中所说的“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的基本意涵,他对此解释说:“在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观念中包含着这样的任务:使现象学活动本身成为现象学研究和任务的对象,而且首先是以特殊的方式进行,就像它在超越论要素论(世界构造的现象学认识)中所起的作用那样。”(Ⅵ.CM Ⅰ,S.61)

   因此,不是像在通常的现象学研究中那样将通常的意识活动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对象,而是将正在进行的现象学活动(Ph nomenologisieren)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现象学的现象学”的特点。而将现象学家的意识反思标示为动词的“现象学活动”,这很可能是芬克的首创。

   这里提到的“超越论的要素论”或“现象学的要素论”(Ⅵ.CM Ⅰ,S.95)与“超越论的方法论”一同构成现象学的总的问题域。这种对现象学问题域的二分令人联想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它显然不是出自胡塞尔的建议,因为他在此前自己的几部纲领性论著中均未曾谈论过这个意义上的“要素论”。事实上,芬克是借用这个康德式的概念来概括《笛卡尔式沉思》的前五个沉思的内容:“构造的生成、超越论的宇宙起源论、单子全体的创世主动性,这是超越论的要素论的通常课题。”(Ⅵ.CM Ⅰ,S.13)芬克将“超越论的要素论”分为两个部分:回退的(regressiv)现象学和建构的(konstruktiv)现象学,前者意味着超越论的感性论和分析论,后者意味着超越论的辩证论。

   而《第六沉思》则构成现象学的问题域的第二部分:超越论的方法论。如果说在超越论的要素论中的主体是超越论的旁观者,论题是世界的构造,那么在超越论的方法论中的主体则是超越论的旁观者,论题也是超越论的旁观者。(Ⅵ.CM Ⅰ,S.12f.)

   严格说来,在芬克对现象学问题域的勾画中还包含一个在超越论要素论和超越论的方法论之前的部分,或者可以说,一个通过向现象学问题域的转向而使之得以开启的部分。芬克将它划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人的自身思义,而后是它的彻底化:现象学的还原。

   这样,现象学的总体进程便被分作四个阶段:1.人的自身思义;2.现象学还原;3.超越论的要素论;4.超越论的方法论。

   这四个部分实际上也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系统学”的布局内容。我们在芬克1930年8月13日交给胡塞尔的一份草案“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体系’的布局”中可以看到这四个部分的大致轮廓。④按理说,其中的第四部分内容现在正好应当构成芬克《第六沉思》的论题。但芬克接下来在《第六沉思》中的分节讨论却把“现象学的系统学”的三个或四个层次全部包含在自身中,即第5节“现象学活动作为还原活动”(Reduzieren),第6节“现象学活动作为回退的分析活动(Analysieren)”,第7节“‘建构性’现象学中的现象学活动”。这三节分别对应的是“超越论的要素论”中的几个层次或阶段。而接下来的第8节“作为理论经验活动的现象学活动”、第9节“作为观念化活动的现象学活动”、第10节“作为述谓判断的现象学活动”和第11节“作为‘科学化’的现象学活动”或许应当被理解为真正的“超越论的方法论”的几个层次或几个讨论环节。

   无论如何,这里初看起来有一个论题方面的矛盾,即使将“超越论的方法论”的问题域区分为两种:广义的、即“系统学”意义上的与狭义的、即真正的,这个矛盾似乎也不能完全得到消解。但更为仔细的观察会表明,这种消解是可以通过对这两个问题域的进一步规定来完成的。这里只需要进一步留意:在超越论的方法论中,方法论思考的主体和论题都是“主体”,而“主体”在这里是指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学活动”,据此便可以理解,现象学的系统学的问题域与现象学的方法论的问题域是重合的。第5-7节的论题与超越论还原活动的现象学活动有关,第8-11节的内容则与本质论还原活动的现象学活动有关。

   四、《第六沉思》中讨论的几例具体方法论问题

   在《第六沉思》中不仅可以看到芬克的现象学系统论和现象学方法论的总体布局,也可以发现他对现象学方法论问题的具体讨论和分析。这些问题有些是已经被胡塞尔讨论和阐释过的,有些则是芬克在同时代哲学家的质疑中看到的和面对的。

