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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俊 孙保全:中华民族: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摘要:今天中国的政治文献、学术研究和媒体话语中,“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中华民族问题已然成为关乎全局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已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而中华民族地位的凸显,是由其自身具有的资源性价值所决定的。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国家构建、国家陷入生存危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不同于当代中国语境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蕴涵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具有深刻的国民整合功能,从而成为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好中华民族的这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摘要:今天中国的政治文献、学术研究和媒体话语中,“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中华民族问题已然成为关乎全局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已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而中华民族地位的凸显,是由其自身具有的资源性价值所决定的。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国家构建、国家陷入生存危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不同于当代中国语境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蕴涵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具有深刻的国民整合功能,从而成为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好中华民族的这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国家发展;社会政治资源;国民整合

   作者简介:范俊,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孙保全,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华民族”是今天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主流媒体乃至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概念,其出现范围之广、频率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华民族被如此凸显,与国家决策层的重视分不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不仅屡屡出现于最高决策文件中,而且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被写入了宪法。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决策层对中华民族的重视是有特定指向的,从而使得今天的中华民族问题具有了特定的涵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把“中国梦”界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了中国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振兴的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也被放在国家治理制度与政策框架中进行论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用“大家庭和家庭成员”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国内民族关系调整的基本指导。在党的十九大上,“中华民族”成为论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核心概念,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党的历史使命都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论述,国家发展目标的论述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列。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自从中国梦提出以来,中华民族的界定和论述都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是在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的。因此,对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资源性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在今天被强化和凸显的根本指向。那么,中华民族本身是否具有社会政治资源的意义,是否可以作为国家治理与发展的资源来加以运用呢?问题的答案蕴涵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

  

   一、国家形态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初构

   自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开始,中国便开启了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国家发展历史。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发展线索,并遵循着独特的国家形态演变逻辑,进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然而,这样的国家发展历程却于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当建基于传统农业经济的中华传统文明,同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迎头相撞之时,古老王朝的劣势和颓势便猝不及防地暴露了出来。在西方列强的诱胁之下,近代的中国人始渐开启和推动了由“器物”阶段到“制度”阶段再到“文化”阶段的社会政治变革。其中,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和转型,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突出的和最具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变革。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在多种文明的竞争和碰撞中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率先构建起来的现代国家制度。从国家形态演变进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核心是一整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通过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现代国家制度体系,西方国家的社会得以重新组织和管理,现代文明在一个基本制度框架中得以巩固和发展,民族国家由此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支撑。当中西方文明在历史舞台上展开对决的时候,西方的民族国家毫无悬念地胜出了,其制度机制优势也在这场对决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引发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国家制度乃至社会文明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政治上迫于救亡图存压力的锐意改革,以及思想上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和启发,使得认识、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成为时人不得不面对的时代性课题。

   而要认识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就不得不首先认识与其密不可分的“民族(nation)”;反之,如何认识“民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认识乃至构建民族国家的路径。“民族”概念正是在这样的时势下被引入国内的,此后梁启超顺应当时世界上构建民族国家的时代潮流,将其与“中华”一词相结合,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诚然,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源于认识民族国家的需要,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色彩突出的概念一经产生,便又反过来作用于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知,进而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产生了牵引性和推动性的影响。

   中华民族概念在现实中发挥出广泛而强大的动员作用,使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具备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内涵。基于中华民族概念而兴起并不断扩散化、大众化的中华民族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促使中华民族日渐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发展,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构建进程。中华民族的“醒起来”,又对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强烈期待和巨大的推动力。当然,中华民族概念所促发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与强化,进而推动民族国家认知深化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阶段性地逐步释放和显现的。

   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之初,无论是这一概念的首创者梁启超,还是作为康梁立宪派政敌的革命党人,均将其同汉族或华夏族的概念等同起来。伴随这种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按照“一国一族”认知来构建汉族的民族国家成为引领性的社会思潮。鼓吹建立汉人单一民族国家的主张,及诸如“十八行省建中华”的口号一度甚嚣尘上。当意识到这种民族观暗含着解构国家的风险时,梁启超最终在理论上作出了区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选择,这事实上是将中华民族的内涵由汉族扩充到了“国内诸族”。可以认为,正是在对西方的民族国家认知的基础上,梁启超自觉选择形成了“大民族”的观念。

