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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 杨雄威:从史料阅读中发现问题

   徐进:我们这一讲是讲我们如何选题——如何在史料阅读中选题。我们将以四个案例来展开我们的讲解。我们都知道历史学的选题和其他学科一样,一般都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进入,其好处就是我们通过阅读已有文献来发现问题,然后进入研究,那么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这样一种路径是通常的路径,但是有时候进入研究中就会发现史料不足。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如何从史料阅读中发现问题,这个时候你发现史料是足够的,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所研究的问题。这两种方式是交互进行的。

   徐进:我们这一讲是讲我们如何选题——如何在史料阅读中选题。我们将以四个案例来展开我们的讲解。我们都知道历史学的选题和其他学科一样,一般都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进入,其好处就是我们通过阅读已有文献来发现问题,然后进入研究,那么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这样一种路径是通常的路径,但是有时候进入研究中就会发现史料不足。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种方法是:如何从史料阅读中发现问题,这个时候你发现史料是足够的,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所研究的问题。这两种方式是交互进行的。

  

   徐进:一、从问题、冲突、风潮中寻找题目案例:1.建国初北京房租暴涨风潮案例 2.1930年上海药业安插失业风潮

   二、从高频关键词寻找题目案例:1.民初政治的猜嫌疑忌特征案例2.晚清政府的媚外形象

  

   杨雄威:抛开史料足不足这个基础性问题,从我个体的经历来说,实际上很多研究的展开,一开始对学术史根本没有什么了解,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兴趣点,对某个你感兴趣的点进行深入拓展和研究,你自然就会去关注这个学术史,这也是另一种我想要强调的情况。

  

一、探求焦点的张力

   徐进:所以其实从以上的讲解中就知道,在历史学研究中,你要发现问题,而且你要有足够的史料,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我记得原来在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档案讨论班时,曹树基老师讲过两句箴言:有足够多、足够好的档案,就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后面我们也会对这句话具体展开分析。

  

   杨雄威:学术史与史料阅读的关系。

  

   徐进:我们知道我们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我们大致的议题,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议题就是我们选择的题目。议题的选取只是我们从浩瀚的、包罗万象的、各种各样的方面把它缩小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我们论文的议题不是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呢?历史研究一般讲的也是5个W,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何事,是何问题,进而我们会问如何发生的,到最后我们会追问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的、传统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党史研究,包括近代史研究。我们往往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是什么,就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近些年研究的转变:历史学首先弄清是什么,而不是马上进入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一些学者杨奎松老师,茅海建老师。他们都倡导“史实重建”的思想理论,其实也就是针对我们以前的研究中跳过是什么而直接进入为什么的这一弊端而提出。

  

   杨雄威:徐老师讲的是一个选题问题,问题当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学术史和史料的关系。回过头来就说选题吧,现在不管是硕士,博士,还是青年教师,由于学术体制的原因,总是要写论文吧!而你要写论文的话,必须要有题目,所以肯定是要面临一个选题的问题,而这个选题会让很多同学感到束手无策。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上一个学期我们学校一位硕士做开题报告,他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国近代会计师职业兴起的原因》。我看完这个题目登时就有些恼火,我就说:你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题目来?近代的会计师这个制度也好,职业也好,它到底有没有兴起还两说呢?你就在探讨他的原因了?而原因这种东西它本就是就是漫无边际的。一个个体是难控制的。这个学生在听我们讲的时候,一脸的不服气,最后人家说我这是有理论的。我就问:你这是什么理论?他说林毅夫曾经提到过,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诱制性的,就是诱发性的;还有一种是内生性的,他讲的振振有词。那我就接着问他:那好你用了林毅夫这个理论,那你和这个理论有什么对话呢?你再退一步讲,你通过这个理论又发现什么历史呢?我这么一问,他就答不上来了。那实际上,不只是这位同学的题目不靠谱,甚至有一些时候很著名学者也会有这种尴尬。我举一个学术史上很有名的掌故:有一天,胡适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学生罗尔纲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这一篇文章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清朝人他是重利而不是重名。胡适读完之后就写信骂罗尔纲。他说你这是旧式文人的胡说,而我们现今需要的是现代学者的论断。“胡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看来,清代人到底是不是重利都是一个问题呢?而你是不能够直接讨论清代重利的原因的。这种研究怎么能实证呢?你看,罗尔纲这样的大学者都会有选题的问题,我们不会选题是情有可原的。当然,会选题目的话是很好的,下面根据我和徐老师的亲身经历与大家分享一下选题的心得。