   无穷回退问题。芬克在第3节“现象学的‘自身关涉性’”中特别探讨了“现象学的现象学”中可能包含的“无穷回退”问题。他一开始就说明:“超越论的方法论的课题是现象学的旁观者。”(Ⅵ.CM Ⅰ,S.14)这里的所谓“现象学的旁观者”是指正在进行现象学活动的主体或自我:“他就是‘现象学反思的’的真正主体,就是真正超越论的反思者!因而我们在‘方法论’中所拥有的是一个已经在进行反思活动的自我的这是对象化,即一个‘更高阶段’的反思?”(Ⅵ.CM Ⅰ,S.15)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就是“无穷回退”,即:如果现象学的反思需要通过二阶的现象学反思来论证,那么后者理论上也要通过三阶的现象学反思来论证,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因而芬克的进一步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确想要认识心灵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 t),那么我们不是必须要在一个新的反思阶段上揭示这个自我,如此无穷(in infinitum)进行下去。这样,‘无穷回退(regressus in infinitum)’真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吗?”(Ⅵ.CM Ⅰ,S.19)

   需要留意胡塞尔在这段话上写下的眉批:“反思的迭复必定只有在心理学或心理学家提出对心灵的个体存在进行穷尽认识的任务时才会真正被制作出来并且被课题化。但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背谬的任务。心灵,无论是我自己的心灵,还是一个他人的心灵,都无法在此意义上被完全地认识,无法在其完全的个体性中被认识——恰如任何世间性的东西都无法在此完全的意义上被认识。客观地认识作为心理学家的我,根据我的时空上已定位的、固持的存在而将我认识为一个可以以同样方式为任何人都认识的人,这一并非属于心理学的课题。但这种客观认识的任务、普遍地对于任何人和在任何时间里都原则可制作的认识的任务并不包含、而且更多是排斥这样一个任务,即明确地制作出我的心理的总体性、我的自身反思的总体性和对他人的反思的总体性。但是,关于个体心灵的客观认识、也包括关于经验的心灵群组的客观认识的‘普遍有效性’唯有通过一种作为在世界中的心灵科学的普遍心理学的方式才是可以施行的。”(Ⅵ.CM Ⅰ,S.19,Anm.31)

   胡塞尔在这里对“无穷回退”的问题做出两方面的提示,一方面是否定性的,一方面是肯定性的:在否定性的方面,他将对个体心灵的“穷尽(ersch?pfend)认识”或“总体性”认识的不可能性视作心理学的宿命,这里的心理学是指作为精确科学、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它会遭遇这个无穷回退的问题。而在肯定性的方面,胡塞尔指出一种作为在世界中的心灵科学的普遍心理学的可能性,它的认识虽然不是穷尽的和总体的,但却是普遍有效。这是指在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超越论的本质现象学的可能性。

   揭示活动的本性问题。芬克将超越论的方法论所要讨论的问题罗列如下:“构造探问的和澄清的行动、构造的揭示活动本身是‘构造的’吗?而对这个行动的反思是一种对‘存在者’的反思或至少是对处在朝向存在的构造倾向中、处在世界实现的目的性中的‘存在者’的反思吗?对现象学活动的反思回转具有同一个行为意向的结构和同一个‘构造性的本质’,正如一种在超越论的要素论中从课题上得到澄清的反思(作为在以超越论方式被还原的体验流中的一个事件)?”芬克认为,“超越论方法论的问题就是在这些问题中表述出来的。”(Ⅵ.CM Ⅰ,S.24)⑤

   撇开后面几个问题中隐含的海德格尔式质疑不论,这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后来成为现象学方法论的关键性质疑的问题:对意识的构造活动的揭示本身也是一种构造活动吗?