   这样一种以“国内诸族”来界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为王朝国家画上了句号,构建民族国家的新征程从此开始。为实现对清王朝疆域的合法性继承,消除边疆地区的精英和民众将中华民国视为“汉人中国”的猜忌,南京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北京政府,均接受了此前立宪派主张的大民族观念以及“五族君宪”“五族大同”的构想,进而使得“五族共和”的提法大行其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概念(族称)开始得到官方、内地和边疆各界的认可及使用。袁世凯就在此时声称:“外蒙同为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一词首次见诸近代中国的官方文件。此后,蒙古贵族也主动向北京政府表示:“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共享太平”,“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成为少数民族代表较早(可能是首次)在政治文告中自称同属“中华民族”。不仅如此,各类以“中华”冠名的新事务也层出不穷,“中华民族”的受众范围日渐扩大。

   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起点上,作为统合“汉满蒙回藏”等国内各个族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及中华民族观念被接受、使用、传播和扩散,不但初步地赋予了中华民国以民族国家的意涵,而且也发挥了认同整合、族际整合和疆域整合的目的。不仅如此,五族乃至国内各族同属中华民族,并在此基础上缔造共和、同享共和,无论是在法理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使得晚清的主权领土遗产得以较为完整地继承下来,同时使得“民主”“共和”的政治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这样一来,中华民国也由此不断获得“民族”“主权”“领土”“宪政”这些民族国家构成要素之内涵,由此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时,随着“民族自决”理念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在此思潮影响下边疆的某些势力谋求独立、自治之势的日趋严峻,朝野均对“五族”的提法表现出警惕的态度。孙中山等的“中华民族同化论”思想当属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这同此前认为中华民族由“五族”构成的多元论明显不同,开始将中华民族的构建方向推向一元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蒙受屈辱,直接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国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以及强化了由此形成的休戚与共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得“中华民族”概念与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得到广泛化的传播,并逐步在社会中得到确立。正是这种更加广泛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大众化的中华民族观点,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这个历史阶段以后,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族”的观念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囊括国内诸族的中华民族而非单个族体“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已然成为政治共识。面对国内外某些势力借由“民族自决”而发出的诘难,国人已经明确提出了“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的驳斥,较为有效地缓解了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分裂危机。这种情形同晚清时期流行的“一国一族”论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表明时人对于民族国家内涵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路已经形成了更为清晰和理性的思路。

  

   二、国家危亡时刻中华民族的觉醒

   中华民族概念创制于清末,并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始被赋予国家民族即国族的内涵。然而在此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以及经常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局势,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虽持续推进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阻滞,呈现出迟缓和内卷化的态势。东北易帜的出现,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和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也由此展开。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此前王朝国家内自在的人口逐渐地实现了国民化,进而又在“中华民族”族称下实现了整体化,是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形成的两个基本方面。在此方面,辛亥革命是一个关键性事件,它将王朝国家民众从专制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加以国民化的改造,引导他们祛除依附于强权的臣民思想进而逐步向同质化的国民转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宪制性文件与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由传统社会中的臣民、子民向现代社会中的国民的转变。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与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强化,以及中华民族构建进程的开启和推进,使得这些被解放出来和动员起来的新生国民,重新在“中华民族”的符号与族称之下得以组织、凝聚和整合。原本作为“一盘散沙”存在的王朝国家人口,经由国民化与民族化而逐渐结成一个自觉的民族,从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国家生存危机的克服凝聚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觉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随着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得到强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时代最强音和最能达成共识的动员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把原本有隔阂甚至冲突的社会势力凝结为“共同抗日图存”的统一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共的坚决主张和极力推动之下,中华大地上的全民族抗战随之形成。蒋介石在庐山发布的抗战声明中提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在这里,“中华民族”成为动员全民抗战的政治话语,使得“民族”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还试图通过蛊惑和扶持边疆地区民族分裂势力来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引发了国内有识之士的警惕和反思。钱穆通过考证认为,“满洲”一词实际上是日本人意图麻痹国人对东三省的领土意识而杜撰出来的;顾颉刚则认识到,日本人不但要制造“满洲国”,而且还要创造出伪“大元国”和“回回国”。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些学者开始通过理论上和话语上的重构来进行抵御和反击。1939年,受到已有社论尤其是傅斯年“‘中华民族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观点的影响,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此文并开宗明义地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此文一出,旋即在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毁誉者皆有并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问题展开了声势浩大、意义深远的激烈争论。光是针对费孝通的不同意见,顾颉刚就连作数文予以回应。最终,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统一族称的整体性民族的属性,在理论上得以确认。