  

   杨雄威:有请徐老师进入第一个案例。

  

   徐进:刚才杨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你去追问原因的时候,往往是社会科学式的,社会科学非常注重因果论断,那么历史学首先是要搞清事实是什么。胡适和罗尔纲的掌故中,胡适批评罗尔纲的是:罗尔纲要探讨的是清代人重利的原因,而对于胡适而言,清代人重不重利,这本身就是一个尚待考察的问题。这也呼应了我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之前的党史研究上来就谈原因的问题,谈原因的那个事件的历史事实搞错了,所以八十年代以后党史研究就有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我们二十年以来的研究特别强调对历史事实的清理。比如杨雄威老师很多开拓性的研究都是对事实的考据和清理。

  

   徐进: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例子是我本科学生的论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这个刊物上。他的研究路径是有一般的提示作用的。我们刚才讲的要从史料中进入问题,那么在阅读史料中,你怎样发现问题呢?我现在提出一个原则,你要去寻找史料中大量出现的,而且往往是所谓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有时候是冲突和风潮。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时,你就要提示自己,比如说所谓的房租暴涨、租房难,这是建国初期北京房租赁借史上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你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难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呢?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当时的北京政府和当时的中共是怎么样解决的呢?

  

   徐进:那么我们发现初期房租暴涨、租房难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的是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共认识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认识当中我们就要特别地注意,一个是依据时间性的脉络去考察,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对成因要进行辨析,比如说,一开始房租暴涨、租房难的问题,中共认为是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造成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只信这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到底是什么呢?而很快中共就发现不是这个原因,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会发现中共的认识有一个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中共发现建国后,我们仿效的是苏联的建制,建立庞大的政府,很多的部,很多的工作人员这时候大量地进京。所以到1950年以后,屡次爆发房租飙升的风潮。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提示我们:历史学研究很多时候要对史料进行辨析,不能被史料牵着你的鼻子走,而要自己主导史料。历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研究贡献、研究创新有一个就是重构史实,重构史实就是你对史料的辨析,或者用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是通过梳理不同的说法和冲突的说法而得来的。

  

   杨雄威:“重要”是徐老师的切入点,重要不重要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当时确实重要,或者当时人们认为重要;二是从研究角度看,它能够带出多少重要的信息来。

  

   徐进:我们得特别地注意所谓的问题。刚才讲了论题并不是问题,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个议题是当时出现的难点,中共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这个背后我们从学术史上能引出什么样的问题?比如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中共解决房屋问题的时候,一开始它希望通过国家搞房产公司,去建立公有的房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快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为什么会被搁置呢?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就进入了战时财政,财政非常紧张,所以就没办法解决房屋租赁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仅仅研究的是一个小问题(房屋管理的问题),但是它是和历史大事件互相关联的。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也在影响着中共解决房屋问题。另外我们还可以引出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这个时候中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政府人员?在延安时期是尽量精简的,而且我们也曾经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臃肿。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人员还这么多?这就可以引出建国初期我们学习并仿照苏联政府的体制,苏联政府比较臃肿,也是因为大量的政府干部人员涌入,所以导致了房子的缺乏。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制度,哪些是从苏联借鉴来的,哪些又是中共从自己的革命传统中带来的?

  

   杨雄威:关注冲突这种非常态的东西,就是因为它能搅动历史的信息。为什么我们首先向同学们推荐焦点、冲突、风潮之类的题目,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条新闻:日本的一个卫星接近了一个小行星,并且撞击了一下这个小行星。为什么撞击呢?就是为了搅动一些不通过撞击根本看不到的信息。这种风潮、冲突、矛盾,都能起到这种效果。我们的历史是需要记载的,可是我们对于常见的现象反而不记载,所以那些被记载下来的都是不常见的历史。

  

   徐进:这也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注意个案的研究时,我们会有一个大的历史脉络在心中。在我看来,我们讲房屋问题时会发现,开始时是国家要通过建立自己的房产公司,以建立像我们今天这种的公租房(或公用的房子)来解决市场的问题。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各种原因导致其在短时期内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视角涉及到国家统制经济,一个还是市场经济。这就涉及到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以及这两种经济转换的过程。这背后的意识问题就是原来国民党的战时统制,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市场。到中共1949年建国初期是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成为以公有制为主。那么我们从房屋管理或房屋问题的角度切入,还是要关注背后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碰到租房难的问题,它一度尝试用国家的手段去解决,但是有些因素让国家的措施没有成功,所以它还是要转向市场、依靠民间。但是它后来不管怎么变,都是变成以国家为主或单位制下的形式。这篇文章只是讲到1950年到1951年,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历史研究有时候研究的是过程中的冲突或者难点是怎么样解决的。