   这个问题最早在描述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的发展中就已经出现过,例如在布伦塔诺那里,他曾思考:对原则上已经消散的愤怒的反思是否不同于对当下愤怒的直接体验?对此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有过讨论;后来在现象学的发展中,尤其是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这个问题也以变化的方式一再出现,例如在关于自我的超越性的论述中,自我是否是在对它的反思中被构造出来的?笔者曾在几篇文章中,尤其是在《胡塞尔哲学中的“原意识”与“后反思”》(倪梁康,1998年)论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论。需要说明的是,芬克在这里将这个问题提到了超越论的方法论高度进行讨论,实际上它事关意识现象学乃至整个主观心理学与超越论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如果对意识的构造活动的描述和分析本身也是构造性的,如果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的绝然之物最终也是被构造之物,那么这种反思的构造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意识的客观认识?而如果主体对主体的认识不能是自身反思的或自身反省的,那么目前实验心理学或客观心理学的研究方式是否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或必要性?在芬克的遗稿中可以找到一份未标明具体撰写时间、但应当是写于胡塞尔阅读了第六沉思之后的“前言草稿”。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胡塞尔对待这个问题持有保留的态度,他认为“在构造活动的自我(Ich)与现象学活动的自我之间的对立被过分强调了”。(cf.Ⅵ.CM Ⅰ,S.183)

“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与“本我论现象学和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这里的问题既涉及现象学的“系统学”也涉及现象学的“方法学”。后者在这两个问题上尤其表现为:当现象学谈论个体的发生和个体与个体的共同生存时,它是否还可能是一门超越论的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后期胡塞尔始终在思考和讨论“个体化”和“具体化”的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超越论经验的问题。芬克在这个方面基本遵循胡塞尔的构想,同时也提出自己的思考。至少在《第六沉思》中,芬克对于一门超越论的发生现象学持一种赞同的立场并且做出论证和奠基的努力。

   按照芬克的看法,“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是超越论方法论的首要问题。”(Ⅵ.CM Ⅰ,S.32)而在通过现象学还原而进入到“回退现象学”的第一阶段之后,现象学的目光所面对的是“在现象学还原中直接的和第一的被给予之物是在其活的当下的全部具体化中的本我论生活流的超越论生存。”(Ⅵ.CM Ⅰ,S.5f.)

   需要说明的是,“回退的现象学”(regressive Ph nomenologie)应当是芬克本人的概念,他在为胡塞尔起草的“现象学哲学体系”的布局中用它来表明“以还原的方式被开启的超越论主体性的‘不确定性’”(Ⅵ.CM Ⅱ,S.6f.),就是说,回退是指将现象学的目光从直向地指向意识对象回转到反思地指向的意识活动,类似于在康德那里从认识对象向认识能力的超越论回转。在芬克的上述“现象学哲学体系”的布局中,紧随“回退现象学”之后的是“前行的现象学”(progressive Ph nomenologie)的阶段。按照芬克的说法,“回退的分析作为拆除的分析;前行的分析作为构建的分析”(Ⅵ.CM Ⅱ,S.7f.)。但这个概念在《第六沉思》中没有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同样为胡塞尔本人不多使用的概念:“建构的现象学(konstruktive Ph nomenologie)”。在这个阶段上讨论的是意识活动在“纵—横”两个方向上⑥的构造性展开。

   如果“建构的现象学”的论题是“超越论的世界构造”的问题,那么这个“世界”既可以是指个体的“历史世界”,也可以是指个体的“自然世界”。它们都是通过意识活动的主体而被构造起来。按照芬克的说法:“根据这个本我论的具体化的双面性,对于构造问题的构想来说有两个方向显示出来:对流动的经验生活的构造性分析学(静态现象学)以及对深入到在现时习性中隐含的被积淀下来的施行生活的构造性回问(发生现象学)。”(Ⅵ.CM Ⅰ,S.5f.)