   除了学界以外,政界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性民族的认识。蒋介石认识到孙中山基于“国族”基础上的“大中华民族”思想对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意义,积极主张在国家层面推动“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符号认同。他在全民抗战的特殊历史时期,提出了“宗族论”,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国内各族体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他们“实为同一民族”。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的《民族政策初稿》更是明确表示要“树立中华民族一元论理论基础”。这样来看,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点事实上成为国民政府述说中华民族的基本口径,推动中华民族向着一体化甚至是一元化方向发展的政策实践也随之展开。

   总之,在共同抵抗异族侵略的背景下,原本松散如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这个统一族称和组织形式之下,始渐凝结为一个强有力的、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样的国民整合过程,不但覆盖于内地,还波及边疆地区;不但作用于汉族人口,还作用于少数民族成员。1938年,多名边疆少数民族精英人士共同发布了《敬告全国抗战将士书》,他们在文中明确地宣称:“我们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大国族”,并热烈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类似于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发表的政治言论,在整个抗战期间可谓不胜枚举。这表明中华民族已经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体中获得了比较高的认同,并且成为动员全民抗战的有效符号和组织形式。

   到了抗战胜利之初,有学者观察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传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已经达到了“孩提之童无不善道”的地步。作为一种明确而有效的组织形式,它凝聚全民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在这个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隶属于不同阶层、不同政见、不同族体的国民迅速地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共同投入到这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社会政治运动与民族战争之中,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注入了强大活力。主权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民族在自觉基础上加速凝聚,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也得以不断增强,一个有国族支撑和整体化的国家逐渐地清晰和明朗起来。关于这样一种效应,朱自清在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的短文《这一天》中有过论述,认为从前的中国只是“若有若无”的存在,在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觉醒与奋起后,“现在确乎是有了”。他对这一转变既有惊叹,也有肯定,正是全体国民在中华民族统合下的自觉和凝聚,才使得“睡狮果然醒了”,中国也就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中国”。到内战结束以后,国家获得了主权独立,建立了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时候,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支撑的中华现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便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了。

  

   三、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再凝聚

   从民族国家的本质和形态来看,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既是中华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条件,又是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石。离开了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和发展,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自然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既是推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性资源,同时又是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基本环节和构成部分。通观近代历史,正是中华民族的觉醒、自觉和不断发展,从根本上深化了国人对于民族国家的认识,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进而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最终建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并在10月1日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与国家结合以一个国族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随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实施,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得到凸显,此前一元主义取向的关于中华民族构建理论和政策则逐渐淡出。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构建二重结构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各民族的构建全面推进,少数民族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华民族作为“民族之民族”的结构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中华各民族”统称的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实践上,经过中国共产党3次民族识别工作,56个民族最终确认形成,完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构建。与此同时,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复杂的民族问题,有效疏通和化解国内族际关系矛盾,党和国家陆续制订和实行了一系列保障和强化少数民族权益的民族政策。理论上,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长期囿于少数民族,而对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关注较少。