  

   徐进:另外我要强调的还是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读了这篇文章会发现:它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北京当代历史文件汇集,也就是北京政府在1950年的这些文件。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当中,先寻找一个主体史料,如果在这些史料当中发现一些问题没有办法通过可以看到的史料去解决,才要去北京市档案馆查找档案。这也是我们做研究的基本套路:先从可以看到的史料当中寻找我们的主题,然后发现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才要通过档案馆补充资料。所以我们说的不常见史料就是指的档案馆史料,去档案馆通过介绍信看目录,然后工作人员给你调阅。这种档案材料我们认为是不常见史料。凡是已经出版的档案史料集、日记、报纸,我们都认为是常见史料。

  

   徐进:请杨雄威老师总结一下。

  

杨雄威:徐老师的这个案例从冲突入手,展示它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过程当中会涉及到一些侧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尤其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它是一个方法。经常有前辈学者对我们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选不出题目是因为你缺乏问题意识,那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呢?有时候解释半天我们也不一定能掌握,这个案例的特点就是它直接去面对“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打引号的,这和问题意识还不能划等号。徐老师刚才也提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说没有问题意识吗?那现在我直接让你面对问题:这样一个房租暴涨的问题,我们就要试着分析分析。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注意的东西,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题目你似乎容易找到,但是里面还是会有涉及一些史料解读、论证方向等问题。

  

   徐进:对,这时我们面对的所谓的现实中的难题和我们说的学术史中的问题还是有所区别的。

    

   杨雄威: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也有几个问题,就和徐老师刚才举这个案例也是一样的。也是因为碰见了一些问题、冲突、风潮,就想着关注一下,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呢?当然我想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问:历史上这些东西很多,怎么我没有停下来问,我也没有写出论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面肯定有一定条件的,除了史料这个条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徐进:当我们把小的问题分解以后,我们就会说:房屋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国民党时期的通货膨胀吗?还是政府人员过多?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疑问。共产党是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它在解决当中遇到了什么难题?这个办法不行,它又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了吗?这个时候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是它自身的思想认识?还是财政制约?抑或是其他问题?这一切都应该纳入到我们讨论的过程中。

  

   杨雄威: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几年前读1930年报纸的时候,就发现了上海存在一个药业风潮问题。当时药店的老板和工人直接发生冲突,老板不断地解雇职工,职工就不断地罢工,要求安插这些失业工人。这个事是越闹越大,从上海市市政局到上海市政府,再到国民党中执委,包括蒋介石等一些政要都参与进去了。我倒不是因为蒋介石才关注这个题目的,而是因为我当时看这个报纸时,注意到他的一个版面特别戏谑,有好几段大字报式的广告,上海的中药店老板和上海的职工都在同一个版面互相攻击,互相谩骂。

  

   徐进:杨老师这篇论文已经完成了,叫《革命的余波:1930年上海药业风潮研究》,发表在2017年第5期的《史林》上。杨老师一般是逆来顺受,指哪打哪。这样的人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关注风潮、焦点之类的问题。我是不做这样的研究的,我遇到这种矛盾、冲突、焦点都交给我的学生来做。

  

   杨雄威:在1930年3月份的上海《申报》有一个版面,出现了一个集中的大字报的现象:一个是上海中医药老板,一个是他们的职工。我念一下上海市药业职工的一则广告:《上海市特别药业职工谨告》,①药商反对安插失业工友就是反对党部政府的命令;②药商反对安插失业工友是受了共产党的愚弄造成阶级斗争的危机;③安插失业工友是解决民生问题避免阶级斗争的唯一良法。反对安插失业工友便是反革命;④誓死反对不接受安插条件的药商。这些文字当时对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同时也很反常的。就像“反革命”三个字是中共的习惯用语,而这段话是职工针对资本家的说的,它语言上整体呈现的战斗风格,竟然出自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

  

   徐进:我们比较重视矛盾、冲突,也比较重视反常。比如说有一个反常就是:徐进老师历史研究做得还不错啊!那怎么老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啊?这就是一个反常。

  