   但芬克在这里所说“在现象学还原中直接的和第一的被给予之物是在其活的当下的全部具体化中的本我论生活流的超越论生存”,或者说,他所说的“以还原的方式被开启的超越论主体性的‘不确定性’”,并不仅仅涉及上述“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两个可能方向。在这个通过还原而获得的现象学的原点上,实际上还包含“提出并回答关于本我论和交互主体的世界构造的‘开端’和‘结尾’的超越论问题”(Ⅵ.CM Ⅰ,S.10)的两个可能方向。按照芬克的表述:“一旦进入超越论生活的突破位置,即超越论本我(Ego)在回退的现象学的第一阶段上得到描述和完全的展开,我们原则上会有两种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性。我们要么就确实地进入构造研究的具体学科之中,实施静态的和发生的构造分析——要么我们首先展开那个通过还原而被给予的存在的完整内涵,我们开启本我的被遮蔽的蕴涵:共同生存的交互主体性。但这两种推进的可能性绝不是等值的。毋宁说,方法上正确的东西首先是持守回退的现象学的第一阶段,穿过它的整个范围,将现象学的还原的本我论开端形态纳入到交互主体还原的结尾形态中加以完成。”(Ⅵ.CM Ⅰ,S.6)

   这个从本我论还原到交互主体的还原的进程也属于“超越论的世界构造”部分,但在这里不再是历史世界或自然世界的构造,而是社会世界的构造。芬克在这里展示的是从回退的现象学的第一阶段出发进一步推进的四种可能性:本我论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笔者之所以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与现象学系统中特定阶段上的两种发展可能性有关: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在胡塞尔看来仍然可以在超越论的层面进行,尽管在此问题上芬克有不同的看法。这两种超越论学科被纳入两个具体可能的方向,即是说,在这两个方向中都包含“超越论的个体化”或“超越论的经验”可能性:超越论的发生现象学与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而无论是在前者还是在后者那里都可以用芬克的话来说:“我们在课题上所具有的始终是一个超越论的生活,它已经处在世界构造的中心”(Ⅵ.CM Ⅰ,S.65)。在这个意义上芬克给出一段总结性的文字:“哲学的真正论题是通过还原而得以开启的:在超越论生活中的综合与统一构成、习性与潜能中的超越论世界构造,这种超越论生活本身展示着一个在单子交互主体性自身共同体化的构造过程中的统一。构造性的生成、超越论的宇宙起源论、单子大全的创世活动就是超越论的要素论的通常课题。”(Ⅵ.CM Ⅰ,S.11)

   从语言角度对现象学还原以及现象学哲学的可能性问题的思考。芬克在《第六沉思》中以“现象学活动作为直言陈述”为题进行肯定性的阐释,在后期(1957年)则以“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操作性概念”为题对这个问题再次做出重审。(Fink,1957,S.321-337)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实际上胡塞尔在一个眉批中已经对芬克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操作性概念》中所做的相关语言哲学思考做过一个提前的回应。芬克在关于“超越论的方法的问题与划分”的第四节中有一个将超越论的方法论的提问的两组划分:

   “A.对在超越论的要素论中的现象学活动的生活的课题化:

   1.作为还原活动的课题;

   2.作为回退的分析活动的课题;

   3.作为‘构造的-现象学活动的课题’。

   B.对现象学活动的生活的课题化,撇开它的各个特定的作用‘方式(Wie)’,在其最普遍的作用方式中作为以理论的方式经验的、观念化的、阐释的、科学从事的课题。”

   胡塞尔对此批注说:“这段话由于模棱两可而含糊不清:这并不是两个‘问题’两个层次,若如此就是说有两个理论任务的层次了。……第一个成就是对作为要素论而现时的和习性化了的生活之揭示的前理论任务,首先应当以自身给予的方式被直观到的是这个生活;另一个被奠基的成就是在这种直观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化,而且首先是本质普遍的理论化与构成超越论方法论(构造现象学的现象学)的理论。通过它,在较低阶段上对我的现象学活动的实际生活的理论规定才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这个意义本身的有效范围当然还是成问题的。”(Ⅵ.CM Ⅰ,S.6)

   胡塞尔的这个批注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直观”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或“看”与“想”、“看”与“说”之间的关系。因此,芬克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操作性语言”一文中讨论的哲学总想跳出自己的阴影的问题,实际上还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被奠基的问题。