   这样的理论界说和政策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解决族际关系矛盾和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增进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认同,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理论与实践上过于强调56个民族的单一意涵,会带来“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的后果。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单位越来越实体化和独立化的同时,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却变得越来越虚拟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声音也逐渐增多并日渐强势。这样一来,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塑造国民整体性、汇聚国民力量、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和淡化了。中华民族被虚置和虚拟化的现象逐渐突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刻和持续地展开,中国的发展被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而得以加速推进,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地转型。然而,诚如邓小平所概括的,改革开放既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同时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由同此前历史的巨大反差而导致的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使得改革开放的开启和推进也伴随着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在这场伟大而颇具风险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更加需要动员起全国人民从而形成一个凝聚的整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攻坚克难的力量。而此时,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此前依靠阶级斗争及一系列政治运动而形成的国民动员和整合机制,已经逐步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与相应功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曾在挽救国家危机和民族危亡中发挥过根本性作用的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将全体国民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整合功能,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族际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演变,通过对自己科研历程的回顾和反思,费孝通率先把中华民族问题又一次凸显于世人面前。

   费孝通在回顾和反思20世纪50年代围绕“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时指出:我国的民族研究基本上是把少数民族作为对象而不包含汉族,过分突出了“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容易忽视“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基于这样的反思和认知,费孝通再次把民族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中华民族本身上来,继而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而产生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承认和肯定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存在于56个民族“多元”基础之上,再次强调了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中华民族问题再次受到重视,围绕中华民族而展开的讨论和研究也丰富起来,并长期聚焦于“多元”还是“一体”,以及“实体”还是“复合体”等方面,客观上也再次唤醒了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有利于新形势下有效地遏止中华民族虚拟化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后,政治学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在国家视角和国家立场之下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再认识和再界定,厘清了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界限,重新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国家性质,进而将中华民族的研究置于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华民族的研究开始超越于“多元”还是“一体”的表面化争论,转而在更本质的和更深刻的层面上展开。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国族的性质和特点越来越明晰并受到认可,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也随之更加全面、深刻、准确,从而又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和增强。

   与此同时,执政意识日渐增强的中国共产党,也愈发重视中华民族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基础性意义。江泽民在1998年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了“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此后,他又在1999年政协会议期间看望香港地区政协委员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一个主要是经济实力……二是要有一定军事实力……还有一个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国力。”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被列为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13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党的十六大修改的党章中专门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表述。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的论断,把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此后,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还将“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表述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并把“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看作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国家决策层一系列明确而断然的表述,将中华民族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全面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地位,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汇聚国民力量、支撑国家发展的资源性价值的重视。国家也正是通过中华民族意识的再唤醒以及中华民族的再巩固,既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全面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而成为推动和支持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深厚力量。

  

   四、“中国梦”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持续而快速地推进,国家发展逐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提出过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从1991年到20世纪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再翻一番,达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大幅攀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的速度在令世界惊叹的同时,也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实施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宽广,前景更加广阔,为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在此条件下,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

   但是,今天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处于一个空前复杂的局势之中。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国家活动范围的拓展,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整体格局的影响日渐突出。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正在难以遮掩地呈现于世人面前。于是,随之而来的遏制中国崛起的国际势力及其采取的战略活动也越来越凸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倡导和推动建立的国际秩序正在悄然改变,国际形势空前复杂并且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中国自身在整个社会全面的结构性变化和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机制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持续而全面的展开,国家在治理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增多。从总体上看,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处于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国民的整体化、国民的团结、国民共识的凝聚,以及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团结,对于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意义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这些因素的形成、维持和巩固,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中形成共识、加强团结,对于孕育国家力量、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对于增进国家认同、巩固国家道义基础、维护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和抵御分裂主义势力,以及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整合全球华人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环节,因此成为推动国家崛起、克服危机的必要条件,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形势,再次将通过中华民族建设而推动国民整体性建设和汇聚全体中国人力量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在上下5000年历史演变基础上经由百年构建而成的中华民族,是具有广泛动员能力和凝聚能力的文化标识与政治标识,更是蕴涵着强大而持久整合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华民族在国家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已经屡次在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得到印证。每当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发展基础性资源的属性和意义,就会被时代凸显出来。