   杨雄威:而且这里面的细节咋一看,它也很蹊跷。他说“资本家受到共产党的蛊惑”,肯定会觉得困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么几条广告,从形式到内容,触发了我一个兴趣点。所以我就花时间梳理这些东西,然后去写了这么一篇论文。当然这个过程出人意料的漫长,因为有时候会发现:事情它就这么个事情,可是到底该怎么叙述?到底该挖掘历史的哪些方面?到底主体是什么啊?到底跟谁去对话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你都得考虑进去。

  

   杨雄威:那就是说你现在兴趣点是有了,可是你的兴趣点的学术价值在哪里?跟药业风潮相关的史料,它可能指向了多个历史的侧面,但是最终你的主题在哪里?那我觉得最终你的学术价值在哪里,你的主题才能定在哪里。那你回头来看,你说我为什么那几个广告词它新鲜、反常、蹊跷呢?那就是我对当时的历史知道的太少了,其实跟它对应的背景,就是在大革命结束后最初那几年。上海的国民党仍然保持一种革命状态,他在工人运动当中有一个明显的体现。

  

   徐进:药业风潮持续了很多年,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反常的地方,我们一般认为资本家很厉害,工人很弱。这个时候药业工人就能持续和资本家作斗争,那么工人怎么会这么强?就像英国史学家汤姆森所说:英国这个地方,药业工人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我们知道阶级不是天然而有的,是必须有共同的意识才可以。这种共同的意识或认同积聚成一种力量,它才是真正成为一个阶级。

  

   杨雄威:这个广告词,它所关联的历史背景,它从学术角度来说它不新鲜了,它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学术价值了,所以我就必须进一步去挖掘它。后来我就注意到裴宜理(美国人)的论断,他在《上海罢工》这本书里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论断,他把1927——37年的上海工运概括为保守主义时期,之前当然是激进时期了。这个论断给了我启发,那我对应的问题就是关注这个转向的过程,它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说一个革命的地方党部,怎么变得不革命的?地方党部是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还是说受形势所迫。它会束手就擒吗?

  

   徐进:马克思对阶级的解释我们从小学到,一般是在经济或生产中掌握资料或地位来看的,比如说,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在机器化大生产中不掌握生产资料。他从事机器劳动就是工人阶级。这是从经济条件,但是马克思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过,法国的农民不成为一个阶级,他们每个人都像马铃薯(土豆)一样,每一个人都太相似了,他们没有形成阶级,那么这里面就引出了:阶级是这些农民必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

  

   杨雄威:我觉得这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药业风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至少让我们去观察当时的各种权利关系,以及上海社会的一个经济状况。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史料片段触动了我,然后我就着手开始去做,这个过程当中我经过一些摸索,也走了一些弯路,最后终于锁定了一个主题,这样的话论文就出炉了。再回头来看一个选题,不在于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冲突、风潮,而在于那段历史确实触动了你什么?这是我对这个案例的一个结语。

二、讲述关键词背后的学术故事

  

   杨雄威:请徐老师进入第二部分。

  

   徐进:大家听到杨老师讲解到这里,我们开始注意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焦点的故事,它们只不过是像故事一样吸引力这不够,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学术的故事,学术的题目要对应一个学术史,对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和谁在对话,才构成你写这篇文章、这篇个案的理由。

  

   杨雄威:对,一是先有触发点,二是以学术对话落地。

  

   徐进:在我看来,我和杨老师是心心相通的。在我看来杨老师这篇文章,药业风潮他面向的一个问题和裴宜理的一个问题意识有关的。裴宜理认为1927——1937年之前原来工人阶级、原来地方党是激进的、革命姿态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变成保守了,这是她一个笼统的判断,杨老师这个药业风潮的文章就是来展示,通过药业风潮这个事件来看所谓的激进到保守的过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徐进:当然我以为和杨老师是心灵相通的,也可能是对杨老师的一个误读了。那么上面两个案例我做一个小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特别强调寻找矛盾、冲突、风潮、焦点。那么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容易或要去关注?因为有矛盾的地方首先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它会有大量的史料出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自觉提醒自己,真正的历史中往往“常事不书”,写到了的焦点不一定是常见的状态,我们要有自己的提醒。但是历史的书写还是要根据材料的,所以从操作性来讲,我们关注矛盾、焦点,还有大量的材料,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不能流于像普通人一个故事一样,在这个故事,在这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焦点的事件当中,我们要怎样找到学术史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历史的脉络中,或者大的学术史脉络中,去问问题,我们往往考察的是过程。一个是从激进到保守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啊?另外一个是房屋问题,它一开始要国有要,要私有,碰到什么难题,这是一个过程。这回答的就是我们历史研究经常问的历史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