   五、《第六沉思》的问题与现象学运动的新开端

   芬克将上文提及的“前言手稿”夹在标题为“1932年‘超越论方法论的第12节’”的文件夹中(Ⅵ.CM Ⅰ,S.233)。在这篇“草稿”中,我们不但能读到胡塞尔对芬克《第六沉思》工作的支持和赞同态度,同时也能看到胡塞尔偶尔流露出不满并提出反驳,例如“这段话含义模糊”,而他的满意与赞许通常则仅仅表现为:“这点很重要。”随后往往就是“但还需要更为仔细的思考……”(cf.Ⅵ.CM Ⅰ,S.6,S.98,S.104)

   路福特曾说明:“如果芬克强调,在胡塞尔对‘第六笛卡尔式沉思’的说明中包含了胡塞尔就现象学的方法性和系统性所表述过的最原则性的东西,那么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这里发表的文本,因为它们所阐释的是原则相同的论题,当然是更为宽泛的。”(Luft,2002b,S.ⅩⅩⅩⅤ)这应当纳入芬克的《第六沉思》工作之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芬克所做出的另一方面重要贡献在于,通过胡塞尔的回应和补充,通过与胡塞尔的交流与对话,他自己也进一步了解了胡塞尔的相关思考和解决方案,并以此方式成为胡塞尔晚年培养的“弗赖堡现象学家”,成为如施泰因所说的胡塞尔的“生命事业的继承人”(Stein,Brief Nr.695)。二战后通过在弗赖堡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和建立胡塞尔文库,在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论述与运用上,在胡塞尔遗稿的出版上,在胡塞尔传统的维护和发展上,芬克对现象学方面的贡献并不亚于他在战前于胡塞尔指导下进行的现象学活动。他的确坚守了他的承诺:“我想接受胡塞尔的传统,但并非以正统追随的方式,而是以对胡塞尔所领受的精神推动的继承的方式。”(转引自:Ⅵ.CM Ⅰ,S.11)

   芬克的“第六沉思”手稿在二战前就已经开始对德国和法国的现象学界发挥影响,他的影响实际上要早于胡塞尔的前五个沉思的德文版。读到这部书稿的人有胡塞尔的弗赖堡学生凯恩斯、弗里茨·考夫曼、舒茨,以及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加斯顿·贝格尔和法国的越南裔哲学家陈德草等。梅洛-庞蒂在其《感知现象学》的前言中曾提到过这部书稿的存在。(Merleau-Ponty,p.viii,n.2)封·海尔曼也曾概述过他的老师芬克当时对法国现象学和欧洲现象学业已发挥的影响重要影响:“他与两位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和加斯顿·贝格尔之间有着紧密的哲学联系,他们在其现象学工作中诉诸芬克。在索邦,不仅芬克的著述得到研究,而且还设立了关于芬克著述的教学课程。”(Von Hermann,S.3)

   在其专项研究中,凯尔克霍芬曾根据鲁汶胡塞尔文库的原始资料并在芬克太太的协助下再现了“第六沉思”的法国接受史。(cf.Van Kerckhoven,1996,S.88-110。以下两处引文出自该文章的第92-95页)其中的两个现象耐人寻味,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第一个现象是,出于各种原因“第六沉思”在被贝尔格带至法国后经常被当作胡塞尔本人的文字来阅读和理解。例如,陈德草在1943年9月27日读完“第六沉思”后致鲁汶的胡塞尔文库主任梵·布雷达的信中便得出结论说:“同样真实的是,这个研究的对象就是现象学,而它无力将自己有效地论题化恰恰也就是它的真正性标志。”陈德草在这里实际上将一部“现象学的分歧论著”等同于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论著。