   今天,在实现国家崛起的关键节点上,唯有中华民族才能担负起历史和现实所赋予的伟大使命。这也正是国家决策层把中华民族凸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资源加以运用的根本原因。在此逻辑之下,中华民族的界定和论述也更为紧密地同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结合在一起,并在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中加以展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成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描述方式。此后,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讲话中直接用“中国梦”来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逐渐成为时代共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作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判断。党的十九大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列为会议主题,并且在界定论述新时代的内涵、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论述党的历史使命中,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重要内容。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发展目标之一被正式写入,赋予了其根本法治地位。

   在中华民族同中国梦的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达成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及中华民族的巩固和一体化重新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民族”的国民共同体内涵得到凸显,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价值也远远超出了民族工作的范畴。正因如此,国家决策层在治国理政多个维度的话语阐释上,都开始注重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的运用,由此对建设一个巩固、一体化和强大中华民族的时代诉求给予了有力回应:

   一是,高频率地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来阐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主题,确认中华民族和各民族之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强调加强民族团结,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二是,发掘中华民族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作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论断,注重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道路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强调要充分吸收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以及运用5000多年来积累的伟大智慧,用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

   三是,在论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关系以及海内外华人关系时,强调中华民族的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激发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重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提出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倡导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

   四是,从“民族”的角度来阐发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的外交理念及全球治理理念,突出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精神世界,和中华民族主张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历史传统,说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其他国家民族发展梦想的内在一致性,以此在国际上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凝聚共识。

   从中可以看出,从处理族际关系、开展民族工作,到发掘治国理政的文化软实力以及界说海峡两岸关系等,再到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都涉及中华民族所蕴含的有利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资源性价值。中华民族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希望,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是整体性、根本性和无可替代的。而这种基础性资源发挥作用,又是以一个高度凝聚和一体化的中华民族作为前提条件的;没有巩固的强有力的中华民族,也就谈不上发掘和运用中华民族的资源性价值。反之,中华民族建设得到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一体化不断得以巩固,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结语

   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自在’与‘自觉’两个阶段性特征。”在数千年的王朝国家时代,国内各个族类群体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在”的中华民族。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在中国社会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以及国家形态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华民族逐渐从“自在”状态走向了“自觉”阶段。因而,对于中华民族的族体属性,必须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下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会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认知,尤其是准确认识到中华民族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承载的功能。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近代以来,每当国家发展步入新的关键节点,中华民族都会被拉抬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观念都会得到广泛传播,中华民族的构建也会随之不断推进。

   从中华民族概念出现以来100多年这样一个历史长时段来看,中华民族从概念(族称)的形成、实际的构建过程及其作为实体的存在,皆与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基础性的社会政治因素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成为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性因素。离开了中华民族的构建及其作为民族实体的作用的发挥,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国家构建和国家发展都无法得到完整而准确的说明。

   今天的中国,近代以来形成并不断推动的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即将完成,承载着千年梦想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和更有能力实现。在这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对中华民族的倚重更加突出也更具有实质性,中华民族对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资源性意义更加突出。在通过全面而有效的国家治理而达成国家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掘和运用中华民族蕴涵的社会政治资源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不可或缺。

   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社会政治资源的意义,是由中华民族的本质决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民族,即“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的“民族”(nation)。这样一种以国民整体为基本形态、与现代国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影响世界近代以来几百年历史发展的民族,蕴涵着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和国民权利保障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将散在的人口在国家框架内整合并以特定身份组织起来的制度化形式,即基础性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此种现代民族之中国类型的中华民族,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具有于民族国家框架内在人口国民化基础上将其组织为一个整体的内涵。中华民族所蕴涵的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机制,是其能够成为国家治理和发展资源的根源所在。

   中华民族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具有基础性影响的社群形式,对其形成完整而准确的认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学界必须承担起的历史责任,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研究的核心任务。当代中国在长期民族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观根深蒂固,但为此提供基础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事实上并不包含对汉族的研究”,其本质上还是一种少数民族观。若以此为基础来研究中华民族和指导中华民族复兴,势必难以达成完整准确认知中华民族的理论与实践目标。因此,形成一个宏大的现代民族观,是达成中华民族研究目标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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