  

   杨雄威:第一类案例强调从非常态进入。

  

   徐进: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我们第一部分是说寻找矛盾、冲突、焦点。第二部分我们就另外一个寻找问题的方式。我们就是要寻找在历史文献中(同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含有关键词、关键概念的史料。这样做是因为这样的题目有大量的史料,有可操作性,但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近代中国从1895年之后,有一个急剧的变化,用张灏的话来讲,1895——1925年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制度,方方面面都是一个转型的时代。那么在转型时代就有一些新的词语涌入,我们知道很多是通过日本这个管道(传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思考世界、我们思维是要有概念工具的,这些新词语往往就是我们概念工具,它其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思维世界,我们以往思想史研究往往是通过这样一个角度来进入的。

  

   杨雄威:新名词研究很火。

  

   徐进:那么我们进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些外来的概念,它们引入进来怎么改变我们的思维世界,或者说我们不仅仅是关注这些词语,我们往往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词语呢?这些关键词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焦点,但这样的关键词,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中所起的作用。

  

   杨雄威:不过我反倒喜欢研究不那么新的名词。

  

   徐进:我今年和去年有一个基本的想法,通过阅读史料,写了一篇随笔性的的文章《南北与猜嫌》,发表在《读书》上。就是关注到“南北”和“猜嫌”这两个当时人特别爱用的词语,当时人的观念,就把这个想法发表在读书上。发表之后我觉得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还不是一个专题性的文章,我就继续把这个想法变成实证性的论文,就是《猜嫌疑忌:民初的政治心理与政局》,已经发表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三期。

  

杨雄威:现在人们关注新名词或概念式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主要是关注和现代政治哲学相关的一些词,比如说民主、自由、共和等这些东西,而实际上在我们史料阅读当中,会经常看到一些更普遍、但是更不被人注意的一些高频词。尽管他不是在政治哲学的探讨范畴当中,可是它对于反映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有很好的帮助。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去摆脱那个概念式和新名词研究的窠臼,去拓展研究方向,哪怕它是一个旧名词,哪怕它不是来自于西方,我最近几年倒是做了一些尝试,而徐老师讲猜嫌疑忌,这也是他在阅读民初政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词,他最终把它作为一个题目,这样一个研究显然就跟过去那个新名词研究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了,但是他们相同地方都是从高频词入手来展开。

  

   徐进:同学们可以一边阅读徐老师的文章,一边来学习,这样就比较有体会。我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是对史料的阅读,在史料的阅读中我就会发现猜嫌、猜嫌疑忌、互不信任大量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史料当中。当时有一则史料,民国成立唐绍仪是第一任总理,但是很快因为南(广义上以国民党为首)北(以北洋军阀为首)之间互不信任,唐绍仪的一些行为受到批评,他就辞职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事实发生了以后,当时人就发表言论。有两段史料非常的重要,这是触发我写这篇文章最初的两段话。

  

   杨雄威:当时徐老师从中共党史跳槽到民初来,他可能信心不足,每次发现一个新问题或新材料就和我分享,搞得我对这个问题比他还清楚似的。我就根据他分享的材料有很多思考,现在平心而论民初政争的是是非非,根本讲不清的,而且基本史实也无法判断。当然史学界有些人对此进行强行考证,可是总有一些人不信服,包括我们对宋教仁案件(刺宋案)的考证,尽管很多学者做了很大的考证,可是我们私下里经常争论不休。

  

   徐进:“南北问题已无,然而市虎杯蛇,积疑生暗,南人谓北方政策有罗马恺撒及拿破仑之手段,北人谓南方拥兵有希图割据宣告独立之思想。悠悠之口,牢不可破者何也?”他进而分析“以上两种非常疑似之说”之由来,是因为武昌起义后“官之失职、士之失业者众矣”,而这一社会群体中“不得志南与北者,则怨望造谣,互相泄愤;反是得志者,则又思希荣固宠,伪为忠于所事,以售其欺”。

  

   杨雄威:我看到这段史料的时候,我的感触非常深。我就觉得这个反映了太多的历史信息。这条史料也可以放在第六课来用,就是你怎么在史料中掀出大量的信息来。

  