   这种情况导致梵·布雷达需要一再地做出说明:将“第六沉思”视作胡塞尔的手笔乃是一种误读。比如他曾在读完《感知现象学》后于1945年12月17日致梅洛-庞蒂的信中表达过自己对此的担忧:“我觉得,您的著述受‘第六沉思’的影响过深。它是由欧根·芬克而非胡塞尔编撰的。这部著述以及同样还有芬克在《康德研究》上的文章,从根本上说都是对胡塞尔思想基础的一种批判,尽管作者很懂得隐藏他的异议,而胡塞尔在其闪光的天真性中并没有予以留意,至少没有留意那篇康德研究文章究竟关系到什么。”⑦这里需要注意,梵·布雷达对芬克的这种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评价,即他刻意隐瞒自己的胡塞尔现象学批判,乃是与前引的芬克本人的说法正相反对的。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芬克的“第六沉思”一共包含12节,而当时在法国哲学界流传并发挥影响的仅仅是前11节。芬克在题为“1932年‘超越论方法论的第12节’”的文件夹上特别标注说:“贝格尔教授将第1至11节带回法国,它们在许多著述中被引用。”(Ⅵ.CM Ⅰ,S.233)即是说,这个第12节在“第六沉思”于1988年发表前从未离开过弗赖堡。而且,按照凯尔克霍芬的说法,若不是芬克太太重新发现在装有胡塞尔阅读过的“第六沉思”手稿的文件夹中的这个第12节的文本连同两个“前言”的草稿,那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第六沉思》文稿很可能仅仅会由流传到法国的那11节所组成。(cf.Van Kerckhoven,1996,S.96)

这里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引发人们的好奇:为何芬克仅仅给了贝格尔前11节,而将最后的第12节“‘现象学’作为超越论的观念论”扣留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什么样的顾虑使得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要在第12节的内容中才有可能找到。

   在第12节的一开始,芬克便指出:“随着这一章论题的提出,我们显然已经走出超越论方法论的问题域。”(Ⅵ.CM Ⅰ,170)就此而论,第12节已经不是“第六沉思”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属于凌驾于“第六沉思”之上的一个反思和总结。

   这一节标题中的“现象学”被加了引号,这是因为芬克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与“观念论”一样,不是一种教理,而是一种哲学思维活动。芬克在这里写道:“就其本身来看,现象学活动(Ph nomenologisieren)既不是一种‘观念论’,也不是一种‘实在论’,也不是任何一种其他立场性的教理,而是超越于所有人类教理之上的绝对者的自身领会(Sichselbstbegreifen)。”(Ⅵ.CM Ⅰ,S.170)芬克将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和“观念论”理解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一节的接下来的文字便围绕这个论题展开。需要留意,胡塞尔在这一节中留下的批判、评论与修改建议相对于其他各节而言是最少的,甚至可以说,胡塞尔对这个第12节几乎未作补充和修改。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说,芬克将他的“第六沉思”的第12节保留下来的两种可能的理由都在于,他认为或者他不认为这一节中对超越论的观念论的原则性解释是他的原创或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他的动机解释最终需要根据我们对这一节的论述的原创性的评判来进行。

   无论如何,通过芬克(连同兰德格雷贝、梵·布雷达、英加尔登、帕托契卡等人)的努力,二战后现象学的研究一方面在德国得以继续维系并有所发展,另一方面也以各种形式在法国哲学界产生影响并得到接纳,形成了法国现象学的重要思潮和持续几十年的运动。梅洛-庞蒂在其于1951年1月31日致芬克的信中已经透露说,他在芬克的早期研究中已经“预感到了原创的哲学家,而非胡塞尔的注释家”(Van Kerckhoven,1996,S.96)。这与胡塞尔对芬克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芬克作为同思者是异乎寻常的,作为助手是不可用的”。(Hua Brief.Ⅸ,105)

   芬克的“第六沉思”构成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至少构成了里程碑。“第六沉思”之后的“现象学”,尤其是法国现象学,已经带有或深或浅的芬克思想印记。与黑格尔对康德的体系与方法的转化相似,也与海德格尔将名词的“现象”之学向动词的“存在”之论的转化相似,芬克将名词的“现象学”转向动词的“现象学活动”。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后来法国哲学家大都偏好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所谓“3H”的原因所在。凯尔克霍芬用一个疑问句来表达这个原因:“现象学是否最终还是被思辨性的思维所传染,而且这甚至是出于它本己发展的最内在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现在强迫现象学跨越出我们的共同经验本身的内涵?”(Van Kerckhoven,1996,S.96)——这始终还是一个问题,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⑧