   徐进:其实当我们读这段史料的时候,已经展开了学术研究。这段话是同盟会的一个元老谭人凤说的。我们如果注意到谭人凤的身份,我们一般就会说:谭人凤是站在同盟会一方,他这个时候说南北问题是因为猜疑,南方认为袁世凯以后要当凯撒、拿破仑,要称帝;北方袁世凯一方就说南方不解散军队,他们是要独立。谭人凤是希望当时的中国能统一,当时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亡国之祸(中国要亡的话语)在史料中常常会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国家统一而不被瓜分。这不光是谭人凤而且是当时很多人共同的认识。

  

   杨雄威:徐老师这段史料会进一步提醒我们,去关注民初那个纷乱的政象,特别是在舆论和言说层面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背后所存在的一些机制,徐老师在他的文章中专门进行了挖掘。他注意到了民初政争当中的政治现象和心理,那干脆就研究这种政治心理本身,这样把它展示出来以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一下子能解释通了。

  

   徐进:上面的史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了,我们往往认识的很多事情在传统的近代史研究都会说,或者站在同盟会的一方说这都是袁世凯的阴谋,后来的研究都跟着这种调子,认为这是一种阴谋。我觉得类似的一种事情,因为是同盟会方面的人都说其实是因为相互的猜疑。我就有考虑猜疑在当时各种政治事件当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样的一个问号就在我心中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与我们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文化史,也是比较契合的。

  

   徐进:无独有偶,主调和之说的江苏都督程德全亦曾反思,当日“大局之危机……所误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他认为自武昌起义以来九个月,“政局递嬗,瞬息万变,凡身在局中者……殆无人无事、无时无地无身受之苦痛。而所受之苦痛,更复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甲之所受,乙固不知,乙之所受,丙又不觉。万不得已,曲求自解。于是互相责备,互怀怨望,杯蛇市虎,积幻成真,猜忌潜生,诈虞益甚”。在程德全看来,引发猜嫌的机制如下:“巧者以钩距为无上之能,悍者以激烈为最后之盾。其中阴谋浅识之徒,更利用离间播弄之手,盲从鼓噪,各有拥护,媒利藏身,涛张为幻。”(一九一二年六月)这一观察与谭人凤的见解相当一致。二者共同提示,猜嫌在民初政治中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杨雄威: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或“猜嫌疑忌”这个题目还没有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我现在自己关注一个形成专著的题目:北洋政治的一个特殊现象——狐埋狐服。意思是狐狸,把这个东西埋起来了,然后它怕别人发现又把它挖出来,然后再埋上再挖出来……实际上整个北洋时代的政治它都有这种特征,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因为相互之间的猜嫌疑忌,因为权力关系的不确定……因为上述所说的一些东西,就导致了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互相提防,互相仇视甚至走向反目。这样一个历史机制我想在我专著里面展示出来,而且我专门给它起了一个名:“狐狸时代——北洋政治研究”。我还专门限定了时间是1912到1924年。为什么到1924年?因为北洋政治作为一个模式,在1924年就已经终结了,而它的开始就是徐老师这篇论文讲的猜嫌疑忌时期。

  

   徐进:杨老师是先开始关注关键词切入的研究,我也就做了这样一个题目。当你阅读到第一个史料的时候已经有了这种敏感度,但是同时又越来越多这样的史料出现在你的眼前。程德全我们一般传统上认为他是立宪的投机官僚,当然这样一种判断本身就有很大问题的。我们要进行反思,给自己警惕。但是他也认为:这时候南北为什么有这么大矛盾?唐绍仪为什么辞职,他也说“所误者只一疑字,所缺者只一信字”。这个时候这个题目完全可以写了。

  

   杨雄威:徐老师所说的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在你的眼前,这是我在研究过程中非常深的一种体会。我想同学们也可能会遇到,当你注意到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数的相关的点就向你扑过来了,你要做的就是梳理它,然后把它推向一个纵深,自然而然地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徐进:大家如果读了这篇文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史料涌现到我的视野当中,比如说这个时候(1912年)到4、5月的时候还有一个借款问题,熊希龄当时是财长负责借款,但是他借款这个问题,人们就认为他有私心,也对他猜疑,他愤而辞职,他说你看我一心为国做事,是没有考虑党派因素的,但是你们还是猜疑我。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猜疑现象不停地出现,我们就要对这种现象(展开分析),首先它在所谓的政治人事变动中或所谓的宋案当中,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我们要做一个事实的清理,在这样一个清理之后,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问成因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和其他时候相比猜疑显得这么多?作用这么大?

  

   徐进:当然我的文章也会就这个进行更充分的论证,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为了引入问题。我想从刚才的讲述当中大家已经触摸到一个方法,就是阅读史料当中关注到重要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有很多的史料,然后围绕这么多史料的主题,开始构造自己的研究。那么接下来让杨雄威老师讲讲他的另外一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的文章——《晚清的媚外现象》。

  

   杨雄威:看徐老师的提问方式,为什么这个时候的猜嫌疑忌显得特别多?因为猜嫌疑忌在任何时代,不要说在政治领域了,在我们两个普通人的关系当中也可能会有的,但问题是当时它特别地突出。你怎么知道它突出?徐老师一个基本的操作方法就是:我大量地去看当时的文集、报纸,像章太炎、张謇、谭延闿、谭人凤等等这些人的文集,看看他们怎么判断(大量阅读当时人论说,借助他们的评估)。

  

   徐进:我个人的这样一个研究,当然我还做中共党史研究,有一部分精力还做民国史的研究,民初的研究。自己的经历也是证明了我们这个方法是互通的。我以前在做党史研究中,也用这种做论文的思维方法。我拿到民初的时候一样可以用。所以我也告诉大家,学习到这种方法是很重要的,在做论文时,一定要学习老师的思维方法。

  

   杨雄威:我来做一个总结,猜嫌疑忌这个题目的出炉过程,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在我们不断地接触这样一个关键词,不断地从各种相关的史实当中感受到这个关键词它所表达的信息,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专门作为一个重要现象来看了。实际上这个想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不仅仅关注1912、1913年的民国政治,还可以关注到1912到1924民国政治的基本状态。

  

   徐进:对从关键词的概念进入研究,我们已经展示了一个案例。我们今天主要是用案例告诉大家怎么去操作一个论文,我们后面还要讲的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在历史脉络中提问题。

  

   杨雄威:还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猜嫌疑忌的政治现象其实它可能和以往的传统政治史更关注事件本身的历史有很大的反差。而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并不新鲜了,实际上像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很多人就是研究它的一个政治文化。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或政治氛围的展示,因为政治人是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之下的,他的行为你必须把他放在那个时空氛围下去考察。

  

   徐进:我现在预报几个题目,比如《反动党八股》是中共党史中经常说的一个话,我们注意到,“矛盾累积法”它是从哪里来的?党八股是八股,那么我们就得关注到,民初、五四的时候,像鲁迅、吴稚晖他们都讲反动八股文,有大量的论述。那么中共的反对党八股和当时的反对八股文是不是存在一个思想上的渊源、联系?我们经常会讲到,毛泽东讲“我们要有牺牲精神”,那么这个牺牲精神,比如章太炎就讲: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当时我们就不应该妥协,因为没有牺牲精神,所以我们总是妥协,所以我们最后革命没有成功。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也讲过大概类似的话,这样的问题都是思想文化史上的题目。

  

   杨雄威: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案例,就是我那篇《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研究》。我首先谈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过程,简单说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触动过程,然后接下来我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准备阶段,我就要寻找大量相关的史实和论说,因为它已经是流行了一百多年的关键词了,它早已形成了常识和神话,你突然拿它说事,别人要么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要么觉得你没有办法完全说服我,我就觉得晚清政府是媚外的,如果它不媚外它还怎么着?当然偶尔我们也能看到相反的案例,有人写成质疑性质的文章,比如说探讨李鸿章这个人到底是仇外,还是媚外?人们都说他是媚外,可是有很多相反的例子说他是仇外、排外的。你这怎么解释?

  

   徐进:由于时间关系,杨老师你做个总结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杨雄威:我在准备阶段就找到了大量的资料片段,有的你看到之后会让你特别地激动,因为它特别有助于你展示一些东西去说服别人。比如说汪康年的一段话“今之诟外交官,动曰媚外,此语未圆足也。”说你现在骂外交官,动不动就说他媚外。这句话对像汪康年这种常年关注外交的人来说,这句话有问题。他说“实则吾国关涉外交之人员,并未尝以此为事,且视为极可憎厌之事。遇有事,意绪纷乱,惟以推出为第一要着,至于不能,则惟有坐听外人吩咐而已。至于平时,隔绝殊甚,同在一处之官,相见亦且不相识,何况言融洽乎?”这句话给我提供大量史料,也给我提供了信心。就是你说他媚外,但是在汪康年这么一个常年混迹官场的人,他的实际观察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官员都不愿意和外国人接触更何况说让他去拍马溜须了,甚至都不相识,你怎么讲他融洽?当然他最后一句话用了融洽,而不是媚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的,我稍后会提到。