   注释:

   ①这里也可以参考塞巴斯蒂安·路福特对胡塞尔的系统学(Systematik)诉求与方法学(Methodik)诉求之间关系的说明:“‘方法学’与‘系统学’这对概念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分离的反思层次,而是在后期胡塞尔的许多表述中一口气地被提到;这里既形成了胡塞尔的哲学自身理解方面的主要诉求,也形成了现象学关于自己的自身阐明方面的主要诉求。”(Luft,2002a,S.2)

   ②关于胡塞尔的《笛卡尔式沉思》的写作、芬克与胡塞尔的合作以及芬克对《第六笛卡尔式沉思》的撰写,可以参见笔者的两篇文章:《胡塞尔〈笛卡尔式沉思与巴黎讲演〉(1931年)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倪梁康,2019年),以及《欧根·芬克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命交集与精神关联》(待刊稿)。

   ③在1945年2月为作为任教资格论文提交的第六沉思的“前说明”中,芬克提到,胡塞尔想将这个第六研究加入《笛卡尔式沉思》,“以便通过一次共同的发表来表达我们的合作。”(Ⅵ.CM Ⅰ,S.184)

   ④这个“布局”草案的德文本首先刊载于耿宁为其所编《胡塞尔全集》第十五卷所撰的“编者前言”中(Hua ⅩⅤ,S.ⅩⅩⅩⅥ-XL),后收入芬克的《第六沉思》的第二部分补充卷(Ⅵ.CM Ⅱ,S.3-10)。该布局的中译文刊载于笔者《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倪梁康,2016年)论文的“附录二”中。

   ⑤芬克的论述在许多地方都是以提问-回答的方式进行的。“在芬克那里让我感到异常敬佩的地方在于他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提问之艺术。”(帕托契卡,2018年,第282页)但胡塞尔在《第六沉思》的眉批中有时还是会忍不住地写道:“不要太多的问题!”(Ⅵ.CM Ⅰ,S.18,Anm.24)

   ⑥芬克在《第六沉思》中并没有使用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研究文稿中曾在时间意识分析上使用的“纵—横意向性”这对概念来标示这两个方向。而且事实上胡塞尔本人也很少使用这对概念。但它们的确与这两个方向相符合,而且非常适用于对这两个方向的规定。

   ⑦“《康德研究》上的文章”是指芬克撰写的“处在当前批判中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胡塞尔对该文的评价是:“我仔细通读了这篇文章,而且我很高兴现在能够说:其中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完全占为己有的,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明确认作我自己的信念的。”(Husserl,1933,S.320)

   ⑧本文截稿之时,笔者收到乌珀塔尔理论哲学与现象学讲座教授施奈尔(Alexander Schnell)的通报与邀请:乌珀塔尔大学精神与文化科学系正在筹建“欧根·芬克中心”,欢迎有意者参与合作,促进芬克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倪梁康,1998年:《胡塞尔哲学中的“原意识”与“后反思”》,载《哲学研究》第1期.

   [2]倪梁康,2016年:《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载《哲学分析》第1期.

   [3]倪梁康,2019年:《胡塞尔〈笛卡尔式沉思与巴黎讲演〉(1931年)的形成始末与基本意涵》,载《现代哲学》第1期.

   [4]帕托契卡,2018年:《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商务印书馆.

   [5]普莱斯纳,2018年:《于哥廷根时期在胡塞尔身边》,倪梁康译,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商务印书馆.

   [6]Fink,E.,1957,“Operative Begriffe in Husserls Ph nomenologie”,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Bd.11(3).

   [7]Fink,E.,1966,“Vergegenw rtigung und Bild.Beitr ge zur Ph nomenologie der Unwirklichkeit”,in Studien zur Ph nomenologie 1930-1939,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8]Fink,E.,1988,Ⅵ.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Teil Ⅰ:Die Ide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herausgegeben von Hans Ebeling,Jann Holl und G.van Kerckhoven,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Ⅵ.CM Ⅰ)

   [9]Fink,E.,1988,Ⅵ.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Teil Ⅱ:Erg nzungsband,Texte aus dem Nachlass Eugen Finks(1932) mit Anmerkungen und Beilagen aus dem Nachlass Edmund Husserls(1933/34),herausgegeben von G.van Kerckhoven,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Ⅵ.CM Ⅱ)

   [10]Geiger,M.,1928,Zug nge zur sthetik,Leipzig:Der Neue Geist Verlag.