  

   杨雄威:除了触动阶段,还有一个准备阶段,就是进入结果完善阶段,这个阶段也很多漫长。我看了那么多史料找到了无数条的条目,可是到底怎么表述出来?特别是我的第三节交集与交涉,这个相当的细微,你根本难以捕捉的。交集与交涉,我也是经过了很漫长的时段,受一些史料的启发,比如说薛福成1879年提到过“西人以交集与交涉判为两途,中国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礼貌隆洽,及谈公事,则截然不稍通融。”就是我们私下里可以关系很好,可是在公事的层面,就要公事公办了。这样一个说法,对我来说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在1900年以后,劈天盖地地骂清政府媚外的时候,人们就涉及到了“交集与交涉”的问题。我在其他阅读当中,也注意到了像民国时期蒋廷黻这样的一个说法“耆英所以御之以术,就是肯以与外夷交集。”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清议骂他媚外,因为清议要死守人臣无私交的古训。

  

   杨雄威:蒋廷黻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耆英曾经说过对外国人要用术,要阳奉阴违,蒋廷黻的解释是御之以术的“术”,就是私下里和外国人有交际,但是蒋廷黻说正是因为私人交际,那些舆论才骂他媚外。下节课我会给大家解释蒋廷黻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从我当时看来,他的这句话的历史感知已经非常差了,但是仍然给我提供了很多启示。

  

   徐进:我们讲的几个案例首先触动我们的都是跟我们既有认识,学术史上的认识不一样,是一个相异的,是一个反常的东西。杨老师的这个文章也是,我们一般人说媚外,但是汪康年作为一个曾经的官员,他说我们官员根本就不愿意和外国人接触,按我们说只有接触才能送礼,才能在某个层面上说是媚外。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我研究过一篇关于村干部贪污问题的文章。在政治运动中,很多人批评解放战争时期村干部贪污。但是我发现当时很长时间村干部都不愿意当官,逃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跟我们既有研究或跟我们运动中的说辞就有矛盾了,我们要尝试把这个矛盾梳理清。

  

三、结语:成为一流的学者

  

   杨雄威:我们做一个结尾,这四个案例实际上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就是谈冲突这种事件特别能引起我们注意力。同样的心态,对于一个初学者可以去关注那些冲突、问题、风潮;第二个就是当我们阅读一段史料,读多了会发现大量重复出现的史料,这时候也会给我们启发。

  

   杨雄威:请徐老师做最后结语。

  

   徐进:我们讲了两种方法,我觉得刚入门的同学从你研究能力的角度来考虑,你应该循着第一种方法,先从常见史料中获得一个主题史料。在阅读中产生问题,然后再查档案馆。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一年写一篇论文是可以的。那么后一种的研究,我觉得相比而言,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但是你需要掌握技巧和方法。杨老师最近几年就发了很多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相对来说,题目更有吸引力。

  

   徐进:以前强调做历史“板凳要坐十年冷”,但是现在我们的体制,我们学术生涯的发展都需要很快地发表论文。只有很早地发表论文,你才能获得信息,才能顺利地完成学业,或者上一个很好的台阶。我提议大家做后一种研究可能掌握了技巧,发表比较快,因为现在编辑比较喜欢多学科、有思想文化、有吸引力的题目。

  

   杨雄威:有的同学认为:如果做一个特别容易操作的题目,是不是就是为了新时代的学术评价体制呢?那要看怎么说了?第一,我每一个题目都不容易操作,这是我要给自己解释的;第二,做学术和应付学术体制不是矛盾的,我觉得我每一个研究出了以后,我对那个相关领域的东西都会有很大的、推动性的认知,那我觉得通过这篇论文我的学问涨了(一开始是很陌生的)。

  

   徐进:最后我再做一个总结,一句话:我们在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反常,和我们常识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研究出来。

  

   徐进:重申一样,像杨老师的这种研究也是很需要技巧的,在设计问题、篇章上都需要下很大心力。

  

   杨雄威: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与大家共勉。历史研究是比较枯燥的,它给你带来的回报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到的。所以我们在沟通、交流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激励的效应,但愿这个效应是越大、越明显越好,我们希望同学们多写出论文来,与此同时我们的学问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和那些一流的学者去交流,甚至有一天我们也成为一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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