   [11]Husserl,E.,1933,“Vorwort von Edmund Husserl”,Vorwort zu Eugen Fink,“Die ph 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Edmund Husserls in der gegenw rtigen Kritik”,in Kantstudien 38.

   [12]Husserl,E.,1959,Erste Philosophie (1923/24).Zweiter Teil:Theorie der ph 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Husserliana Ⅷ,hrsg.von R.Boehm,Den Haag:Martinus Nijhoff.(Hua Ⅷ)

   [13]Husserl,E.,1968,Brief an Roman Ingarden,Phanomenologica 25,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14]Husserl,E.,1973,Die Idee der Ph nomenologie.Fünf Vorlesung,Husserliana Ⅱ,hrsg.von W.Biemel,Den Haag:Martinus Nijhoff.(Hua Ⅱ)

   [15]Husserl,E.,1973,Zur Ph 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 t.Texte aus dem Nachlass.Dritter Teil:1929-1935,Husserliana ⅩⅤ,hrsg.von Iso Ker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Hua ⅩⅤ)

   [16]Husserl,E.,1984,Logische Untersuchungen.Zweiter Teil:Untersuchungen zur Ph 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Husserliana ⅩⅨ/2,hrsg.von U.Panzer,Den Haag:Martinus Nijhoff.(LU Ⅱ/2)

   [17]Husserl,E.,1991,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 ge,Husserliana Ⅰ,hrsg.von S.Strasser,Dordrecht/Boston/Londe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Hua Ⅰ)

[18]Husserl,E.,1994,Briefwechsel,10 B nde,in Verbindung mit 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Schumann,hrsg.von K.Schuhmann,Dordrecht/Boston/Londe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Hua Brief.)

   [19]Husserl,E.,2002,Zur ph 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26-1935),hrsg.von S.Luft,Dordrecht:Springer.(Hua ⅩⅩⅩⅣ)

   [20]Husserl,E.,2002,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Vorlesungen 1922/1923,Husserliana ⅩⅩⅩⅤ,hrsg.von R.Bernet und U.Melle,Dordrecht:Springer.(Hua ⅩⅩⅩⅤ)

   [21]Kern,I.,1964,Husserl und Kant.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 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Phaenomenologica 16,Den Haag:Martinus Nijhoff.

   [22]Landgrebe,L.,1961,“Husserls Abschied vom Cartesianismus”,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Vol.9,No.2/3.

   [23]Luft,S.,2002a,Ph nomenologie der Ph nomenologie-Systematik und Methodologie der Ph nomenologie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Husserl und Fink,Phaenomenologica 166,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4]Luft,S.,2002b,“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in Husserliana ⅩⅩⅩⅣ.

   [25]Merleau-Ponty,M.,1962,“Preface”,in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olin Smit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6]Schuhmann,K.(Hrsg.),1971,Husserl-Chronik.Denk-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Husserliana-Dokumente,Band Ⅰ,Den Haag:Martinus Nijhoff.(Chronik)

   [27]Stein,E.,2003,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Ⅰ 1916-1933,Freiburg i.Br.:Herder Verlag.

   [28]Strasser,S.,1991,“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in Husserliana Ⅰ.

   [29]Van Kerckhoven,G.,1996,“Eugen Finks Ph nomenologie der Ⅵ.Cartesianischen Meditation”,in Ph 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 Vol.30:Die Freiburger Ph nomenologie.

   [30]Van Kerckhoven,G.,2003,Mundanisierung und Individuation bei Edmund Husserl und Eugen Fink-Die Ⅵ.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 und ihr“Einsatz”,Würzburg:K?nigshausen & Neu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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